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竹帛系列：大观五礼之记碑

"通高12.34米，宽3.04米，厚1.08米，重140.3吨"，磨不掉风骨的大观五礼之记碑震撼人心。1949之后，周恩来等领导人先后来到其前瞻仰。1988年11月至1989年5月，经过修补、加固和安装，大碑重新立了起来。

记者 刘学斤

生命的折点出现在宋政和七年即公元1117年，此前它以唐何进滔德政碑示人，此后它则以御制大观五礼之记碑的面目出现在公众视野。对照欧阳修和赵明诚记载下的文字，可见时代对它的改变，这种改变亦见于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九，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北都有魏博节度使田绪遗爱碑，张弘靖书；何进滔德政碑，柳公权书，皆石刻之杰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为尹，皆毁之，以其石刻新颁五礼新仪"。

"好古者为之叹惜"，而改变仍在无法预见之中进行。业已见不到田绪遗爱碑，亦不知它是否存世。如今惟见御制大观五礼之记碑，它曾在"河北都转运使公廨园中"，亦曾在双台村。

这通"高数丈，制度甚闳伟"的碑石，现立于大名石刻博物馆，2006年列入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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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唐何进滔德政碑，仍会有大观五礼之记碑吗？

仍会有的。谁不相信碑石可传不朽呢？———只是，或许碑体不再会如今之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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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是宋徽宗赵佶使用的第三个年号。这个寄托了青年赵佶胸怀的年号他只用了4年。期间他做了两件事情：八行取士和在尚书省设议礼局“分秩五礼”。这亦是赵佶自19岁登基以来做的值得纪念且有现实意义的两件事情。两件事情他都积极参与，且都在河北留下了御制碑石，存于赵县和平乡的大观圣作之碑可证前者，立于大名的大观五礼之记碑可证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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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礼制度始于周。

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祗，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军礼同邦国，以宾礼亲邦国，以嘉礼亲万民———“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

赵佶青睐五礼制度，基于他“士弊于俗学，人溺于末习，忘君臣之分，废父子之亲，失夫妇之道，绝兄弟之好，至以众暴寡，以智欺愚，以勇灭怯，以强凌弱”的社会判断。

亦有现实考虑吧。五礼“正人伦，定尊卑，别贵贱也，故有君道焉，有臣道焉，有父道焉，有子道焉”，他说，“夫倡而妇随，兄友而弟恭，莫不有序，人伦正也。上不可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大不可以凌小，小不得以加大，无得而逾，尊卑定也。朝廷邦国乡党遂序有典、有则、有伦、有节、有条而不紊，贵贱别也……夫人伦正，尊卑定；贵贱别，则分守明；分守明，则人志一；人志一，而好乱者未之有也。下不好乱，上不僭差，而天下不治者亦未之有也”。

“先王以是成教化，移风俗，其和至于广乐，其大至于与天地同节，朕甚慕之”。“一夜省阅”之后，结合当前形势，他开始重新审视并着手完善他理想的五礼制度，“复命有司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乃作吉礼，以祀以祭以享；乃作凶礼，以哀以吊以会以恤；乃作宾礼，以朝以会以觐问；乃作军礼，以用众恤众简众任众合众；乃作嘉礼，以亲宗族亲男女亲宾客亲异国”。

在他的直接过问之下，大观四年即公元1110年2月，231卷大观礼书修成。

一年后，“御制书政和新修五礼序，议礼局请刻石于太常寺”。

赵佶答应了。

此时赵佶在用心，用十足风流的瘦金体做五礼的文章，“万机之暇，书其意，记其事”，他希望“刻之因以兼明天下后世”。

“今天下去周千有余岁，道之不明，未有疏于此时也；世染污俗，未有甚于此时也。朕因今之俗，仿古之政，以道损益，制而用之，推而行之，由乎百世之下，奋乎百世之上”……他希望五礼新政尽快“达之天下，自朝廷而达于庶民，使士安于分，无见利忘义之心；人之所守，无犯令陵政之悖。四海以无拂，而天下如一家，争讼之端庶几乎息，廉耻之道庶几乎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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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章淳人恶，识人却深。然而家运和国运偏偏相中19岁的风流少年。

赵佶做了皇帝，宋朝的厄运亦更加深重了。

大抵最初他亦想有所作为吧。

君临天下，谁不想成就一番名垂千古的事业？登基之后，赵佶推出新政，亦想有所作为。

无奈本性难移，他的作为充满太多的理想色彩。

皇帝生涯中本不该有太多世俗的情趣和贪恋，他却天生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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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之后，赵佶的年号选用了政和。

这个吉祥的年号赵佶用了8年。

赵佶的荒唐和埋伏的危机却在政和年间愈加显著了。

以政和三年即公元1113年为例。

正月，赵佶下诏：议礼局新修五礼仪注，宜以政和五礼新仪为名。

4月，建保和殿，“总为屋75间，上饰纯绿，下漆以朱，无文藻、绘画五采，垣墉无粉泽，以浅墨作寒林平远禽竹，左实典谟训诰经史；右藏三代彝器，东序置古今书画，西序收琴阮笔砚”。

……220卷的政和五礼新仪编成，“诏令颁降”。

7月，下诏“于编类御笔所置礼制局，讨论古今沿革”；请御府所藏，悉加讨论，“尽改以从古，荐之郊庙，焕然大备。有万寿玉尊者，大犹四升器，雕琢殊绝。玉坫阔盈尺有二寸……每祭祀饮福，大朝会，爵群臣则用焉。其它多称是。至其制作之精，殆与古埒。自汉以来，未之有也”。

对五礼新政的热情似乎亦随精力的逐渐转移冷却下去。热情分散于所信奉的道教———不但大封洞微先生王老志，还手书“观妙明真”之号赐之；亦集中于宠信的蔡京以及“赐宴于蔡京第”这样的事情。

天子大臣不闻道义相训，喜持玩好之具……浑然不知此时女真首领完颜阿骨达正在崛起，清醒地看到“辽名为大国，其实空虚，主骄而士怯，战阵无勇”，“辽帝荒于畋猎，政令无常”……次年，完颜阿骨达称帝，国号金，“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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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治国的理念既定。

宣传和推行五礼新政的工作要做，做好宣传和推行工作的一种最好手段即皇帝写的五礼文章树碑。

碑亦是宣传五礼新政的最好媒体。

太常寺的御制书碑已是很好的样板。

于是“传诏各地官府刻石立碑颁于天下奉行，其不奉行者论罪”。

政和七年即公元1117年，做大名尹的梁子美亦积极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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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子美不为人完美。“为郡，纵侈残虐，然有干才，所至办治云”，他日后经常为人所诟的不完美，还有磨去唐何进滔德政碑上的柳字，改刻赵佶的御制大观五礼之记。

他亦曾为此而沾沾自喜吧？他为皇帝的文章找到一块如此雄伟的碑石安身，还有谁能跟他相比呢？

政和七年即公元1117年，逍遥自喜的还有在京城的蔡京。有谁能跟他相比呢？———不做事，却深得宠信，“权势震赫，举朝结舌”。

值得他做，亦是他惟一做的事情便是结赵佶欢心，“陛下无声色犬马之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人之弃物”……

赵佶亦在一门心思做想做愿意做的事情，得于阗大玉，逾二尺，色如截脂，制为宝，“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篆以虫鱼，制作之工几于秦玺，号曰受命宝。他甚重之，曰：八宝者，国之神器；至于定命，乃我所自制也。

他还亲笔改老子道德经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经”。

此时五礼新政在他的生活中业已成为悄然翻过去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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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赵佶亦成为被历史轻轻翻过去的一页。

……宋朝亦成为被历史翻过去的一页。

轻轻翻不过去的大观五礼之记碑在明洪武三十一年即公元1398年，则因“漳河泛滥，城沦于水”以及相继的兵荒马乱重重地倒下，埋于地下。

嘉靖二十七年即公元1548年，好古的大名知府顾玉柱派人把它挖出，但碑已断为9块。

碑体散了，碑的神却耿耿不散，其凛凛威风仍吸引着后来者问讯的目光……

(照片均为刘学斤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宋史，脱脱等撰，中华书局1985年版；续资治通鉴，毕沅撰，岳麓书社1992年版；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通览，张立柱主编，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