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3名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贵州省六枝县登山时发生事故,清华大学学生黄德坠崖身亡。(7月5日《新京报》)此前,北京大学“山鹰社”的5名队员也曾在登山时不幸遇难。作为北大和清华的学子,年轻生命的逝去的确让人扼腕。但在事隔仅仅两年之后,又一次发生同类事故,实在发人深省。于是,公众对“攀登的意义”再次发出追问。 在追问声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只是为了乐趣去登山,死得毫无意义”。但在这种声音之外,也有人认为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生的价值体现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人们不再满足于挣钱和养家糊口,而更喜欢追求精神的享受,登山、徒步旅行、探险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追问声中,更有人通过引用已故英国登山家GeogeMallory的话“从这种冒险里我们得到的只是乐趣。归根结底,乐趣是生活的最终。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和挣钱,我们吃饭和挣钱是为了能够享受生活。这才是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目的”来阐述“攀登的意义”。 应该说,人们对“攀登的意义”,尤其是对大学生“攀登的意义”的否定,意味着公众对于生命灾难的反思与批判,而肯定的观点则意味着对生命价值的重新理解和定位。这种争论、反思、批判和制衡,已经在无形之中为国人提供了一个多元和理性思辩的空间。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国人对于“攀登的意义”的追问,对于逝去的生命的价值的追问,连同这种辩论过程本身,都已经显示了国人对于人的生命本身的敬畏和关注。在这种敬畏和关注中,饱含对人类命运和境遇的体察和同情,深怀着对自己和他人美好生命的期待。 通过质疑和争论,将自己的关怀视野放眼于有限的生命个体和无限的生命价值意义上,使公众获得广泛的、社会化的情感共鸣,这对培养公民开阔的胸襟、成熟健康的心态,尤其是对生命价值的主体性认同有着积极意义。这也正是公众追问清华和北大学生“攀登的意义”的现实价值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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