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信任在大陆是一种稀缺资源 中新网1月14日电 《旺报》14日刊载现居苏州的台北人Hippo的投稿文章,作者在大陆的打车和住房经历让她感到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信任与质疑,这让作者始终无法释怀。 文章摘编如下: 在大陆工作生活这些年来,对于两岸的各种面向的差异,从惊讶、不解、理解到习以为常、进而渐渐接受。但有一点始终无法释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上的差异。 刚到大陆时,有回我在市场挑了两双长统袜,和小摊老板一阵杀价后,自以为很得意地拿到漂亮的价钱,拿回家才发现,老板给我的和在店里的材质不同,是劣质的瑕疵品,根本不能穿!这时我终于明白,为何前人告诫过:结帐包装时一定要盯着老板,以免被调包! 买东西时,老板收到百元钞票时,通常会东看看西照照外加用手指搓揉一番,刚开始时,这种不信任人的动作,让人很反感。但这样的反感在自己收到过几张50元伪钞之后,就渐渐消失了,甚至我自己现在收到50元钞票时,一定会揉揉纸币上“毛主席图像”的衣领,感到有点粗糙感时,我就可以安心收下了。 2007年到长沙出差,到机场时已是深夜,出发前同事就提醒,长沙的出租车司机会乱哄抬价钱,尤其是对外地人,因此上车前我们就和司机确认了一口价:人民币100元送到目的地。 上车没多久,司机开始和我们攀谈,先是貌似好心地要帮我们介绍住宿,当然被我们婉拒 ,后来又说到现在出租车很难赚到钱,所以等下20元的过路费要我们另外付,我同事听出司机是要坑我们,于是和司机吵起来。 我看着窗外一路黑压压,心想在这人生地不熟的高速公路上,我们两个外地女子实在占不了任何优势,也没必要和没信用的司机争辩是非对错,还是小命比较重要,于是乎很不甘愿地被坑了20元,虽然只是区区20元,但已让我对当地人的诚信大打问号了。 在大陆住宿,实在让人纠结。入住前要先缴交押金,押金一定比房费还多,退房前,饭店房务人员要查房,确认住客没有偷窃或破坏行为后,才能结帐退房。 在长沙那晚,真是祸不单行,退房时,为了一碗人民币5块钱的泡面 ,我和饭店柜台人员争论了快半小时,因为查房时,饭店人员发现房里的泡面少一碗,硬要说是我吃了,虽然我说明了自己确定没吃,至于泡面为何少一碗?我也不清楚,说不定房务人员忘了补货。赔5块钱事小,但对我的人格侮辱事大,这点让我非常沮丧。 生活中,随时随地有可能面临这种被怀疑、被不信任的对待,渐渐可以理解为何大陆同胞互信基础如此薄弱,防备心为何如此强烈? 现在大陆的大多数人,对于其它人,尤其是陌生人之间,充满了不信任与质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陆旅客到,会被台湾的人情味与诚信所震慑住,因为信任算是稀缺资源。 其他评论:需要重建社会信任 中新网1月9日电 《侨报》8日刊出评论说,社科院7日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线”。人际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而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表现为警民、医患、民商间等许多主要社会关系间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 文章指出,近年来,社会信任危机在处于转型期的逐渐显现。改革开放至今,市场化程度愈见深化,传统封闭环境下的熟人社会被打破,从农村到城市,从家庭到社会,每个人的生计生活都要不断的与陌生人打交道,一个现代语境下的陌生人社会日渐形成,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越发强化。但是陌生人间互动所依赖的法律与契约精神在大陆社会是缺乏的。 文章认为,制度层面的缺失是根本,舆论层面的夸大则助长。一方面是地方小报对负面社会新闻的追逐;另一方面则是舆论场缺乏创新意识,一味跟风炒作的陋习,在一个产生较大影响的道德失范事件后,往往会效仿挖掘,以致规模化。 文章指出,信任之于社会好比空气之于生命。重建公民信任感,重建社会信任,首要就是重建健康的社会信用体系,官方应当建立健全各个领域涉及不同群体间信任的法律与契约制度,并且要从上之下不打折扣的落实,去构筑一个司法保障下公平正义的社会信用体系。同时,对于舆论场而言,传递正能量自然紧要,但应当摈弃过度美化、宣传说教的方式,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更人性化的传达,去记录去言说。 文章最后说,重建社会信用体系是宏大的工程,但更是紧迫的,大陆官方应当有所为。(钟海之) 其他评论:社会信任水平低于及格线 中新社北京1月7日电 (记者 丁栋)社科院7日在北京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社会心态蓝皮书》)。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低于 60分的“及格线”,出现了人际间不信任扩大化、群体间不信任加深等新的特点,并导致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 蓝皮书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居民进行的社会信任调查显示,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得分为59.7分,其中,对社会信任总体情况持肯定态度并表示“非 常信任”的占3.9表示“比较信任”和“一般”的占49.335.6 与上一年调查相比,北京和上海的社会信任程度都有较大下降,只有广州略有 上升。 蓝皮书称,社会信任指标下降的一个特点是人际不信任的扩大化,调查发现,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由近及远分别是亲属、亲密朋友、熟人和陌生人,只有 不到一半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 另一个特点是群体间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之间等许多主要社会关系之间的不信任,也表现 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 蓝皮书分析,社会信任水平下降,原因可能来自频发的公共事件,冲击了市民对社会的诚信感受。 调查显示,民众对政府机构、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房地产、食品及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极低。蓝皮书认为,社会不信任导致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并成为许多社会性事件的培养基。 蓝皮书称,社会正经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传统的人际信任被打破,新的制度信任未完全建立,造成了信任下降,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频发,人们对社会信任问题日益关注。 蓝皮书建议,建立制度层面的社会信任机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从三个方面提高社会信任水平: 1.公共权力信任的重建应以推动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为基础,提高公权力的诚信度。 2.切实做到信息公开和有效的舆论监督,鼓励民众参与和社会监督,让权力在监督下运行。 3.打击背信、失信的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建立信任奖惩机制,让社会信任回归良性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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