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选秀混战，谁唱得响亮-类节目,-文娱频道

网络最近流行一个新词“不明觉厉”，意思是虽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感觉很厉害。这用来形容《中国好声音》主持人华少大概最恰当不过。好声音第二季在这个炎夏重登荧屏，据说华少口播赞助商名单的语速，已经从过去每秒8.1个字提速到了8.4个。赞助商心疼冠名费之余，也必然是认定了这档去年横扫收视率排行榜的歌唱类节目，仍将具有强大的能量。

有人说2013年是国内歌唱类节目的井喷之年，此言不假。两档跳水节目的对垒刚刚过去，湖南卫视的《中国最强音》和《快乐男声》、东方卫视的《中国梦之声》、安徽卫视的《我为歌狂》、广西卫视的《一声所爱·大地飞歌》、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江苏卫视的《全能星战》、北京卫视的《最美和声》、央视一套的《梦想星搭档》等近20档歌唱类节目接踵而至。

打开电视机，大家都在唱。虽说想唱就唱，但要唱得响亮，恐怕没那么简单。

比任何国家都激烈的电视台竞争

90后大学生胡岑岑最近遇到了选择障碍：看完了《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又来了；《我为歌狂》在改编歌曲，《一声所爱·大地飞歌》在唱民歌；连她最爱的湖南卫视，也同时进行着《想唱就唱》、《快乐男声》、《中国新声代》等多档歌唱类节目。

2005年的《超级女声》和2007年的《快乐男声》，都曾给胡岑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今年《我是歌手》完结的时候，她心里也失落了一下，就像“看到一部好的电视剧结束了”。然而，现在的歌唱类节目尽管制作都比“超女”时期精良，却无法达到当年的盛况。

第一个唱歌的是天才，第二个、第三四五六个呢？

其实，制作方也没偷懒，为求节目的独特性可谓绞尽脑汁。有的主推一种歌曲类型，比如江西卫视的《中国红歌会》依托革命圣地的历史，主打红歌；身处“民歌之乡”的广西卫视，其《一声所爱·大地飞歌》专注改编民歌，把民歌唱出了爵士范儿和摇滚味；还有的从灯光、舞美等方面下功夫。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说：“电视行业有一个规律，就是希望用相对保险方式来创造比较好的收视效果。观众的喜好很难捉摸，所以一旦某个电视台的某个节目成功了，其他台就蜂拥而上。在大的跟风环境下，做出个性也可能是一条出路。但仅仅靠唱得不一样是不够的，需要比赛环节等整个模式的创新。”

其实不仅是中国，全世界的电视台都在扎堆儿唱歌。英国有了《流行偶像》，福克斯就有了《美国偶像》；有了《荷兰之声》，又有了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美国之声》。“但中国的麻烦在于同一级别的平台太多，覆盖全国的中央台和卫视有几十个；而美国主要就是五大商业电视台。所以，如果每个电视台都播出一个歌唱类节目，美国有5个，中国却能有几十个。”苗棣说。

这种现象在智力问答节目、相亲类节目上都曾出现过，只不过现在到了唱歌时间。从事影视传播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常江发现，不单歌唱类节目，大部分以音乐、舞蹈、技艺表演等内容的真人秀节目，目前都正处于一个繁荣阶段。

究其原因，常江说：“一方面，在网络的冲击下，相比新闻和影视类内容，真人秀的节目形式是网络视频难以制造的，传统电视业仍然具有经济实力和生产机制的巨大优势。传统电视业能借助真人秀节目实现互联网时代的‘逆袭’，是一种非常值得肯定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类电视节目强调个体价值的实现，其所依托的一些宏大概念，包括‘梦想’、‘坚持’等，非常契合当下年轻人的流行情绪，给年轻电视观众带来正能量。”

评委说的比唱的好听？

既然是比赛，自然有评委——现在叫“导师”。不过，“导师”们似乎已经不满足于在台下点评。相比草根选手，明星评委的一举一动更容易吸引眼球。“有人喜欢谢霆锋，有人喜欢陈坤，就为了这个人，他们也会追着看‘快男’。”胡岑岑说。

既然明星如此好用，于是《中国最强音》请了陈奕迅、章子怡，《快乐男声》来了李宇春。评委的功能也不仅限于点评，《中国梦之声》的评委韩红因为质疑比赛不公而愤然离席，黄晓明则穿着一身黄西装摇着折扇，在现场插科打诨。有微博打趣《中国好声音》4个位置的评委：庾澄庆的4号位兼有主持人功能，那英的3号位负责制造话题，1号位的导师必须反复絮叨一句话，比如杨坤的“32场演唱会”和汪峰的“你有什么梦想”，而2号位的导师主要负责胖（第一季为刘欢，第二季为张惠妹）。

《一声所爱·大地飞歌》请来了曾写过《征服》等流行歌曲的台湾音乐人袁惟仁担任评委之一，相声演员郭德纲则跨界当起了主持。袁惟仁说：“真正好的评委，最应该做的就是当场指出选手优缺点，给予专业的批评和建议。”但他也坦承，现在一些电视节目事先有剧本，“大家都在演戏”。郭德纲觉得，节目中歌手的重要性应该占一半，主持人和评委各占另一半，“终归主题是唱歌，主持和评委是为歌手服务的”。

常江指出，从制作方的角度来讲，作为一档以“展示”为宗旨的电视节目，只要节目达到了好的效果，评委“喧宾夺主”无可厚非。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喧宾夺主”是否存在有悖节目价值观的因素。“竞技类节目赖以生存的根基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公平的推崇，即告知或暗示观众，只要遵从公平规则，梦想就会实现；二是对专业性的推崇，评委代表的是专业主义的权威，这种权威应有引导和鼓舞的力量。这两个根基，绝不能被破坏。”常江说。

相比之下，苗棣的态度更为乐观：“把评委作为节目重要人物来展现，这是很好的创意，也给国内其他节目一些启示。当同类节目众多，又很难挖掘到有吸引力的草根选手，在明星评委这儿下功夫未尝不可。”

核心竞争力是节目模式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今年5月曾发起一项“你喜欢看歌唱类节目吗”的调查。调查显示，有64.7%的受访者认为歌唱类节目数量太多，并且存在“节目形式同质化严重”(44.0%)、“创意以模仿为主，原创节目太少”(38.7%)等问题。

因为对比赛模式和导师的新鲜感，胡岑岑去年还挺喜欢《中国好声音》，但看着看着，满屏幕都是煽情故事，审美疲劳就不期而至。自从《中国好声音》的4个评委用了转椅，《一声所爱·大地飞歌》的300位观众就坐上了一个大转盘，70%的观众同意选手晋级，转盘就会转过来。当明星都开始做“导师”，主持人都站在舞台边上说话，歌唱类电视节目的模仿秀愈演愈烈。

苗棣说：“所有这类节目，核心竞争力在于想出一个比较独特的竞赛方式，国外卖模式，卖的就是这个，观众看的也是这个，仅仅依靠个别细节无济于事。”

将国外已经获得市场认可的成熟节目模式引进国内，是现在大部分歌唱类节目的制作手段。《中国好声音》源于《荷兰之声》，《中国梦之声》联合了《美国偶像》的制作团队，《全能星战》借鉴了挪威的《终极艺人》。连唱民歌的《一声所爱·大地飞歌》也是引自英国的《舍我其谁》，尽管其制作方世熙传媒称自己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但仍然“忠于模式”。

苗棣发现，近3年中，中国的电视台在引进模式上吃到了甜头。“虽然要花钱，但节目在国外已经有成功经验，对方还把制作流程、细节都告诉你。这对电视台来说，是一种策略判断，引进节目的投入产出比原创的更好，也更安全。”

世界上电视模式的交易，有着高达30多亿欧元的庞大市场。然而，据常江所知，现在西方国家的大部分模式公司，都已经被中国的电视台“掏空”了。“大跃进式的模式引进并不利于整个电视业的生态。”常江说，“不过我的观点一贯是‘由他去’。市场就是如此，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既然要让整个产业更有活力，就不要用种种手段——不管政治还是文化的去指挥它。”

现在，每周日晚，胡岑岑这个20多岁的姑娘都会守着一个卡通频道，这个时段播出的一档儿童歌唱类节目《中国新声代》已经成为她的最爱，甚至超过了时下最火的《中国好声音》和《快乐男声》。“节目虽然不受热捧，但是我看着开心。没有煽情故事，没有爱做秀的评委，就是一群爱唱歌的孩子，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正能量。”胡岑岑说。看来，在眼花缭乱的模式面前，歌唱类节目永远都不应该忘了“让人开心”这一质量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