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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面对亡灵——————家父五周年祭[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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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3 07:06:5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 11 楼                                  千古谁识鸿门宴(更新超长版) 8.事件的余响鸿门宴结束了,但刘项之间的纠葛并没有至此结束,应该说还只是刚刚开始。正是这些刚刚开始的纠葛交涉,才使得我们有可能探及鸿门宴的真实内容,这些探讨前面已基本做足,此不赘述。现在要探讨一下项羽是如何面对因刘邦让步所出现的新形势,即他是如何消化刘邦做出的让步的。项羽手段用足,剥夺了刘邦王关中的权利,这个时候球停在了他的脚下,全天下的人都在看他该如何开球。刘邦有王关中的权利是天下共知的,而其出让此权利却是一种私下授受,并没有法理上的依据。刘邦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了,但项羽必须考虑,他必须拿出一个能摆上台面、并可以让所有其他人接受的方式消化刘邦所做的让步。首先,项羽把球又踢给了怀王之约的创始人楚怀王,解铃还须系铃人嘛。于是就有了项羽派人向怀王通报灭秦之事。这个事件应该发生在鸿门宴结束不久、具体的分封之前。按当时的惯例,项羽在破秦于钜鹿后就应该向楚怀王覆命,当时的说法是“还报”。因为项羽出征的主要作战任务是救赵,既然项羽统帅的援赵军大获全胜,就应及时覆命,但他没有这样做。可见,项羽那时就已不把怀王放在眼里了,现在其实力更大,他更不会在乎怀王的意见了。之所以要迟至此刻才向怀王覆命,不过是想以此为幌子,假意向怀王请示论功行赏的事,其真实用心是为了化解关中支配权私下授受的难题。此举看似尊重怀王,其真实目的在于让怀王改口,让怀王对王关中命令做出对项羽有利的重新解释。谁知怀王根本不理会项羽的用心,仍坚持按既定方针办,并重申了往日之约定。怀王不识时务地恪守道义,也为日后的杀身之祸埋下了祸根。既然让怀王改口这条路走不通,项羽自然要另想办法。这个办法又从两方面着手,先是向楚军将领宣布:“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佯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高祖本纪》这样一来,就取消了楚怀王对灭秦之约的主宰权与解释权。这还不算,接着他便走了第二步棋——曲解以往的怀王之约,其内容就是记录不全的项伯夜访内容露出的第二只马脚——范增与项羽的对话。《项羽本纪》记“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此对话内容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也足以揭示鸿门宴结局的关键所在。只要稍加分析,就大大有利于理解鸿门宴的实质。“疑沛公之有天下”,是项、范二人动了杀机,要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一切情义灭刘而后甘的原因所在;“业已讲解”则是刘邦让步的结果,刘放弃了最有利最富饶的地方,也就杜绝了刘邦可以有天下的可能,让二人放心;如果在这个前提下,还欲对刘邦动武,后果立即会显现,即“诸侯叛之”;即使不对刘邦动武,接受了刘邦的让步,还是有“负约”的后遗症,仍然会“诸侯叛之”;于是便有必要曲解怀王的关中之约,即“巴、蜀亦关中地也”。只是这里提到的“阴谋”不含贬义,而是两个人私下里嘀咕,大概经过如此这般商量之后,觉得可以公开有个交代了。这个记载也表明,鸿门宴上项羽对刘邦的谦让极可能没有当场表态。项羽的不表态,并不表示其不接受刘邦的让步,而可能是没想好以什么样的形式化解刘邦的这个让步。这个形式,到这个时候才算解决了。司马迁的笔力非同小可,着墨不多,便把这一决定的过程与结果勾画得活灵活现。所以《秦楚之际月表》记载此事曰:“(汉元年十二月,项)羽倍约,分关中为四国。”这样一来,原本应该完全归刘邦所有的关中便一裁为四,刘邦只拿到最差的一块,而那些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鲜血的三个秦降将却分到了关中最好的地。项羽此举其实非常高明,以三秦将封堵刘邦出川之路,又以刘邦威胁三秦将不敢有异动。分析至此也可以看出,后人对项羽不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的责备是多么幼稚荒唐——即使将刘邦遣至巴蜀,还生怕诸侯萌生叛意,更不用说杀了刘邦了。当然,如果刘邦不肯出让关中的支配权,则非杀不可。因此,在鸿门宴上,刘项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项羽拿到了权,刘邦保住了命。而项羽要杀刘邦,机会有的是,项羽主持分封长达四月之久,期间有很多事还要与刘邦商量着办,真正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杀人的机会随时都有,绝不是只有鸿门宴一个机会。之所以不杀刘邦,就正如《樊郦滕灌列传》所说,“项羽亦因遂己,无诛沛公之心矣”。项羽一切OK,眼前一片通途,杀人的勾当,实在是没有必要进行了。大概刘邦解除了危险之后,觉得自己如果真去巴蜀也太过委屈了,他毕竟是个灭秦大功臣,怎么能领受如此不堪之地?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其面临灭顶之灾时,再低的条件都愿意接受,所以刘邦在鸿门宴之前之中是一步到位,一退到底,将条件提得低低的,低到连项羽都不好意思当场答应下来;一旦脱离了危险,就后悔自己放弃的利益也太大了。但当初他在鸿门宴上可能只提出了巴蜀二地,如果事后再追加要求,就显得出尔反尔。于是他通过张良运动了一番,为自己争取到了汉中一郡。从这里可以看出,刘邦在鸿门宴上提出的生存条件肯定低于最终所得三郡之地,只有巴蜀二郡,三郡之中最好的汉中郡尚不在其内。后人往往喜欢指责项羽不杀刘邦是出于沽名钓誉,难道项羽不杀刘邦名声就非常好?那么,项羽不杀的人也很多,难道都能赢得好名声?显然这个类比不确切,而以上所述更使这个指责不成立。如果说鸿门宴确实与沽名钓誉有什么瓜葛的话,那当属鸿门宴后项羽自己没有在关中称霸之举。这个做法才真正与沽名钓誉拉得上关系。项羽的做法是:天下最好的关中之地不给刘邦,并非他自己想要,而是让与三秦将,这向世人展示了他的无私。而多给了刘邦一个汉中,才是最大的失策。不要小看多了这一郡,但为刘邦的反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否则,刘邦夺回关中难于登天。但项羽为什么就答应了刘邦的要求呢?这也是有道理的:一来是因为汉中本就在刘邦掌握,分给其他人也不合适。如果把这块地给予秦降将章邯等人,则旧秦之地势力大增,可能就不会听话。还不如安抚刘邦,使其在旧秦之侧形成威慑力,使三个降将不敢有异动。二来这块地在秦孝公之前非秦所有,也可以看作为非秦地。三来又有项伯在其中起作用。可能还能分析出个四来,即项羽觉得刘邦的让步也太亏了,有点于心不忍了。于是乎,项羽索性让刘邦如了愿,任其在蜀中自生自灭。当然,即使把刘邦分到汉中、巴蜀,项羽也还是做了一定的防范。比如,封秦将章邯为雍王可以封堵刘邦出蜀之路;他在沿武关自西向东封了楚柱国共敖为临江王、番君吴芮为衡山王、当阳君黥布为九江王;沿函谷关自西向东封了亲楚的赵将申阳为河南王、赵将司马卬为殷王,接下来就是他自己控制了的魏地与西楚国。可以说,对刘邦的防范还是非常周密的,甚至应该说是非常有效的。如果不是刘邦部下的新兵赵衍指出了一条出川的密道——暗度陈仓,刘邦还真有可能老死川中无所作为。此人就因这一条功劳,名列开国一百四十二侯,为戴侯。正因为刘邦反攻夺回关中后,又继续东向争天下,才使得鸿门宴的一些内容被人为地隐没了。尽管鸿门宴事件是因为项羽的强势,并要打要杀,逼得刘邦不得不违心地接受了巴蜀之封、后又追加了一个汉中,但毕竟是你自己当着天下诸侯的面承认的。只是刘邦日后又兴兵反楚争天下,没有个合适的名义是说不过去的。而最过硬的名义,莫过于指认项羽违背怀王之约,剥夺了自己王关中的权利。为了强化这个名义,又必须淡化乃至于掩盖是由自己提出的这个方案的痕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为最终胜利者的刘邦一方当然不能让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记载流传开来,因此,他们不仅抹去了鸿门宴上的某些重要细节,甚至编造了一个历史传说,就是前述《汉书?高帝纪》所引汉王欲攻项羽之记载。此不赘述。刘邦一方之所以要编造这么个传说,无非是为了造舆论,激励士气。而这样一来,鸿门宴也就让人读不懂了,让后人歧见纷呈了。但这些做法在当时还是非常管用的。在那个时代还是非常强调师出有名、师直为壮的,而启用项羽毁约这个名义还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这个名义既可以激励部下,也可以麻痹对手。正如韩信所说:“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韩王信所说:“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向,可以争天下。” 说得就是激励士气的事;而张良写信给项羽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 则是麻痹对手的。行文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对鸿门宴事件作个了断了。刘邦因担心怀王之约可能不能兑现,派人守函谷关阻止诸侯军进入;此举激怒了因胜秦而野心及自负心极度膨胀的项羽,为不让刘邦称王关中,不惜以武力消灭刘邦;刘邦自忖无法与项羽的势力抗衡,决意出让关中的支配权,并自愿受封巴蜀;项羽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便不打算消灭刘邦。此后,项羽又经过种种谋划,上下其手,终于使刘邦之封与怀王之约相衔接,并为防止刘邦出蜀,安排了一系列的势力封堵之。怎奈人算不如天算,刘邦最后还是从巴蜀汉中打了出来,与项羽争天下。但刘邦此举并非完全占理,于是便有意识地将鸿门宴前后的一些事件细节隐没,最终造成后人对此事件的误读。可以说,在此事件中,是非曲直,得失优劣,错综复杂,扑逆迷离,难以穷尽。可能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场盛宴,一旦开席,就将永远吃下去。以菜九的识力所限,暂时只能剖析如上,是耶非耶,当容有识教我。 9.鸿门宴的众多是非鸿门宴早就于两千多年前结束了,而关于此事的扯皮却因鸿门宴的结束而正式开始,并未有穷期。如前所述,鸿门宴实际上就是一个签约现场,无数的后人是多么热切地盼望其能成为一个杀人现场。看来嗜血成性,也是人的本性之一。但签约与杀人的程序是完全不同的,哪能说换就换?何况换了之后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些严重后果后人才不高兴去考虑呢。刀把子攥在项羽手里呢,你不杀人,就是失职,就是白痴,就是脑子进水,就是不三个代表,就是扫人们的兴,就是与人们过不去。你不让我如意让我爽,我就骂死你。难怪后世对项羽不杀沛公一事讲怪话的人不计其数呢。那么,花点笔墨清点并清理一下这些扯皮,就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鸿门宴本身并不是一个容易产生歧读的事件,只因为人们夹杂了爱项厌刘的情绪,才把一切事情搞得一团糟。如果撇开情感,可能就会得其实。但撇开情感一事,又谈何容易哟。尽管不容易,在这里还是要用点篇幅分析一些与情感有关的认识问题。鸿门宴本身的是非曲直。对项羽没有在鸿门宴上杀了刘邦一事,一直以来惋惜者众。看来这些人一定是认为项羽是正义的一方,而刘邦是罪恶的一方。如果真是这样,当然杀了刘邦也不能算是错。但事情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项羽并不代表正义,倒是刘邦更正义一些。刘邦、项羽谁更正确,或者说更符合人民的利益,这个问题当以司马迁的评论为准,违背了司马迁的,基本上都是胡说八道,权当放屁可矣。就以鸿门宴来说,也是过错在项不在刘,但人们认为项羽错的还不够,还应该索性错到底,把刘邦干掉。当然,人们会认为把刘邦干掉不是什么错,而是对。刘邦是吃亏的一方,因为势力不如项羽,只好忍气吞声割让了自己本应该享有的权利。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人不仅最不认真,而且最没有是非。刘邦的功劳既不是偷来的,也不是骗来的,真正是一刀一枪拼搏来的,怎么让事先约定兑现就那么遭人忌呢?怎么人们都与范增一个鼻孔出气呢?怎么都欲灭刘而后甘呢?要公道公正地评价一件事,就应该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一旦感情用事,就会黑白不分,是非混淆,然后就语无伦次,不知所云。明明刘邦吃了亏,也以为他占了便宜;明明项羽不杀人是正确的做法,也以为他铸成大错。多年以前,菜九也是热切希望能杀刘邦的,但通看史书中的所有记载后,开始转变了。所以,如果要转变,只能靠自觉。菜九说的再多,可能也不会有人愿意听。不顾客观事实,只以个人好恶为是非评判的标准,人就会变得不可理喻。菜九对不可理喻的人说了这么多话,当然只能是废话。但菜九也是读过一点圣贤书的,看如此多的人成为错误观念的奴隶,心里难受啊。忍不住要出来说些逆耳之言,以期能将那些受错误的观念控制的人解救一个算一个。但那种牢不可破的情结,岂是菜九的平实语言所能唤醒的?看来菜九的自作多情也是愚不可及。打住。谁是鸿门宴的受益者?人们往往以为,刘邦在鸿门宴上占了很大的便宜。此话真是不知从何说起。在鸿门宴之前,刘邦是可以如约王关中的,而鸿门宴之后,刘邦的这个权利没了。就如同比尔?盖茨在一场饭局之后就变成李嘉诚了,资产大大缩水了。一场鸿门宴下来,刘邦的资产也是大大缩水了,就如同在股市上辛辛苦苦赚了几十万,把其中的一大半拱手给了项羽。不知这样的便宜有什么人会喜欢。刘邦占了如此大的便宜,也用不着杀曹无伤了,感谢还来不及呢。项羽白拿了这么多钱,还有无数的人认为他吃了亏。菜九倒是愿意吃这个亏,各位以为刘邦占了便宜的人,不妨把钱送点给菜九,也来占菜九一点便宜,对吃这样的亏,菜九是多多益善,决无怨言的。鸿门宴刘邦占了主动,项羽始终被动。从表面上看,刘邦一方的动作可能多了一点,但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割肉,这种主动又有什么意思。项羽的动静小,未必是什么被动,天上掉馅饼,坐享其成呢。因而项羽的动静小,更可能是没事偷着乐,心里在不住地打着小九九,盘算着如何消化刘邦拱让出来的利益呢。以发财为例,自然是资金越多越容易发财,而刘邦把自己一半以上的资金交了出去,其离发财的目标只能是更远了,而不是更近了。因此,且不论这里有无被动与主动的问题,即使有也意义不大。刘邦以损害自己利益为目标而采取的主动,就如同在股市中主动割肉离场,有什么值得眼红不服气的。这种壮士断臂以自救,只是为了能活了下来,连这样卑微的既定目标的实现,今天的人还不能忍受,似乎太不厚道了吧?鸿门宴预示了项羽必败、刘邦必胜。这是个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实际上项羽在鸿门宴上接纳了刘邦拱让出的利益,把刘邦的优质资产都剥离得差不多了。按这个趋势下去,刘非垮不可。就如打牌或炒股,项羽抓了一手好牌或抓了一手好股票,刘邦一手的烂牌或一把垃圾股票,必然结局应该是什么,还用说吗。我们为什么表扬在阿里工作的孔繁森,而不表扬在青岛工作的孔繁森呢,无非是阿里的条件太差。刘邦就是被项羽派发到只有孔繁森肯去的地方,想想会怎么样。人们以为刘邦因达到目的,对这个局面正中下怀,求之不得,乐不可支,大概在刘邦的英明领导下,东西部差距迅速缩小,西部超过东部小菜一碟。但人们同时又非常认可刘邦是个没本事的人,没本事而抓到烂牌烂股,又怎么乐得起来呢? 鸿门宴上项羽忠奸不分,坐失良机。这是在说范增与项伯呢。项羽要杀刘邦,用得着项庄舞剑吗?此时无需杀刘是肯定的了,而范增不顾杀刘可能产生的时局震荡、收不了场的后果,一意孤行安排刺刘行动,这是绝对错误的。不用范增之计,不理会范增的不断暗示,正是项羽的英明之处。范增的馊主意还是不施行的好,得不到项羽的支持也很正常。项伯不是什么奸,他不过是在主持公道,说出了当时局面下一个正人君子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项伯是项羽的长辈,但看不出有什么权力,其影响或者说让项羽改变杀刘打算的言辞,在道义上是能站得住脚的。符合道义的话,不能视之为谎言与欺骗。换言之,项羽听项伯的劝告没有错。项羽的实力虽强,但诸侯联军包括楚军在内,也是反秦武装,并非拥戴其当皇帝的武装。他们或者可以追随你在旧秦撒野泄愤,但未必肯随你杀人。你因为刘邦影响你当皇帝而杀了刘邦,手下的人未必肯为由此出现的大乱出力效忠。如果不是项伯以身遮蔽沛公,鸿门宴上发生了恶性事件,可能会酿成一场大乱,甚至于旧秦势力都可能死灰复燃。项羽听了项伯与樊哙两人所言,无可指责。因为当时的局面确实不易把握,其结果究竟如何,根本无法预测。对项羽不用范增之计,而于鸿门宴上释沛公不杀,后世讥评甚多,但反对杀沛公者亦复不少。范增杀沛公之计后人指责甚多,事实上杀刘会造成天下大乱、无可收拾才是项羽不杀刘的关键所在。考量当时形势,杀沛公实为一陋着而非高招。杀,几乎用不着费脑筋,这个人碍事,杀了干净。不杀,才用得着仔细权衡。范增七十多岁,号称很懂权谋,实则不甚精通,且一点不识大体大局,只知以杀为务,又有何高明可言。杀刘即为大无道,而此前大无道者数坑秦降卒,此后大无道者为烧秦宫殿坑齐降卒,不知范增可曾力主。考量范增史实,一莽老汉而已,此处力主杀沛公,即使霸王不同意,也一意孤行让项庄来干;日后楚汉相持,汉因不敌而求和,项王拟允,范增坚决不同意,于是既未能置汉王于死地,也未达成议和。如果议和成,汉再毁约,则曲在汉而直在楚。范计虑不及此,只知道打打杀杀,与用计何干?对范增肯定与否定的文字均不少,肯定的就略过不说了,仅择反对范增的两首诗,估计肯定范增者也无言以对。暴羽天资本不仁,岂堪亚父作谋臣。鸿门若遂尊前计,又一商君又一秦。钱舜举七十衰翁两鬓霜,西来一火笑咸阳。生平奇计无他事,只劝鸿门杀汉王。陈刚中刘邦利用了项羽的弱点从而死里逃生。人们以为,之所以项羽会被利用,与其直率坦诚的人性有关。菜九不知人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看法的。项羽并不直率,妇人之仁的人怎么可能直率,不过是个以善做表面文章知名的人物。即以处理鸿门宴一事而论,其间的曲曲折折变数,又岂是直率者所能摆平。项羽所以不杀刘,不是什么直率,是如愿以偿了;刘邦能活下来,也不是因为利用了项羽的弱点,而是出让了重大利益。事实上,刘邦不过是个行贿者,而项羽则是个受贿者。受贿者去杀行贿者的事,是个不容易发生的案例。否则,我们今天的公安人员处理的凶杀案就一大半与受贿有关了。每个人都有弱点,项羽这个人物当然也有弱点,甚至于有致命弱点,但这些个弱点,当年陈平、韩信已评论过了,一生功过司马迁也评论过了,基本上得其实。而后人妄加评论,基本上属于胡乱忽悠,一点也不值得认真对待。看来还是我们这些与项羽根本没照过面的后人比刘邦、韩信、陈平更了解项羽,就知道他水平特别差劲,头脑特别简单,非常容易被人忽悠。如果是我们其中的某些人生在当时,又哪里轮得到刘邦来忽悠项羽啊。当然,在我们很多后人看来,因为项羽脑子特别不好使,最终还是刘邦成功地给忽悠了。项羽不是要灭刘邦吗,但刘邦脸皮厚心肠黑,艺高人胆大,处置得当,在绝无可能的情况下,也敢空手套白狼,哄死人不偿命,凭耍嘴皮子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刀枪入库、偃旗息鼓。怎么这些后人对刘邦没能王关中这么大的一件事视而不见,这眼神也太不好使了吧。就这水平还要去评价项羽,真是不怕让人笑掉大牙。 项羽的致命弱点是缺乏政治远见政治这个词忽悠了中国人好几十年,可能还要继续忽悠下去。因为政治一词给中国人用得最烂,好像政治问题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项羽的失败是政治上没远见,难道刘邦的胜利就是政治上有远见?看来只要不杀了刘邦,这个没远见的帽子就得让项羽戴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项羽来说,远虑是什么,应该是渐渐取得一统天下的实际地位,他威逼刘邦出让王关中的权利,就是为了那个远虑。而在刘邦出让了那个权利之后,还要杀刘邦,这就有那个诸侯叛之的近忧了,而且这个近忧甚至不杀刘邦都明显存在。只不过这个近忧必须由项羽承担项羽考虑,我们广大后人与此无关,不需要考虑,所以就站着说话腰不痛,一个劲指责项羽为什么不杀人。  其实说吃亏上当也罢,主动被动也罢,忠奸不分也罢,坐失良机也罢,弱点被利用也罢,缺乏政治远见也罢,说一千道一万,林林总总、花样百出的说法,都是在玩弄词藻。但这样玩来玩去并没多大意思,还不如干脆亮出底牌,也就是所有这些说法的核心不外乎是在说,项羽没杀刘邦就是不对。这么简单的说法,干嘛要绕那么大的圈子,累不累啊?在这些说法底下,刘邦死有余辜,项羽不杀刘邦,也就罪无可赦了。为项羽鸿门宴上不杀刘邦而惋惜的也不始于今日,自古而然,且人数众多。但并不能因为人数众多,就以为他们是对的。人们的出发点可能是以为,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这种态度恰恰泄了他们的底——基本上没看懂历史。没看懂历史还要瞎嚷嚷,真是奇哉怪也。其实这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对自己不甚清楚的事,自以为是,大发议论,大放厥词,正是人们非常爱干的事。为什么说他们没看懂历史,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鸿门宴后,刘项在一起共事搞分封(用行话来说即“诸侯相王”),分割天下长达四五个月,因为他们两人在灭秦战争中的功劳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说话的权重相当大,对论功行赏尺度有非常大的决定权,因此工作或者相当繁重呢,基本上抬头不见低头见,经常要在一起议议该分给谁、分到何等程度才合适之类什么的。所以说,项羽真要杀刘,又何必非鸿门宴不可,项有的是时间与机会。不杀刘,是因为实在没有能摆上台面的理由,而且一切OK了,没那个必要了。值得一提的是,刘邦在出让了王关中权利之后,还要心头滴着血,去干这些吃苦受累的事长达好几个月,也应该算是有高风亮节的气度吧。尽管在鸿门宴一事上,项羽有诸般不是、诸般不地道,但跟我们今天的很多人来比,还真是一个好孩子。项羽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便对杀人一事失去了兴趣。我们今天的人则黑得多,一切OK以后,还要对我们的对手痛下杀手,并对项羽的不杀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左右看不顺眼。可能他们认为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项羽并不是一个不好杀人的人,但杀人也要讲章法,讲无害,如果杀人有害,就不应该杀人。而杀刘邦明显是有害的,可能会天下大乱,局面失控,这是项羽最不愿意看到的。何况项羽与刘邦以前的交情甚好,怎么能说翻脸就翻脸,尤其是在兵不血刃就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之后,杀刘邦更可能造成天下大乱。而我们后人干脆得很,先杀了再说,管他那么多干什么。看来范增的同党为数还真不少。不过,范增好歹还是吃项羽的饭,谋项羽的事,点子虽然出的不好,还是出于一片忠心。而我们后人那么醉心于杀人,就有点不好理解了。当然也不要因有这样的疑问,就以为今天那些一个劲鼓动项羽杀人的人一定是嗜杀成性,而对他们敬而远之,可能我们那些整天忙着鼓动项羽杀人的人,自己平日里连只鸡都不敢杀。只是这样一来,就更让菜九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这些连鸡都杀不了的人,怎么就对杀人有那么大的兴趣呢?更可怕的是,有这样思想的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都占据讲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用他们这些极度有害的思想教育(更准确的说法是毒害)青少年。如果让这种思想蔓延开来,则国家危矣,民族危矣。但对这样的人应该批判从严,处理从轻,他们并不是想干坏事,只不过是不懂事。不要以为有一把年纪就一定懂事,自古以来活到老活到死而不懂事的人又何可胜数,我们的专家教授老师中有这样的人且人满为患,实在不足为奇。这个段子不妨用菜九《鸿门宴结论与李宇春的粉丝》的片段作结: 自古以来的专家教授在一边瞎嚷嚷,实在是不懂事。幸亏这帮家伙没与汉高祖生在同一时代,否则,一旦遇上,免不了要被脱下帽子,大尿一泡。看来刘邦对待俗儒之道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因为这些俗儒并不能提供什么有益的知识,只会自说自话,尽说一些听起来很在理、实际上行不通的鬼话,不仅耽误工夫,还损害脑细胞。刘邦的时间何等宝贵,哪能让俗儒瞎耽搁。何况这些俗儒或者是穿戴像个知识分子,内瓤还是个街头混混。对街头混混又有什么客气好讲,尿他一泡也是应有之谊,诚可谓得其所哉。菜九对汉高祖的革命行动是绝对要投赞成票的,因为俗儒是永远不会绝种的,他们的传人之不可理喻或者更胜于前辈,你把理由告诉他,把路径指给他,把具体的书名篇章指明了,他还就是不认这个帐。遇到这种情况,不给点当头尿喝,又如何是好?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鸿门宴从来都不是个问题,一搞到课文里就成了问题。鸿门宴本身不需要结论,一搞到俗儒手里就非要搞出个结论,搞的驴头不对马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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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3 09:43:1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 12 楼                                  鸿门宴结论与两个凡是的关系     前些天,菜九聊发少年狂,草得一小段子《千古忽悠鸿门宴》,在网上到处乱贴,感觉超爽。但在发狂发颠的同时,就难免与认真无缘。因此上菜九自己都一把年纪了,居然也丢人现眼地自己把那顶最不认真的中国人的帽子公然戴上了头。好在菜鸟不怕丢人,现在就将菜九的不认真检点一番。  有人以为菜九拙作是下战书,而下战书的对象,不应该是专家教授老师们,而应该是那个沽名钓誉之说。正是因为有此一说,那些教案上的说法才顺理成章了。作为最不认真的中国人,菜九当然也说错话,比如"那个劫匪一样的项羽不是让他们嘲笑了几百几千年吗",就是一句错话,嘲笑的时间实则只有几十年。项羽不杀沛公,确实让那些拥项贬刘的人感叹了几百几千年,看来范增的同党为数不少,尽管如此。他们也被有识之士奚落了几千几百年,以致连个具体的名字都没留下来。至于那个沽名钓誉之说,在几百几千年的感叹中只存在了五六十年,算是一个后来居上的说法。而此说一冒出来,即压倒一切,使得那些一向被奚落者倒成了有先见之明者。沽名钓誉之说出自当代顶级诗人笔下,当年诗人写歪诗时有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诗人也不一定是学问家,但到了顶极就不好说了。到了这个境界,就对也是对,错还是对。因为他成了一切学问的仲裁者,自然举国上下以他的是非为是非。一般来说,诗句主要是用来凑成诗篇的,至于说对还是说错,并没有太严谨的考虑,更何况诗人写出此诗后感觉非常不满意。据说都是因为田家英多事,从废纸篓里将此诗抢救出来,如若不然,则可以肯定之后就不会有什么沽名钓誉之说了。所以,好事者历来不乏其人,好事而不落好也在情理之中。就如菜九现在的所作所为就跟好事者没什么两样,因此,除了要做好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准备,还要准备如此这般不停地为知今是而昨非地来检讨谢罪。  项羽生前就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的评价,而司马迁则给出了"背关怀楚*****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的评价。到了沽名钓誉之说新鲜出炉后,便压倒一切,其他所有的评价趋于沉寂。于是乎,不仅仅是鸿门宴,乃至于项羽的成败、项羽的总体评价,都以沽名钓誉之说为纲,其余都是目。于是乎,从来不是问题的鸿门宴史实也成了问题,从来不是问题的项羽成败也成了问题。为什么压倒一切了,还会成问题?无非不是纲还硬要作纲,统不住还硬要统,让人觉得矛盾、不好解释,所以费了无数口舌,浪费无数笔墨纸张,耽误了好几代人,还在看不到尽头地争吵着,沽名钓誉之说也还在雷打不动、莫名其妙地为纲着、统治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把原本不是问题的事都搞成了问题的情况一点都不稀奇,比如怎么种田,怎么吃饭,要不要消灭麻雀,不一而足。相对而言,鸿门宴只是那个时代不应该成问题而成了问题之最微不足道者。对于其他问题,菜九可能讲不好,也没有义务讲。而鸿门宴一事,菜九知之甚详,既然司马迁他老人家不方便出来讲,作为司马迁的走狗,菜九责无旁贷。  为什么沽名钓誉之说统不住?无非是与事实不合,因为鸿门宴的一切实在与沽名钓誉之说拉不上关系。鸿门宴不是个沽名钓誉的场合,也不含沽名钓誉的因素。难道不杀人就是沽名钓誉,这是什么混帐逻辑。杀人是要有能站得住脚的理由的,如果刘邦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当然该杀。如果仅仅是因为刘邦可能影响天下之权而杀他,就太无耻了。刘邦灭秦有功,为什么要杀,难道妨碍项羽称雄天下就该死?那么,生活中许多人挡了我们的路,是不是都该杀了?难道我们没杀那些校长科长局长部长,是在沽名钓誉?看来那些个校长科长局长部长现在能好端端地活着,还真得感谢人们想沽名钓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确实要山呼沽名钓誉万岁万岁万万岁了。为什么没人喊万岁呢?显然是因为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说,因为别人妨碍了我们,并不是杀人的理由。以此为由头而杀人,太不正常了。因为我们大体上都很正常,所以我们没去杀人。既然我们都没去杀人,为什么偏要项羽去杀?既然我们不是沽名钓誉,为什么项羽就是?可能有人会说啦,我们用不着杀人,就可以把事情搞定。但为什么偏要认定项羽不杀人事情就搞不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杀人总是不对的,即使因不杀人而丢了天下,也没什么可指责的。当然以此为由头而杀人的事也并非罕见,时下确实发生了副局长雇佣杀手杀局长,局长怕副局长取代自己而雇佣杀手杀了副局长,结果呢,除了被绳之以法外,还让天下人笑破肚皮了。  鸿门宴是怎么一回事呢。菜九杂七杂八写过一些,题目附在后面,看官们自己去找可也。简单地说,在鸿门宴之前,刘邦是可以如约王关中的,而鸿门宴之后,刘邦的这个权利没了。就如同比尔*盖茨在一场饭局之后就变成李嘉诚了,资产大大缩水了。这说明鸿门宴不是像我们今看到的这么简单,其中是有交易的。这个交易就是刘邦在项羽的威迫下出让了王关中的权利,其资产也是大大缩水了。又关沽名钓誉什么事?鸿门宴前后刘邦确实经历了一个从死到生的轮回。当他拒绝诸侯入关时,就有了把秦政权屯积的财富据为己有的嫌疑,于是犯了众怒,大家要合力把他干掉也可以理解。但到了他愿意把一切都拿出来重新发落时,就没有杀他的理由了。如果项羽一心想做皇帝,按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所说把刘邦杀了,可能会出现两种局面:一是因杀猴儆鸡,其余诸侯王诸侯将更加听命于项羽,天下从此太平;一是那些诸侯王诸侯将看项羽连立了大功的自己的战友与结义兄长都能杀,担心自己的脑袋也随时会保不住,便一齐拔出刀来,上前把项羽剁成肉泥。菜九以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刘的功劳大,实力强,与项羽的关系又特别铁,尚且被杀,项羽的刀杀到其他人头上也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没杀刘邦,项羽又被戴上了头脑简单、愚蠢的帽子。以至于现今的白胡子,花白胡子,没有胡子,乃至于乳臭未干的人都在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个头脑简单的蠢家伙。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须知,古往今来可能没有人比得上项羽聪明,司马迁说其"才气过人"是有事实根据的。项羽一出道也就二十四五岁的年纪,此前学书学剑学兵法都弄了个浅尝辄止,就这样还是当世诗词第一,武功第一,兵法第一,统率群雄打平天下。最后全天下的聪明人联起手来才把他玩死,想不承认他是天才也不行呀。换了今天的年轻人,这个年纪不是在焦头烂额地忙着考研,就是失魂落魄地忙着找工作,哪里谈得上搞定天下哟。可以肯定地说,所有以为项羽愚蠢的人,其聪明程度都比项羽不知差了多少个数量级。但这并不妨碍所有的人都指责项羽蠢。其可笑程度就好比李昌镐不小心输了一场棋,全天下的人都以为让自己上去也能把石佛掀翻在地一样。  在沽名钓誉说的主导下,自然而然把项羽听信项伯"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的话,从而打消了杀刘邦的念头,当成了没有远见。但项伯所言确为实情。大家为什么要灭秦,就在于秦无道,而刘邦先行入关灭秦算是立下了不世之功。在刘邦愿意完全服从的情况下,杀刘就是大不义大无道,就是樊哙所说的亡秦之续,因杀刘而众叛亲离的后果是可以预期的。而这个连项羽都不愿意干的事,在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看来觉得无所谓。啧啧啧,说他们误人子弟都是轻的,是污人子弟喽。我们当今社会的道德沦丧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专家教授老师们可不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哟。  沽名钓誉说不仅牵涉到对鸿门宴的定性,甚至一直延续到对刘胜项败的评价,因此用不着另费一番手脚,就在这里也顺便把那些个通行评价横扫一通。在对项羽的评价中,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项羽逆历史潮流,开历史倒车搞分封。菜九不敏,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如果当时不分封怎么办,更没看出天下英雄反秦就是为了让项羽当大一统的皇帝,而他偏偏不愿意当。象这类没影子的事,最好不要胡乱意淫。当时的情况是,秦政权把天下人都搞得不爽,大家群起而攻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给灭了,灭秦以后怎么办,只能是走着瞧。谁要是想当皇帝搞大一统,恐怕除了他自己,旁人都不会答应。当然,如果让我们那些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专家教授去和那些诸侯王诸侯将忽悠,说些诸如历史潮流、天下大势、时代规律什么的,没准还真能起作用,可惜他们不在场。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场面,如果项羽召集各路诸侯开会,要当什么大一统的皇帝,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按专家教授的如意算盘,各路诸侯王诸侯将欢天喜地地将兵马交出,回家享受项氏的太平;一是各路诸侯王诸侯将拔出刀来,一拥而上把项羽剁成肉泥。从项羽没有被剁成肉泥这一点来看,至少说明他的举措没有大错。而我们的专家教授根本没有被剁成肉泥的危险,当然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俗话所说的"站着说话腰不痛"大概指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他们在场并面临被剁成肉泥的危险,我们的专家教授何等聪明精明,肯定会乖巧而识时务地把这些正确无比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束之高阁、提也不提了。  在菜九看来,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有一大特点,就是说起来头头是道,滴水不漏,非常全面,想不服也不行。但一到面对具体问题,就七扯八拉、指鹿为马,搞得驴头不对马嘴,不着边际。项羽没杀刘邦失败了,如果杀了刘邦还是失败,到了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里还是能说得头头是道,或者说不该杀啊,或者说没学主体思想啊,总是有话说。其实,菜九也是喝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奶长大的,但感觉味道极差,一想起来就泛恶心。即以最负盛名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为例,他在评论刘邦灭秦时,把这个过程说得比旅游还轻松;又把楚怀王之死说成是罪有应得。如果翦某没看过史记就是在胡说八道,如果他看过史记,就是在满嘴喷粪。大概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本身就是被一些不严肃的人给忽悠出来的东西,所以那个圈子里的大人物说话没边没沿、惹人耻笑也属正常。既然这个圈子里的招牌人物就这副德行,这个所谓的史观最好到一边歇菜去吧。曾经一度,菜九一看到有人拿历史唯物主义来忽悠人,就想上去抽狗日的。后来渐渐明白,这些人也是受害者,被历史唯物主义忽悠得脑筋不好用了,弄得菜九不如。  菜九孤陋寡闻,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唯心主义历史观,如果有的话,在菜九心目中,这个应该歇菜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可能给所谓的唯心主义史观提鞋都不配。当然,如果那个唯心主义史观也是这么不上路子的话,他们就加在一起也不配给司马迁他老人家提鞋了。  因为有沽名钓誉一说,也因为有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在胡乱忽悠,菜九以为对鸿门宴及项羽的主流评价是一个错案,既然是错案,当然要还原其本来面目,这就免不了会得罪一大批人。于是就用得上白牛兄所说的话:"可见翻案不得一部分人的人心呀,可见走资派还在走呀,可见两个凡是还是凡是呀,可见宜粗不宜精还在粗呀。"由此不禁恍然,吹得天花乱坠的沽名钓誉一说不过是两个凡是道上的边角料,只是此说原本差一点被弃置,称其为废纸蒌里的两个凡是可矣。当然,较之寻常意义上的两个凡是,此又等而下之矣。由此想到,菜九又说错了话,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们既不是范增的同党,也没拿范增的钱,不过是搞了个等而下之的两个凡是而已。御用文人历来有之,但那些人至少是在做本职工作,他们卖力地宣扬御主张,鼓吹御思想,多少还能讨个御欢心、博个御青睐什么的。而为废纸蒌里的见解自觉或不自觉地搞两个凡是,能得到什么,可能只有天知道。纵然如此,还是有那么多的人在凡是着,在忽悠着,在误人误己并快乐着,这又算是哪一出哟。进一步想到,之所以菜九说了那么多恶毒的话,也是因为两个凡是--对司马迁的两个凡是。套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两个凡是也分正确的两个凡是与不正确的两个凡是;不正确的两个凡是当然不能坚持,正确的两个凡是不坚持不得了,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  至少菜九以为,对司马迁的两个凡是就是正确的那种。君不见,两千多年了,人们还在学司马迁的书,而且要继续学下去;而众所周知的两个凡是则早已成了过街老鼠,为人不齿。因此,对司马迁其书其学还应该再增加两个凡是,即凡是撇开司马迁的说法另搞一套的作法,不是浅薄无知,就是痴人说梦;凡是对司马迁结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不是信口雌黄,就是没事找抽。这不,本来错误的两个凡是,与菜九的两个凡是,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大家各自凡是着并快乐着,也没什么不可以,问题在于错误的两个凡是还动不动就要来忽悠司马迁他老人家。比如错误的两个凡是还常常故作大度地说什么"不应要求作者(司马迁)像今天这样具备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这一来就把司马迁的走狗变成疯狗了,虽千万人吾咬也,既然咬了,就索性咬得面目无光、斯文扫地。杜甫诗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杨卢骆尚且不能轻薄,对司马迁说三道四岂被咬了抽了,也是应有之义。  关于鸿门宴,司马迁他老人家没有评论,而对刘项胜败是有评论的,项羽之败是"背关怀楚*****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为什么败了,无非是不让刘邦王关中,自己也不称王关中,而是回到楚地,真是损人不利己,贪天功为己有,没有金刚钻非要揽磁器活,能过头了,所以失败。就事论事,非常明白,根本用不着扯什么历史潮流之类的劳什子。刘邦的胜利则是"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秦楚之际月表序》)。为什么胜了,这一通话司马迁说得文绉绉的,现在人可能不得要领,如果让黄健翔老弟来喊一嗓子,可能全世界都懂了:  刘邦同志立功了,刘邦同志立功了!不给项羽任何的机会。他可以提早谢幕了!伟大的刘邦同志!他继承了正道领袖的光荣传统。尧舜禹汤、周文王、孔夫子这些伟大先驱在这一刻灵魂附体,刘邦同志一个人他代表了中华儒学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  本来这个段子可以就此结束了。可能有人会问啦,既然项羽杀不杀人都不讨好,那么项羽究竟应该怎么办?因此,画蛇添足的功夫还是省不掉的。菜九以为,项羽既然不能杀刘邦,就应该对他好一点,不该剥夺刘邦王关中的权利,硬生生搞出个对立面来;也不应该出头主持分封,他上面还有楚怀王嘛。项羽击秦有大功,分封时自己的那一块绝对不会小的。而他自己主持分封,又把自己的这一块搞得特别大,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还多。分银子还会有人骂娘,何况你自己给自己多分了。于是,嫌分少了的,没分到的,一齐冲着你来,又如何能招架得住。如果你不出头分,最后保住自己的那一块还是没问题的。以项羽之才,他不去打人,人家就该谢天谢地了,又有谁敢动他的脑筋。老子说,夫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项羽的问题出在争字上,想当皇帝,因时局不允许,便退而求其次当霸王,搞渐进式的大一统。最后驾驭不了局面,兵败身死。  既然两个凡是还在继续,鸿门宴问题的纠缠也将继续,下期预告《鸿门宴结论与李宇春的粉丝》、《鸿门宴教案完全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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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3 12:19:3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 13 楼                                  通过虞姬故事的传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项羽之可爱,人们会利用一切机会,为项羽之可爱增色添彩。这是因为爱本身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屋及乌。我们一旦对某个人投入了深厚的感情,这个人的一切也就都成了我们的爱投射之对象,而且不管有理没理,都义无反顾地将爱投放过去。因为爱,我们会自动搜集与我们的爱有关的一切东西。到了项羽这里,就是与项羽有关的一切,都一下子变得可爱起来了,何况虞姬本身就非常可爱,这几种可爱加在一块,那种力量可是势不可当。而这几种爱的合力作用于项羽一个人身上,那个气象就不用多说了。难怪宋代小女子李清照即使养在深闺,仍然心系项羽,一千多年前的项羽,搅得李清照不得清静,便有了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提到对项羽吟咏的诗文,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是绝对绕不过去的。项羽身后,为其撰写的诗文不计其数。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当推宋人李清照。这也是一件颇可怪也的事。猛然一看,终日里在深闺里结构“人比黄花瘦”之类词句的小女子,应该与赳赳武夫似的项羽绝对拉不上关系。但项羽顶天立地的存在,不知会因什么意想不到的机缘,从意想不到的方位上掣起一道闪电,瞬间穿透李词人的帏幕,重重地击中李词人震住李词人,于是词人便放下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构思,从其婉约语句堆中猛然掷出惊天动地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的诗句如同是被击痛的一声惊呼,一下子把世界给震住了。应该说项羽的英武形象击痛了无数的后人,但也只有李清照的这声惊叹,才真正有价值。惯写凄凄惨惨戚戚的小女子,哪来那么大的气力,发出震撼世界、激越千古的金石之声?莫非是楚霸王的灵魂附体,使这个纤弱之人陡然雄浑起来了。这里面的内涵大了去了,可能能做成好些文章,暂时放下不予讨论。倒是此诗句的历史内涵值得好好探讨。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项羽死后一千多年,宋朝小女子李清照从深闺中掷出的这十个字,可以算是对项羽生前死后影响的最凝练评价,也是对项羽赞赏的最强音。这句艺术性非常强的千古名句,作为评价却非常实在。不仅有艺术性,而且真实得可以当史来读。什么叫人杰?人杰者,人精也,人尖也,人中之龙凤也。项羽就是这样的人,其登场其谢幕都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确实,从惊天动地、血光四溅的闪亮登场,到令人震怖、尸横遍野的壮烈谢幕,项羽做过的一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常酷,令我等常人感到窒息。三十岁不到的年纪,就创下了那么大的局面,成就了令人难以企及的功绩。也只有项羽这样的人,才配得上人杰这两个字。鬼雄一词也是有所本的。人们以为项羽如此暴悍之人,其死后的鬼魂也是非常强悍而不会安分。《南史?孔靖传》:“累迁吴兴太守,加冠军。先是吴兴频丧太守。言项羽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厅事,竟无害也。” 《异苑》即云“宋萧惠明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视事。前后太守不敢上厅。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为此郡,未闻有灾。遂命盛设筵榻。未几,惠明忽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之。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卒。”(《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五“萧惠明”引)《太平广记》卷三百一“神”十一引唐戴孚《广异记》:“崔敏悫其后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厅,相传云:项羽故殿也。敏悫到州,即敕酒洒扫视事。数日,空中忽闻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悫何人,敢夺我居?敏悫徐云:鄙哉项羽!生不能与汉高祖西向争天下,死乃与崔敏悫竞一败屋乎?且王死乌江,头行万里,纵有余灵,何足畏也!乃帖然无声。其厅遂安。”从这些时代不同、来源各异的记载来看,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惊魂却解释不了的事,人们都会非常自然地将其与项羽联系在一起。难怪项羽身后的香火一直相当鼎盛。 大概项羽身后太不安分,一时间项羽之类的寺庙香火闹得不像话了,因此在唐代就有狄仁杰的废各地淫祠之法令。而这个法令首先就拿项羽说事。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曰:鸿名不可以谬假,神器不可以力争。应天者,膺乐推之名,背时者,非见几之主。自祖龙御宇,横噬诸侯。任赵高以当轴,弃蒙恬而齿剑。沙丘作祸于前,望夷覆灭于后。七庙堕圮,万姓屠原。鸟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赫矣皇汉,受命元穹。膺赤帝之贞符,当四灵之钦运。俯张地纽,彰凤纪之祥;仰缉天纲,郁龙兴之兆。而君潜游泽国,啸聚水乡。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天符所会,不知历数有归。遂奋关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盖实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虽驱百万之兵,终弃八千之子。以为殷鉴,岂不惜哉。固当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岂合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仁杰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台室。使蕙帏销尽,羽帐随烟。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文》但可以肯定,像这类法令的效果不会太管用。因为这些项庙固然可以焚毁,但毁了再盖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唐以后项羽的庙并不少,其香火也并不会寂寞。根据项庙的由来及狄仁杰的文字,这些项羽庙的建立之初始原因应该是怕,然后企图通过供奉、敬祀,对项羽的亡灵进行贿赂。久而久之,怕的原因渐渐淡出,只余下景仰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都有。有喜欢项羽的,就有喜欢刘邦的,何况喜欢刘邦,还有功利色彩。因为世人觉得项羽的神灵总是不安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人们可能自然就想到了刘邦及其部属。所以,在项羽庙遍地开花的同时,一些刘邦体系的汉君臣庙也随处可见。前些年在沛县开汉文化研讨会,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学者(不好意思,没记住姓名)报告了对江浙一带的民俗研究,其重要发现是,刘邦手下的陈平、王陵等人的庙宇也非常多见。而陈、王诸人与江浙实在没有任何关系。经追究原因发现,凡是立汉将汉相庙的地方,都是潮汛发生严重的地方。而那些潮汛,当地人称霸王潮。结论是,可能人们以为这些汉将汉相是霸王的克星,于是便想通过供奉汉将汉相,平息这些凶猛的潮汛。李清照生活的地方,可能也正是这类霸王潮较为严重的地方,所以她感触颇深,所以有了惊世骇俗之语。但受霸王潮之害的人民毕竟总是占少数,更多的霸王庙的作用不是贿赂,而是无限的景仰。并且随着香火的鼎盛,项羽的评价也自然会越来越高。下面引一首乌江霸王祠里无名氏的对联,较有代表性。司马迁乃汉臣,本纪一篇,不信史官无曲笔杜师雄真豪士,灵祠大哭,至今墓木有余悲项羽的传记资料在《史记》中应该是上乘之作,对项羽的评价也没什么不公之处。但即使这样,到了有强烈拥戴项羽心态的人这里,就实在看不下去了,这就没办法了。总不能起司马迁于地下,按人们的意愿重写一遍吧。联中的杜师雄也是有典故的,这个典故与项羽的鬼魂有关。传说杜氏科举未果,返乡途中夜宿霸王祠,闻霸王悲泣,便联想到自己一生之坎坷,也陪上一番痛哭流涕,并极力诉说了一番人生坎坷,随后霸王的泣声也停止了。项羽生前败给刘邦,死后压刘邦一头而普遍存在于中国大地。霸王祠的一副旧联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漫云天竟兴刘,四百载山河今安在?到处人多说项,数千年香火振如斯。但菜九以为,尽管项羽得到了天下后世的无尽崇敬,但这里面可能还有个爱非其爱的问题存在。如果真要爱项羽,至少应该围绕李清照提出的“人杰、鬼雄”为焦点来展开,但我们今天的爱,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明明项羽是英明神武,你却爱他有勇无谋;明明项羽心眼奇多,你却爱他缺心眼;明明项羽狡诈无比,你却爱他憨厚梗直;整个跟项羽的秉性反着来,如果起项羽于地下,不把这些人油煎了吃才怪呢。可能这些爱项羽爱到骨头里的人会因此而喊冤了,我爱到连命都可以不要,怎么能这样对我?这只能怨你自己,你把一大堆项羽不认可的素质强加于项羽,相当于给他扣屎盆子,不烹你又烹谁呢?而即以人们对项羽的错误认识,那种充塞天地、强烈无比的崇敬之情,也是没着没落的。那么,对项羽这种广泛的爱,还是有必要追究的。 早先菜九写《中国人最不认真之项羽如何别虞姬》里曾经写道:天下人都爱项羽一事本身就有点莫名其妙。项羽是继暴秦而起的统治者,天下受其荼毒非常之深。但他后世所受到的尊敬与他对世界的贡献很不相称。这就很有追究一下的必要。在菜九看来,天下人尊敬项羽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大家都是失败者,怎么失败的,时不利兮骓不逝,运气差了,所以没干出名堂。而项羽则是最大的失败者,人们从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原来项羽这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是咱们自己人,不追捧自己人追捧什么人呢。到了李宗吾先生出来说什么不黑不厚,大家就更有共鸣了,原来咱们的不得意是不黑不厚的关系。就如不会有谁认为自己不厚道一样,所有人都会认为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其实更多的情况下,大家都是事后诸葛亮,每每把时机错过,才发现自己曾经英明过,只不过没使出来。这种生不逢时,除了自己,可能没人会当真,所以只能骗鬼。当然,在有连项羽都失败了,我等的失败岂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于是乎,可以心安理得一些。人生贵在能心安,项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可能他本人也要哭笑不得。但后人却可以自欺欺人并快乐着。如果仔细推算起来,天下人爱项羽的原因还远不止这个之一。我们身上流淌着太多的项羽因子,我们简直就是项羽的后代或传人。比如说:项羽学书学兵法都浅尝辄止。我们干事也没有太大的耐心,往往今天想干这样,明天又想干那样。因为项羽才气绝高,即使学了个半瓶醋,也足以成就一番事业。而我们这些后人就惨得多了,我们的才气无法与项羽相比,所以往往最终一事无成。项羽眼里只有自己的功劳最大,别人的功劳都看不上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看重自己付出,对别人的贡献是根本没眼睛看的。别人的努力再大,也是小事一桩,并且事情再容易不过了;轮到我们自己稍微干了点事,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是千难万难、千辛万苦才能做成的事。于是,我们很容易将自己那些芝麻大的贡献看的比西瓜还大,就会拿着这个芝麻粒去争功邀宠,一旦未能如愿,就差没去杀人。项羽有力有刀,他可以杀人而且不会被追究;在当今社会杀人犯法,我们便恨得牙痒痒的,私下里恨不能去咬人吃人。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所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我们也喜欢武大郎开店,喜欢枪打出头鸟,雨淋出头椽子,风吹秀林之木。别人的成功,我们不是见贤思齐,而是百般诋毁抹黑,巴不得别人立刻倒霉。项羽自视甚高,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但凡遇到有利的事就要去争,凡事都要插一杠子。我们每个人也基本上都是自大狂自恋狂,我心中我最重,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搞一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没有金刚钻,偏要去揽瓷器活,最后搞得焦头烂额收不了场。如果有一点专长,或在某项事情上干出了点名堂,那更不得了,就可以对自己有点懂的,自己基本上不懂却以为非常懂的事品头论足。项羽眼高于顶,谁也看不上眼,什么张良、陈平、韩信,这些不世出的人才,在项羽那里什么都不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们也习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不可一世,唯我独尊,呵佛骂祖,口没遮拦,谁也不在话下,以为自己就是大爷了。 项羽“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我们大多数人也是这样。别人对我们的恩惠,是理所当然,多多益善,受之坦然。一旦别人有什么地方不如我们的意,则恨他一个洞,记他一辈子。项羽喜欢搞妇人之仁。这一套我们也都会,常常会给人来点小恩小惠,事后就记一辈子,总以为别人欠我们很多,一旦别人在某些方面不如我们的意,我们就怨天怨地念叨别人如何如何对不住自己。项羽喜欢当老大,也有本钱当老大。我们也喜欢当老大,但常常因为没有本钱而当不成老大,而一旦我们哪怕有一丁点儿地位上的优势,我们就会颐指气使、喝五吆六,架子端足,谱摆得比老大还要老大。项羽喜欢做表面文章,常常装出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这一套我们也人人都会,当人家的面,我们会说无数廉价的赞美之辞,而一转过脸,就可能说些大不敬的话。这也难怪,在我们内心深处,实在就不会拿人家当回事,我们看自己,一定是重于泰山的,而自己以外的人可以说什么都不是,说他轻于鸿毛都算是一种抬举。项羽对别人的要求最严,你一定要是圣人,一点也不能出错,一旦出错,以前的功劳一笔勾销。我们也对己宽对人严,自己做的不好,总能找到千条理由;而别人没做到位,哪怕只有一次,也足以将此前的好处抵销一百次,并且即使有天大的理由,我们也不认这个茬。项羽失败了,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把责任推给了老天爷。我们也非常习惯于委过于人,唯独不找自己的原因。千错万错,只能是别人的错。到了我们自己,那是绝对不会错的。如果实在抵赖不掉是自己的错,那也一定是情有可原,这样一想,不仅心安理得,渐渐地就理直气壮,将错就错,愈演愈烈,错的一条道走到黑。反正,项羽身上的优良品质,我们没学到,学不到,也不愿意学,而项羽的毛病,可能一个不少地全部存在于我们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项羽真是我们的自己人啊。有鉴于此,菜九斗胆将太史公的《项羽本纪赞》作个改版来收结这个段子,以纪我们这些项羽的同道同类。只不过史公的《项羽本纪赞》是古往今来最著名的文字,而菜九用以续貂的不入流的货色,则连狗尾也不算不上。但不是如此之滥之菜,则不足以博读菜九者一笑。吾闻之太史公曰 “项羽盖好委过于天而不自责者”,又见吾人亦好责人之过者。吾人岂其苗裔邪?不然,何其相似乃尔。夫天赋人权,机会均等,逐名逐利,未敢后人。然寒窗苦读,发愤未已,寻隙钻营,倾心竭力,未尝一日稍懈也。私下里自以为得计,自以为能胜出者,颇不少也。及到头来,好梦难圆,所求不得,所愿难成,欲益反损,凡此种种,直欲说还休,百思不得其解者也。不知自省,师心自用,偶有一得,便顾盼自雄,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小智玩转天下,难矣。蹉跎终身,不亦宜乎?乃引“时运不济,天不助我”,岂不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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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3 14:55:5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 14 楼                                  历史的侧影——股评家张良与操盘手刘邦文章提交者:菜九段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股评家张良与操盘手刘邦菜九段早先菜九写《千古谁识汉张良》这个段子时,基本上没什么人同意菜九的观点。不同意的理由是,人们认为,如果没有张良,刘邦根本不可能成功。但很少有人肯反过来想,如果没有刘邦,张良能干什么。尽管不同意菜九,但有两个事实是驳不倒的。一是张良自己没干出个名堂,这一点他就不如魏豹、瑕丘申阳与司马卬了;还有就是张良与刘邦一起时,在荥阳这个地方吃了两大败仗,差一点当了俘虏。可见张良能决胜千里之外,但不能决胜于眼前。但如果连眼前尚不能决胜,居然能决胜千里之外吗?世上有这个理吗?当然,有人会认同这一点。菜九不认同这一点,可能是菜的关系。菜鸟的看法,看官们无须当真可也。 菜九自以为读懂张良后认定,张良的地位是铁哥们刘邦捧起来的,只是这个结论与人们心目中的张良形象差距太大,不被认可也很正常。如果换一种形象一点的说法,可能更容易理解两者的关系。刘邦力捧张良的名言是:“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顺着这个话,人们认定刘邦全靠张良才取得的胜利也很正常。其实张良自己对此事也有个很中肯评说:“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 因此,评价张良的历史作用时,应该把这两句话综合起来看才好,即在运筹帷幄之后,补上个幸而时中,其作用就恰如其分了,这也表明其主要工作应该是出谋划策。我们现在说运筹帷幄,基本上指的是决策,但出谋划策与决策并不是一回事。张良的作用肯定不是决策,与我们心目中的距离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的股市比较火爆,我们不妨用股市的原理来类比刘邦与张良的关系。仿之于股市,投资人与股评家的关系与刘张关系很有一比。只要介入过股市的人,对股评家应该都不会陌生,而张良在刘邦阵营所起的历史作用也确实与股评家比较接近。天下共同反秦时,相当于一个大牛市刚刚开张,张良自己也整出了一个小盘股,加入进上市的大潮。一开始遍地都是黄金,资金面宽裕得很,但张良的股本就是没有扩张,在股市上没什么赚头。于是就边炒股边搞股评。但股评也不易找到好的听众,直到遇上了刘邦,张良的头号股评家的地位才显现出来。史书上说,张良无论对其他人说什么人家都理解不了,而刘邦一听就很投缘,一点就透。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其实不是刘邦耳根子软,而是因为水平高。张良的水平很高,跟没水平的人说,人家当然听不懂,听不懂自然就没兴趣,再再正常不过了。刘邦就不同了,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于是乎,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张良走不好的股票,刘邦就能走好;张良不敢做的波段,刘邦就敢做;张良看好但不敢持有的股票,刘邦就敢满仓。于是乎,刘邦的股本就急骤扩张,很快就成了股市里的一个强庄。后人以为刘项原来不读书,这其实是误会,这两人只是不以读书见长,并非没什么文化。张良是当时第一流的学问家,如果没文化,两个人也谈不到一起去啊,张良再闲得发慌,也犯不着去开导一个文盲啊?大概看到刘邦在股市里赚得盆满钵满,张良心里或者也老大不是滋味。他可能以为自己没能发起来,是因为本钱太少。如果有足够的本钱,也未必发达不了。于是乎,他想到了融资,发行了一支韩国股票,其招股说明书肯定是写得相当的好,证监会主事的项梁与楚怀王很快就批准上市,并提供了一笔开张资金,等于借钱供他炒股。但张良可能只会写招股说明书,而不太会经营股票,刚一上市,他这支新股就开始走熊,连昙花一现都没有过,很快就由绩优股,沦为ST了。这一下张良知道了,股市上挣钱非常困难,原来做股评与炒股还不是一回事。于是金盆洗手,专职股评,坚决不炒股。如果有谁动员他炒股,一律以身体不好为理由坚决推掉。灭秦之后,所有的股票都空前利好,新股票不断推出,但张良持有的韩国股票竟然被暂停上市了,搞得张良怪没劲的。怎么办呢?他只好跟股市的另一个强庄项羽搞到一块,图个啥呢?无非是想让他持有的股票从笼子里放出来,因为项羽此时还兼着证监委主席一职。但项羽是天字号第一牛人,不听股评也能霸庄。于是乎,张良的股评一句也没发生作用,甚至张良持有的韩国股票被搞到摘牌,搞得张良连寻常股东也当不成了,怪郁闷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张良一气之下,又跑到哥们刘邦处重操老本行。而最气人的事就在张良走后发生了。张良前脚走,项羽后脚就把倾注了张良无数心血的韩国股票转给他人重新上市。这不是成心怄张良吗?好在张良已对持股票坐庄没有太大热情了,否则真要给气晕过去。张良投奔刘邦不久,刘邦就斥巨资一口气将那个不属于张良的韩国股票打到跌停板上,然后彻底并购。不久又将其资产重组,交给韩王信坐庄重新上市。刘邦是非常清楚张良与韩国股票的渊源的,但他没有将这支股票交给张良这个发起人,可能不是怕张良坐大,而是怕张良炒不好。毕竟知人善任是刘邦的强项嘛,毕竟张良有业绩不佳的前车之鉴嘛。千万不要以为刘邦此举是嫉贤妒能,凭他与张良的交情,让后者持有一支股票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让张良持有,也是为他好。到了刘项强强对话,比资金,比凶悍,比手段时,张良的股评似乎没发挥什么作用。刘邦这个股市高手强庄,碰到更高更强的项羽,就一点辙也没有了。刘邦有几次被打到跌停版,清仓离场,血本无归,就是有张良在边上支招也没有用。看来张刘两人的实力与头脑加在一块也不是项羽的对手。但刘邦的特点是愈挫愈奋,每次给铲庄,都能很快就通过各种融资渠道募集巨额资金,重新杀回股市,继续向项羽叫板。而项羽每次胜利过程中消耗的资金得不到补充,最后庄也坐不成了,被刘邦清仓出局了。在这个过程中,看不到张良的作用何在,即使历史存在的若干记载,也都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或者那些决定性的作用因天机不可泄露,所以就一条也没记下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张良与刘邦在秦末的股市里吃尽了千辛万苦,受够了行情的起起落落,终于一庄独大,封住涨停,享受暴利。刘邦建立了四百年的王朝,张良得到了第一谋略大师的历史荣耀。语言大师刘邦创造的运筹帷幄这个词真是有不小的魔力,好象这么干的人注定就是个大赢家,而且一赢就轰轰烈烈。菜九说过,刘邦这些话是为了给张良多分红而给人们下了一个套。结果呢?不仅人们上了刘邦套,刘邦自己也上了刘邦的套。好象决策都是张良的,刘邦自己倒只是个跑腿干活的。实际上,运筹帷幄只有与决胜千里联系起来,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运筹帷幄本身是个中性词,表示一个人在私下里谋划什么,没什么了不得。比如早先菜九在家里盘算着要买什么股票,憧憬着发财的前景、美好的未来,也属于运筹帷幄,但股市也不是菜九开的,菜九运筹帷幄有个屁用。事实上,菜九一入股市就尽显绝对菜鸟本色,即使天天运筹帷幄,其结果也只能是屡战屡败。所以金盆洗手,只看不练。基于此理,菜九以为,张良先生运筹帷幄的事情肯定会有,但决胜千里,就只能存疑了。比如菜九就倾向于将攻破武关的功劳记在张良名下,但没把握,只得作罢。菜九在前面说了,刘邦运筹帷幄评价,要与张良的幸而时中评价联系起来看才好。而运筹帷幄与幸而时中恰好就是时下里股评家的作用所在。只要与股票沾边的人都知道,股评家会一口气推荐好些个股票,其中有说准的,有说不准的(成心诱人上当的不在其列)。但听了股评而发财者的比例并不高。多数情况是,人们从股评的众多股票中选了一支或几支,结果没选中的都涨上去了,而选中的不涨反跌。好象千选万选,特意把那个不涨的给选出来一样,让人哭笑不得。张良给刘邦出主意,肯定也不是一条两条。为了报答刘邦的知遇之恩,张良肯定是绞尽脑汁出谋划策,解读业绩报告日以继夜,K线图画个不停,基本面资金面分析个不休,于是乎好股票与坏股票同时存在一点也不稀奇。张良只管出推荐股票,具体操作的好坏还是刘邦的事。刘邦的高明就在于他能慧眼识珠,一下子就能把一大堆荐股中最有价值的那个挑出来并一路持有。刘邦的伟大也因此而显现出来了。我们听了股评而发财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人感谢股评家呢?这也是人之常情,人性总是看重自己的、看轻别人的。这不,那些听股评而发财的人也就把功劳往自己头上一安,关股评家屁事。伟大的汉高祖就不同了,他只记住了你的推荐的好股票,至于你推荐的烂股票,反正最终成了大赢家,也就在所不计了。于是乎,不仅你的功劳是你的,刘邦自己的功劳也不妨分一点给你,比如张良的功劳本上记其下韩国,就是刘邦率部完成的。这与霸王有质的不同,项羽专门记别人的过失,谁要有个闪失,就揪住不放,搞得在下边干活的人心情很不好。其实这个项羽,实在是我们的同类。比如,我们最喜欢记别人的不是,别人的功劳在我们眼里分文不值;别人的过失罪不容诛,自己的过失理所当然;所以我们都特别讨厌刘邦。但我们恰恰忘记了,没有刘邦,也没有今天张良的崇高地位。其实这个段子的正确名字应该是投资分析师张良与庄家刘邦,但不如股评家张良与操盘手刘邦顺口。就这么着吧。其中的相关内容,请参见菜九的千古谁识汉张良。为庆祝出版传媒成功发行,菜九也发一支新股(段子)。并在出版传媒上市之前面市,希望众看官能喜欢、持有、拉升、转配。今年菜九发行了如下新股(段子)都能在网上搜索到。千古谁识某某某的老祖宗细收拾千古忽悠鸿门宴鸿门宴结论与两个凡是的关系千古谁识曹无伤鸿门宴教案全批判中国人最不认真——功高盖世楚怀王千古谁识陈步乐(老股新发)千古谁识汉李陵(老股新发)千古谁识李杜情项羽---枪指挥党的第一人气壮山河楚怀王千古谁识战钜鹿股评家张良与操盘手刘邦鸿门宴结论与李宇春的粉丝(争取元旦前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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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3 22:44:5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 17 楼                                   司马迁的死生棋局  可以说,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到今都不曾停歇。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经典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三条之一,就可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这一估价或者离事实不远。由于有了这个明确标准,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英才俊彦就不约而同地攒足了劲为了实现不朽这一目标奋斗不息。  但在生死一途上并不因为引进了不朽的理念就万事大吉。因为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命运从来不会让人们按部就班、妥妥帖帖地经营自己的不朽事业。于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就不断提供了面对生死抉择的画面。由于所有的生命体都有避死向生的本能,人有别于其他生命体之处或者就在于,为了某个自认为崇高的目的,可以逆本能而动,主动选择死亡。就如孟子曾经所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就如为了坚守士可杀不可辱及人活一口气等等信念。所以一旦人们在可以生的时候选择了死,总是表现出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烈,荡气回肠,激越千古。  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是生还是死,这一难住哈姆雷特的选择题就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这一观念的提出,对于后人在解决这道难题时或者有一定的帮助。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对不朽理念的进一步诠释。而不朽理念本身就包含了对死亡的原始恐惧。据笔者可以查找到的这种恐惧的最初表述,当是出自孔夫子。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有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然而欲使名垂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如愿的事。比如《伯夷列传》就记载了伯夷、叔齐因相互辞让君主之位而相偕去国;又因反对周武王以暴易暴,不食周粟而死。司马迁指出,如果不是因为孔夫子记录了他们的事迹,他们就会如许多怀有同样情操者一样湮没无闻了。所以司马迁在传末又一次引述了孔子的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才情既高,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梦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时时刻刻受到达不成不朽的恐惧胁迫的。本来作为一个朝廷小官,司马迁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予以提携,达成不朽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但达成不朽的机遇还是出现在了司马家族的面前。这个机遇是,他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承平时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有条件继续自孔子以后中绝的著述事业。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着手为开创家族的不朽事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马谈只好以临终嘱托的方式将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马迁手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在司马迁时代,这个生命还属于父母、家庭、家族。正是背负着家族与先人的重托,司马迁开始其对不朽的追求。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进行到第七年时,发生了李陵事件。司马迁也因为为李陵说情,而使他的不朽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后人看来,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算是他的人生污点。但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正是允许发生的。无论如何投降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为了张扬光大生命的价值,以期有更大的建树以达不朽之境,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类似的屈辱又是可以接受的,早先的先贤就这样做过。当时去古未远,古代遗风的影响不容低估。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李陵之降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逆不道行径。毕竟大一统国家时间不长,大汉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忠于民族大义的铁律;毕竟为国捐躯与张扬个体的生命价值同时受到推崇。大汉立国之初,就曾认可了这种因势不敌而降的人,如韩王信、堂阳侯孙赤都曾因战败而投降项羽,后重新加入汉阵营而继续受重用。就是司马迁时代的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就未闻失侯夺爵。此事记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因此,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难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过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汉武帝就没用这个名目给司马迁定罪。大概司马迁在为李陵说情时提到了李陵之败与其上级二师将军李广利之败的联系,因为后者在李陵失败的同时也折损了五分之三的人马。李广利是因为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受到重用的。所以汉武帝给司马迁定罪的名目是,攻击皇帝用人不当而造成李陵之败。  其实,司马迁为李陵说情本身就是极具勇气的表现。他看不惯李陵败讯传来,满朝文武群起而攻之的丑恶场面。因为此前李陵捷报传来时,正是同样一批人在大唱赞歌。同时,以他对李陵为人的了解,他认为李陵之降只是为了今后能更大地报效国家。所以,他挺身而出为李陵说公道话。由于他站到了满朝文武及最高当局的对立面,就注定了他要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诽谤皇帝是杀头之罪。所以从司马迁为李陵开说那一刻起,就基本上宣告了他不朽事业的终结。这个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就在这时,那道生还是死的选择题摆在了司马迁的面前。而这所谓的生,却是以生不如死的阉割为前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很清楚,阉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种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寻常奴仆都会自行了断,以避免凌辱。我们后人或者难以理解,为什么阉割是那样难以忍受。而在当时及以前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旦与阉割这种事沾上边,也就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其本人甚至其祖先及后人都会因此而蒙羞。所以司马迁痛心疾首地慨叹:“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即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而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就极有可能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所谓的不朽事业能否为后人认可也就大成问题。既然司马迁敢于替李陵开脱,就应该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按他一贯推崇的英雄志士的行为轨迹来看,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因此而受到责罚,也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于是,当这个所谓的生还机会出现在他面前时,舍生赴死正是应有之义。司马迁死的理由非常充分,父母先他而逝,又无兄弟之亲,对家庭看得不甚重,选择生的代价实在太大。唯一不能割舍的是,丧失使家族不朽的机会,与无法完成父亲的临终嘱托。  是生还是死。甚至于两千年后,我们都能透过《报任安书》感受到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煎熬。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死,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且会被认为罪有应得,更何况家族几百年才出现的不朽机会也就永远地丧失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孰轻孰重,谁能说得清,就连司马迁本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自己的选择。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这个选择题被提起放下,放下又提起,难以启齿,又必须说透,以至于千载之后读之,仍能感受到是生还是死、活着值不值这类生死难题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司马迁已受到重创的心灵;仍能感受到生与死的理念纠缠从四面八方对司马迁无休无止地压迫,令人不胜唏嘘。据此可以肯定,甚至于在这个选择做出后的全部余生,司马迁都一直受到是生还是死的无穷压榨,缠绵不解,挥之难去。追求不朽的极度抱负与超级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就是在这样一种肉体与精神极度痛苦的状态下,在与不朽基本无缘的状态下,司马迁耗时十年,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太史公书》。如果没有极其坚韧的毅力,不具备极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没有超人的勇气及无与伦比的才情,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司马迁在著述过程中接触到的前贤事迹,使他的不朽事业有了精神支柱:“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伍子胥列传》)“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廉颇蔺相如列传》)“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感士不遇赋》)  对我们后人来说,幸运的是司马迁终于做出了选择,幸运的是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毕竟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而他终于放弃了那个最容易做的、被他界定为“轻于鸿毛”的死,中华民族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完全经受了生与死的轮回。所以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撞击的结晶,也是维护尊严的信念与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的结晶。  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也被司马迁溶入了自己的作品。除了在《报任安书》中提到的面临生死抉择的前贤外,《史记》中还有大量的在生死关头及重大凌辱面前如何抉择的事迹。如陈胜起义前的“等死,死国可乎”,起义时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宣言;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伍子胥兄弟一人随父就死,一人忍辱负重活下来报仇的过程;蔺相如敢于冒生命危险叱责秦王,却不愿意与廉颇发生冲突伤害国家元气的思考;韩信为了日后建功立业甘愿忍受胯下之辱的事迹;等等。由于司马迁本人对这类抉择及场面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当这些事迹从他笔下流出,就宛如发生在眼前,令人血脉贲张,精神振奋,欲有所为。  如果不出李陵事件,司马迁就可以平平静静地完成其不朽事业。而这类不测事件又岂能是司马迁的个人意愿所能左右?所以,司马迁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这类不测命运的慨叹。而这类不测命运降临其身,这就注定了司马迁要在巨大的屈辱中完成其对不朽的追求。或者也正因为此,其作品才迸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或者也正因为如此一来,其作品才极具震撼力,而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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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4 01:21:1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 18 楼                                  千古谁识汉高祖.古史杂识之  汉高祖三题菜九段一、 刘邦的战力评估自反秦以来,刘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战争中度过,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没有说法。从他与项羽对抗百战百败来看,估计后世对此评价不高。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刘胜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韩信。而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在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刘邦对此并不服气,他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历史没有记录下刘邦对此有什么响应,或者认可了这个评价,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想顶真了。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后人看来,刘邦的强项就是会驾驭人,其作战能力则不值一提。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其实际作战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计。其实有关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但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司马迁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看过一次,就牢牢记住。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它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如在反秦战事中,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刘邦加入项梁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而刘邦的加入,使得项梁部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留侯世家》记张良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有关刘邦的战力或可从平定天下后的几次作战中反映出来。在刘邦死前,先后有击燕王臧荼、击韩王信之叛、击陈豨之叛、击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刘邦挂帅出战,说明在汉阵营中,其它的人(韩信除外,因其过早被废王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让刘邦放心。《高祖本纪》记其击陈豨时分析道:“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后果如其言。黥布反时的心态也能说明问题。黥布以为:“上(指刘邦)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在黥布看来,汉阵营的将领除韩信、彭越外,均不在话下。只有刘邦的本事值得顾忌,但他又太老,估计不会亲自带兵作战。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眼里,刘邦的作战能力是相当受推崇的。但为何会留下与项羽作战百战百败的记录呢,原因只能是项羽的作战能力更高,刘与项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邦长期处在项羽阴影下,其作战能力根本显不出来。 关于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卢绾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豨时,刘邦先于全国军队到达时抵赵,问赵相周昌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陈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表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豨的凶猛攻势。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二、 刘邦的杀降杀俘倾向后世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但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均属被俘。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首先,明确记为禽,又记为斩或死者。如代相国夏说被擒(《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曹相国世家》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曹参所虏,而《田儋列传》言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轸所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纪》言其自杀;陈余分明为张苍所虏(《张丞相列传》),《曹相国世家》等均言其为斩。赵王歇为禽(《淮阴侯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笔者倾向于,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因为死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结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种状态,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这样的档案材料,应该最可靠;而《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之功为得王二,即俘虏了两个王,应该分别是魏王豹和齐王广。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杀的嫌疑。这些人都是一方领袖,杀掉他们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的凝聚力。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陈平等人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此等手段类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确实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劳,所谓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传说成分大于事实成分,毕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汉军首领,项羽未必肯开出那么高的条件来收买他。在《功臣表》里有堂阳侯孙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荥阳被楚军俘虏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轮不到周苛。与此同类,故塞王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实际上,曹咎并非自杀,而是被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薄上的记录,恐其斩曹咎事属实。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再联系到日后汉王受伤入关,枭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战败战“死”时间更已达数月之久。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将一个死者首级或尸体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枭其首于栎阳又有何意义呢。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马欣当时只是被俘,后被处死。也只有在示众后的斩首,才能显出汉之武功,也可以平当地之民愤,顺当地之民心。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卬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卬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此事不见于《史记》,班固或另有所见。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卬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隐而微,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去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卬虽然不是最厉害的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而司马卬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卬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讨伐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等于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如果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尉。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驩”,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事。《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根据共尉一事的隐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问题。《高祖本纪》称:汉五年“十月(实际上应该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是反了。但臧荼反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此年正月的劝进诸侯中也有臧荼的名字。在前一年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情理上不通。应该考虑汉欲加之罪的情况。代地的情况当时是怎么样的呢。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而汉定天下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看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而从张苍事迹来看,这一段的历史有点乱。《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另有陈豨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汉击燕时,或者陈豨仍在代地,由张苍扶佐也未可知。《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就让樊哙定代地,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所以,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捏造罪名的可能。为什么要为臧荼捏造罪名,这就要从楚汉战争结束时诸王的情况来分析了。项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齐王、代王赵歇都死于战事,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韩王成为项羽所杀,河南王申阳降汉失地,项羽自立之韩王郑昌也被汉俘虏,魏王被汉诛死,殷王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汉王称帝,九江王黥布被项羽杀了全家,死心塌地归汉;常山王张耳被陈余击败失国归汉,得汉助而为赵王;衡山王吴芮受汉封四郡之地,虽然实领一郡,应该比项羽时多。剩下的临江国共敖传子共尉,已安了个罪名剿灭。而臧荼之燕,实则是合并了项羽分封时燕与辽东之地,相当于战国燕的全境,疆域相当大。而此燕在战争中没受什么损失,也没得汉什么好处,要笼络住也颇为不易。这样一个与汉关系不甚密切的大国,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汉为取得长治久安而给燕安个罪名的可能性。从韩信、黥布事件来看,汉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比如告发韩信造反的栾说,与告发黥布造反的贲赫,就分别被封为慎阳侯与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户。而很多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受封户数远不及这二人。韩信之叛,始终存在着不足以取信于人的问题,汉室也因此没有把韩信的功劳化解于无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劳说成是他的,比如定魏、定代、定齐就有吕泽、陈豨等人的功劳,基本上都划归了韩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邦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会采用捏造罪名的办法。临江与燕的情况应该归于这一类。 总而言之,刘邦的杀降更像是一种出于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谋远虑,而项羽的杀降则很具有滥杀无辜的施暴狂意味。于是,刘邦的杀降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项羽的杀降,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三、 刘邦的任人唯亲倾向如果以刘邦与项羽相比较,在用人之道上两人恰成相对的两极。项羽以任人唯亲、嫉贤妒能为当世诟病,刘邦则以知人善任著称。两者的用人之道在楚汉相争时就已有定论。陈平曰:“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韩信曰:“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郦生曰:项王“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高起、王陵答刘邦问其何以得天下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此等言语,皆为刘、项之对照,凡项受指责处,皆是刘得分处。然而,事物总不会是绝对化的,刘邦亦有任人唯亲的时候。试论如下。刘邦任人唯亲之最典型者,当数对卢绾的任用。据《韩信卢绾列传》,卢绾与刘邦同里同日生,两家素相亲相爱,这就奠定了二人关系的基础。及长大后,又是同学,关系特别好。而到了刘邦逃亡后,卢绾与之相伴、追随左右,两个人的关系特别铁。但刘邦起兵后,卢绾基本上无所作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刘邦的庇护下飞黄腾达,跃居众将相地位之上。从卢绾日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作战才能。而在刘邦入汉后,他却被封为将军,进而为太尉、拜长安侯。众所周知,在秦汉时期,太尉是武官之首,以卢绾之才具,任此高官,显然是刘邦的偏袒的结果。因为在整个楚汉战争中,卢绾常与刘邦同出入,其见刘邦无任何约束,随到随见。这是其它在努力工作的萧何、曹参等人无法望其项背之处。卢绾在楚汉战争中的唯一作战,或就是《高祖本纪》记载的汉四年,其与刘贾击楚后方。就是这个功劳,可信度不高,如果有的话,主要还是刘贾取得的。只要看记录刘贾战功的《荆燕世家》就可以得出结论。《项羽本纪》提及此事,就只出刘贾一人,而不及卢绾。则卢绾的作用,可想而知。待项羽覆灭后,分封天下之前,卢绾实在没有战功,为了给卢绾加官进爵,刘邦就给了他击定反叛的临江王的机会,并让刘贾陪他前往。可惜,卢绾确实不是作战的材料,连续几个月,也没能攻下临江,最后,还得靠刘邦的得力干将靳歙出马,立刻就将小小的临江平定。临江之战的结果,本来应该使刘邦对卢绾的才具有个正确估计,但到了封王时,刘邦还是想封卢绾为王。并且他的这种心思早已为众部下所洞悉。众人顺从刘邦之意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于是,刘邦顺水推舟地立卢绾为燕王。然而大家所说的“功最多”,恰好透露了极大的讽刺意味。不仅如此,卢绾受宠幸的程度更大大超过其它诸侯王。但刘邦对卢绾的这种无理偏袒,并没有得到好报,最终卢绾以背叛而报答。这是刘邦始料未及的。卢绾之外,刘邦对夏侯婴与周绁的事迹也脱不了任人唯亲的痕迹。只不过此两人多少还有战功,又不可与卢绾同日而语。夏侯婴与刘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秦末,刘邦为官场小吏,夏侯婴亦是地方小官,其对刘邦始终是言听计从,恭敬得很。刘邦曾失手将其殴伤,他为刘邦掩饰,并为此而坐牢。在楚汉战争中又救了太子刘盈与鲁元公主。故其功劳虽不及樊哙、灌婴,但其受封户数则大大过之。从记载看,周绁对刘邦的关系属于紧跟型,其早期战功已不可考,但其又与傅宽与靳歙同传,而战功大大不及前二者。然而,他在刘邦至霸上时,便已为列侯。之后,其受封户数又超过了傅宽。其传记资料表明,无论刘邦作战利与不利,其始终无离上之心。故司马迁评论曰:“蒯成侯周绁,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以此等事迹,却要与战功显赫、从未吃过败仗的傅、靳二人同传,司马迁的用心或许是相当无奈,或许是别有用心,即出生入死之人,其最终的犒劳,未必多过唯唯诺诺之人。司马迁将夏侯婴与樊、郦、灌同传的用心,或也与此相似。因为夏侯婴始终没有如其它三人那样,在楚汉战争中独当一面,基本上属于因人成事者。刘邦任人唯亲的其它受益者还应当有任敖、审食其、戴侯彭祖。任敖的情况与夏侯婴有类似处,他早年也是沛县小吏,与刘邦关系较铁,刘邦逃亡后,吕后系狱,任敖即动手打伤对吕后不恭的执法人员。反秦战事中,其为刘邦守丰;楚汉战争时,他为上党守;基本上都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亦不见其对前线的贡献。可就是这种履历,亦使他受封达一千八百户,为许多出生入死者所不及。审食其的情况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基本上是刘邦的家臣,其所有的履历,只是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侍候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只有一件与众不同处,即,他与太公、吕后一同做了几年项羽的俘虏。戴侯彭祖的功劳有与审食其相类处,即其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也是以侍候太公为主要事迹,但其尚有一突出处, 即在刘邦初起攻沛时,由他为起义军开城门,此事或为一殊荣,值得称道。上二人的封侯,皆足让功臣齿冷。但在家天下时期,为人主者就这样办了,其它人也无可奈何。至于吕氏兄弟的封侯,因为其或有不小之战功,不得简单视之为任人唯亲现象。而营陵侯刘泽之封,则可勉强视作此等行径。因为刘泽与刘邦非至亲,当为疏族,不得与刘邦之兄相比。其加入刘邦阵营的时间亦晚,为汉三年。其功劳无足称道,但其受封数却惊人的多,为一万二千户,位列头号功臣的曹参的受封户数也不过万六百,而萧何、张良、周勃、樊郦滕灌傅靳蒯成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受惠最多,然而在定论功位次时,其功劳是排不上号的。汉初十八功臣中,有任人唯亲嫌疑者,或只有夏侯婴一人,而且其毕竟在反秦时有过不小之功劳。其实,在刘邦的任人唯亲中,还可以加上陈豨和张良,原因是这两个人与刘邦特别投缘。陈豨与刘邦投缘是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人都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崇拜者,所以天下大定之后,陈豨被委以赵代两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而张良在战争中没什么功劳,且有离开刘邦随韩王成到项羽楚都彭城的说不清的历史,但刘邦在封侯时任其自择三万户。须知,经过长年的战乱,即使是大县,人户也不过五千,三万户,差不多要抵一个小王了。当初项羽立吴芮为衡山王,也不过六县之地,而且相当僻远,可能远不足三万户。至于刘邦所说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云云,在史料中得不到证实,但张良对刘邦立下的功劳决不是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以替代的,在项羽分封时,张良为刘邦讨得整整一个汉中郡,凭这一条,就足以封万户侯。但张良比较识趣,只择与刘邦结识的留为封地,其地肯定不足万户。但此二人对刘邦事业的贡献肯定大于上述诸人,所以任人唯亲的痕迹不明显。总之,人以一己之好恶予人功予人利,基本上可以算作为人之天性,并非只是项羽的专利。在刘邦一方,也无法戒绝。只不过刘邦的任人唯亲并未影响到刘汉阵营的对敌斗争。在战场上,基本上还是做到了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不是用委以重任,而是用赏以厚爵的方式来落实这种偏爱。不像项羽用诸项,如项它(汉二年为曹参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擒),项冠、项悍(二者于汉三四年为靳歙所破),项声(汉三年为彭越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破)等,全是失败的记录。因此,刘邦的任人唯亲,还没有如项羽般到了感情用事的地步。这就是刘胜项败的另一种深层次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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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4 03:57:3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 19 楼                                  情真意切的文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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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1
发表于 2011-12-4 06:33:5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 20 楼                                  感觉楼主对历史很有研究啊,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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