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富豪外逃” 真正该反思的是什么？

　　自从五百年前西方崛起登上世界舞台，以地理大发现和对外殖民开启全球化以来，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移民问题。不过，在初期，这种移民现象并没有什么规则。比如，欧洲的白人不管其他土地的主人是否同意和乐意，便强行入住。再比如，他们也不管非洲的黑人愿意不愿意，强行贩卖。

　　不过这个时期，中华文明毕竟底子厚，还有余威，以致人没有沦为印地安人几近被灭绝的命运，也没有沦为黑人被全球任意贩卖为奴的境地。而且当年人即使凭借武力打败中国，双方签订的尽管是不平等条约，也要规定中国人可以自由地迁往英国的殖民地。

　　当年大搞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禁止人移民，为此清政府曾向多次抗议，而英国也不得不做做样子向施压(了解澳大利亚的民主，也要了解澳大利亚成立联邦后首任总理巴顿的名言：“我不认为生而平等这一不辩自明的真理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平等。种族平等根本不存在。根本的平等在白种人之间比较。这些种族和白人不可相提并论的，是低人一等的。人生而平等之意不包括英国人和中国人享有同等地位”)。

 

根据调查，向海外移民的群体中，5080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

　　当然另一个殖民地独立后，不归人管了，在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就大量以商业契约的方式输入劳工，而不是像对待黑人一样强行绑架、拐卖。所以谁说国家实力和个人命运无关？谁说国家强大和我何关？谁说GDP再多和我无关？自然，考虑到中国人既众，又具有廉价、聪明、吃苦耐劳的比较优势，所以在大规模建设趋缓后，就将中国人进入美国的大门关上了。也就是说，剥夺了中国人出入的自由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错误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个时候西方对中国主要批评没有自由，没有对外移民的自由。不过这似乎是西方得了便宜又买乘，明明它不愿意接纳中国人，还立法剥夺中国人在国际上的自由迁移的权力，但当中国人自己关起门来的时候，它又批评中国没有人权。是不是颇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意？好在，后来西方也变聪明了，面对第三世界广大的移民潮，强烈要求各国政府配合打击，也不再唱什么人权的高调。甚至之所以支持中东某些专制国家，它们用强力手段打击非法移民也是理由之一。

　　1978年，逐渐打开国门，人民重新又有了向外自由移民的权力——这应该说是中国人权改善和提高的一个方面。然而，当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对外移民——全球化时代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时，西方以及国内的自由派，却又开始拿移民大做文章，移民，重新又成为他们攻击中国的题材。

　　或许从逻辑上讲确实是不好理解：一方面是迅速发展，正在重现它昔日的辉煌和强盛，另一方面，精英尤其是知识和资本精英大量移民。根据《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资产在1000万元的人群中，有60经完成或正在考虑投资移民；在资产过亿元的富豪中，47示正在考虑移民。中国的海外移民潮从过去的劳工移民，到留学移民、技术移民，现在又进入了“富豪移民”。

　　在进入富豪移民阶段以前，西方和自由派并没有用移民问题来攻击和否定它的制度。反倒是现在，西方各阶层也开始向中国涌入的时候——比如一半以上经理都愿去中国工作，德国不少大学毕业生到中国求职，就动不动就声称 “中国人民对这个制度用脚投票”。这种改变，原因很简单。对西方而言，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真正的威胁，特别是屋漏偏逢连天雨，它们自己又深陷经济危机、苦苦挣扎于出路。在这个时候，它的正当性迅速下降，话语权迅速缩水。至于自由派，则是跟着西方变而变罢了。

　　不过，说句公道话，今天的富豪移民潮，西方也是有“责任”的。近年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为改变国内经济低迷的现状，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投资移民新政策，以便吸引其他国家民间资金。所以，尽管时代变了，西方仍然未变，仍然是得了便宜又卖乘的得性。

　　其实如果从人类的历史上看，出现富豪移民潮是再正常不过了，这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想当年，和亚洲四小龙腾飞时，也同样出现了大量的富豪移民潮。因为这个时候，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发展，有能力向外移民了。另一方面本国虽然各方面都有了提高和改善，但相对于早发国家，仍有差距。

　　其次，出现的移民潮还和中国的文化有关。从生存智慧上讲，中国传统上讲究“狡兔三窟”。所谓移民，不过是再找一个保险罢了，分散一下财产的风险也好，多一个退路也好，仍然是这个传统的延续。中国人在国内时，要储蓄，要未雨绸缪。到了国外这种保障体系健全既讲人权又讲民主的国家，还是要继续储蓄，还是要未雨绸缪。这就是文化的作用。所以，当西方发生经济危机时，无论是欧洲还是，也都有大量的华人回国避险或者创业。

　　中华民族还有一个特点，家庭的责任感高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重视教育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海外移民群体固然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发展，但更多的是为了下一代。根据调查，向海外移民的群体中，5080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除了优质的教育，其它所谓的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食品、更高的生活品质等等，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孩子”。这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独特因素。

　　西方和自由派不应该拿移民问题大做文章的原因，还在于西方的富豪阶层也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税收，大量向外移民，甚至移向落后、和他们眼里专制的国家。只不过，掌有国际话语权的西方擅长掩盖真相罢了。

　　比如，生活水平远逊于西方，还一直被西方指责为专制国家。但知名影星“大鼻子情圣”热拉尔·德帕尔迪厄，就为了规避法国高昂的个税公开放弃法国国籍，选择加入俄罗斯国籍，一时间成为国际焦点人物（这位影星还公开称赞俄罗斯是伟大的民主国家）。然而，“大鼻子情圣”绝非个案，像他这样的“税收难民”并不在少数。近期就已经有4500多名法国人、4200名人、1920名人、1880名人获得了俄罗斯国籍，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资产超过千万美元的富豪。

　　此外，的首富奢侈品巨头路易威登(LV)的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也于2011年就申请了国籍，现在移民到比利时的法国富豪已经高达2800人。法国《世界报》 说，“200年前法国贵族逃离祖国是因为断头台，现在他们逃离的是法国的税收。”现在，平均一天就有一名法国富豪移居海外，也就是常用的词语“外逃”。

　　不过，不要以为富豪外逃是从经济危机开始的，早在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这样了。上世纪80年代，当时执政的密特朗政府在1981年首先开征富人税，包括影星阿兰·德隆在内的富人开始选择和作为自己的居住地。到现在，已经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影星贝亚尔和加西亚前往比利时定居、歌星阿兹纳武尔则选择了、体育明星更是几乎全部移民瑞士。最具价值的足球明星有里贝里、本泽马和埃夫拉。特别搞笑的是已退役的着名球星齐达内一方面声称征收富人税很应该，另一方面则早就迁往定居了。 法国企业界这种外逃现象更严重。最近当局公布了本国最富有的300人，他们的财产超过8150亿欧元，其中竟然有44名法国人，其财产总额达300亿欧元。其中包括香奈儿主人维尔特梅尔家族、红酒制造商卡斯戴尔家族等。

　　不仅企业老板外逃，上行下效，企业高管现象同样惊人。仅在定居的人就高达三十多万。正如一位工业企业家对法国媒体所声称的：现在想招聘一名高管，让他到法国来工作比登天都难。

　　我们可以想一下，西方如此多的富豪外逃，究竟要带走多少资金？

　　在，并不仅仅是富豪们才想移居国外，根据伊普索思为法国晚报“世界报”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24法国人曾经“很严肃地”考虑过离开法国到他国去生活：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39图离开法国，在工人阶层中，有33望有机会去其他的国家生活，在穆斯林人中，想离开法国的比例则高达51

　　不过，老百姓想移民海外的原因和富豪们不同。57人说，他们想离开是因为法国人的精神状态不好，排第二位的则是51法国人想到他国生活是为了职业生涯（原因不是本文分析重点，不过但愿这个数据可以令的自由派冷静下来）。

　　不仅欧洲，2011年，也同样是出于避税的原因，已有 1,800名富豪放弃了美国国籍和绿卡，要知道2008年时这个数字仅为230人。这其中着名的人物包括脸书的创始人之一、亿万富翁萨维林。他加入的国家可能会令自由派难堪：西方眼中的专制国家。甚至在这股大潮中都出现了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由于美国人排队等候放弃护照，在首都伯尔尼的美国大使馆重新调配了人力，以便处理积压的申请。

　　媒体和自由派可能不知道的是，除了富人外，就是普通百姓也大量移居国外。据《华尔街日报》，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有近4人口(1180万人)移居他国，达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高水平。一个国家4人口移居他国，用自由派的逻辑，这算不算用脚投票？中国向外移民的再多，可能达到人口的4

　　是一个相对税率较低、富翁外逃现象较少的国家。尽管如此，这些富翁们依然做出和“外逃”同等效益的举动。比如有的富豪为逃避纳税义务钻法律的漏洞，便常常在晚上搭机飞离英国领空，过了午夜之后，再回到英国机场降落。英国现行税法规定，每年在英国居住的时间不超过90天的话就不用缴税；而剩下的275天里，只要午夜前不在英国也可以不用缴税。

　　其实，西方这些在民主和自由环境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除了改国籍，还有更多的秘密手段避税。泰晤士报2011年底曾披露，全球超级富豪利用跨国税收制度之间的差异，离岸藏匿价值13万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29万亿元)的巨额财富，这一数额是GDP的近三倍。

　　除了西方一流国家外，就是二流国家也同样出现大量的人员外流现象。、及，这些曾吸引大量移民的“就业天堂”，现在却经历一场严重的“外向移民潮”。2012年1月至9月，人口减少速度为2011年同期的3倍。

　　相对于的富豪移民潮，和西方比是不是小巫见大巫？是不是西方的富豪们更应该受到谴责和批评？他们可都是赤祼祼地逃避社会责任啊！既不是为了安全，也不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更没有文化的特殊性，是纯粹地逃避责任。

　　不过，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媒体如何处理本国人大量外流的现象。第一，无论什么立场的媒体都不会以此来否定现在的制度。最多会成为不同党派斗争的素材而已。第二，还要千方百计为外流现象辩护。比如《世界报》2012年24日专门刊登了在工作的人的采访。《世界报》也承认上海是吸引法国人最多的亚洲大城市，目前生活在上海的法国年轻人在一万两千至一万六千人左右，他们一般都拥有高等教育毕业文凭，政治上左右两大倾向的代表都有。

　　但随后竟然借这些人之口说道：“在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得以将法中两国的社会制度做一个比较，他们普遍的感觉是人是生在福中不知福，认为，法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需要改变应该是法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法国现行的社会福利体制，虽然，这个高福利体制会滋生一些寄生虫，但是，它无疑体现了法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这和法国媒体谈论中国海外移民现象时把它上升到制度层面并大肆炒作的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举一个例子。法广这样解读法国人对现实的不满：“法国人喜欢抱怨，法国人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可是，大家都又对生活在法国感到满意，这就是法国人！”言外之意，不是法国不好，而是民众喜欢抱怨而已。)

　　只是《世界报》没有说明，既然他们都认为生活在的法国人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何以他们就一定要在生活、发展？许多生活在西方而批评西方并肯定中国模式的海外华人,可没有得出“生活在国内的中国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类似的结论 。

　　如果任何一方都不上纲上线，就必须承认，在一个把人可以自由流动视为正当人权的今天，这实在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现象。根本没有必要拿来说事。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做出的选择不同。每个国家发展阶段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拿来以偏概全下结论的。至于由于观点不同，而拿对方生活所在地说事的群体更是贻笑大方。因为这种“你在哪里就要有什么立场和观点”的逻辑（比如你在西方生活，就要肯定西方，绝不能批评。那么是否可以说，你在就要肯定中国，绝不能批评？），显然和客观分析、公允评论划不上等号。

　　当然，虽然不能把移民问题上纲上线，但仍然可从中看到一个国家的问题所在。比如，西方也正在反思高税收的危害。毕竟这些商业精英、企业家团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自由创造精神，是推动一个国家发展和进步的中坚力量。再比如伴随经济危机而出现的民众移民潮，也从一个方面迫使西方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

　　而，也同样反思过于追求GDP带来的恶果：环境污染、法制的不够完善、生活安全等。尤其是刚迈进2013年就遭遇突如其来的严重雾霾，更是触目惊心。应该说，这才是理解移民现象客观和公允的角度。只是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自由派知识精英越来越与客观和公允远离，也越来越与国情民意渐行渐远。2011年有一个各行业社会地位的排名，不出意外的是妓女名列榜尾，而以知识精英为核心的媒体名嘴们竟然倒数第二！可见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国的自由派知识精英难道不需要吸取台湾名嘴的前车之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