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打工者在守望城市。他们已经完全脱离农民身份，没有故乡可回，成为一代“新工人”。 吕途大学毕业已近20年，但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所以她去苏州的一家工厂面试时，谎称自己28岁。她混过去了，被录用了。 “苏州的那家工厂每天有无数的打工者离开，同时又有好几百人进厂。那么多人都在工厂门口等着，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那感觉就像在等着进屠宰场。 等终于叫到你名字的时候，你要跟着站成一排一排的，等着分厂，这时你就会觉得特别丢人。但是你又很渴望被叫到你的名字、站在那儿去丢人。”吕途回忆起她为了做社会调查去工厂打工时的经历，“一些感觉我无法通过对工友的访谈得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自己去。” 从2010年5月到2011年6月，吕途和她的同事去苏州、深圳、重庆、北京、武汉等地的打工群体中进行调查和采访，研究这个群体的现状和动态。这个打工群体，她把他们命名为“新工人”，他们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却在农村的打工者。 一直以来他们都被称作“农民工”——一些打工者接受这个称呼并且也这样称呼自己;同时也有打工者，尤其年轻人对这个称呼感到反感，觉得这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呼。 2012年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2011年)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吕途和她的同事们调查、描述的正是这个庞大的群体——一个在经济崛起的制造大国和在城镇化浪潮下诞生的“新工人”们，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在厂房里，没有人会叫你的名字。生产线上的线长会拎着你的衣服领子，把你从一个岗位提溜到另一个岗位。从来就不会问你叫什么，你也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这是一个让你没有名字的世界，在这里，当有人真的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卑，有一种千万别提到我的名字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吕途停顿了一下，强调了一下最后一句，描述完她体验到的打工者的世界。 到他们中间去：一个新工人村庄 吕途在北京的皮村有一间宿舍，这是她工作落脚的地方。 皮村是北京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大约有4路公交车经过这个村庄。在皮村的公交车车站总会看到三三两两的打工者拉着皮箱在等公交车，街道上的垃圾和不规整的店铺比公交站牌更显眼。 而头顶上不时飞过身形庞大、轰鸣的飞机表明这里离首都机场很近。也因位于机场航道下方，皮村不被允许建高层建筑。 在低矮的皮村，和吕途走在曲曲折折巷子里，才体会到这个未被拆迁的村庄，在等待未来命运时的杂乱和无序。占用到街道的出租房，是为了满足外来的打工者，更是为了下一次拆迁时换取更多的补偿。 2009年，因与之近邻的曹各庄被纳入新的建设规划之内，聚集在那里的外地打工者被迫搬到了皮村。这让皮村的外来人口大涨。现在皮村的本地人口有1000多人，外来人口却有1万多人。和很多的村庄一样，皮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庄，而是“未来的城市”。 根据吕途所工作的机构——北京工友之家在2011年7月的初步统计，皮村大概有大大小小的工厂205家，工厂雇用的工人从4人到200多人不等，平均每个工厂的工人有大约17人。 “这样统计下来大概有3485人在皮村的工厂上班。当然居住在皮村的打工者也有很多是每天去附近和城里上班的。村里有两所为打工子女开办的民办小学，有1000多名孩子在这两所学校学习。”吕途介绍说。 吕途所服务的机构——北京工友之家就在皮村，和工友之家的接触改变了吕途。吕途1990年代初在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并留校任教，1997年她开始去读了社会学的博士，其间和其后一直从事国外扶贫发展援助项目的社会学调研。 2003年，吕途在参与一个亚洲社会研究项目中开始了针对打工者群体的调研，北京工友之家成为她调研的对象。但她的调研并不为工友们所认可。 “他们对我也不是很热情，他们认为我的调查研究没有什么作用。正因为他们对我的研究虽然也合作但是持批判的态度，让我有一个反思，就是你的研究有用吗?”吕途做了多年的社会学调研在这时遇到了挑战。 “其实，你看到的、你想的都是你想看到的、你想想的。这是当时一位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对我讲的话，对我触动特别大。原来我根本就没有能力认识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自己。”这帮助吕途完成了一个研究者的转型，“我发现我的研究没有用，我的研究只服务于我的研究，不会服务他们。你要想真正做研究，真正为你所声称的那个群体服务的话，你就得生活在他们之中。”这才有了吕途到打工者群体中去工作和生活的一幕幕。 在皮村工友之家的大院里，有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新工人影院、新工人剧场，这个普通的大院几乎包含了皮村所有为打工者服务的文化场所。 在大门右边的一长排红瓦房就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博物馆正在为艺术家马泰关于“工人1000个梦专题展”做着一些准备。 掀开厚厚的门帘进去，入目的一个长廊一直通到房子的尽头，在规格相等的几间屋子里，陈列着来自全国各地打工者的照片、信件、暂住证、就业证、工资单、欠条、劳动合同、生活用品、工作服、劳动工具等。这是一个在北方大院普通房间里的博物馆，堪称简陋，但陈列和展览足够真诚。 对于这些，博物馆的创建者孙恒说了一句话：“在主流的历史中，我们听不到劳动者的声音。历史放在这里并不是为了陈列，而是为了促进我们思考和进步。” 采访当天的下午，吕途要去给在皮村的打工子女学校——同心实验学校的学生上一堂课。这个去年夏天经历关停风波的打工子女学校现在继续维持办学。 在四年级的教室里，艺术家马泰正在为孩子们展示荷兰解决移民子女入学受教育问题的一些历史和现实图片。教室有些简陋，孩子们好动，教室里时而安静，时而嘈杂，但整体气氛活跃，吕途担任翻译有时不得不大声地喊着对孩子们讲话。 课上到一半时转到六年级，六年级的学生安静很多。比起四年级的孩子，六年级的课堂更有秩序。在马泰展示的一个年满18岁的非洲籍学生面临被遣返的境地的照片时，马泰让学生回答该不该让他离开回到他自己的国家时，这个触及这些孩子处境的问题显然刺激了他们。 在最初的沉默之后是热烈的讨论，应该的与不应该的、合法的与不合法的，不管是沉默还是回答，每个人内心都有着自己的答案。六年级，意味着他们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去哪里继续上学。 课堂结束时，吕途问这些学生：“明年谁会离开自己在北京打工的父母回到家乡上学?”大约有一半的学生举手：“谁能确定知道自己能在北京继续读初中的?”只有三四个学生举手。而剩下的都不知道自己明年到底在哪里、做什么。 “土扶可城墙积德为厚地”，在教室斑驳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用毛笔写的不甚工整的字，装饰着这个简陋的空间。与四年级的活泼的孩子相比，六年级的学生们有那么一丝不易觉察的沉默。 根据2009年北京工友之家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在北京皮村居住的打工者平均每人的居住面积是4.6平米。很多家庭因为住房和经济的原因，而不得不选择把孩子留在老家。 在皮村听到了一首北京工友之家新工人艺术团为生活在北京城乡接合部打工者聚居区的工友创作的歌曲《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词曲：许多)。在掺杂着各地方言的音乐中，他们在诉说着打工的漂泊生活，让人眼前浮现出“新工人”的皮村： 村子里那一排排一间间十来平米的小屋中 大伙用不同的方言会说些相同的话题 大伙早晨挤上公交车，挤进这城市的文明 然后就去勇敢面对生活的艰辛 哎! …… 村里有所简朴的打工子弟学校 孩子们在这能学习，开心地玩着游戏 村子旁边那个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的老乡们 在辛勤地为别人盖着漂亮的房子 哎! …… 我们带着双手和行囊远走四方 我们努力生活就不会失去方向 那破旧的录音机里放着西北的秦腔 他铿锵有力地唱着生命的力量 那破旧的录音机里放着西北的秦腔 他铿锵有力地唱着生命的力量 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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