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与北京的“啼笑因缘”

    文/刘东黎

    《金粉世家》的读者群之广，是怎么想象都不为过的，这其中就有鲁迅先生的母亲鲁瑞。鲁迅是个孝子，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是一定要买回去送给老母亲看的。

    有一组数字令人惊异：张恨水一生办报四十年，写小说三千万字，散文四百万字，曾同时在十家报纸上开辟长篇小说连载专栏。 

    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最走红的通俗作者，非张恨水莫属。

    他的文字是很人间、很市井化的，当然也少不了佳人才子的旖旎风情、慧心兰质。他心里也满是情缘未了、春梦无痕的故事，笔下凡涉及女性，也都免不了一点香艳。烽火离乱，姻缘聚散是他最好的素材，经由他的全力铺陈，人生的啼笑因缘此起彼落，有笑有泪，那些恩怨情仇牵动了无数男女的心思。

    主编副刊练就“全能报人”的身家本领

    从《春明外史》初露锋芒到《金粉世家》的大红大紫，再到1930年《啼笑因缘》推出，张恨水在小说界的声誉已无以复加，1931年便可称为“张恨水年”。时移事往，张恨水，全国读者深为爱戴，受欢迎的程度持续十年而不坠。

    张虽是南人，在全国走红，却在北京起家，也依傍北京读者对《啼笑因缘》的认可，所以张恨水对北京感情极深。他曾说：“北平是以人为的建筑，与悠久时间的习尚，成了一个令人留恋的都市。所以居北平越久的人，越不忍离开，更进一步言之，你所住久的那一所住宅，一条胡同，你非有更好的，或出于万不得已，你也不会离开。那为什么？就为着家里的一草一木，胡同里一家油盐杂货店，或一个按时走过门的叫卖小贩，都和你的生活打成了一片。”

    张恨水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来到北京的。张恨水祖籍安徽潜山。1914年投稿时，截取南唐李后主“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中“恨水”为笔名。本来，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有志青年一样，他打算去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 北京大学求学，做一个站在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家道衰落，迫于生计，他不得不忍痛放弃去北京大学求学的愿望。

    初到北京的张恨水很快进入了报界，当了一名编辑，并幸运地认识了办报高手成舍我先生。成舍我是《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两大京城报纸的主办人。他慧眼识英才，将张恨水招到他的麾下，他让张恨水主编“副刊”。

    张恨水开始为报社卖苦力(他自谦是“新闻工作的苦力”)。他连编带写，一人包办了全部稿件。小说、散文、诗歌、历史掌故、时评等等，全部由他一个人操刀，这练就了张恨水“全能报人”的身家本领。

    最初，张恨水认识北京的方式并不直观，在办报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新闻轶事和报纸里的边角杂料都给他提供了一种认识北京的方式。在张恨水而言，北京就是一个“都市里的乡村”，它古朴、淳厚，算不得繁华，有闹亦有静，可以做个都市里的闲人，而这正是张恨水在文山字海的繁忙之外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所以，他对于北京有着真正的认同和欣赏，市民化的北京，风俗味很浓的北京，却因为有了他们这些外来人的加入，南腔与北调，新建筑与旧景物，新文化与旧传统，融合纠结在一起，让张恨水知之甚深而沉浸其中。以至于日本学者矢原谦吉曾说：“张恨水，皖人，而其‘北京气派’似较京人尤甚。”

    鲁迅先生的母亲是张恨水的“小说迷”

    张恨水在北京八年，他以一个外来谋生者的身份感受着北京，八年后，他开始推出《金粉世家》。这部小说自1927年2月起在张恨水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上连载，历时五年，浩浩百万言。正是这部《金粉世家》，奠定了张恨水在中国通俗文学中的大家地位。

    《金粉世家》的读者群之广，是怎么想象都不为过的。这其中就有鲁迅先生的母亲鲁瑞。曾经有人问她：“您觉得您儿子的小说怎么样？”她回答：“还可以，喜欢嘛……说不上。”但她却是张恨水的“小说迷”，鲁迅是个孝子，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是一定要买回去送给老母亲看的。

    1934年5月，鲁迅人在上海，老母却留在北京，他记挂着老母的这点小小的嗜好，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鲁迅向来对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很有些鄙夷，因为它“迎合了小市民的趣味”，但他对张恨水本人却从未有过褒贬，只说从未看过。其实，张恨水“鸳鸯蝴蝶派”的“帽子”，现在看来有一些冤。

    张恨水在北京当他的编辑，顺带着写他的小说，而把俗世生活看得天高云淡，名利和官位都不入他的法眼，但有时，官位也会自己找上门来。那还是《金粉世家》问世之前。他的成名作是《春明外史》，从1924年4月份起，就在《世界晚报》的副刊《夜光》上连载。在小说的连载过程中，曾经出现读者在报馆门前排成长龙争购报纸的空前场面。当时张学良也在北京，看了《春明外史》后非常欣赏张恨水的文采，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与张恨水交谈许久。后来张学良又多次登门拜访，并且提出了让张恨水去做官的想法。张恨水自然不会答应，就开玩笑地说：“我们本来是朋友，做了官，岂不成了你的僚属？我不是做官的材料，还是当朋友的好。”

    《春明外史》写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北平社会的世情风貌，以野史的笔法来描写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平官场，以及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和不公，涉及北平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的人物多达五百多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总统、总理、军阀，下至妓女、流氓、小市民等等，各色人物在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空间中进进出出。

    据人们推测，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甚至有人把小说中的人物与当时社会上的风云人物进行了一番对号入座：魏极峰——— 曹锟，鲁大昌——— 张宗昌，时文彦——— 徐志摩，韩幼楼——— 张学良，舒九成——— 成舍我，何达——— 胡适，金士章——— 章士钊等等。当时北平的许多普通读者，也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人人争买报纸，为的是知道个中人物结局如何，作者也从此名扬北京。

    “十分钟成交数万银圆”神话的真相

    成名后的张恨水继续写他的小说，并继续体味着北京的春花秋月。但张恨水的北京并不像曹雪芹的金陵一样，只是一个虚晃着的背景。他的北京是实实在在的，许多的地理场景都在他的描述中触手可及，地理成为重要的符号。

    比如，在《啼笑因缘》里，天桥是主人公樊家树结识唱京韵大鼓的沈凤喜、卖艺姑娘关秀姑之处。对沈凤喜来说，天桥是热闹的，又是贫穷的，这是她自由恋爱的地方，自有其泼辣的生气。什刹海、陶然亭是充满乡村风味的野游之地，而公园则是浪漫爱情的发生地。在《金粉世家》中，金燕西与冷清秋初遇在公园，次要人物如小怜与柳春江，梅丽与燕西的同学也都是在公园初见。民国初年的北京，公园是一种浪漫的象征。

    在张恨水那里，北京不仅是他自己的，也是金燕西冷清秋他们的。

    到了1930年，为了腾出时间专门从事小说创作，张恨水辞去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副刊主编的职务，结束了自己的北漂生涯。并且，他还用稿费所得买下了大栅栏12号一处“足资歌哭于斯”的庭院，生活上总算可以安顿下来，有了“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处所。

    张恨水寓居的庭院并非今日前门外的闹市，而是坐落在僻静的后街。院内树木葱郁，浓荫遍地。张恨水又亲手补种了两棵杨柳，两棵珍珠梅，两株梧桐树，还有两株丁香。他的书斋又兼茶室，室外就是那两株丁香。每到盛夏时节，丁香花芬芳醉人，而室内则是茶香袅袅，分外怡神爽心。

    有时也会应朋友之邀去茶社小聚。当时中山公园内有两家茶社非常有名，即长美轩茶社和上林春茶社。这两家茶社不仅茶好，而且还供应味美价廉的茶点，如长美轩的火腿包子，上林春的伊府面，还有因受到马叙伦先生赞许而名闻遐迩的“马先生汤”。张恨水和报界同仁及文友们经常来这里小坐，每每品茗叙谈及至深夜，才踏着月色欣然而归。

    还有一家著名的来今雨轩，也是张恨水品茗闲谈的好去处。来今雨轩在中山公园内，茶客几乎是清一色的文人及各界名流。鲁迅、钱玄同、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老舍等人，都曾流连于此。二十年代末，来今雨轩还办起了舞场。那时北京可以跳舞的地方很少，只有几家外国饭店有这种洋玩意儿。张恨水压根儿就不会跳舞，但常来这里的舞场茶座喝茶。一来在来今雨轩舞场用些茶点，只须花几角钱即可；二来也好在喝茶的同时一面看舞，一面聊天。有一回，他在那里闲坐，一时兴之所至，便随手写下了一篇三百余字的短文，第二天就登载在《世界晚报》上，说是“大家来呀，到来今雨轩跳舞去”，像是在给来今雨轩做广告。其实在他，本意根本不在跳舞，享受的只是那份闲情而已。

    张恨水流传最广的小说当推《啼笑因缘》，这部小说真可算得上是老幼皆知了。小说是应上海《新闻报》严独鹤的邀请而创作的。要想在通俗文学的大本营上海滩打开局面殊为不易，但张恨水善于把握上海读者的阅读心态，他写的仍然是北京，却投其所好，利用上海滩颇为盛行的武侠热，在自己最为擅长的社会言情题材中加入武侠的猛料。这一招非常灵验，一下子就击中了上海读者的阅读兴奋点，赢得了沪上读者的认同和喜爱。 

    这期间，上海还传出了“张恨水十分钟内到手几万圆稿费，在北平买下一座王府”的传闻。传闻虽然过于夸张，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在与上海世界书局的总经理沈知方先生的一次饭局上，张恨水同意将《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两部小说交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春明外史》是一次性买断，《金粉世家》的稿费则分四次支付，每收到四分之一的稿子，就付一千圆。张恨水又答应专门为世界书局写四部小说，每三个月交出一部，字数是每部在十万字以上，二十万字以下，每千字八圆。这样一顿饭下来，张恨水的确将有数万圆的进账，这就是坊间流传的“十分钟成交数万银圆”神话的真相。

    第二天，张恨水果然拿到了《春明外史》稿酬(一次性买断)四千银圆(折合今天的人民币二十万元左右)的支票一张，这也就是所谓的“买王府”的钱了。张恨水回到北平以后，就买下了大栅栏12号的那所宅院。

    《啼笑因缘》带动了北平的旅游业

    由于《啼笑因缘》的轰动效应，张恨水无意中带动了北平的旅游业。对于那些外地的张恨水迷来说，天桥成了来京旅游的必经之地。在张恨水的小说和散文中，陶然亭、西山、天桥、什刹海、北海、先农坛等等，这些地名是亲切而富有人情味的，看过小说的人，都会对这些地方情不自禁地心向往之。

    张恨水尤其对陶然亭情有独钟：“在三十年前的京华游记上，十有八九，必会提到陶然亭。没到过北平的人，总以为这里是一所了不起的名胜……及至我到了故都，不满一星期，我就去拜访陶然亭，才大失所望……那里没有人家，只是旷野上，一片苇塘子，有几堆野坟而已……我在北平将近二十年，在南城几乎勾留一半的时间，每当人事烦扰的时候，常是一个人跑去陶然亭，在芦苇丛中，找一个野水浅塘，徘徊一小时，若遇到一棵半落黄叶的柳树，那更好，可以手攀枝条，看水里的青天。这里没有人，没有一切市声，虽无长处，洗涤繁华场中的烦恼，却是可能的。”

    张恨水对北京有一种浸透骨髓的爱，爱之越切，也就观之越细，察之越深。他写北京的居室、胡同、花草、年节、市声等等，都弥漫着一种深远的意绪，展现了一种宁静高朗的境界。

    他写男欢女爱，总是风花雪月你侬我侬，这在当时那个年代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所以，他被归入“鸳鸯蝴蝶”一派。张恨水的小说只能归于通俗文学一类。但是，他以通俗文学的笔法娓娓道来的众生相，以及风花雪月背后的社会真实，却比血泪斑斑的“苦难文学”更有生命力。张恨水自己这样解释他之所以写爱情：“我不是为写爱情而写爱情，我写爱情是为揭露现实的丑恶、黑暗和无情，把美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就能吸引读者读下去。”

    有一组数字令人惊异：张恨水一生办报四十年，写小说三千万字，散文四百万字，曾同时在十家报纸上开辟长篇小说连载专栏。文字生涯是个苦差事，但张恨水却挥笔有如神助，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架“文字机器”何以生产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呢？

    张恨水晚年时曾坦言：“我虽然现在天天发表文字，却只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混饭，其二是消遣。混饭是为职业写字，消遣是为兴趣写字——— 四十年记者生涯，以字当米一颗颗蒸了煮了吃了，甘苦自知，悲喜两忘。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看来，这是一个深得文字游戏之乐的作家：一种可以谋生的文字消遣，玩字玩文，娱人娱己，一玩就是一生，这才是真正的职业作家。而他的“粉丝”，上至鸿儒下至白丁，几乎一网打尽。据说当年陈寅恪眼盲之时，曾专门请人为他朗读《啼笑因缘》，听得有滋有味。

    张恨水与北京的因缘却是平淡的，平淡中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深情。“为了北平人的‘老三点儿’，吃一点儿，喝一点儿，乐一点儿，就无往不造成趣味，趣味里面就带有一种艺术性，北平之使人留恋就在这里。”他留恋北京，写了那么多北京的人和事，但他并不以为荣。惟一引以为骄傲的是自家在北平住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院里有枣树、槐树、樱桃树、桑树、丁香……他喜欢“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写小说是混饭的，散文嘛，按他的说法，是“急就章应景的补白”而已。所以，除了那所大宅子，他了无牵挂。对于自己的鸿篇巨著，他满不在乎，不在乎能否传世，也不在乎有人盗版：“等我进了棺材，有人把《明珠》当金科玉律，我也捞不着一文好处；有人把《春明外史》换取洋灯，我也不皮上痒一痒。”一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架势。这倒是与北京的冲淡平和合作一处了。

    在任何一个时代，大历史都是难以收买人心的，倒是小说家以真真假假的笔触书写一个时代的种种啼笑因缘，反而真实地透着历史的脉息。风月宛然无异，而人间却是早已暗换了芳华。再回头看张恨水那些老练沧桑的世情小说，看他一幅场景一幅场景地从容描绘一个似曾相识的城市，就像一个时代在百年后诉说它自己。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做一个有关老北京的印象派之梦，只是梦犹酣畅，人已远离。

    (摘自《北京的红尘旧梦》，刘东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