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草长莺飞,或许是江南景色,我们遇不见。我们有幸遇见的是刘孔才。 更多人是通过读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人才专著《人物志》知道刘孔才的。亦可以叫他刘劭---孔才是他的字,陈寿给他立的传记说,"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也","该览学籍,文质周洽"则是对他的评价。 一、计吏 无闻于人,刘劭早年的工作档案只保存了计吏一词———一般,在基层,计吏是个相当厉害的角色,有才干的精明之人才能胜任。然而在此之前,刘劭仅做过一名不足道的计吏吗? 一个今天业已无法说上来的原因使得计吏刘劭来到了许昌———此时诸侯四起的乱局稍稍稳定,做大的曹操在北方一枝独秀,汉帝刘协业已在他挟令之下,许昌业已取代洛阳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到许昌他是公干抑或公私兼顾想寻求更大发展呢? 一个外来计吏又是如何结识曹操器重的尚书令荀彧,并成了他的座上客呢? 在许昌刘劭是个地道的外来户。这个不入品的计吏为人所识,缘于不期而至的一个机会,此时他已是折节下士的尚书令荀彧的座上客。 大约是建安十五年即公元210年的冬天,荀彧和数十位座上客讨论朝廷遇到的一件大事———太史上奏说,正月初一将发生日蚀;事情非同小可,当时的共识是,日蚀昭示着天子的罪过,是上天降下的惩罚,按旧例,天子要停朝政,做深刻反省。 就不能破例?居庙堂之上不同于处江湖之远,荀彧同他的座上客讨论,有赞同天子废朝的,亦有说应该停止朝会的,惟有刘劭提出不同意见,他先举梓慎和裨灶的例子,他们是“古之良史”,他们的结论往往具有权威性,但即便他们占验水火,仍会错失天时。继而他又指出,儒家经典上说诸侯朝见天子,到京城却不能见到天子,有四种原因,日蚀即其中之一;可是这样做未免太过拘泥保守,圣人执政,不会为了这样的原因废朝礼,总之会灾消异伏,何况有时日蚀根本不会发生,是我们研究天文历法的人搞错了呢。 荀彧最终站在了刘劭一边。朝会如旧。结果亦如刘劭所说,日蚀没有发生。 这件事情无疑产生了轰动效应,大大提高了“广平邯郸人”刘劭的知名度。对这样一个来自于基层、视野独特才识广博的计吏,许多位高权重的人都表示了应有的友善,据说御史大夫郗虑看中了他,正打算把他招至手下呢。 刘劭等来的不是郗虑的橄榄枝———他的橄榄枝尚未抛出,就被免职了。朝廷上的争斗昏天黑地无影无形,亦无涉刘劭,他尚在局外,亦非权力旋涡中的骨干分子,像赏识他的荀彧一样;荀彧是曹操阵营的中坚力量,藤长青,未来便不会是梦。 他等来太子舍人的任命,这是份为皇家做更值宿卫的差事,很可能被人怀疑是曹操安排的眼线,他干得不大称心如意,阴谋诡计非他所喜。不久迁任六品秘书郎,这份光明正大的工作让他感到体面和知足,他由此接触到藏于大内的诸多珍贵的艺文图书,游于内,大开眼界。 能够看到的朝廷的核心秘密亦越来越多了,好事还是坏事呢? 二、讽谏 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正式取代刘协称帝,京城亦随之由许昌迁到洛阳。 曹丕喜文学,重人文建设,而且能够身体力行。曹丕执政时,刘劭有过两个职位:尚书郎和散骑侍郎,六品,官比原来大了,依然是天子身边的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得到曹丕赏识,他有了一份更加实际的工作———“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 《皇览》编撰完毕,曹丕没阅览几遍,便死去了。他只做了6年天子。他的儿子曹叡即位后,刘劭离开京城,到陈留做了太守。地方官离天子远,然而有实权,亦是刘劭不陌生的。所以在陈留太守任上他游刃有余,“敦崇教化,百姓称之”。 可是没多久,他又被征调回京了。新岗位是负责宫殿保卫的骑都尉,具体工作则是“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18篇,著《律略论》”。 随后迁散骑常侍。同样服务于天子身边。 像父亲曹丕一样,曹叡亦对文学抱有热情,有很高的鉴赏力,一天,读到刘劭的《赵都赋》,他不禁大加赞美,得意之时干脆下诏,命刘劭再为许都和洛阳各作一篇赋文。写赵都刘劭是有感而发,情到意到,遵命之作,亦能在遵命前提下有所发挥吗? ———“时外兴军旅,内营宫室,劭作二赋,皆讽谏焉”。 刘劭的才干不但表现于文字,亦表现于做事。 一次朝廷风闻公孙渊接受了孙权的封号,欲派兵讨之,刘劭说,当年袁尚兄弟败北亡命,投奔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公孙康斩送其首,彼时公孙父子对我们就已效忠了,他们怎么会轻易背叛呢?而且此事真假尚未调查清楚。对待有过失的人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宽贷,使有以自新”。刘劭的分析入情入理,事情最后亦确如他之分析。 几年后,孙权兵围合肥,征东将军满宠请求朝廷发兵“集击”。刘劭认为吴军刚到,心专气锐,此时魏军若贸然进击,不一定能制,他建议先遣5000步兵和3000精骑,大造声势,威慑敌人,然后趁势抑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贼矣”。 曹叡再一次听从了刘劭的建议,结果亦再一次如刘劭所料。 三、散骑常侍 无论是作文还是做事,刘劭似乎都有值得肯定的独到之处。 散骑常侍刘劭似乎亦应该得到更高的升迁。 但在天子的用人名单中,他常常是缺席的。不是人材足够多,曹叡还常常为人材少而叹息呢,还时时诏书博求众贤呢,但对身边的刘劭他似乎视而不见,或者说他业已认定散骑常侍对于刘劭足够合适。 散骑侍郎夏侯惠亦是为曹魏出生入死的夏侯渊的儿子,他这样推荐刘劭:“深忠笃思,体周于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净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这位和曹魏政权血脉相连的夏侯侍郎告诉曹叡说,“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实为朝廷奇其器量。以为若此人者,宜辅翼机事,纳谋帷幄,当与国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 所谓说破嘴皮亦无用,曹叡无动于衷。 曹叡临死前一两年,又把一件现实的任务派到刘劭头上———作《都官考课》72条,《说略》1篇;“又以为宜制礼作乐,以移风俗,著《乐论》14篇”。这些任务他都完成了,然而他完成了,曹叡死了,这些形成文字的王政“不施行”,亦只有束之高阁。 曹叡没有儿子。等到即位的曹芳,刘劭亦等来曹芳赐给他的爵位———关内侯。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只做一件事情———执经讲学———这亦是他在人生最后几年欢喜做的事情。 四、聪明所贵,贵乎知人 刘劭是在编撰了《法论》、《人物志》等著作之后去世的。 死后,他被追赠光禄勋。 他的著作,至今亦只保留下一部完整的《人物志》,内容含“九征”、“体别”、“流业”、“材理”、“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七缪”、“效难”、“释争”共12讲,旨在阐明“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 汉代取士,分地方察举和公府征辟两途,人物品鉴遂极为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世风亦竟以名行相高,“魏因之而以九品官人,察举则重识鉴”,学者汤用彤说,“刘劭之书,集当世识鉴之术”。 学者钱穆亦议论说:汉人最讲求道德,及汉代中央政府崩溃后,曹操却提出了新鲜口号,他说治天下,平时尚德行,有时尚功能,他把才干看重在德行之上。若论曹孟德自己,就其道德论,实在太差了,然其人甚能干,正是乱世之奸雄。在此风气下,更激起有思想者之郑重注意,于是方有刘劭《人物志》之出现。 谁都无法从现实生活中彻底超脱,刘劭和他的著作亦然,他们为生活的土壤和环境所决定,亦为他们与生俱来的个性和后天特有的个人奋斗史所决定,“其中名言隽理,可味者多”。 他说“人物之本,出乎情性。人之质量,中和最贵。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说“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说“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有自任之能、立法之能、计策之能、人事之能、行事之能、权奇之能、司察之能、威猛之能……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说“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抗厉之人不能回挠,坚劲之人好攻其事实,辩给之人辞烦而意锐,浮沉之人不能沉思,浅解之人不能深难,宽恕之人不能速捷,温柔之人力不休强,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 他把人材分为12类: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辨、雄杰,希望“十二材各得其任”。他分析强毅的人、柔顺的人、雄悍的人、凌楷的人、辨博的人、弘普的人、狷介的人、休动的人、沉静的人、朴露的人,分析这些偏材的优缺点,说他们如学不入道、恕不周物,便会“益失”…… 峻厉简古,“博而畅,辨而不肆,非众说之流也。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檠栝”。早春二月,遇见刘劭和他的著作,倾听他的声音,不仅仅受用,亦会感叹他的温暖。 记者 刘学斤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三国志,陈寿撰,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通志,郑憔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邯郸县志,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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