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因不正当关系被免职是严格吏治的明确信号

　　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被免职，舆论普遍将之与网上曝光的他同一女博士后不正当关系联系起来。

　　新华网的消息只说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如果那段艳事的网络曝光是这名部级官员免职的唯一原因，那么这个故事可以看作为官环境变化的最新、也更加明确的信号。

　　官员出了经济腐败要被查处，这条红线已被全体官员和全社会熟知。官员艳事的背后大多藏着腐败，因此艳事虽然很能臭官员，但以往的色实际是查处贪腐中间穿插的小段子。

 

当事人：衣俊卿

　　从新华网的消息中，还看不出衣俊卿事情的定性，但女博士后那篇情色小说发在网上不久，这位中央编译局局长就被迫离开他的办公室，还是给全社会留下强烈的印象。

　　已经来到真正在道德上严格要求官员的时代。过去也有要求，但由于监督不足而有了一些实际的余量。

　　如今互联网把社会全体成员都变成了监督者，官员们在任何方面做了有悖规定和社会道德的事情，都有可能被揪出来，放到网上示众。因此今天对官员的高要求越来越成为动真格的。

　　不能不说，有不少官员并未对此做好心理准备，他们所处的实际环境也未必都做好了准备。但舆论不会等他们，互联网已经提升起民众的期待，对官员的各种要求只会逐渐变得更高，决不会向下回调。所有官员的唯一选择就是跟上这个大趋势。

　　昨天还有消息说，陕西一县委书记借用企业豪车被曝光后紧急归还。书记借辆车用如果发生在前微博时代，可能算不了什么。但今天它被曝光，就会后果很严重。

　　发展必须包括社会治理细节的质量提升，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到这一步，而整肃官员行为成为社会迈出这一步的突破口。
 

当事人：常艳

　　社会可能出现了双重甚至多重标准，在微博上提出要求的人未必自己就是道德模范，但互联网已经把规则确定，而且这在世界上有大量先例可循：官员必须带头做道德的严格遵守者，否则谁被揪住，谁就要为社会前进的决心祭旗。

　　这一变化会一直持续下去，对官场生态逐渐产生实质性影响。做官的吸引力在一路上升很多年后，有可能转向回落。这也是对社会久治不愈官本位思想的一次意外瓦解。

　　或许是过去做官的好处太多了，物极必反，互联网一出来，仇官的劲头甚至超过仇富。

　　当然，对官员的要求快速升级，官员跟上的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纠结，最终的承担者还是社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实践过程，社会的力该怎么使，有什么样的节奏，这样的摸索会自然发生。

　　的社会改革必须协调前进，这是任何一项重要改革得以成功并长期维系成果的保障。

　　反腐败以及反官员各种不良行为的斗争已在真正打响，让相配套的改革措施跟上，包括那些让正派官员不吃亏的措施跟上，这同样是价值很高、值得高度重视的突破。

　　其他评论：张楠之：官员“身边人”为何总易成炸弹

　　记者从一名山西省内人士处获悉，山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李太平已被调离山西公安系统，平调至其他部门任职。因为儿子、司机等“身边人”惹事，山西公安系统在过去一年里，多名厅局级干部被轮换、调离、免职。

　　山西省内流传的消息是，李太平之所以被调离，与2012年8月其司机郑斌驾驶一辆武警牌照汽车当街杀死一名太原市民的恶性事件有关。（1月9日《南京日报》）

　　几位山西公安系统的官员被免职、调离，虽然有的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但种种迹象表明，皆与其“身边人”犯事不无关系。

　　苏浩于2011年11月被免职，而在此之前的当年9月，一位名叫苏楠的年轻人与李双江之子一起在北京某小区打人，苏楠在接受警方讯问时自称是苏浩之子，引发苏浩私生子疑云；李亚力落马，则直接缘于其子李正源醉驾并殴打执法交警；李太平被调离之前，其司机亦曾当街杀人。

　　李太平是否有违法违纪行为，不得而知，后两者的违法乱纪则是确实存在的。实际上，没有哪个落马官员是孤身贪腐的，他们都有一些帮手或外围人员。

　　有的与家庭有关，比如或者有个“贪内助”，或者有个嚣张的儿女，或者有个迷人的“二奶”；有的与交往圈子有关，比如或者有一帮官场上共同贪腐的“铁哥们”，或者有为其遮风挡雨的“保护伞”，或者有一帮为其鞍前马后效劳的“手下”。

　　官员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行为，即使掩藏得再深，也总会露出蛛丝马迹的时候。

　　这些痕迹，有些会在官员自己身上显露出来，如开豪车、穿名牌、戴名表等，有些则会在官员的“身边人”身上显露出来，如骄奢淫逸、颐指气使、狐假虎威等。实际上，很少有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是天知地知人不知的，很多时候，这些行为甚至会成为某地或某个圈子内不是秘密的秘密。

　　对于领导的“身边人”来说，领导就是他们的“保护伞”。而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权力的运行不是遵循法律为其设定的逻辑，而是遵照自己的野蛮逻辑，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为终极目的。

　　其表现，既可能是不择手段地获取经济利益，也可能是对侵犯自己利益或“尊严”的人施以暴力，然后再通过运用权力或经济手段予以“摆平”。

　　“二奶起义”、夫妻反目、子女闯祸，乃至贴身工作人员违法犯罪，都只是矛盾的一次集中暴发，虽然有其偶然性，却又是必然的。因为，膨胀的欲望就像一团火，总有包不住的时候，总有烧得人坐不住的时候。

　　有的地方的反贪部门看到了领导“身边人”潜在的危险性，便搞出了一些“干部配偶反腐培训班”或要求领导干部管好“身边人”之类的名堂，试图通过让“身边人”管好领导或让领导管好“身边人”的方式解决贪腐问题。

　　这当然是徒劳的。因为，如果相应的制度管不好领导，“身边人”又如何管得好领导？领导又如何管得好“身边人”？

　　从根本上来讲，“身边人”的问题其实是领导自身的问题，而领导的问题则是监管制度的问题。只有从制度上做好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约束好领导干部，进而约束好领导干部的“身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