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摄于台北 中国大陆的旅游团一出松山机场,见到的第一个台湾城市便是台北市。 台北是一座奇特的城市。 来到台北,我一方面觉得亲切,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珠、中国话,跟大陆一样;另一方面,又觉得两岸存在差异,制度的差异、观念的差异、语言的差异。我有一种新鲜感,同时也有一种比较感。 所谓新鲜感,是因为我从上海来到这里,会用一种敏锐的目光来观察这座城市。新鲜感其实是很可宝贵的,这往往是久住的当地人所不具备的。尽管当地人熟悉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但是他们往往见怪不怪,而我却会立即感到奇怪,更何况作为纪实文学作家的我,会不断把当时的新鲜感记录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随后“敲”进手提电脑。 比如,在台北,我多处见到厕所的指示牌上写着“化妆室”,感到很新鲜,就用照相机拍了下来。在我看来,把厕所称为“化妆室”,源于日本,这小小的细节,反映出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所留下的深刻的影响。然而,台北朋友见了,觉得奇怪,这有什么可拍的?因为他们从小就叫厕所为“化妆室”,早就习惯了,也就不以为然了。 不过,我也注意到,在机场,在火车站,指示牌上没有写“化妆室”,而是按照国际常规写作“厕所”或者“盥洗室”,因为那里来来去去的外国人很多,写“化妆室”会使许多旅客在“方便”时找不到“方便”之所。 在台北我乘坐一辆黑色的轿车,名曰“中华宾士”。我从车头那熟悉的标志——外面是一个圆圈,里面是一个倒写的“Y”形三叉,一眼就认出这是德国的“奔驰”牌轿车。我记得,在德国斯图加特,曾经访问过“奔驰”汽车公司总部。然而,在台湾,“奔驰”却译成“宾士”! 后来,我在台湾遭遇了多次这样的截然不同的译名,有的简直使我坠入五里雾中: 日本的索尼彩电,在台湾叫“新力”彩电! 美国的健牌香烟,在台湾叫“肯特”香烟! 台湾翻译外国人名,往往尽量加上“汉姓”,与大陆译名大相径庭: 德国前总理科尔,在台湾译为“柯尔”;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台湾译为“柯林顿”;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台湾译为“畲契尔夫人”; 约旦前国王候赛因,在台湾译为“胡笙”; 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在台湾译为“裴瑞斯”; 法国前总统篷比杜,在台湾译为“庞比杜”;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在台湾译为“海珊”…… 这“柯”、“畲”、“胡”、“裴”、“庞”,均为汉姓。 我在台北街头,“迪化街”这路标牌使我感到惊讶。在中国大陆,“迪化”这名字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今日大陆的年轻人,几乎谁都没有听说过“迪化”这名字。用大陆的话来说,“迪化”是“解放前”的名字。“迪”,启迪、开导之意。把新疆的首府叫做“迪化”,含有歧视新疆少数民族之意。正因为这样,从1953年起“迪化”改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是维吾尔族语的音译,意即“水草丰盛的地方”。在上海,有乌鲁木齐北路,也有乌鲁木齐南路。然而,在台湾,仍旧沿用蒋介石时代的名称,仍然“固执”地把乌鲁木齐叫做“迪化”,所以台北这条“迪化街”并没有改称“乌鲁木齐街”。 在台北,也有的商店招牌给我一种眼熟的感觉。比如,大型百货商场“中兴百货公司”的招牌,跟上海我家附近的中兴百货公司一模一样,因为上海的中兴百货公司是“台资企业”,是台北的中兴百货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还有那房屋中介公司“太平洋房屋”、“信义房屋”,在上海街头也比比皆是。因为那是台商把连锁店打进上海,所以上海也有同样招牌的“太平洋房屋”、“信义房屋”。 大陆的名牌商品也越过海峡,进入台湾市场。比如,在台北许多商店里,在台湾名牌香烟“长寿”烟、“宝岛”烟之侧,总是放着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华牌”、“红塔山”香烟。 在台北,我见到多处当铺。在一家当铺门口,贴着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横批是:“财从公取利方长。” 我也见到专为男子烫发的“男仕发雕”。男子烫发“1500元新台币起”。 在台北八德路,我见到一幢大楼墙壁以及楼顶,都粘着恐龙的白色骨架,以为是古生物博物馆。一打听,才知道是名为“印地安”的餐馆! 台北许多餐馆都以这种“标新立异”的面目,以求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比如,在台北松江路上,就有一家挂着“红味兵”红色招牌的饭店,而在另一处则有一家取名为“猪舍”的饭店!甚至还有“恶魔岛·监狱餐厅”以至叫做“坟场”的! 一家“丰言丰语通信有限公司”的招牌,也令人捧腹。 (摘自叶永烈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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