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种》主创 谈电影审查 它也许会逼迫你从另一种角度去思索电影的生存，以温暖、诗意、幽默的方式去化解残酷 对于题材的选择并不刻意 这20年，对于张元自己来说，也是别有意味的，1993年，因《北京杂种》私自出国参赛，张元受到了禁拍处罚，直到《过年回家》的公映才终于让他从“地下”回到“地上”。这些年来，禁拍的痛苦、因独立制片而受到的排挤并没有让他缩手缩脚，他的作品锐利地关注过摇滚乐手、同性恋、杀人犯、精神病家属等边缘人群，张元表示，自己对于题材的选择并不刻意，大多是机缘巧合，但只要是发现了生活中真实的存在，他就会有创作的冲动，直到将这份真切表达出来才能心安，“我一直以来对于真实二字耿耿于怀，中国电影不该回避生活，因为生活中的故事比编撰出来的要精彩一百倍，所以，我的电影《妈妈》、《东宫西宫》都是半纪录式的，《过年回家》采访了十几个监狱。而另一方面，真实也令我在创作上痛苦，因为要把碎片化的真实信息和细节像七巧板一样精准地拼接，还原出生活的质感，需要极强的驾驭能力。” 中国电影环境已经改变了很多 很多中国导演都因为电影审查的原因将现实题材视作禁忌之地，张元也能够感受到来自审查的束缚，但是，他觉得艺术家的妥协并非是绝对的坏事，“它也许会逼迫你从另一种角度去思索电影的生存，以温暖、诗意、幽默的方式去化解残酷”，在张元看来，中国电影环境已经改变了很多，“其实，社会与艺术之间一直相互地妥协走到了今天，我拍第一部作品《妈妈》的时候，当时中国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它就成为了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无法批准上映，而如今，独立的个人、独立的公司已经可以申请单项指标，独立制片已经很普遍；拍《东宫西宫》的时候，华人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电影；《北京杂种》那个时候，摇滚乐在某种程度上看来有点像洪水猛兽，今天北京已经有数不清的摇滚乐队。” 但是，张元依然呼唤导演自我的觉醒，“但是，如今很多导演却背负上了另一个枷锁，那便是市场，很多导演遗忘了自己作为艺术家最该追寻的是艺术、是好的电影。”对于自己心中的好电影，张元说：“好的电影其实有很多标准，但他们也有共同点，那就是饱含理想、艺术性、创造性和探索性。” 谈电影节 一部电影未得奖并不意味着它水准不高，得奖可能会对于影片的销售和宣传有一些益处,但要靠很多的巧合成分。 不必过于看重电影节 此次，与《有种》一同来到多伦多电影节的还有《王的盛宴》、《十二生肖》、《搜索》、《危险关系》等剧组主创，可谓是华语片的大聚会，而相对应的是，同期举行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华语电影无一进入主竞赛单元。媒体猜测这与深爱中国文化的马克-穆勒卸任电影节主席有关，对此，张元表示，这是一种误解，“1999年我的《过年回家》在威尼斯拿到了最佳导演奖，当时担任主席的就是现在的新主席阿尔伯托，他现在又回归这个职位了。其实，电影节的选拔有很大的偶然性，电影节不是体育竞赛，必须层层选拔才能参赛，电影节的选送是有些随机的，不仅是主席本人去选，还有很多的选片人。全世界一般有几千部影片报名，中国电影未入选并不奇怪。德国也是电影大国，可是在近15年没有一部电影入围戛纳电影节，那是什么原因呢？不是说德国电影就不好，那可能是制作时间等各个方面的原因。” 如今，张元已经担任过大大小小几十个电影节的评委，参与的电影节更是上百，对于电影节，张元表示，不必过于看重，“电影节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就相当于商品的展台一样，一部电影未得奖并不意味着它水准不高，得奖可能会对于影片的销售和宣传有一些益处,但要靠很多的巧合成分。” 中国电影不必靠参加电影节来向国际证明自己 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参加电影节的张元已经深谙海外市场，他是否会因迎合“国际化”而放弃中国式的表达？张元笑道：“其实对于打开海外市场，我没有任何先见之明，只是运气而已，当时我的第一部电影《妈妈》未被批准上映，但是香港影评人偶然看到了，非常欣赏，之后，王家卫(在线看影视作品)导演将这部影片的拷贝放在自己行李中带到香港，香港影人又推动了这部电影在国外电影节的参展，该片又不负众望获得了奖项，从此，我和海外的版权公司就建立了合作关系，延展到现在。”张元表示，自己从来不会拍摄给外国献礼的作品，“其实，东方和西方电影的巴别塔早已经建好了，处于不同文化语境的人们也早已经通过电影、文学、绘画，发现了人性是相通的，彼此的对话已经完成，中国电影不必靠参加电影节来向国际证明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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