人民的力量 你我怎样行动中国就怎样改变

　　原标题为：央视网：你我怎样行动 就怎样改变

　　当我们在感慨发展没有让所有的人跟上时代脚步，大多数人热衷沉浸在“被平均”等新鲜词语时，有人已经在向贫困孩子提供免费午餐了。邓飞等民间人士共同发起的“免费午餐”计划，从倡议到行动，起初半年多时间，就惠及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区数万名小学生，而后，国务院启动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只要计划落实，就可以惠及2600万在校学生。由个体的倡议到集体行动再到国家接手助推，我们可以看到公益行动蝴蝶效应的力量之大。

　　当我们在唏嘘地沟油、毒胶囊、问题奶悄无声息地蚕食着国人的健康时，同在一个互联网，有人在编段子“空悲切”，有人却展现出了更实际的态度。2012年5月，复旦大学研究生吴恒创办了“掷出窗外”网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搜罗各种食品安全问题案例的平台，并提供食品安全关键词等查询服务，虽然只是既有信息的再呈现，但吴恒是一个真正的行动者。

　　当“购岛闹剧”激发起国人的爱国情感时，有人裹挟了国人的爱国情怀，借着爱国的大旗做着“打砸抢”地泄私愤行为，有人却举起了善意的标语提醒开日本车的同胞绕行。理性的声音和行动，有时会湮没在非理性的一片狼藉之中，但那些声音和行动后来被证明才是国人关注的焦点，也起到了让盲从者惊醒的作用。

　　发起大型公益行动，有人会说自己不是名人，没有影响力;创办警示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站，有人会说，自己不具备那么多的时间和知识;在盲目“爱国”者中展现理性，有人会说，只不过是自己没赶上对的契机。

　　不能否认，这些理由也合乎道理，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在家庭、事业的悲欢和苦乐中前行，对自己的变化比整个国家的变化要敏感得多。每个人都知道梦有我们一部分，但哪一部分属于具体的我却难以捉摸。当我们看到别人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时，我们总觉得改变始终是那一小部分人的事情。

　　但我们往往忽视了一点，改变，并不是本身力所不及而为之所产生的奇迹，更多时候，变与不变，其实只是怎么想和怎么做之别。无论是邓飞、吴恒还是举着牌子提醒同胞绕行的路人，他们都没有做出超出自己能力的事，他们只是把常识变为信念，把信念化为行动。

　　而我们经常将常识、信念和行动亲手埋葬。我们都惧怕担心食品安全，我们也知道它危害我们的健康，这是社会的常识，但将恐惧变为习惯的我们，反而越来越麻木;我们都厌恶“送礼”、潜规则，但我们很少有人会指责在做手术前将红包塞到医生手里的行为;我们都知道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不该沉湎于“公考”之中，但无数的我们都在挤破脑袋向里挤。

　　有人说，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可是，我们却不敢说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改变中国。当我们承认少数人的“壮举”在改变着中国、推动着她前行的同时，其实中国的“大股东”，大部分普通人经常在忘记常识、忽视信念、畏惧行动。改变，其实就是那么简单。真正的行动派，永远不只是聚光灯下的少数人，而是坚守常识，秉持信念行动的你我他。

　　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从众行为的观察比较简单一些;进入现实社会，从众行为会复杂很多。处于社会结构转变时期，已有的转变在很多方面符合历史进步要求，有了世界公认的成就。在现有基本秩序下，如果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也许再过20年左右，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民族高度认同形成，中国社会就经得住折腾了。

　　但是，现实的情况并不简单。资本利益集团在加大对现行政策的影响，使得现实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很难，中产阶级就难以崛起。地方政府要以低地价乃至“负地价”吸引工业项目，忙着把农民赶到远离原居住地的小区上楼居住，却不肯让脱离农业的农村人口在其就近生活的大中城市安顿下来，可能会使在未来还是解决不了人口候鸟式流动问题。城市不断在低密度扩张，产生合理比较收益的优质耕地不断被占用，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升，未来粮食国内市场自求平衡前景堪忧。东部发展势不可当，边疆地区投资杯水车薪，边疆居民完全融入国家工商业体系的时间表继续退后，等等，一应深刻问题令人忧虑。认识这些问题的能力，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民间各个阶层，但在从众效应交叉作用之下，没有多少人会因这些问题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这个“大共同体”的一个状态。我们每个人是大共同体的一员，身家性命系于这个大共同体。

　　有了从众心理的作用，就会产生一个“伪多数”。这个多数群体是摇摆不定的，很容易受真正强有力的少数力量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里，与从众概念(多数派的影响)相对应的概念是改革(少数派的影响)。把改革看作少数派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的洞见，而我们喜欢说改革是顺应多数人的要求。实际上，心理要求与实际行动可以完全不同。社会心理学还发现，在多数派的环境里，只要少数派坚持已有的意见，以清晰的逻辑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会对从众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改变群体的力量对比。这也许符合所谓“顶层设计”的理念，只是设计者要知道，自己的改革主张在付诸行动时常常不是鲜花与欢呼。

　　能对社会进步做出显着贡献的是有清醒自觉意识的少数派力量，而不是代表个别利益集团的寡头势力。只有前一种力量才会把全社会从奔向错误方向的从众局面中扭转过来。

　　的问题往简单说，是需要改变打天下所留下的社会结构。打天下的治国特点是将命令原则推及到公共领域以外的私人领域。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命令原则渐渐退去，还在基层社会的某些方面引入了“民主”原则。殊不知，在私人领域，无论集权命令原则或民主原则都不合适。民主用到私人领域，则会是可怕的混乱。私人领域需要自由;出了私人领域，该集权就集权，该民主就民主。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认真地扩大只受公权保护、不受公权干预的私人活动空间，给中国企业和个人以充分的自由。这种理念先要树立起来，至于改革行动中要把握的公权和私权之间微妙差别，相信这难不倒中国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