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5月初,我就在默想那个日子了:5月27日。这是西藏杰出的登山家仁那遇难一周年的日子。 不过,我并没想过以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来纪念仁那兄弟,即使在2005年仁那当选“中国体坛十大风云人物”时,我也只是用我的方式默默想念。 25日下午,《体坛周报》的编辑打电话告诉我他要做仁那遇难一周年纪念专版,并请我写篇文章,这让我相当意外。随后,编辑又发来一个情真意切的短信,让我觉得确实不好推辞。 可是写什么呢? 关于仁那,一年前那篇《仁那,一生只做一件事》已经写得很充分。对于公众,他是个杰出的登山家,但对于我他首先是一个真诚的朋友。而在这个年代,仁那和他的队友能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朋友。 2003年我带着读高中的女儿去了一趟珠峰。在刚到拉萨入住喜玛拉雅饭店的大堂时,正巧遇上仁那和边巴扎西。我大喜,急忙对女儿说:“楠楠快过来,叫叔叔。” 女儿痛快地叫了声“叔叔好”。我接着说,和叔叔们合个影吧。女儿很听话也很开心地与仁那、边巴合了影。 女儿小时候不愿意叫人,大了后更是经常不给我面子。但她对这些藏队兄弟确实另眼相看。 世上最淳朴的人 罗申说:“认识仁那他们之前,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纯朴、真诚的人。”这也是我的感受。 1988年,中日尼三国登山家双跨珠峰时,罗申是南侧中国队的体能教练,仁那是南侧的队员之一。那年他才22岁,是年龄最小的队员。 他第一次参加正式的登山活动,就赶上举世关注的双跨珠峰。如果没有那次双跨珠峰,仁那和他的大部分队友成为”职业登山家”(即属于国家登山队正式编制中的队员)的机会都将微乎其微。我也就不可能有机会与他们结识。 仁那从进入登山界一开始就注定了要成为主力。1987年,在北京举行的”中软杯”全国攀岩比赛中,身高1.83米的仁那夺得个人和双人结组双料冠军。 1988年双跨珠峰预定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突击被意外中止,除了登顶队员次仁多吉,边巴扎西、仁那、加布、达琼、洛则这些天赋同样极佳却失去冲顶机会的队员都以为该各回各家,重新回牧区当牧民了。 采访双跨珠峰活动结束后,我在怀柔登山基地休养,把4岁的女儿也带去了。那时每天早上,十多个藏队兄弟都会把早餐每人一只的鸡蛋节省下来,从餐厅带回,放到住地大厅的一只碗里,堆得满满的,要让楠楠吃。 女儿并不喜欢吃鸡蛋,堆满的鸡蛋我后来让服务员拿回厨房了,我对藏队兄弟说,你们还是自己吃吧。但在那住了近十几天,他们还是天天如此。 我给女儿讲过不少登山的故事,藏队兄弟是经常出现的人物,我讲得更多的不是他们的登山成就,而是包括像一碗鸡蛋那样的故事。 这也是我的感受。至少在这点上,我把自己的感受传给了女儿。 丈夫、父亲、兄弟 我曾在1989年的长篇纪实《山王——双跨珠穆朗玛纪事》里详尽描述过登山史上联合双跨珠峰的那段曲折历史,但当时我也无法预测这些登山“临时工”(他们当时的自称),从那以后组建成一支再也没拆散的队伍,终在1993年启动14座计划:用团队方式遍登地球上8000米以上高峰而为国际登山界高度关注。 攀登14座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计划,团队的方式则使变数大增。经过13年的攀登,次仁多吉、仁那和边巴扎西终于在去年这个时候来到了第14座山峰脚下。 从拉萨出发准备冲击迦舒布鲁姆I峰前,仁那指着其他队友对刘福勇说,他们的妻子都来送行了,真幸福…… 仁那遇难后,许多像是宿命般的记忆被人们搜寻出来。曾经担任过西藏登山队队长的多吉甫是仁那的舅舅,他回忆说,出发前那几天仁那有些心神不宁。仁那还对舅舅说,吉吉不在家,心里有点空落落的。此时,吉吉正在珠峰率领中日女子登山队向上攀登过程中。仁那这一走,11岁的小女儿就只能托付给亲戚照看了。而且5月5日就是小女儿拉姆央金的生日。 这样的情况有过一次。那是1999年,为了少数民族运动会,仁那和妻子双双代表西藏登山队到珠峰顶峰取圣火。他们4月20日出发,5月27日夫妻二人携手同时登顶。后来,仁那的家中悬挂着一幅大大的照片,就是他们夫妻在珠峰顶峰上相依的情景。那天,他们夫妻俩站在顶峰上,在珠峰大本营的桑珠队长开心地向顶峰的仁那喊话:”你们是不是同时到达顶峰的﹖”“是!”“你们拥抱了吗﹖”“拥抱了?”“亲了吗?”“亲了!” 仁那和吉吉,成了我国第一对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夫妻。六年后,仁那遇难的时间又是5月27日。 仁那最终留下了迦舒布鲁姆I峰的遗憾。但我相信,在人类的探险编年史上,迟早会有这样一笔:中国西藏登山队的“14座计划”前无古人。我还要加一句,我的兄弟们,你们的壮举极有可能后无来者。 女儿曾说,你和西藏登山队的叔叔们的感情真的很像亲兄弟。 如果有来生,让我们仍做兄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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