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谈过往：边走红边被批判 衣服撕破鞋子丢-刘晓庆,-文娱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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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年代残酷青春

　　“中午的菜最好要有辣菜，不然吃饭不香。”在进化妆室之前，刘晓庆特意告诉助手。身为四川人，离开蜀地多年，她的饮食却离不开红色的朝天椒。在北京工作、生活了近四十年，她仍然是那个性格豪爽、品性耿直的四川妹子。

　　刘晓庆至今没见过自己的生身父亲。她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因为政治观点不同，生父和母亲就分开了。她3岁的时候，在中学当老师的母亲和身为大学教授的继父走到了一起，重新组合起一个家。上小学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本为中共川东地下党成员的继父、舅舅等人，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叛徒”。

　　回想往事，刘晓庆觉得，自己的个性更多遗传于母亲。“继父很慈祥，母亲很严厉，从小我就十分倔强，母亲越是禁止我做的事情，我偏要试一试。我妈对我管教越严，我反抗力度就越大。我吃软不吃硬，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哭。”

　　“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在上面写道：‘我的理想是做一名演员，当我演出结束的时候，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和鲜花。’结果作文讲评时，我被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目的不正确、好高骛远等。”

　　11岁的时候，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招生，刘晓庆被录取。一入校她就经历了小小挫折：因为条件不够好，她不能学习声乐，被分配学扬琴。她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看书上，年末汇报演出中，她的专业成绩是倒数第一，公开演出卡壳，一首曲子反复了七遍都在中间部分断掉了。

　　“那时候，因为羞耻感，我的好强心又被激发了出来。我玩命地练琴，当我学满三年的时候，我已是学校尖子试验田的一颗最年轻的种子：全附中只有一个比我多学三年的同学，得了八十六分，比我多一分，我是第二名！”

　　这段时期，15岁的刘晓庆也目睹了“文革”的残酷。四川是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地方。“一次，几个学生冲进了兵工厂，开出来一辆坦克，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结果遇到另一派的反坦克炮弹的袭击，转眼之间，几个学生就成了焦炭，坦克也成了一堆废铁。”

　　附中三年即将毕业，刘晓庆这批学生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毕业生，几年没有进人的省、市歌舞团及各个文艺团体都到学校来要人。没想到最后，入驻学院的工宣队队长下令：“文艺专业的毕业生，一律分配到农村当普通农民。”

　　刘晓庆被分配到了达县地区宣汉县农场。她所在的生产队有十几个人，只有三个女生。青山绿水，没有电灯，没有广播。一到晚上，只有星星点点的灯火。

　　四十多年过去了，她还记得第一天的劳作是手拿锄头挖地。“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那些小伙子挖一下我就得挖十下。锄头在我手里越来越重，我头昏眼花，看看这块地的边缘，就像是大西洋彼岸那样的遥远，眼前一黑，扑通一下倒在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她睁开眼睛，没人管她，大家若无其事地干活。她爬起来，挥动锄头，继续挖地。

　　青春期的浪漫和天真被现实击碎。她说：“我有点儿坚持不下去了，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可是这个小伙子一直没有出现。”

　　成为新一代“电影明星”

　　农村的天黑得早。刘晓庆经常在屋门前，满天繁星下练琴。这时候，周围的知青和当地农民就跑来围观，听她的琴声。“我觉得不能丢我的专业，我的成绩太优秀了，绝对不能这样一锄头一锄头，把自己的生命挖掉。我时常望着星空，相信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就抱着这个信念，没有放弃。”

　　种地两年，刘晓庆用尽办法，使出浑身解数，最后靠文艺特长逃离了农村，穿上了军装。

　　接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刘晓庆抓住机会回了成都，在集训班里拼命学习，终于调到了成都军区话剧团。接下来，如坐过山车一样，刘晓庆一路直升，从成都军区话剧团调到战旗话剧团，换了七八个单位，最后来到北京，落脚八一电影制片厂。

　　《海鹰》、《南海长城》、《四渡赤水》、《同志，感谢你》、《春歌》……但在很多人印象中，刘晓庆第一次出场，是在《小花》这部电影中。她接到北影黄建中邀请拍《小花》的电话，去黄山拍外景。电影里何翠姑抬担架一场戏，刘晓庆在黄山的石梯上跪了几百遍。“有时吃完饭上楼梯，也要跪着走几步，后来膝盖又红又肿，跪下就疼得钻心。招待所的服务员看见我，还以为来了个神经病人。”这场戏深深打动了当时北影厂厂长汪洋，样片送回厂里，汪洋审查样本，看完电影后，他把刘晓庆拉到前台，对黄建中说：“小黄，把她调到北影来，你想办法！”

　　接下来的《婚礼》和《瞧这一家子》，让刘晓庆脱颖而出。那一年，刘晓庆同时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文化部优秀创作奖、文汇电影奖。

　　在电视机还没有全国普及的情况下，电影和戏剧演出几乎是当时中国人唯一的生活娱乐。刘晓庆红了，她的照片到处都是，报纸、杂志、广播不时有她的名字，记者踏破了门槛，观众赞誉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她成了新时代第一颗“明星”。

　　一边走红，一边被批判

　　“当我的照片第一次登上《大众电影》封面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看到人们蜂拥而至，只是为了得到我的签名的时候，读者来信用麻袋装我根本看不了的时候，云里雾里的感觉遍布我的全身。”

　　刘晓庆发现自己不能出门了。一次在街头饭馆和朋友一起吃饭，还没吃完就被围上了，等她突围时，身上的衣服被狂热的观众撕破了，墨镜和帽子早也无影无踪，脚上的鞋子也只剩下一只。

　　人们天真、习惯地把电影里的形象等同于演员本人。在《瞧这一家子》里，刘晓庆演的张岚是一个没文化、浅薄和疯疯癫癫的人。很多观众来信劝刘晓庆；“你演的张岚我们看了很恶心，你是在糟蹋自己。你是我们珍爱的演员，我们不忍心看你演这样的角色。”“你演得那么像，你本人就是张岚吧？”电影界内部的流言蜚语也不断。《瞧这一家子》以后，找她的各种角色全部成了负面的，都是女特务、女流氓、交际花一类的角色。

　　随后是《神秘的大佛》，这部武打片拿下了当年电影票房冠军，但影评认为这不是艺术片，而是一部商业电影，批评连篇累牍。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有娱乐这个词汇。从学者、媒体到电影圈里头的人，都把电影当成艺术，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社会上围绕刘晓庆的谣言四起：说她倒卖黄金、卖奖杯、自杀、他杀、被判刑、被毁容、生活作风不正派等等，流言蜚语遍布全国。 “我被打懵了，失去了自信，不停地为自己辩诬，讲我的表演‘理论’，希望人家理解，却没有人理我这一套，我感觉自己已成了一只乌鸦，再也洗不白了。”

　　接下来是《原野》。这部电影里的花金子让刘晓庆成为了一个成熟的演员。“我渴望演一个真正的女人，我迫切需要一部影片来证实我的道路，我要尽最大的努力证明我并不如大家想的那样没文化、疯疯癫癫以及那样的浅薄。后来的结果证明，《原野》接对了，让我在表演上真正地开了窍。”刘晓庆对我说。

　　曹禺看了电影很感动，他找到刘晓庆说：“很好，很动人，你演的比我写的还要好！”《原野》内部放映后，反映十分强烈。但因为种种原因，《原野》不被允许在国内发行。“《原野》被禁后，各种猜测、传说不胫而走，最多的说法则是说我们拍了两个版本，其中的一个版本是我拍了床上的裸体镜头。”

　　刘晓庆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使别人相信她没拍过裸体镜头。没有人听她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