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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以及同性性行为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
《商书·伊训》说到“三风十愆”是关于同性恋的最早记载。“三风十愆”是指3种恶劣风气所滋生的十种罪愆。即巫风二，舞、歌；淫风四，嬖货、色、游、畋；乱风四，侮圣言、逆忠直、远首德、比顽童，合而为十愆。其中，比顽童即玩男童，搞同性恋。该书描述道:“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许多有关同性恋和同性性行为的记载。著名的“余桃”、“断袖”、“龙阳”等典故，以及“邓通钱币”等实物均显示了同性恋在中国的历史轨迹。
在中国历史上，同性恋首先被冠以“龙阳”的称号，其故事见《战国策·魏策》:“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馀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王之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里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以巨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王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装而趋大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龙阳君姓名虽不传，但后人称同性恋为“龙阳”，确源出于此。
此外，还称同性恋为“余桃断袖”之癖。“余桃”的典据见韩非子的《说难篇》:“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别。弥子瑕母病，人闻有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一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吠我以馀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断袖”的典据载于《汉书·董贤传》。董贤年二十二，即为三公，哀帝兴会所至。甚至于要把汉家天下禅让给他。《汉书》说他“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不久便出则参乘，入同卧起。“尝昼寝，偏籍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恩爱一至于此。
由于对生育至高无上的推崇，我国古代对同性恋的态度仍然是以排斥和敌视为主，并将其视为“阴阳不调，灾害并臻，元元蒙辜”的根源。因此，在汉哀帝(卒年25岁)“驾崩”后不久，董贤(卒年22岁)即被迫自杀。“断袖之谊”就成为了男性同性恋的代名词。汉哀帝和董贤都有妻室，并非单纯以同性性活动作为唯一的性欲满足来源。这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除上述历史记载以外，诗词歌赋、陶瓷壁画、雕塑美工作品中，均可见到同性恋和同性性行为的痕迹。恋爱行为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