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三十而立，显然崔行不属于常人所定义的成功人士行列，不过这辈子，他唯一做到了的事情，就是对一份爱情的执著，一种不为常人所识的幸福诠释。他穿着朴素的保安制服，内心不是倦鸟余花，而是诗情画意。 
命运左灯右行
为了赢取心中那个最美丽的女人的芳心，我决意穿越禁忌的石墙，去寻找那颗爱情的流星
6年前，我站在小区的岗亭，瑟瑟发抖，快过年了，钱包寒碜得像缩了水似的，接过被层层克扣过原本就微薄的薪水，我几乎绝望了。还记得和女友程程的最后一顿晚餐，是在楼下的湖南米粉店，一碗素粉的表面漂着两三根数得清的青菜叶子，我连菜带汁吃得净光，突然悲从中来。一米七几的大个头忙到天黑，才靠丁点儿分量的食物填肚皮，别说是程程，连我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还过着这般汤咸水浑的日子。“我们分手吧。”当她讲起酝酿已久的台词时，我并不诧异，只有难过。
25岁的我失恋了
那一年，在千里之外的东北，有一个接近崩溃边缘的已婚女人，她运营的电子公司业务戛然而止，合伙人、她深爱的丈夫被温婉若水的漂亮女孩挖了墙角，两人浪漫地私奔出逃，带走了一大半的财产，朝夕之间，留给她的只有破碎不支的生活，以及一颗残缺的女人心，像松花江上结封的冰，久久不化。
37岁的杜月失宠了。
两个折翼的天使，在情人节这天守着自己孤单的灵魂，却在无意中，闯入虚拟的网络世界开始了一场奇妙的精神对话。
隔着屏幕，我敲下了这么一段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也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杜月说，这是诗人海子写的，她情有独钟的一首诗。
“原来如此。”我上了一课，感叹不已：“好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正是我想对程程说的，我不恨她，但愿她比我幸福，有个好的归宿。”
语罢，那边的时间仿佛静止下来，良久，杜月慎重其事地写道：“我以为恨是唯一的方式，看来不是，一个受伤的人也可以继续爱，爱一生。”
对话结束时，我们成了一对恋人。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说话，交心，相濡以沫，她认定，那个人就是我。 暖风吹拂万里路
在这片天空和这个世界里，有我之前从没见过、感受过或认识过的“空间”和“时间”，还有爱情。
几个月后，我们来到了当地的名胜岛屿。“岛上有三峰，形如笔架，古人诗赞‘笔端尖尖耸碧天，峰头雨后起云烟。插来倒景汪洋里，海浪翻波纳百川。’”杜月忘情地做着导游，一旁的我早已是暗暗咂舌，中了她的黯然销魂散之毒，肤如凝脂，笑靥若花，整个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寻不出一丝属于38岁女人的痕迹，说是长我一轮，可怎么越看越像同龄人呢。
爬到山顶，满眼浮云，宛如仙境，我双手合十，许下愿望，祈求老天给我和眼前的女人一生一世的时间。
次日的清晨，我在食物的香味中醒来，杜月亲自下厨，榨了新鲜的豆浆，摊了东北人最爱的大饼，在有生之年的记忆里，我还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望着手里的那张饼，耳边萦绕的全是父亲的咆哮，“大半夜都不让人睡觉，想吃东西，等我死了以后！”那年我腿骨折了，躺在床上数月不能下地，想尝上一口父亲亲手煮的面，都没有机会。
我咬了一大口饼，里面满是妈妈的味道，一滴泪倏地从眼角滑落至唇边。“怎么哭了？不好吃吗？不好吃就别吃了……”杜月的一脸焦急让我懂得了一桩道理，爱情大多可遇不可求，它与年龄无关。
我决定留在东北发展。老实说，我一点儿底也没有，以前除了保安，其他活儿都没干过，但是为了杜月，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有了为某个人的幸福而努力的冲动，男人们把那叫作责任。倒是杜月心里过意不去，自责让我在背井离乡之苦中煎熬，我说不要紧，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不是我爱你，而是在一起。
后来，我干过老本行，做过小生意，可北方人欺生，我这个南方人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道不出，几度转辗到当地的劳务市场找事做，靠卖苦力赚钱。这些我都瞒着杜月，不想她替我忧心忧虑，因为父母的一直反对，她已经够烦的了，我更应该自力更生，混出点名堂来，用能力说话。
就在那年三伏天，我接了市政工程队的任务，到公园维护道路，烈日当头，黄土漫天，我挥汗如雨，正干得起劲，杜月冷不丁从角落冒了出来，和我对视几秒后，她大步流星地上前来，夺下我手里的工具，“走，咱们不干了，又不是没钱用，干吗要受这档委屈？我这辈子不缺钱用，就缺个人来疼我，爱我。”
当天，杜月订了一张火车票，亲手把我送回了武汉。如果爱仅仅是出于让两人呆在同一座城市的目的，那么，我也爱得太辛苦了，她说她不能这样地自私。
可思念难耐，从此，我当上了火车族。从武汉到东北，从东北到武汉，每年要往返好几趟，这一跑就是5年多，算下来的直线距离大概可以绕地球一周了。 总有一天会结婚
拥有一切也不难。我只要明白那是我的，然后愿意放手就成。时光如梭。花开花落已五度，我和杜月也该结婚了。记得当初青涩而直白的第一次求婚，我用的是陈述句——“我想跟你结婚。”那是2004年春天，杜月给我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还特意挂上厚重的天鹅绒落地窗帘，铺上了雪白的被套床单，可那一夜，她并没有留下来，因为婚姻是一件分外慎重的结合，所以她守着防线，延长了我们彼此接受的时间。
第二次求婚是在火车站的月台，鸣笛了，我死死拉着杜月的手，说：“我要走了……都怪我没本事照顾你，你太苦了……等我像样点了，一定把你接过来。”这一次我底气不足，只反问了一句：“要不我们结婚吧？”她缄默不语，却迟迟不肯松开我的手，给了我一种无言的回答。
等到后来，杜月的家人对我发起了猛烈的攻势，百般阻挠我们这场相差12岁的姐弟恋，在老人看来，我纯属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对象，没份稳定工作，环境也不好。在节骨眼儿上，我又不合时宜地提了结婚的要求，想着等到生米煮成熟饭，谁也阻止不了我们了。为此，杜月一家闹得人仰马翻，她伤神地对我说，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和我隐居算了。
这么多年，我们没少提过结婚，偏偏老是如不了愿，只能私底下偷偷摸摸地来往。我并非大度的男人，也曾怀疑过杜月的真心，是不是拿孩子和家庭当借口，拖着不嫁我这个穷小子。她说，“男人好找，好男人难求，你永远是我再嫁的不二人选。”同样，杜月也经常担心年轻貌美的女孩会抢走我的专一，一通不明来历的女同事的长途电话，偶尔涤荡起一层层妒忌的涟漪。我就回送她，“重外在的女人成群，看内心的女人难求，那个空缺的位置，我永远为你留着。”所谓爱情的道理大多都是相通的，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过于自私，相信对方，然后给她自由。
我们约定了，等她的孩子考上大学，就结束这场恋爱马拉松，总有一天我们会结婚，盖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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