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李克强叫的“中”字牌是一张王牌 据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在2012年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我国长江沿线的中部地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8日上午，在位于江西的九江宾馆2层会议室里，围坐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六省的地方官员，他们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对话中部地区未来区域发展。李克强指出，我们的发展目的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而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直面难题，李克强一语道破，差距就是潜力，一定要打好“中”字这张牌。他指出，未来我国中部地区，尤其是中部沿江地区的发展空间会很大。（长城网12月29日） 李克强副总理所叫的这张“中”字牌，指的是中部地区，尤其是中部沿江地区。地理意义上的“长江中游”，指湖北省宜昌至江西省鄱阳湖口间的长江主干道，全长955公里，流经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
显然，李克强所谓的“中”字牌，包含的不只是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还包括了安徽、江苏和四川，构成了长江这条“黄金水道”的中下游广大腹地，这里常住人口4.2亿，占全国人口将近三分之一。沿江而下，有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和长三角经济区。除江苏（全国排名第2）外，其余几个省在国内经济实力都处於中游水平：四川排名第8、湖南第9、湖北第10、安徽第14、江西第20。 打好了这张“中”字牌，可以更好地发挥长江带来的巨大交通便利，让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经济走上一个新台阶，甚至跻身国内经济第一梯队，势将对中部广大腹地产生更大的辐射作用，进一步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巨大差距。 而且，从过去30年国家经济发展来说，无论是珠三角、长三角，还是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固然迅速，对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拉抬很多，但这些地区的发展对中部腹地的辐射作用毕竟有限，国家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也还处在攻坚阶段，现在打出这张“中”字牌，让长江流域走得更快一些，可以进一步推动中部腹地发展，进而“以线带面”影响和带动更广大的中部地区，具有战略意义。
想当年毛主席高瞻远瞩，让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看重的就是中原的广大腹地的巨大战略价值，不但改写了解放战争的战局，更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今天“习李体制”打出的“中”字牌，对于缩小地区差异、缩小城乡差异，也属于“千里挺进大别山”式的重要战略转移。打好了这张牌，并与京广高铁的纵向辐射以及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角的巨大推力交互作用，可以更快地扩大内需市场、做大做强中部地区，让祖国的心脏地带更加强健。 如果说珠三角发展带动了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经济腾飞，长三角发展带动了第二个十年的大发展，环渤海三角发展带动了第三个十年的经济奇迹，那么“中”字牌也是就是国家未来十到二十年最重要的一张王牌。打好这张牌，对改革中的至关重要，意义非凡。
其他评论：改革红利论释放什么信号 国务院最近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李克强副总理会上一席“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的讲话引发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从讲话中，我们可以窥见新一届中央领导将始终不渝地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同时，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所作的动员。 在过去30余年，之所以能从一个贫困落后和封闭的国家成长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全是拜改革开放所赐。没有改革开放，便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生活和人的自由。正如李副总理所言，这个甜头百姓已尝到，“我们必须也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
为什么说改革是最大红利 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 正因为在30多年前开启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改革，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改革开放时代。改革释放出了十多亿人口的致富冲动，它不仅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实现了经济总量“超英赶美”目标，也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走出被禁锢和封闭的状态，从而使中国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 改革将带来新的人口红利与资源红利 只要我们能够把更多资源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形成新的制度优势，就能够保证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的出现。比如，虽然廉价劳动力是不可持续的，但人的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技术水平是会提高的，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是会提高的。说改革是最大红利，就是因为能创造激活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资源使用的效率环境。
为何在此时提出——改革遇挑战 挑战一：收入差距过大 收入差距的变化，一部分是改革的成效：从吃“大锅饭”到收入出现差距，打破“大锅饭”的部分，属于改革的成就。另一部分是改革的必要代价：因为我们的经济转型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无论产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都存在一个双轨制的过程，转型的过程必然存在代价。 挑战二：寻租、设租活跃和“增量”进入老体制 渐进式改革必然带来双轨制。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双轨制的实施，相应的寻租和设租活动就没有停止过。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在这一制度下也产生了寻租。按照胡和立的估算，1988年因价格双轨制而引起的租金总量为3569亿元，占当年GDP的30 挑战三：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并存 20世纪90年代，住房、医疗、教育等准公共产品市场化进程启动，其中政府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的责任被摒弃，强行推给市场。改革至今，这些民生领域累积了大量的矛盾，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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