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隐性福利高 公积金差距近50倍

　　原标题为：吴秋余：晒“福利”晒出了什么？

　　“公司今年发了两块肥皂，是雕牌的。去年也是两块，是立白的。今年肥皂体积比去年的大……”“这一堆莫非就是年终奖？太坑爹了！起码半年不用买牙膏了，我该说好福利么？”

　　临近年终岁末，又到了各行各业开始网上“晒”福利的时候了。而今年，在五花八门的“福利”中，公积金这种特殊的社会福利成为最抢眼的“明星”。

　　据报道，公积金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距竟然高达几十倍，最高的单位缴存部分每月近万元，最低的每月单位仅缴存240元。如此巨大的福利“鸿沟”，让网友不得不惊叹，“在强大的公积金面前，那点工资差距都成了浮云。”

　　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措施，住房公积金制度最初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解决房价高企带来的困扰，让普通职工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房、住得上房。而现实情况却是，原本应该发挥“雪中送炭”功能的公积金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锦上添花”，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缩小收入差距功能，反而往往成为社会分配公平的隐性“杀手”。

　　住房公积金与工资性收入不同，在一定比例范围内，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等相关税费，事实上避开了国家对收入差距的调控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公积金不直接体现在员工收入中，也成了某些单位逃避相应社会监管与限薪政策的有效手段。难怪一些高收入行业乐此不疲了。

　　不只是公积金，这些年来，从手机费、交通费到餐补、房补、购物卡，从带薪休假到出国旅游，从子女上学、就业到福利分房，在某些行业，这些隐性福利收入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基本工资收入，成为一些单位最主要的分配方式和员工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事实上，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福利本不该遭受如此多的议论。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福利特别是社会福利本可以发挥扶危济困、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良好的福利体系可以成为优秀企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基于企业和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的员工福利不仅不应被限制，反而值得大力提倡。但我国的现实情况却是，高福利往往更多地集中在垄断行业，让原本就不平衡的收入分配体系再次倾斜，成为工资收入之外拉大收入差距的另一条“鸿沟”。

　　网友“晒”福利，“晒”出的不只是对良好福利的期待，也有对收入差距的担忧。如今，隐性福利已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绕不过的一道坎，需要有关部门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尽快完善相关行业的福利监管措施，让未来的福利体系真正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希望来年的“晒”福利，不再成为社会收入差距的展示台，也不再成为低收入者心酸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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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制度负面效应被放大

　　对于一些发展家而言，发达国家往往是其榜样。在此背景下，其认为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提供了方向。于是，当发达国家出现严重问题乃至危机，对以发达国家为榜样的后发国家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当关注重点放在福利制度的弊端时，福利制度的负面效应容易被放大，正面作用容易被忽视，用于支持福利制度的最基本假设亦容易被质疑。

　　在主流话语体系中，福利制度通常被看做是福利国家危机的根源。过高的福利提升了劳动力成本，削弱了经济竞争力，同时造成了一种依赖文化，工作伦理因此出现问题。民主政治无法抑制民众的福利需求，主张限制或削减福利制度的政党很难得到选民支持。这些解释看起来有一定道理，因为当前政府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正好都位于福利水平最高、福利体系最完整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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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员、国家企事业单位的“隐性福利”，近年来屡屡引起公众广泛质疑——如位于北京闹市区、仅为市场价1/8的央企福利房，每月倒给500元话费的内部手机号，每年获财政补贴数千万元的机关幼儿园等。最新的例子是，去年中科院以项目名义给在编职工发放近亿元福利。在某些垄断行业内，具有鲜明单位特色的福利五花八门。（《经济周刊》8月14日）

　　随着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元、去年首超10万亿元，社会上关于提高全民福利待遇的呼声日渐增强，但福利水平并不由一国财政收入总量来决定，而与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密切相关。人均方面，我们排名世界100位之后，所以去年《人民日报》刊文指出：高福利离我们还很远。其实，某些行业内或许已实现高福利，只是离普通民众还很远，所以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扩大。

　　不用纠结于有单位春节给员工发过几张内存1000元的购物卡；也无须纠缠于有单位已从实物福利配给，延伸到为职工提供高额旅游福利和“图书费”；甚至都不用计较有单位给每位员工配1台台式电脑、两台笔记本，或者单位举办年会，每人抽奖都能抽到一部iPhone4，因为如此名目繁多的隐性福利，与“福利房”比起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以某央企在北京闹市区为本单位职工盖的福利房为例，价格为5000元/平方米，转手卖掉一套即可赚几百万元，即便卖“房号”也能净挣100万元！

　　资料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体和收入最低的10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上升到23倍；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近13∶1，石油、电力、金融等行业收入一般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倍以上。在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因素中，既有初次分配（劳动者工薪）和二次分配（税收）等方面的问题，现在看来也与隐性福利存在相当关联。

　　能够提供可观“隐性福利”的几乎都是体制内单位，尤以垄断企业的高薪酬、高福利为甚。对掌握政策资源的政府部门和享受政策资源的事业单位而言，“隐性福利”扩张一方面是因为权力没有受到严格约束，另一方面是财政预算与支出没有得到有效监督。而垄断企业的“隐性福利”，一方面是由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另一方面是国企上缴中央财政的力度太小，全民共享机制缺位使得国企自身独自支配利益。

　　所以，遏制“隐性福利”泛滥，既要从制度层面完善约束机制，譬如预算监督和国企利润全民共享；也要避免权力的集体谋私或者寻租放任；更需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据曾参与发改委讨论会议的人士透露，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和有效控制灰色收入等方面，在年底公布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涉及”。“隐性福利”泛滥，对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形成倒逼之势，唯有缩小贫富差距，增量普惠式的社会福利，才能涵养内生性的内需诉求，为新一轮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周期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