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登山过程中，如发生任何意外，均不需活动组织方承担任何后果……”
这是一份生死协议，每个曾经参加过登山活动的人，都签署过这样或是类似这样的协议。他们承诺的潜在含义是：他们愿慷慨地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他们所由衷热爱的高山。
而对于华西都市报一级记者刘建来说，这种生死协议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只要是新闻到达的地方，就算是连飞鸟都无法逾越的高山，他都会义无返顾地到达。为了把登山途中人类的伟大精神传递给读者，他一次次签下生死协议，一次次承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攀过“雪宝顶”， 采访报道过“玉珠峰山难”和“北大山难”，在慕士塔格7546米登顶成功， 去过非洲和北美最高峰，有过“长漂”经历的刘建，从1999年至今的五年之中，已经签下了五份“生死状”。这次，为报道人类攀登珠峰五十周年纪念的盛况，刘建又出发了。出发之前，他留下了第六份生死协议。
大雪塘 让新闻记者成为新闻人物
提到生死协议，刘建的每个亲人、每个朋友、每一个关注他的读者、每一个接受过他采访，获得过他的帮助的人，都会想起刘建冲击成都第一峰的那次失踪。那是险些再没有后来的协议的一次登峰。
成都第一峰苗基岭，海拔5364米。1999年12月，刘建曾经踏上过征服它的道路，途中，面对电视记录镜头，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有些发哽，因为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活着回去。”但是，1999年的那次世纪冲击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
“不给成都留下遗憾”，2002年4月，刘建再次出发。这一去，他失踪了一整夜。
4月30日，“冲峰队”由刘建开路，进入苗基峰海拔5100米的大雪塘。当天下午，成都接到消息，刘建失踪！5月1日，华西都市报登载了刘建失踪的消息。数以千记的电话打进了报社热线。有登山俱乐部的山友，要求自发组织救援小组，由现在的中国登山协会主席王勇锋带队；有电视台的记者，要求加入救援组；有刘建当时读高一的女儿，问找到爸爸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有的读者已经哭了……在近20个小时的焦急等待后，刘建奇迹般地“跳”了出来，他在头天晚上不慎落入雪窝，在零下几十度的雪槽里睡了一夜，早晨醒来，他居然直接登顶去了！
参加过“玉珠峰山难”救援的刘建，其实太知道当登山队员在山上失踪时，对于他们的亲友，意味着什么了。然而，他没能想到，他的失踪会带来如此多的关注，让他这个新闻记录者居然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对象。事后，他笑道：“一夜成名不外如此。”
北大山难 为报道“征服”而征服
讨论、批评、痛苦、反思还有骄傲。这是北大登山队5名队员遭遇山难后，另3名幸存者所遭遇的一切。逝者已矣，《南方周末》评论说：我们悲痛但我们必须承担。而为赴北大山难报道，再一次签下生死协议的，零距离的观察者刘建认为，这是一个不容讨论的话题。
2002年8月12日晚，拉萨传来消息：8月7日，北京大学登山队5名队员在攀登海拔7292 米的西藏希夏邦马峰岗彭庆峰的过程中遭遇雪崩，两人遇难，三人失踪。8月13日中午，没有任何先期准备的刘建，背负着亿万读者的关注，乘坐消息传来后的第一班飞机，在第一时间奔赴西藏，进行报道和救援。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记得，当时媒体的激烈讨论。有人认为，北大学生作为栋梁之才，理应以学业为主，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拿自己的生命去进行这种冒险，多少有些不值。新浪网的投票，迄今有168798 人参加，认为值得鼓励的有78053人，认为不宜参加此类活动的有74626人，认为很不值得的有16119人。刘建却认为，这是信仰之难。北大学生的死亡，拒绝了一切理解。
我们可以相信，在与北大山难幸存者共同呼吸希夏邦马峰依然圣洁的空气，共同参加救援，共同经历山友遇难之悲后，刘建的观点更为切身。他说：“登山，是一种骄傲的寄托。”在他看来，在磨练中挑战自我，超越自己是一种由衷的快乐。但作为一名记者，他可以为职业献出生命，却不能为爱好献出生命。
第六次生死状 为了华西读者与珠峰的约会
“本报与珠峰有个约会”。这是刘建出发前的口头禅。作为旁观者，我们无法询问也无法体会一次次签下生死状带给刘建的真实感受。我们只知道，为了安全冲顶，刘建的生活已细化到了吃饭喝水上厕所。为了体力更充沛，每餐，他都要尽量多吃一点，再多吃一点。因为，他不仅要去珠峰，要发回报道，还要平安归来，预备下一次的出发，下一份的生死协议。
刘建经历了十天魔鬼训练，做了大量前期准备，乘车数千公里。前天，他终于目睹了雄奇的珠穆朗玛，这是任何在后方作新闻炒作的人所无法体会的由衷快乐。本报将为你继续关注这位新闻英雄的登山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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