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财政资源的歧视性分配与特权分配

　　原标题为：华生：财政资源的特权分配

　　编者按：FT中文网刊载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教授演讲稿，在此文中，华生不仅批判了财经言说的哗众取宠，更是系统解析了中国财政体制现存的三大问题，也区别了“新”“旧“两种城市化。他认为未来突破口首先应在于土地财政问题，因为它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而中国税制的问题与中国经济一样，问题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

　　财经界也有另一类的空话、套话

　　我近期专门浏览了各类会议的议程和历年年会的介绍，看完后有一个感觉：现在政府都开始意识到要少说空话、套话，但是其实财经界也有另一类的空话、套话。前几年的发言拿到今年也一样可以用，不同的就是每年都有更加出位和耸人听闻的标题。永远旨在吸引眼球、哗众取宠的假大空，是不是也到应该改革的时候了？

　　坦白地说，现在媒体办的研讨会，其中很多话我都不太懂。比如今天这个年会大标题是“重返民富之路”，我昨晚琢磨了半天，没有弄懂是什么意思。“重返民富之路”就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民富的时代，后来没有了。原来民富过，现在不富了，所以要寻找“重返民富之路”，但是就我活的这几十年和我读过的历史的这几千年，我没看到以前有过什么民富，所以不知道往哪儿重返。

　　从近处看，改革开放以来，民众中靠劳动挣工薪的普通员工，典型的如农民工，十年八年前还是五、六百块钱月工资，现在都是几千块钱了。由于劳动成本持续增加，企业家都喊生产成本上升太高太快了，所以很多产业要向东南亚转移。亚行和北大的一项合作研究认为近年来实际工资增长已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因此我们显然不能说一线工人变穷了。那么富人是不是变穷了？好像也不是。前两天我看央视评选的年度经济人物，大佬们赌一件不大的事情，张口就是拿一个亿起价，现在一个贫困县一年财政收入也就是一个亿左右。所以富人显然也没有变穷。所以，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今天那么多重量级嘉宾高谈阔论“重返民富之路”，想是说的什么意思？

　　再回到我今天参加的这个分论坛的主题，叫做“深化财税分权”，这个我也没有太搞懂。财税分权这是政府内部的事情。政府研究财税分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常开会，他们也不请我们去，人家自己把这个问题该讨论的都讨论了，真是用不着咱帮他们操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如果和国际上比起来，比例很正常，跟别人差不多，中央财政占的比例并不算高，转移支付的情况其他国家也存在。我在生活很多年，他们中央财政的集中度比咱们还高，然后再做转移支付。中国的财税分权体制仍然还有问题，比如需要减少专项转移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故确有改进的余地，但中央和地方之间永远有矛盾、博弈，这似乎不是我们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不需要我们去为某级政府争利益。

　　从整体上说，的财政税收体制是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但很可惜，就如我们现在的城市化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国企国资问题、证券市场问题一样，媒体上讨论很热闹的往往并不是真问题，流行的反而是一些空话套话甚或以偏盖全、以假乱真的噱头。前几天遇到一位媒体朋友对我说，好多话其实他们不采访自己也会说，只是迎合读者需要借名家之口罢了，因此他们自己去采访也觉得挺没劲。如果我们财经界拥有话语权的人落到这种空话套话的代言人地步，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财政体制首要问题在于卖地财政

　　下面我先讲财政体制。的财政体制现在首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我认为中国财政体制现在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卖地财政问题。财政收入中相当大一块是非税收入，而不是税收收入。税收是国家的法定收入，非税收入本来就是不够正规，只能是偶然性和零星性质的。非税收入搞这么大，这就很不正常。同时，我们这个非税收入非常主要的一块是靠倒卖土地来的。我们学的是香港的办法，香港的地本来就是官地，就是港府的地，我们这还不是自己的地，是征收了农民的地倒卖，所以准确的说咱们不是土地财政，我们是“倒地财政”。

　　这个“倒地财政”我觉得是财政体制要改革的第一件事情。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毅力来动这个“倒地财政”，这是对新一届领导在经济上第一个大的挑战。很可惜媒体包括学界对这个问题说法也不一，起码没有把它作为重要问题更不是首要问题，而去扯一些什么分权之类的鸡毛蒜皮。在我来看新一届政府改革如果说在政治上是反腐败，在经济上面能不能有突破，第一个试金石、最重大的考验，就是对“倒地财政”采取什么态度。不先对自己开刀，土地乱局就不能拨乱反正。就目前来看，可以说倒地财政在新型城镇化的口号下还在继续蓬勃发展，我看媒体上也在推波助澜，市场上炒作的基本也都是这一套。

　　个人所得税如此，我们直接的财产税也是几乎没有。刚结束的大选辩论的话题是欧洲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因为美国人认为欧洲的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调节太厉害了，搞的是社会主义，美国人是不干的。其实的税收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我在参加政府的会议上就直截了当地说，我说中国税收制度是世界上最热爱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了。因为我们主要对劳动和消费大众征税，对财产和资本基本不征税。所以劳动一辈子未必买得起一套房，但囤两套房就可以移民了。勤劳不能致富，财产可以暴富，中国何来创新发展？从税制来看，美国和共和党右派的主张拿到中国来也是很左派了。我们没有遗产税，没有赠与税，也没有固定资产保有税。美国人炒股一年以内卖出的要交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到40右，长期炒股也要交20资本利得税，金融危机特殊优惠了也是15我们这个税完全没有。当然我们中国人如果不喜欢这些税，也是可以的，但是贫富差距大家就得忍一忍。因为没有这个调节，贫富差距一定很大，而且越来越大。不少人爱说所有这些问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好像市场化彻底了，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市场化发展到今天的美国和欧洲，其贫富差距在税收和福利调节之前仍然是很大的。美国在一次分配结束的时候，基尼系数也是0.5左右，是通过税收和福利的再分配才把0.5调到0.4左右。欧洲呢？在美国人眼里面欧洲是社会主义，所以欧洲从0.5调到0.3以下，调低20多个百分点。我们呢？刚才我讲了，我们的财政体制的再分配是强化了一次分配当中的不平等，税收该调节的完全没有，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调节。所以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前几年我就说一定在0.5以上，最近有人说过了0.6。虽然缺乏准确的数据计算，但是我想中国基尼系数在0.5以上恐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为连人家完善的市场经济在二次分配之前也是0.5左右，我们肯定比他们高得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税收体制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大家喜欢听的自欺欺人的减税，而是怎样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现在的税收制度相当于18世纪、欧洲的税收制度，就是对财产和资本基本不调节的税收制度，这不要说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还是原始资本主义，我们离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很长距离。现代资本主义从罗斯福新政开始，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从劳工保护到个人所得税，到遗产税，到赠与税，到固定资产税，有一系列对资本更不说对土地等财产和收入调节的措施。

　　所以，我开头为什么要抨击财经界流行的假话、空话、套话，就是说当我们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这个现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甚至是很丑陋的。我们经常要面对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两难才是现实经济的真实状态，也可说是经济学研究的真正课题。如果全是一难那就太好办了。因此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的税收制度还停留在18世纪原始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我们必然有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个状态，我们就必须在税收制度上做根本的重大的变革。顺便说一句更难的问题，在没有直接税的时候，隐性收入也是很难办的。只有当一个税收体制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的，这时候隐性收入才能提上日程。有人计算隐性收入是8万亿、10万亿，相当于GDP的20媒体上也热炒。但隐性收入如果真有这么大，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就不低了。你不能一边说隐性收入规模巨大，一边又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太低，因为如果算上隐性收入的话就不低了。所以现在媒体上流行的许多套话其实都自相矛盾，就像一边说工资收入徘徊不前，一边又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太快一样。这二者不能同时成立。就隐性收入而言，我个人认为是巨大的，这也是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如果没有隐性收入，全世界27奢侈品能被中国人买走吗？这一个指标就可说明我们隐性收入巨大。税收体制以直接税为主，隐性收入才会成为税收征管的主要对象，同时它才能成为遏制腐败主要的工具。因为在西方国家，反腐败主要不是靠我们的纪委，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税务局。西方人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税收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所有人最害怕的都是税务，因为每个人都逃不脱。的富豪想移民，税务局都会先让他脱一层皮。

　　有话语权的人都在既得利益集团当中

　　所以在财政税收体制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其中有政府的阻力，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各界精英的阻力。因为讲既得利益集团，那不是别人，有话语权的人都在既得利益集团当中。房产如果开始收税，收1很多人觉得已经很严重了，从第三套收，很多人提出许多意见来，说这个有不合理之处，如果真像、那样从第一套就收，甚至到了别墅收7住一个1亿元的豪宅或别墅，每年交700万，每个月交60多万，我们很多人早就晕过去了。那种情况下还有多少人住得起豪宅？但是人家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靠这套制度安排。我们现在设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包括我们唱高调，说套话，讲市场化、攻击别人都可以，但是当所有这些东西落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落到有话语权的精英的头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这是中国能不能真正前进的关键。

　　总而言之，我觉得今天这个年会，设一个财政税收的分论坛是设对了，因为财税体制确实是整个经济改革推进的一个关键之所在，所以有领导感叹过，翻开真实的财政史，那才是真正的惊心动魄。我住在的时候，每次大选，包括每年政府公布预算，所有人最关心的是财政部长的演说，因为他的演说里面讲税，全国人都停下来看明年的税又怎么征了，因为那是涉及到每个人利益的。你去搞选举最多四年、五年投一次票，而且到时候可能还不去，你说今天我要送孩子上学，就不去投了。但是，切身利益是跟你每天都发生关系的，你的基本权利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财政税收体制是经济改革的核心所在，但是这里面的难度我们要有充分的预计，它不仅是经济，也是社会，也是政治，解决好它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而这些我们基本上准备的都很差。

　　所以，我个人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改革三五年内都很难，我希望能够在一两个问题上突破，比如在倒卖土地财政上突破，因为土地收益占我们财产和收入不平等的很大一块。要使这块收益不被我们政府、开发商、城市精英、城中村、城郊村的农民瓜分，而真正把城市化的成本降下来，让城市化的主体即农民工和其他外来就业人口获益，能够走出这一步，大局就会有比较根本性的扭转。其他事情有待于我们统一思想，逐步形成共识，设计好制度然后再下决心慢慢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