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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告别“一刀切” 差别考核效果好

2013-2-16 10:07| 发布者: 123456000000| 查看: 13| 评论: 0

摘要:   原标题为:武卫政:指挥棒应该绿起来   政绩考核是个指挥棒。最近到广西来宾市采访,了解到当地对所属几个县实施差别考核,效果均不错。   所谓差别考核,就是根据县情有针对性地设置考核指标,不搞一刀切。 ...

  原标题为:武卫政:指挥棒应该“绿”起来

  政绩考核是个指挥棒。最近到广西来宾市采访,了解到当地对所属几个县实施差别考核,效果均不错。

  所谓差别考核,就是根据县情有针对性地设置考核指标,不搞一刀切。金秀瑶族自治县生态本底好,就重点考核其生态环境保护、旅游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指标;忻城县生态本底差,石漠化严重,重点考核生态环境治理;合山市是资源枯竭城市,重点考核接续产业替代、棚户区改造、生态恢复等指标。

  县情不同,考核重点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即生态建设指标考核权重加大。这让人想到十八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要求:“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来宾市的差别考核,正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如今,人们谈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往往把深层原因归结于“GDP至上”。用GDP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变成“GDP至上”,则会出现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不良后果。现行的GDP没有把资源环境成本和由此带来的社会损失计算在内,生态文明建设则要考虑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追求的是“绿色GDP”。

  用“绿色GDP”考核政绩,是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如何考核“绿色GDP”?专家们争了好多年,到现在看法也不一致。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不能等专家们达成共识再行动,只能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指导下,到实践中寻找答案,进而凝练为适用范围更广的方法、原则,为制度的顶层设计提供参考。

  从来宾的实践看,把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恢复作为重要考核指标,非但没有影响各个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反而给各个县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让它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几年来,几个县的GDP、居民可支配收入等连年保持较快增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呈现良性互动。县乡干部说,这种符合县情的政绩考核,为当地发展松了绑。

  为什么说是松了绑?因为过去考核GDP、财政收入、工业化指标,这些县必须在这三方面使劲,结果是吃力不讨好。一方面,地处山区、交通不便、设施落后等条件,使得招商引资很费劲;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也有硬任务,如果招来落后产能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同样要被问责。差别考核,摘掉了只认经济增长的“紧箍咒”,允许各县根据实际情况,走特色发展之路,干部群众放开了手脚,经济社会增添了活力。

  这个例子也说明,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该强调两个“实”。一是实干。勇于实践,大胆创新。二是实事求是。对地方来说,是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上级来说,制定政策、推行制度不要一刀切。

  其他评论:港媒: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折射

  香港《明报》11月13日文章 原题: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折射 自从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宣示后,生态文明、美丽已成为内地的政治热词。

  而现实中,的生态答卷离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天蓝地绿水净差距尚远。

  根据《自然》杂志最近引述的一项海洋调查研究资料,中国近90沿海城市周期性缺水。与半世纪前相比,中国红树林面积减少73珊瑚礁减少80沿海湿地面积减少57

  城市同样面临各种生态危机。如房地产开发热潮下的海南,不仅海岸原生态植被遭到破坏,被称为海岛之肾的湿地也出现生态危机。

  再如近期媒体踢爆的东莞多镇濒破产的现象,从表面看是产业转型失败,实际亦与资源过度开发有关。有小香港之誉的樟木头镇转眼沦为东莞便是此例。有悲观之见认为,正因为环境问题,作为香港后院的东莞也逐步失去了投资价值。

  国在,山河破。这是一位内地女作家的感喟,近20年后仍有写实意义。

  生态文明需要政治文明

  中共十八大报告将国家发展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拓展为五位一体,把生态文明升格到更高的战略层面,被视为对社会文明发展规律和民众生态诉求的正面回应。应该认识到,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不在环境本身,也不完全在环境治理方式和技术上,而是在于对一系列制度性缺陷进行弥补。首先要在立法方面提速。中国的环保难以落到实处,并非缺乏理论领衔,而是缺乏制度性的考核、监督与惩处,违法成本低廉。

  其次应疏通维权管道。日前宁波PX项目引发的事件再次说明,随着公民环境维权意识觉醒,未来社会将进入环保运动频发期。地方重大建设项目必须倾听民意,同时也必须建立利益协商机制。这亦要求改变目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乃至政治决策的模式,并使民间组织审批制度更富弹性。

  最后需理顺政府职能。内地生态建设中的几大问题,如多龙治水、政出多门、环保机构功能扭曲、环保腐败横生等莫不与此有关。可以说,所谓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意味着社会发展结构和包括生产关系等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重组。从这个视野看,体制革命必然是绿色革命的应有之义。

  正如不可能有单兵突进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有跛足的生态文明,这两者,都是政治文明最诚实与自然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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