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职成了临时工？官员问责不能拿副职顶缸

　　原标题为：梁思奇：官员问责，不能拿副职顶缸

　　前不久因辖区内一起导致11名幼童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江西贵溪市副市长余红艳等12名官员被停职或免职。一个多月前，贵州省毕节市5名流浪儿童死在垃圾箱里，也有副区长等8名官员免职。对官员问责无疑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责任意识。但这样的处分有些避重就轻、拣软柿子捏的味道，以至于让人觉得被处分者不过倒霉罢了。

　　官场有句话，叫“穿衣要穿布，当官要当副”。对于一些只想谋个级别，不愿担责的人，当个副职是一件惬意的事，待遇不差，利益均沾。近年来，在各种事故的责任追究中，副职屡屡被“开刀”的现象，也许会让一些人不再认为副官是个好差事。

　　在责任事故中只拿副职“问斩”，主官安然无事，实际上并不公平，不符合行政权力“首长负责制”的原则，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导致事故发生的症结。以贵溪的校车事件为例，出事幼儿园是个无证园，已办五年，事故当事人还是一位口碑好的老师，根本原因是当地入园难。在幼儿园校车事故发生后，当地一些“黑园”被迫关停，众多孩子面临辍学。可以说解决入园难的问题，需要统筹兼顾，协调方方面面开展工作。换言之，一个地方的行政主官，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责任却没有受到问责显属不当。频频出现副职担责的情形，给人一种“替罪羊”的感觉。无论是贵溪的黑幼儿园问题，还是毕节的流浪失学儿童的救助问题，都要从根本上把政府职能从招商引资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需要对政府财力作统筹合理的安排，更多地落在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发展上。而这几乎不是一个副手能做到的。

　　追究直接责任固然重要，但在权力运行的方式上，更重要的是追究“间接责任”，特别是对主官问责，消除他们那种与己无关的心态，才是减少和解决这类问题的治本之策。

　　主官问责缺位情况的出现，同时与的官场缺乏承担道义责任的传统有关。由于缺乏健全和清晰的“权为民所授”的制度安排，官员对于权力来源缺乏认知，普遍地存在“对上负责”和职务“能上不能下”的心理，一旦出事，本能地逃避责任。

　　现在的事故处理中经常出现一个说法：责成某某引咎辞职。本来“引咎辞职”属于官员一种自我反省的担责，却变成了由外力来强制其接受，让人觉得十分矛盾。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一旦发生人为因素导致的公共事故，官员往往很快就站出来辞职以示谢罪。这体现出的正是一种为官之德。相反，遇到事故无动于衷，推过揽功，极力避责，实际上是一种有失官德的行为。它与现代政治倡导的道义责任格格不入。

　　政治文明，离不开官员的道义担当。官员的道义责任，固然需要培养，更要紧的是立下规矩：举凡出现某类人为事故，主官首先应在道义上承担领导责任，而不是找一个副手顶缸了事，这也是“政治清明”的应有之义。

　　而网友爆料声称造价20亿元,深圳市南山区城建局等部门回应说,网帖中关于投资总额的说法“失实”,据该局估算,“春花”天桥的投资约为5000万元人民币。至于工程造价问题,按市场价格,不少网友都能迅速给出大致答案,而官方所给的数据居然是“据估计5000万元”,到底是多于5000万元还是少于5000万元?如果多又多了多少,少的话又能否给个精确数字呢?按照常情,深圳市城建局应有非常明确的数字,没有理由给出一个“据估计”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既不透明也显得暧昧不清,透露其间有无限的隐情一般。应该公开的数字倒成了玄机,要考验公众的慧根,参禅一样,显然不智。

　　因此,政府部门应迅速拿出过硬的工程开支明细来,向众多网友晒一晒,既释公众之疑,又证自身之清白。单单凭一个“据估计”恐怕难以解决公众的诸多猜想。

　　退而论之,姑且相信造价成本5000万元。然而,5000万元的天桥居然是闲置工程,这对纳税人的感情未免伤害过深。网友所唱的,“你伤害了我,还说是应急”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当前各城市中,面子工程几成顽疾,治不胜治,曝不胜曝。其背后的原因显然值得探讨,治理思路也并非没有。

　　像这类牵涉公共设施营建的项目,前期不妨采用听证形式,或者问计于民、集思广益,不至于几个领导单因一时的政绩冲动和对形象的片面追求,一拍脑袋就上了个少则几千万元,多则达若干亿元的项目,等到建好后却发现既不实用又招来如潮非议,岂不是形象也没,政绩也无?还凭空增添被问责的风险。也就是说,决定要民主化,当然,这并非是在三两个领导之间搞民主化,而是要真正实行由广大人民做主的原则。

　　对广大纳税人而言,深圳是深圳人的深圳,也是人的深圳,对每一项公共开支,都应有追问真相的权利,行使监督的勇气;而主管部门既要事前通气,寻求广大民众的支持,又要事后将实施情况向公众公示,满足公众知情权,也顺便回归现代政府理念——服务型政府。

　　我们都知道,纳税人的税务之重居世界第二,民间情绪可想而知,如何用好每一分钱意义尤其重大。简简单单的一句“各有关部门将认真整改和完善”,显然不能平息公众问责之心,抚慰悲怆情怀。

　　当地政府不仅需要反思形象工程的必要性,更要认真研究如何将纳税人的钱用好,发挥到最大效能。不然,公民即使能担下世界最重的税负,也背不起这么多昂贵的面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