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的假期到了，天气也开始炎热了，而另一种叫做登山的热潮也开始持续升温。北大、清华、复旦的学生登山队纷纷出行，国家登山队则开始了攀登欧洲最高峰的行程。 登山是勇敢者的游戏。这是许多人从电影和媒体语言中得到的第一印象。但通过记者的大量采访，我们还得到这样一个第二印象———登山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系统性极强的运动，违背其规律所付出的的代价常常是人的生命。 我们尊重每一位登山爱好者的选择，但面对愈演愈烈的登山热潮和炒作得有些失衡的商业登山，我们想通过两期关于登山的专题，让大家对登山运动有更深入的了解。当面对“因为山在那里”的诱惑时，能设身处地地明白“我在哪里”。对向往登顶的人来说，当你做出选择时，你必须明白，你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场游戏，你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刺激”，你所付出的也不应当是生命。那些云雾缭绕的山峰有神秘浪漫的一面，还有着冰冷艰险的另一面。 本报北京7月6日电 “是谁日夜遥望着蓝天， 是谁渴望永久的梦幻， 难道说还有赞美的歌， 还是那仿佛不能改变的庄严。 哦，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川。 一座座山川相连……” 大学生登山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在中国，困扰大学生登山活动的焦点和问题却要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最近几年，在中国发生了几起大学生山难事件，大学生登山一时成为敏感话题。然而，在公众普遍持有“大学生登山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冒险，是对家庭和社会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这样观点的时候，在主管部门不支持甚至限制发展大学生有组织性的开展登山活动的时候，作为当事人的大学生登山爱好者，他们的经历、想法和意见又是怎样呢？ “登山训练充满单调和辛苦” 一说到登山，记者面前这位外表腼腆的清华大学前任登山队队长温世强，竟一口气谈了两个小时。话题就从7年前，温世强刚刚走进大学校门即报名参加清华登山队开始。 “报名的人真是多啊，好几百人吧，那个时候我根本不太了解登山，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我只是觉得好奇、好玩。” 温世强所说的登山队报名火爆并非近一两年的特有现象，记者从校方了解到的情况是，作为清华大学重要的学生社团，山野协会每年都是大热门，高峰年份报名的人数都在500人以上，这种情形在北京大学更加突出。不过，在报名半年之后，绝大多数学生都会因各种原因退出登山队的新人选拔过程。 “体能是第一关，加入登山队新人选拔后就开始每周3次，每次4000米～6000米的体能训练，很多人在训练几次之后就逐渐退出。半个学期后，体能训练标准提高到6000米～8000米，除了辛苦之外，很多人因为枯燥而放弃。因此，能留下的将是极少数身体和意志都合乎要求的学生。到了第二学期，登山技术、登山器械使用、力量强化等训练项目已大量列入训练日程，体能的标准则提高到每次1．2万米，并开始负重拉练和模拟登山训练，那年最后顺利通过考验，获准加入登山队的只有包括我在内的3个同学。”温世强特别告诉记者，所有这些训练标准的制订都是根据中国登协的专业队员训练标准，并接受来自中国登协的指导。 第一年的训练让温世强原先对登山的美妙幻想完全破灭，“一年的训练下来，我才逐渐明白登山是怎么一回事，它决不如人们想像中的逍遥、洒脱，而是充满单调和辛苦。另外我也认识到，登山队的选拔不仅仅是对身体的检测，还要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品德。” 1998年夏天，即将升入大学二年级的温世强被清华登山队批准参加当年的登山活动———攀登海拔7543米的珠穆朗玛北峰章子峰，“以往总觉得雪山离自己很远，以为那是专业人士才能攀登的，这时我才感到，原来雪山并不是那样遥不可及。” “没有英雄，只有成功的团队” 然而，温世强的登山计划却受到了家长的极力反对。由于大学生登山活动必须具有家长的书面同意，因此一旦家长反对，任何队员都必须放弃攀登计划。温世强介绍说：“每年都会有一小部分队员无法通过家长这一关。由于北大山难事故，最近两年，清华大学反对学生登山的家长越来越多，绝大多数情况下，家长很难改变主意，我还算好，经过一年的漫长说服后父母都同意了。”温世强说自己向父母客观地介绍了登山情况，以尽量减少父母对安全的担忧，而最重要的是表明了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一年的训练下来，我已经对登山有了理性的认识，我提出登山的要求是认真考虑的结果而不是一时冲动。此外，我希望父母支持我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体验将使我受用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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