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从总体上分析了当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其中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其他国家社会信任度怎么样，为何中国极低。 信任度为何又下降了  这是一个人人防备的社会 社会重构，从熟人社会进入到陌生人社会，信任度降低 笼统来说，社会信任度降低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而且可能还会持续降低。一个共同的感受是，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 对于信任危机，人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利益分化、人口流动、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必然会出现信任度降低。大家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很多人依然本能地希望把必须要相处的陌生人变成熟人，托关系、人找人，因为“熟人信得过”、“熟人好办事”。 对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则首先选择不信。公共场合看紧自己的包，如果别人委托看包，多半要摇头。面对陌生人的求助，心里先犯嘀咕，“不会是陷阱吧”。看到小偷，犹豫着是否要干预，担心过后被报复。而诸如“扶人者被诬陷为撞人者”、“拾金不昧却被讨要更多的钱”等案例，更强化了“帮助人可能惹麻烦”的心理，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特权太多，高度不确定性，逼人如此 当然，社会转型并不能真正解释社会的结构性特点和内在逻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不公。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和公正，也就不会有社会信任。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因为多年来的司法衰败，社会已经濒临无政府状态的边缘。结果是政府依靠“维稳”来维持秩序，而社会则依靠暴力甚至自己的生命，来争取他们所认同的社会正义。 特权太多，逼人无法信任，谁信任谁先吃亏，这种情况下，谈何信任。 每个人自己也有原因 冷漠不是偶然的。稍加留意，多数人会发现，我们早已习惯用戒备的眼神、怀疑的心态来对待陌生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耳闻目睹好心的或善良的人被骗，或“农夫与蛇”之类的故事多了去了，人人自危，故大家总是用疑忌的眼光打量外面的世界，并用疑忌砌了一堵厚厚的墙将自己封闭起来以求得安全，哪里敢随便和陌生人发生可能对自己造成损害的关联呢？ 而媒介推波助澜，负面新闻一经广泛传播，就会“三人成虎”，扩大了这种不信任感，信任的问题，从此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信任的建立和保障必须依赖于法律，尤其是司法 社会学家卢曼在《信任》一书中曾说：信任总是与关键性的抉择有关，背信弃义所造成的损害，大于从被证明为适当的信任表示中将要获得的益处。信任与不信任是累积性的，对受信任者的熟悉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狼来了”的小男孩过度消费信任度最终损失惨重，也正如商家、专家、政府目前遇到的困境。 这种困境的解决方式，除了厉行严格的法律规则和重建透明的监督体系之外，别无他法。社会角色之间信任的建立和保障都必须依赖于法律，尤其是司法。 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法律对“背信者”进行严厉的制裁，确保司法公正，让“背信者”不得不考虑“背信弃义”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促其守法诚信，挽回民众对政府对司法的信心。  特权横行，逼迫人们不信任 另一方面，要支持更多的新闻媒体介入形成社会监督压力，对不作为的政府部门和不良商家进行曝光，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协助司法取证，才能有效地杜绝商家造假售假的蔓延。 允许社群组织发展，而不是打压 社群组织不是洪水猛兽，没必要打压。同样，大家也没必要讳莫如深，不去谈它。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社会信任不是公共品，而是任何开放社会都能自发形成的一种秩序，国家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 社会信任了，有什么好处  社群组织发达，信任度就高 最直接，大家都活得轻松 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中，你会生活得更为安全、更为轻松，并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信心。你在大街上不必担心警察的无故打扰，但有人侵害你时，保护你的警车会及时呼啸而至，于是你信任未曾认识的警察；你的财产不会受外力包括公权力的袭扰，而当有人侵害财产时，公权力机关会及时出面救济，于是你信任向你征税的政府；你进行交易时不必采取过度的安全措施，但对方若是违约，公正的强制执行会通过判决如期而至，于是你信任平时不打交道的法院。 现在的情况是，信任就是碰运气，你去跟警察法院打交道，碰到一个“好人”，你的权利才会得到他们的保护。 间接来看，降低交易成本，经济上受益 商业时代的全盛来临，信任也是一个问题。市场的自由化似乎被扭曲了，除了公权力的大举干预之外，市场的规则可以说一团糟。在“自由市场”的华丽伪装下，一切都成了商品，可以待价而沽。从产品，到道德，到规则，金钱利益冲破了整个社会赖以维持的价值底线。 国人刚从农耕社会迅速进入商业社会，还没有根深蒂固的市场道德和规则意识，导致国人无视其他，直奔利益。因此，屡屡被曝光的食品安全、质量问题就一度让老百姓对“商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血液”的幻想破灭，商家彻底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 这种情况下，大家在经济上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的信任问题，一直被世界鄙视，直到现在 的社会信任危机并是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还是在18世纪，当时中国对于绝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都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从商人和传教士的一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缺乏“诚信”的一个国度。 早在现代汉学兴起之前，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一直到韦伯和罗素，都把看成是一个“非现代的社会”的标本，一个缺少信任和信用体系的大国。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虽然中华帝国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礼制和帝国法律控制下，但中国人对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却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钱和利益追逐更是要远远超过对礼法的尊崇。实际上，直到当代，儒家社会一般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 一个很好的例子：《骗经》流传百年，现在还在出版，创造了世界出版史的奇迹 晚明的张应俞甚至还写了一本传世名作叫《骗经》，专门列出了晚明常见的24种骗术，详解其运作手段和防范策略。把“骗”列为经典，并且在当时和数百年后的社会上颇有市场，这一颇具灰色幽默的出版史奇闻，全世界并不多见。 其实，任何对明清以降的社会小说或者近代江湖小说略有了解的人，对于历史上的社会信任问题也能有相当的了解。如果我们愿意再度重温这些熟悉的经典，那就一定会惊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不论这种不信任是存在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主要是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还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 从传统角度看，当代的社会信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以前并不存在 公平地说，社会信任在传统和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没有被“问题化”，并不是因为那些时代有比现在更成熟的信任机制，而是因为在那种社会结构下“信任”还没有被充分资本化和“社会化”。 但另一方面，的大变局不可能没有延续的一面，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传统社会的许多机制，其中也包括“信任”生成的机制，而这些机制明显是和时代发展脱节了。 我们有不信任的“传统”，这大概也是信任度低的一个历史因素吧！ 消灭特权，回归司法，建立社群组织。那时候，社会想不信任都难。
其他评论：社会总体信任水平低于及格线 本报北京消息 社科院昨日在北京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社会心态蓝皮书》）。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线，出现了人际间不信任扩大化、群体间不信任加深等新的特点，并导致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 蓝皮书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居民进行的社会信任调查显示，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得分为59.7分，其中，对社会信任总体情况持肯定态度并表示“非常信任”的占3.9表示“比较信任”和“一般”的占49.335.6与上一年调查相比，北京和上海的社会信任程度都有较大下降，只有广州略有上升。 蓝皮书称，社会信任指标下降的一个特点是人际不信任的扩大化，调查发现，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由近及远分别是亲属、亲密朋友、熟人和陌生人，只有不到一半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另一个特点是群体间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之间等许多主要社会关系之间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 蓝皮书分析，社会信任水平下降，原因可能来自频发的公共事件，冲击了市民对社会的诚信感受。调查显示，民众对广告、房地产、食品及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极低。蓝皮书认为，社会不信任导致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并成为许多社会性事件的培养基。 蓝皮书称，社会正经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传统的人际信任被打破，新的制度信任未完全建立，造成了信任下降，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频发，人们对社会信任问题日益关注。 蓝皮书建议，建立制度层面的社会信任机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从三个方面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公共权力信任的重建应以推动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为基础，提高公权力的诚信度。切实做到信息公开和有效的舆论监督，鼓励民众参与和社会监督，让权力在监督下运行。打击背信、失信的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建立信任奖惩机制，让社会信任回归良性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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