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系列：过年的玩物

    按传统风俗，正月十五不过，这年不算过完。民国年间的《高邑县志》记载：自除夕至十六，遍街悬灯，士女竞观，夜不为禁，踢毽子，打秋千，以为欢乐。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也无论穷与富，欢乐此时是主旋律。

    不仅仅有毽子和秋千，过年的玩物有很多。行唐人尚秉和先生生前热衷考证历代社会风俗事物，他在著作中提到几种失传的古代游戏，如打球古名蹴鞠，再如弹棋、斗草、藏钩、格五、双陆等，还提到当时仅存的弈棋、象戏、色子戏、牙牌等古代游戏。现在再看，民国年间仅存的还剩几个呢？

    玩物是游戏的载体，许多游戏常常是通过一种具体的玩物来完成的。现代社会，每个人的娱乐生活都可能有多种选择，我们记录的几种过年玩物，有的还是现在时，有的则已经或正在成为过去时，好在走的尚未走远，尚能记得。

    1、秋千

    最初秋千不是纯粹为玩乐而设，而是“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趫者”，到“齐威公北伐山戎，此戏始传中国”。

    打秋千什么时候成了过年特有的一道风景呢？《荆楚岁时记》上说，“春节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袨服坐其上，推引之，名秋千，楚俗谓之拖钩，涅槃经谓之胸索”，说的是一千多年前湖北等地的过年风俗，但这样的场景在北方应该同样不陌生，查我们的一些地方文献，多有人们过年“以秋千为嬉”、“作秋千戏”一类记述。

    秋千的原产地在北方。然而过年打秋千的场景我们现在过年很难见到了。过年在石家庄和保定的乡村走，有意识地找也没找见秋千的影儿，是我们不够幸运？这项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新年运动为什么见不到了呢？被忙忙碌碌的我们疏远了呢？

    30多年以前却是不难见到的。在我们老家管“秋千”叫“悠前儿”，所以打秋千也叫打悠前儿。孩子们玩的秋千简单，一根绳，系在斜靠在房上的木梯子上，孩子们坐在上面就可以荡来荡去。再大一点儿的孩子，玩秋千得要在当院另做秋千架，讨巧的办法是找两棵距离相近的树，把绳子的一头绑在一棵树上，另一头绑在另一棵树上。

    这两种因地制宜而做的秋千都不讲究，绳子细，坐上去硌屁股，站上去硌脚。讲究的秋千是特意做的，“用木杠做成秋千架，在横木的上面，系绳两条，下端系一块横板。游戏的时候，人站在横板上，两手握绳，前后用力摇荡，越荡越高，好似凌空飘飞一般”。

    一般，村里最大最高的秋千，也是村里出面做的全村人的玩物，在村中央最繁华的一条街上，有十几米甚至几十米高，孩子荡不起来，一个大人荡起来都难。此地此时，走上秋千的常常是两个有胆色的男人，面对面站定，然后面对面地开始……使劲——— 两个人你来我往，秋千渐渐荡起来，在阵阵加油声中，越来越快，越来越高……人们看见打秋千的两个身影几乎追平了秋千架的横杠，于是，更多更热烈的惊叫和欢呼打观看的人群里爆发出来……

    2、风筝

    风筝也叫纸鸢。乾隆年间的《柏乡县志》记载，过年时，儿童唱秧歌，放纸鸢，村落遍架秋千为戏。

    最早的风筝当然不是专用于娱乐玩耍的玩物。它的使命远比娱乐重要和严肃。传说把风筝派上实际用场的是汉朝名将韩信，韩信要和反叛者陈豨里应外合，他做风筝用于交通信息的工具。他当然没有成功，谋败身死，风筝没随他死去，传了下来。另一种说法则认为风筝的发明跟梁武帝有关。我们不能认定哪一说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但可以肯定，风筝在唐朝以前已经出现了。

    风筝现在当然也不单是过年的玩物。但许多人都好过年放风筝，为什么好这个呢？大概是别有情味吧。树木还没有绿意，连天空也时常灰蒙蒙的，这时，如果有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风筝飞到空中，我们是不是有眼前豁然敞亮的感觉呢？

    买到一只喜欢的风筝现在容易了，卖风筝的人多了，能买到风筝的地儿也多。30多年前不行，想放风筝了只能自做。自做的风筝粗糙，用竹条绑成风筝架，再糊上绵纸或者塑料纸，就成了。没人对一只飞向天空的风筝指责，说它不精致，飞不高，那时风筝能飞起来，放的人和看的人都知足。

    自个儿不会做，只有看人家放，只有羡慕的份儿。看着放风筝的人操纵着那根细细的长长的线，把风筝玩于手掌，借着风力随心所欲，那根线伸向仿佛无穷尽的空中，渐渐没在空中。看着高处的风筝，才知道线的存在，线还没断……

    谁还记得风筝的发明者呢？谁又会于此留意呢？清朝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说：风筝即纸鸢，缚竹为骨，以纸糊之，制成仙鹤、孔雀、沙雁、飞虎之类，绘工极工，儿童放之空中，最能醒目。有带风筝锣鼓者，更抑扬动听，故谓之风筝也。

    3、鼓与钹

    这两样打击乐作为人们过年的玩物，在今天的省城及附近乡村，并不鲜见。鼓是特制的大号鼓，放置于特制的带轱辘的铁架上。人们推着一路走一路打。

    与之相配合的是耍钹。鼓声和钹声相互缠绕，震天响，把人们欢天喜地过大年的心情宣泄得淋漓痛快。

    正月玩这种游戏也有年头了，并非始自近年。我看到70多年前的文献，关于它有这样的记载：“共用十几个人，一人打着鼓，再有几人敲着铙，其余的人每人手持大铜钹一对，先站成一定的式子，听到鼓声一起，除拿铙的随着鼓点敲打不动外，所有耍钹的人，一面也要随着鼓点敲钹；一面还要耍成种种玩拳式的样子，并且这许多人总是一律的。演时忽紧忽慢须与鼓点合拍，动作也很整齐好看。可见事先的演习也很费时间”。

    4、雪和冰

    到现在，石家庄这个冬天还没下一场雪。

    没有雪，冰也稀缺。雪和冰都曾经是我们过年的玩物，但这些年全球变暖，暖冬一年又一年。这让这个新年在许多人眼里缺少了些生趣。

    雪可以用来堆雪人，打雪仗，还可以滑——— 雪可以滑，雪冻了冻成冰也可以滑。对生活在乡村的孩子来说，雪还会带给他们更多的快乐和顽皮。

    还是说30年前吧。那时除了大年初一起五更挂鞭，许多人家很少舍得再挂鞭。孩子们也喜欢把鞭拆成单个儿的小炮，一个一个地放。一挂鞭挂了就完了，单个儿放时间长，也可随意，比如孩子们会把小炮插到雪堆里，只让它露出燃放的药捻来。这个游戏多少有些危险，但刺激。点着，砰的一声，雪粒炸起来，躲不及还会被炸一身雪末儿。

    30年前的乡村，还保持着传统的娱乐形式。我们看到的情景，就跟更早时候记录下来的情景一样：“乡村里有冻上冰的壕坑，农民就在上面做擦冰的游戏。擦冰的人先由远处跑来，到冰上时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的立着溜，随跑随溜，总是直走。有的在鞋底绑一铁片或铁条，一脚擦着，一脚蹬着地跑。要是没有壕坑，就在地上掘一个长沟，沟中注水，隔夜成冰也可以玩耍”。

    5、绣球和毽子

    两样都是孩子们过年喜欢的玩物。绣球现在难见到，毽子还能常见。

    绣球是自家缝制的，是娘或者奶奶用攒下来的做衣裳的下脚布缝制的；也不是全用布，布轻飘飘没重量，又软绵，一块一块布里都缝进了黄豆粒或者麦粒，这样绣球玩起来才有重量，才会发出一种悦耳的声音。

    踢绣球的法子单一，孩子们玩起来就是比数量，看谁踢的多。踢毽子也可以比数量，但踢毽子的人更看重玩出的花样儿。清末来到中国的法国人坎贝尔·布朗士有过这样的记述：男孩们非常喜欢踢毽子，他们的脚非常灵巧，毽子在他们脚上飞来飞去，像是从来不会掉下来似的，忽悠一下弹到左脚，忽悠一下又蹦到了右脚，一会儿飞得老高，一会儿又几乎贴着地面了，简直让人以为是毽子自己在飞。

    踢毽子的游戏早就有了。“毽儿者，垫以皮钱，衬以铜钱，束以雕翎，缚以皮带，儿童踢弄之，足以活血御寒”，制作毽子不难，预备公鸡毛一束，用布或皮子把它绑在制钱上，想玩就可以玩了。“用右脚由背后踢起，从左肩上过到面前，这叫苏秦背箭；要是踢起之后，将两腿交叉着跳起来，再用叉在后面的脚踢起，这叫剪子股。还有仙人过桥、孤树盘根等许多名称，都是用种种方法去接住或踢起。在踢起之后，有时也能用头、颈、背、眉、膝、鞋底等处去接住。最忌用手去接。玩的时候，许多人围起来传着踢，以毽子落地为输。要是几个人互相比赛数目的时候，有的不玩花样，是以开始踢起直至毽子落地为止，多者为胜”。

    6、棋和牌

    美国人阿瑟·史密斯这样描述清末的中国乡村生活：无论男女都纵情纸牌、麻将等赌博游戏所带来的刺激……春节期间，每个人都可以赌，赌只是为了高兴，而且也没有别的事可干……年老或年轻的妇女坐在草垫或炕头上，兴奋地洗着纸牌，收付着小额的赌钱，每个人都很快活。

    再看民国《万全县志》所记：每逢过年，居民商户“多以掷骰、抹牌为戏，亦有鸣锣击鼓、玩弄乐器以为戏乐者”；“儿童则以放风筝、踢铁球、放花炮、吹喇叭各种应时之玩物为戏”。

    民国《武安县志》也记：过年“居民饱食之余无所事事，即多宗娱乐，闺中则女子为纸牌之戏；每针余无事，即与姊妹宛若共坐一室，斗牌为戏。男子则各寻所好，好赌者则相与同入赌场，或押宝，或斗牌，或掷骰子，穷昼极夜，不以为疲；好武者于广场罗列刀矛，演习刺击，金鼓一鸣，赤臂下场，纠纠桓桓，皆有临阵杀敌之概。商民铺户，则于饭后茶余玩弄丝竹，急管繁弦，亦颇可听。街中则备设戏具供人玩赏，如秋千、木驴、船游、旋床、过梁游、灯山、鳌山等戏，绿女红男，群集嬉游，极歌舞升平之乐”。

    棋类中象棋玩的人最多。牌则有纸牌和麻将牌之分。现在说纸牌，说的是扑克，以前纸牌指的则是叶子。

    画家陈洪绶在去世前一年即公元1651年创作过一副叶子，他是明朝遗民，采取的是不食周粟的处世态度，为养活一家，画了这副著名的博古叶子。“廿口一家，不能力作，乞食累人，身为沟壑。刻此聊生，免人络索”，他“宁可向市井的酒徒、赌徒讨生活，也不去附和新贵”。

    现在很少人再玩这种叶子，而是玩麻将和牌九。但麻将牌普及之后，牌九越来越少人玩了。

    现在下棋和玩牌仍是我们过年常见的日常风景，但是不是全与赌无关，是单纯的娱乐性质呢？“娱乐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活动，不但能使人的身体与精神双方面都得到安慰与康健，并且能陶冶德性，培养人格，更是一种良好有趣味的社会教育，例如开通民智，增进知识，养成良好的习惯，参加社会的生活，都可以由娱乐方面入手办理，而收事半功倍的效果”。70多年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到现在的定州做调查，对当地当时的社会情形做过深刻的了解，他说，“城市的娱乐虽是重要，乡村的娱乐尤其重要，因为乡村的生活简单，各种文化的机关缺乏，社会团体的生活太少……凡想改良农村的，对于乡村的娱乐不能不加以注意，以求用娱乐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改良农民的习惯，增进农民的知识，启发农民的团体及社会的意识”。

    时过境迁，但这样的认识现在看来仍不过时。  （统筹/执笔 记者 刘学斤  图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