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上——一个快乐的电影“摆摊人”(图)-香港电影-文娱频道

　　文/覃柳笛

　　导言：他，以担任电影特技道具师起家，由特效主管、编剧、副导一路做到导演，拍片风格多样。他的电影曾是上世纪90年代内地录像厅的宠儿，从早年表现中产阶级爱情的《小男人周记》，到喜剧片《逃学威龙》，再到近年的奇幻片《画皮》、《画壁》，武侠奇幻片《四大名捕》……命运好像在他身上划了一个圆满的圈，他人生最开始的经验与如今的影风竟相契合。而当你问他这是你所追求的吗？他却只是自嘲般地笑着回答：“我是一个不追求不争取的人，只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到最好。”——他就是香港导演陈嘉上，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今年53岁的他，仍在创作的路上不断放下、不断吸收。身为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他却把自己放得很低，自允为电影世界里的“摆摊人”。

　　花白头发的陈嘉上导演看起来温文尔雅，似乎是一个很难发怒的人。言谈间可以感觉到他的自知和笃定，譬如他对自己电影所处的位置和自己要面对的观众群看得很清楚，对于自己的电影“影评差”亦释然；譬如他好几次强调的“你无法欺骗观众”，譬如说自己的人生观是“我只追求做对，不追求成功，成功很无聊”。

　　作为资深影人的陈嘉上却没什么架子，不会震慑到对面的你。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在片场从来不严厉，我是一个随和的人。”正因为过于温和，容易对工作人员心软，而使得他的电影不那么完美，而他也愿意承认和接受这种不完美。谈到电影本身他滔滔不绝，谈到自己的过往经历则减慢了语速，被迫自我审视的他陷入了思考，但即使这种思考有些艰涩，但他依然选择袒露自身。而这部分的交谈，也让我们了解，一个人从哪里来，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也将决定他作品的样貌。

　　片场长大的男人和他的武侠梦

　　陈嘉上是香港电影工业一手养育出来的导演。他说自己最喜欢的是片场的生活，而片场生活的随遇而安、快捷、不讲究也养成了他随性的风格。做完采访，我们在为他拍摄封面大片做准备的时候，他在原地不作遮挡就把服装换了，工作人员询问要不要去更衣室，他低声回答：“没事，片场长大的男人，不怕。”

　　明年1月，这个片场长大的男人即将在内地上映他的又一部电影：《四大名捕》系列第二部，而第三部也将随后推出。这部“3D新魔幻武侠巨制”保持了原班人马：邓超、刘亦菲、邹兆龙、郑中基、吴秀波、江一燕、黄秋生。陈嘉上坚持用统一的演员阵容来拍完这个系列，“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意义，这不是我的电影而是我们的电影，团队对我来说很重要。”

　　大部分华语片导演都有一个武侠梦，陈嘉上亦不掩饰自己的武侠情怀。早年他就作为编剧跟随徐克导演做电影，如今在横店拍《四大名捕》，恰巧徐克也在旁边拍《狄仁杰》。“每天背对背的，在片场都打招呼，我就去那边现场看徐克导演怎么拍，我学了好多。我们不停交流，但是是我偷学他的比较多。”

　　陈嘉上坦言自己一直在学习。先是放下过去一些固有的概念，再去吸收新的技术和理念。他说，“放下”是自己的强项。比如，放下港产动作片惯用的镜头语言，去适应3D技术带来的电影语言革新。他去接受3D专家的培训，并开心于团队对他的表扬“学得很快”。再如，他坦承53岁的自己确实难以摸准年轻观众的喜好，“我对世界的看法或一些解读不可能装成一个年轻人”，但他通过保持自己整个团队的年轻化，来接近年轻人的步调。像《四大名捕》，他就希望用“奇诡的故事”去吸引年轻观众，“我说故事的方法有我自己的风格，你会觉得出其不意、竟然如此。”

　　《四大名捕》第一部曾取得2亿票房的佳绩，但同时也遭到一些诟病，虽然场面宏大气势磅礴，但偏离了传统武侠路线，这种翻新是否成功，一些人是持着批评怀疑态度的。面对质疑与讽刺，陈嘉上的态度平静而接纳，“有一些爱好传统武侠电影的人觉得我把武侠电影搞烂了，可是我会说武侠世界需要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往前走，你可以继续爱传统的武侠小说或武侠电影，我觉得也很好，只不过那不是我的目标，我想把武侠这个圈弄大一点，让它的方法多一点”。他直言自己愿意做一个实验者，不停研究新产品的可能性，而发掘的过程对他而言要比结果更加重要——“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会成功，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很爽。成与败就承受吧。”

　　近两年，在现代题材中小成本电影异军突起，古装动作大片却似乎到了瓶颈期。陈嘉上认为，从投资的角度看，本小利大的事他们无疑是更愿意做的。他选择这个片种，因为成本高，实际上是风险性更大了，票房的压力一直都有，可是——他顿了顿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很多人都在找一些比较容易做的题材，而你继续做自己的时候，你的对手就反而小了，所以我反而觉得不一定……武侠电影给了我一个空间让我天马行空，这也是徐克导演一直握着拳头坚持跑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于我来讲也是如此。”

　　一直在寻找的路上

　　由于享受不断地寻找可能性，从1988年执导影片《小男人周记》到现在，陈嘉上的电影风格一直在变化。初入行时，他拍摄小人物电影，描写中产阶级爱情故事的《吴三桂与陈圆圆》、《小男人周记》及其续集《错在新宿》颇受白领好评；1991年，他又迈入喜剧领域，“实验”出了香港最卖座的影片《逃学威龙》；之后，又相继有《武状元苏乞儿》、《真假威龙》、《天地雄心》、《精武英雄》、《野兽刑警》等作品问世，奠定了他在香港商业电影圈中的地位。从小人物电影、喜剧片、动作片，到现在的奇幻武侠片，陈嘉上的电影风格是多样甚至跳跃的，有人说，“你什么都不懂”，陈嘉上也依然是那句话：“尝试新的可能性是我的乐趣。”

　　当被问及近年在内地拍摄的电影中，哪一部是自己最满意的，陈嘉上犹豫了一会儿说：“说实在没有一部是非常满意的，但就对个人的重要性来说，《画壁》对我而言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部电影我说了一个非常难说的故事，说了一些一般人不敢说的话。这个故事是有一点反爱情的，但却以爱情为主题，它告诉你爱情多不重要，这一项是极难干的事情。”这个答案确实令记者吃了一惊，因为《画壁》在坊间的口碑不佳，可是，陈嘉上解释道：“口碑是延续你下一部作品的票房而已，可是口碑不等于作品对你的重要性。”

　　每一个电影人，都有对于自己作品的定位与坚持，在这一点上，陈嘉上自嘲地说，“我只是一个‘摆摊者’而已”。面对记者的疑惑，他甚至又肯定地说了一遍：“我常说自己只是一个‘摆摊者’，可相对而言我是一个有良心的摆摊者，我会摆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把它变成比较平民化的然后传给大众。”

　　他欣赏张元、贾樟柯，会偷偷去看张元新作《有种》的首映，并被电影所震撼，但他也感到无奈，感叹这个市场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些导演的作品，遗憾佳作只能流于小众。可他也同样为王晶这样“替产业赚钱”的导演感到委屈，对于商业电影，他的看法是：为观众拍电影，这就是香港精神，每个导演面对的观众群不一样，可是他们会老老实实想方设法找到自己的观众，选择没有对错，只是选择。

　　而陈嘉上坦言他很早就认清了自己的这个位置，他可能永远拍不出拍张元式的小众艺术片，他也不像王晶一样对票房有过高的追求。“票房只是我生存的手段而已，我生存了我才觉得我还有其他要做的，还有其他要表达的。王晶导演就是产业的，完全是往最高点走。所以这是没有对错的，要把电影产业做起来，就需要各种各样的人。”

　　他也透露，希望过几年可以筹备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他要去坦白一些话，要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经验中提炼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将自己的解读呈给观众。“我希望能拍这么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人，傻瓜还是很开心的。”

　　被推到高处的“摆摊人”

　　在导演之外，陈嘉上还贵为香港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且不说拔高自己，陈嘉上似乎是更乐于将自己摆在一个较低的位置，对于这些头衔，他的说法是“只是他们尊重我这个‘摆地摊’的人做事比较公平，我这个人从来不太追求利益，我是大义公头，在香港电影界很多义工的事情都是我去干，这不跟我的艺术成就有关”。

　　能够坐到这个位子，他说并非他争取的结果，“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没有一个位子是我争取回来的……从我当道具到特效、特效主管、编剧、场记、副导、导演，都是别人推我上去……只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到最好，这是我最重要的经验”。

　　这样一个被人“推上去”的经历似乎在别人眼里看来是顺风顺水的，可只有陈嘉上自己知道，这其中也有迷途的时候。从加拿大肄业回到香港，看过章国明《边缘人》的陈嘉上被电影行业吸引，追随着章国明的脚步决定去考邵氏公司，而幸运女神也眷顾了他，在五百个人只取四个的情况下考进了邵氏。初入行，他并没有要做导演的雄心壮志，只是想着能够帮帮忙就好，可是人生却出乎意料地将他带领到了导演的位子上。

　　“可是越成功的时候越危险，稍不留神，你会发现你走错了路。”他坦言，也有为赚钱干过一些自己本不想干的事，那是1984年，年轻的陈嘉上虽然做着一家大电影公司的总经理，但他却不想再搞电影了，他说那时候只是一群很贪婪的人在干一些很贪婪的事，觉得没有意义，就想离开了。最后在陪着老板赔光了钱之后，他带着仅剩的6000块钱，独自一个人由香港到新疆，去了丝绸之路。当时他已经预备了要转行，“比如说做报纸，什么都可以”。

　　对于陈嘉上而言，人生似乎总在给予他机会——大学没有毕业从加拿大回来，却得到了进入邵氏的机会；在几乎要放弃电影时，徐克又伸出了手将他拉了回来。这一切好像都是幸运的，但又不仅仅是幸运。陈嘉上的电影就像他的人生。在谈到他所擅长的喜剧片时，他说：“无论怎么正的剧，都应该是带着喜感的，因为人生就是应该充满喜感的，我的世界充满了快乐。”在后来的人生中，陈嘉上一直强调“我现在干的事情都是我觉得自己想干的、值得干的我才干，无论多少利益都跟我无关，要是值得干的，就算没有利益我也很乐意去干”。

　　他说他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乐观地面对一些悲剧的可能发生。“我总体是悲观的，可是我乐意去面对。”他用这样的解释来回应别人对他“顺风顺水”的评价。哪怕是对于在加拿大未完成学业的这段经历，他也是珍惜并感激的，他说他在上学时候修的是天文地理，“虽然只学了两年，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开窍了，学天文学到人的渺小，学到所谓永恒，学到时间，学到太多事情太无聊。学地理就光学把麦当劳摆在哪里都学到好多，要想好多事情，人是怎么活动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反应，然后就让你理解很多问题。”这两门学科从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他的世界观，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或许也就没有如今的陈嘉上了。“我是一个反成功、反利益的人”，虽然说自己是电影里“摆地摊”的，他也愿意做一个快乐的电影“摆摊人”。

　　做一尾谦虚的“桥梁”

　　上世纪90年代是香港电影最为昌盛的年代，这个弹丸之地因为电影的魅力集聚了华人圈甚至是世界的目光，至今，电影人对“香港电影”都有一种情怀，虽然时过境迁，不少人依然期待着金像奖的再次辉煌。金像奖主席陈嘉上对此也有话说。

　　“我常说香港电影金像奖就是个风向标而已，它的标准不是说这是最好的电影，而是这是我们最期望的电影，它不一定是艺术标准最高或是演出最好，可是它很真实，因为是民主投票。说实在，香港电影金像奖最珍贵的就是民主两个字而已，我们要老老实实地保住这个东西。然后我也听到很多期待，希望香港电影金像奖变成中国电影金像奖，但是我觉得我们去做的话……是越俎代庖。我一直知道大家很期待，希望我们能做，可是说实在的我不敢做。有一次我跟何平导演谈说，你们来搞，我来配合，我很愿意把我所有的经验来分享，我投进去中国电影金像奖我也愿意，可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它本来就是走一个地区的小奖。”

　　“有人说，假如香港金像奖没了你也就没了，我说这也是会发生的事情，可是要是香港电影在没有之前，能够推动整个中国电影的发达，以至于可以把这个‘棒’交出去给中国电影，我非常的乐意。”

　　陈嘉上说，他一直在把在香港拍摄类型片的经验带到内地，也在把香港电影的精神带到内地。在他心目中，香港电影最珍贵的精神在于自由，在于它完完全全地为观众服务。在说自己是个“摆地摊的”的时候他强调，这就是一种尊重观众的精神。

　　陈嘉上身上流露出港人的务实，正如他自己所言：“因为香港的电影环境不容他不务实，我们就是商业电影产业的一部分，没有观众就没有生存空间，没有人去补贴他们去拍主旋律，没有宣传费去拍电影，他们所有生存的空间就在于有多少观众，所以他不可能不服务观众、追求观众，这就是香港电影的特点。”

　　“商业”也并不代表容易做到。陈嘉上说，香港观众现在的口味非常好莱坞，他们来看电影就是来娱乐来消遣的，“但娱乐也是很难满足的”。他反倒觉得，内地观众相比较而言对电影的文化要求更高，比较注重电影的文化内涵，在这方面，作为香港人的他虽然感到“难懂、难做”，却也认为“很难得”。

　　北上内地来拍电影，对所有香港导演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他们文化不通、“水土不服”、捏不准内地观众的“脉”、穿不好体制的“鞋”，这些困难对陈嘉上而言同样存在，这也是他一直不敢碰现代题材的原因。谈及这些困难，他略带羡慕地说：“(冯)小刚随便说一句话就有感觉、就接地气，可是我们南方人说粤语的，就语言方法这部分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但每天都在认真听、认真看的他，相比不少其他香港导演，已经算能够较好把握内地观众心理的了，近几年他在内地拍摄的古装大片的票房成功就是一个佐证。而比起前几年在媒体上曾被吐槽“普通话太烂”，坐在记者对面的陈嘉上导演的普通话要比想象中顺溜得多。

　　不过，给导演拍摄大片的摄影师还是下意识地放着《皇后大道东》的粤语歌调节气氛，跟陈导边拍摄边聊起了那些年他拍过的经典录像厅电影，毕竟那段黄金岁月已经不复反了。

　　香港电影最珍贵在于自由精神

　　Q：《影视圈》杂志社

　　A：陈嘉上

　　Q：您一开始是怎么对科幻武侠产生兴趣的呢？

　　A：其实我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只要还没有人干过我就去看。你去看我拍戏的历史的话会发现，我一直在变。我一开始就是拍小人物电影，我后来拍喜剧、动作片，大家就说我不懂，但我的乐趣就是在寻找新的可能性，我们创作人最重要的就是可能性。而且武侠也给了我一个空间让我天马行空，在武侠电影这部分我们有很多想象空间，它带给我们视觉上和感觉上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它也需要接地气。

　　Q：在尝试了这么多类型之后，您觉得自己最擅长哪一种？

　　A：我其实也没有擅长的。我像一个类型研究者，一直不停在研究新产品的可能性，研发这些可能性的人他不会是擅长很多东西的人，他可能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他可能懂一定的规律，然后(研究)这些加起来可能有什么效果。我不一定知道它一定成功，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很爽。成与败就承受吧。幸运的是我过去成功的例子蛮多，而且成功了就可以送给大家，可以丰富类型，我享受的也是这一个。

　　Q：对于票房您是怎么考虑的？

　　A：票房只是我生存的手段而已，我生存了我才觉得我还有其他要表达的。所以我拍戏对于票房一直是希望对最低点有个保留，起码到达多少我就不管了。因为只要老板没赔钱我下次就有机会，没赔钱就说明我对观众的期待度估计没太错，说明这个戏还是能够吸引观众进去，口碑(好)才能够达到这个票房。当然我也会根据这里面的反馈来估计下一部该怎么做。所以一般(票房)达到一个点后我就不看票房了，而看口碑，我从来都觉得口碑跟其他东西比票房要重要。票房是一个不可预计的事情。

　　Q：您说您在意电影的口碑，如果观众对您的作品有差评，您怎么想？

　　A：创新总会有风险。许多行家都理解我在技术上的各种尝试，所以我也谢谢他们，可是实验就是实验，做实验的一般不是做最好的产品的人，所以我就说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而且也不会觉得委屈，我就是做实验的，有时候会失败有时候会成功。

　　我没纠结。有时候人家说你看你的评论多差，可是我会说我的评论一直都差，没关系。我从来不觉得我干某些事情、拍的电影就是最好的。我这个人有性格上的缺陷，让我不可能拍最好的电影，我这个人太宽容，一看见别人不开心我就心疼，对演员没有太大的强迫性，以至于有时候演员不一定在我手里头冲出去，尽管我还是很好地让演员的极致性发挥出来了。我觉得这是我的好处也是我的坏处。我就是这样子的人，不可能完美。

　　Q：您觉得香港电影的精神是什么？

　　A：我认为香港电影精神最珍贵的在于自由，在于它完完全全地为观众服务。在香港电影这个产业里面，有王晶、关锦鹏、王家卫、许鞍华，但我们在一点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观众，尽管我们的观众层不一样。而香港电影的成功在于过去一些导演明白了要突破香港的框框拍给全亚洲、全世界看，所以香港电影才会成功。为什么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都爱香港电影，就是因为它不本土的精神，这就是自由精神，只要这个自由精神不变，它就是香港电影。

　　Q：对于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您是怎样看的？

　　A：这是不一样的，这都是选择(的不同)，选择不是对错。你可以要求一个导演拍开心的、商业的电影，他有选择的权利，而且我非常尊重。有些导演确实是殿堂级的，他确实需要小众去支持，需要知识分子去看懂他们，需要我们干这行的人去看懂他们，很难强迫他们把东西弄的比较通俗，很难强迫他们放弃对某个目标的追求，所以我一直在说中国电影在高端这部分不差，只是在高端这部分我们还没有好好为他们做好这个市场，我们中国还没有艺术电影院线，还没有建立起观众群去支持好导演。而王晶导演就是产业的，你也可以像王晶导演一样替产业赚钱，这是没有对错的，要把电影产业做起来，就需要各种各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