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文革让我不懂表达 兵团生活让我自信-陈佩斯,两个人,上山下乡,第一次,春节联欢 ...

网易娱乐9月9日报道(文/饭饭 图/盛春 伟子)

陈佩斯这个名字近年来很少见诸报端，除了每年年底就会有他要上春晚的各种传闻以外，这个人仿佛已经和纷纷扰扰的娱乐圈没有太多关系了。虽然关于陈佩斯的公开消息变得越来越少，但坊间的传闻却越来越多。聊天中我们得知在喜剧表演方面一直备受好评的陈佩斯原来一直都想改行，文革期间家里受到的种种冲击让他一直不够自信，心里的仇恨特别多，甚至不懂得表达，在他眼中自己并不是一个演戏的材料，然而在命运的推动下，他还是不断的被推到台前，最终登上了那个让他爱恨交加的春晚舞台。

见到陈佩斯本人时，他礼貌的和每个人打招呼，坐定后，悠闲的扇着扇子品着茶，闲谈间我们发现，陈佩斯对京剧、建筑、国学都有颇深的见解。眼前的陈佩斯虽然已年过六十，胡子花白，但举手投足之间还是能依稀看到他当年演小品时略带夸张的表情痕迹，随口飚出的英文，也让觉得喜感十足。

上山下乡：兵团生活苦 但城里人的嘴脸更肮脏

陈佩斯15岁时，正是文革时期全国上下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的最高潮，他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陈佩斯看来，那段无比艰苦的日子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下乡的真实原因，陈佩斯倒是一点都不避讳，“就是为了改善（生活），找个有饭吃的地方”。

青年时期的陈佩斯，头发还很茂密，聊到这，喜剧演员骨子里自嘲的劲儿立马钻了出来，“那时候头发好，黑，剃光头，剃完了光头长”，在那个年代，还很少能见到理发店，在内蒙时，陈佩斯都是自己剪头发，要么就是剃光头，要么就是长成爆炸头。

陈佩斯把那几年的日子形容为在生存的极限上挣扎，“一根扁担两个人一挑，两个人一担，中间一个大筐，一筐沙子，这沙子就得一百来斤，两个人一个人五十斤，要用你一个肩膀，十五岁孩子的肩膀要把它扛起来，两个人要从那沙包上把它担下来，担到地下的平地上，要把这沙子和胶泥，把胶泥还得翻起来，把它俩再给合上，再把它掺乎上，那一个沙包两层楼那么高，几万方，上万方的那种大沙丘”。

他把当时的日子形容为“倒霉催的”生活，但也正是这种近乎魔鬼般的历练，让陈佩斯在日后经历更多波折和坎坷时，都能平静对待，现在的他，把每天的生活都当做享受。

回到城里的陈佩斯感受到了城市与兵团生活的巨大落差，上山下乡虽然苦，但却让他收获了难得的磨练和友情。然后，在文革尚未结束的当时，城里的情况，更让陈佩斯难以接受。

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他都很难适应社会，人情的虚伪和淡泊从来就入不了陈佩斯的眼，“人与人的关系呀，他用着你的时候哎哟跟你亲热，等领导对你怎么着的时候，立刻他那脸就拉得长极了”，陈佩斯把身边人的此类言行，都定义为“表演”。文革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倾轧与斗争，一度让陈佩斯与社会割裂开来。

文革冲击：心里的仇恨特别多 不懂表达

文革以来的种种经历让陈佩斯变得很没自信，父亲陈强因在影视作品中饰演反派角色被打成右派，身处风暴中心的陈佩斯在那几年里受到的冲击一波接一波，“我们从小这种阴暗的东西特别多，心里头那种仇恨的东西特别多，报复心特别重，那种有什么事情不能直接表达，甚至不会直接表达”。这一切也彻底改变了陈佩斯的性格，1973年，陈佩斯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直到成名后，陈佩斯心里想的还是要改行，觉得自己不是演戏的材料。

进入八一厂后，虽然在表演上慢慢得到了认可，但陈佩斯一心想做导演。1983年，陈佩斯自己找编剧根据小说组织了一个电影剧本《十万火急》，寄希望于导演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八一厂审查通过后，又经历了一次次的修改，然而，当剧组班子名单公布时，唯独陈佩斯的名字不在其中。同年，他筹划的另一个剧本也被八一厂选中，但最终的导演，依然不是陈佩斯。此时，苦苦走在转型喜剧创作路上的陈佩斯颇有些郁郁不得志的悲壮，第二年，没当成导演的陈佩斯第一次走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表演了小品《吃面条》。

父子合作：陈强脾气大有个性 俩人经常吵架 

从战争年代走来的陈强年轻时性格执拗，给陈佩斯留下的很深的印象，也对儿子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十几岁时，已经功名成就的陈强被安排到电影学院进修，陈强是最不听话的学生，在他眼里，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教育都是盲目效仿苏联的洗脑式教育，不仅扼杀了表演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更让中国文艺界陷入了迷茫，“老爷子是那个时候在培训里的最不听话的学生，他最瞧不起苏联专家，经常给苏联专家出难题，苏联专家拿着那套跟他说来说去，他老给苏联专家出难题”，陈佩斯回忆到。

从《瞧这一家子》到《父与子》，陈佩斯与父亲陈强的父子档一度名满天下。其实，父子二人的关系并没有外界看来那么和谐，“我跟我父亲那时候也冲突很大，只是从来不敢对外面说，从外面跟媒体从来不说这些，都说我们俩特别好，我特别谦虚向老人家请教，其实我竟跟他吵架”，说到这，陈佩斯哈哈大笑，带着妥协大众的自嘲，带着不在乎的洒脱，似乎还带着对父亲回忆的美好。

春晚小品：它标志着一个畸形社会转型了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概念，这一举动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意义重大，同时，经历了十几年沉寂的中国文艺界，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

80年代初，国内的电影和电视荧幕上依然充斥着大量主题雷同，主旋律色彩浓重的抗战片，人们很少能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喜剧，陈佩斯回忆到，“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又回放了一些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卓别林的东西，那还算是第一次看到喜剧，然后还有一些文革前的中国喜剧作品，但那些喜剧作品咱们现在看来都还是很幼稚的”，立志在喜剧上做出一番名堂的陈佩斯在八一厂碰了一鼻子灰后，机缘巧合下，走上了春晚的舞台。

1983年年底，的姜昆找到陈佩斯和朱时茂（微博），邀请他们担任1984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但陈佩斯希望可以用一种新的表演形式——把舞台剧中的喜剧冲突浓缩到有限的十几分钟里，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演出，这也成就了近30年来中国电视晚会史上最具表现力的一种节目——小品。

1984年，小品《吃面条》面世，陈佩斯把它定义为“开创这么一个喜剧类的小短剧”，说到这，陈佩斯的脸上慢慢的自豪的喜悦，“小品的出现很重要，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它标志着一个社会，一个特别，特别畸形特别紧张、特别恐怖的一个社会改型了，改成了人们可以笑了，把笑要回归人民的时候，人与人是有平等尊严的时候，（会衍生出）很多分析”。看来，在陈佩斯的眼里，喜剧远不是嘻嘻哈哈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