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给丈夫买房住的人却不是我

    天刚蒙蒙亮，窗户上还挂着一层薄雾，寒冷虽然被挡在了窗外，可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慢慢变冷，一种彻头彻尾的悲凉油然而生。

　　此时，我的丈夫，已经在房间里整理他的行装，他背对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那张脸上究竟带着怎样的表情。

　　崭新的西服、锃亮的皮鞋、成熟的发型把他修饰得与以往判若两人，他就像一个踌躇满志的领导怀着满腔的热情准备到新的环境里去奋斗。

　　就在今天，他将两进民政局，办完离婚证接着办理结婚证，从我的丈夫转变成我的前夫转而成为别人的新郎。

　　然而，就在昨天，他还跪在我的床前发誓，这一辈子决不辜负我，他和那个女人结婚单单只是为了保求官位，一旦他提升的调令下来，他就马上和那个女人离婚，这了这个家，为了儿子，他跪在地上痛苦地哀求我的原谅。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哪个女人能忍受这样的屈辱，可我答应了，因为我知道，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爬到吃黄粮的官员这一步是多么的不容易，而我始终坚信，我和他同甘共苦的经历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一个第三者轻易所摧跨的。

　　可是，过了今天，他将成为别人的丈夫，我无法确认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不敢想，更害怕想。
我的记忆开始凌乱，整理不清，所有的事情都在重叠，我甚至不能分清楚哪年事发生在前，哪件事发生在后，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往上涌，想吐的感觉，我无法控制，无法抑制。

　　我和辉是小学同学，1989年初中毕业，我辍学进了工厂当学徒，而辉却进城上了高中。我们彼此的爱朦胧而纯真。

　　1991年，临近他中专毕业还有一年，他的妈妈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他妈妈嫌弃我文凭低，家境贫寒，极力反对我们来往。我想，如果没有辉妈妈的极力阻拦，或许就在某个时候，我们很快因为彼此的层次不一样而分离。但是，他妈妈的极力阻拦反而成为一种催化剂，让我们的心靠得更紧了。

　　当时，我在村里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他放假以后常来我店里找我，快过春节的前一天，他妈妈带着一帮亲威磺了我店铺里所有的东西，公然在大街上对我进行谩骂，并扬言只要我继续和她儿子来往的话，就让我在这个镇上没有立足之地。

　　望着满屋子的狼藉，自己辛辛苦苦做的生意，就这样被他妈妈毁于一旦，而我也被冠上专门勾引别人的坏女孩之名，个性倔强的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辉的妈妈发泄完后扬长而去，我把自己一个人紧紧地反锁在屋子里，想着既然不能和辉在一起，自己的名声也遭人诬陷，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辉在家知道他妈妈闹事后，马上赶了过来，见门反锁着怎么也叫不开，他急得砸了玻璃窗进来，他紧紧抱着我，安慰我别怕，有他在，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

    血从他那被玻璃划破的手上流了出来，我让他赶快处理一下，可他却倔犟地抱着我久久不肯松手。我就像一个快死的人，而他恰好经过。辉为了我，和他家里人进行抗议，辉的母亲掐断他所有的生活费以及要挟他与我分手，我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缩衣节食地给辉生活费。

　　1992年的春节，他一个人瞒着家人在我的小店里过节，在那个冷火秋烟的房间里我们俩抱头痛哭。两个人真正相爱，其艰难程度有时候超乎我们的想像，其容易程度有时也超出我们的想像之外，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我就能抗拒霜刀雪剑。

　　辉的母亲最终答应我们在一起，但是条件是：我必须放弃小店经营跟着她学习裁缝手艺。这对我们来说可谓是个好消息，但是我却暗暗担心起来，为什么她的脸变得这么快？是真的心疼自己的儿子吗？

　　辉安慰我说，他母亲有病，可能知道自己时间不长了，希望把自己的手艺传给后代，他是独子，让我为了他也让一步。

　　1994年，我们结婚了，辉去了一家农场上班，说的是做管理员，可实际上是一个农民，他每天早出晚归。我除了当好学徒外，还得伺候全家六口人生活。

　　在裁缝店里，只要他妈妈心情不好，抓到什么东西就往我身上扔，抓住我就打我，我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辉见我被打成这样也常常和他妈妈争吵。可等他离开以后，我被打得更厉害，他妈妈逢人就说我不安好心，专门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

    为了讨好婆婆开心，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做饭，挨了打尽量不告诉辉，尽管我这样强忍着还是改变不了我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更缓和不了我们之间一触即发的关系。

　　1998年，我有了身孕，这个喜讯并没有抬高我的身价。我照样做全家人的饭，洗全家人的衣服。

　　有一天，我感冒了全身无力，躺在床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家里没有人，我也一整天没有吃饭。晚上辉回家以后就在房间里陪我。

　　他妈妈一回来见我什么都没有做，在客厅里大骂起来，辉在屋里顶撞了几句，她大骂着提起椅子就往我身上砸，我双手护着肚子，辉死命地拉着她，椅子砸在我的额头上，我血流满面。辉和她母亲大闹了起来，母子俩还动起了手，这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被赶出了家门。

　　虽然我们只有一间破房子可以落脚，但那天，我们却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我们一家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其乐融融了。

　　2002年，辉参加农业部门的招聘考试，居然高中榜首，我们带着儿子到北京痛快地玩了一趟。随后，我也和辉一起进城被安排在种子站当营业员。

　　辉在事业上如日中天，他很快由一个小职员升为科长，每次只要有应酬，他总是把我带上，要是打牌也会打电话告诉我。我也时刻注意着自己的言行举止，生怕给他丢了脸。

    一个女人，只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就等于拥有了整个天堂，可是，有一天我的天堂被一个不速之客破坏了。

　　有一天，我买菜回来，邻居将我拉到了房间里，让我注意一下辉，我大大咧咧地说，别人出事不奇怪，但是辉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直到有一天我的眼睛证实了邻居的话。

　　我休假的一天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我给辉送伞，想让他中午把孩子接回来。当时，已经是下班时间，局里整个大楼都安静极了，我走到辉办公室的时候，透过虚掩的大门我看见了一个女人最不愿意看见的一幕。它像一块小石子准确地击中了我的心脏，沉重地让我窒息、哽咽、颤抖。

　　就像一次大扫除一样，内心的压力、焦虑、痛苦和伤心一股脑儿地冲出体外，我发疯似地冲上去和那个女人厮打起来，辉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我钳制住，使眼色让那个女人马上离开。

　　她和辉是一个科室的，和丈夫刚刚离婚，她曾经还在我家里吃过饭，我曾经还忙着张罗给她找一个对象，可是她却和辉暗渡陈仓。

　　我被辉架回家了，辉费力地跟我解释和那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再三强调他是被迫的，是一时糊涂乱了方寸，并保证今后坚决不和她来往，倔强的我提出了离婚，当时见我态度坚决，辉赌气地答应了。

　　2004年，我向法院提出离婚，辉病倒了，他染上了急性肝炎，辉的家人连看都没有来看他一眼。一听是传染病，别人都避之不及，见他一个了独零零地躺在医院里，我顿时起了怜悯之心。

　　我请了假专门在医院照顾他，晚上就在医院里陪着他，刚开始我们两个人还怄着气，见他生着病我态度也变得好了许多，我们能在一起心平气和的聊天。

    他晚上身子发寒，我就用土方子拿药水给他搓背，一遍下来不行，再来两遍三遍，有的时候我胳膊累得抬不起来，连给他做饭的力气也没有了。

　　看见我这么幸苦，他发誓再也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来，后来出了院他主动跟领导要求调离那个部门，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我们在外人眼里仍是一对恩爱夫妻。

　　可是好景不长，辉和那个女人的谣言又开始不断地传入我的耳朵。我开始三天两头接到那个女人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嘲笑我，骂我。

　　某个深夜，当我们熟睡的时候，电话突然尖锐地响起，我快崩溃了，我整天跟辉闹，责备他为什么还和那个女人来往。

　　终于，辉道出了实情，原来那个女人的父亲是局里的领导，辉在这种关系的压迫下屈服着。

　　于是，2006年2月1日，我们协议先离婚然后再复婚。辉在局里的房子判给我，他只带了几件衣服从这个家出去了，但他每个周末还会回家，帮我做家务，辅导孩子做作业，我一直坚信，辉和那个女人没有一点感情，迟早还是会回到我身边。

　　辉单位里盖了房子，他说让我买下来，以后一家人搬过去住。我没有丝毫戒心地四处筹钱，掏空了我所有的积蓄，还在外面借了10万元债。

    新房面积很大，为了节省材料，我亲自买材料，督促工人装修。辉很少过来帮忙，房子快装修好的时候，他过来嘱咐我说：窗帘家具什么的先别买。几个月下来，我足足瘦了5公斤。

　　新房装修好了，辉的局长位子也坐稳了，我以为一切都苦尽甘来！任何人都不能阻拦我们了。

　　然而，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住进新房子的人是另外一个女人。我倾其所有却是在为他人做嫁衣。

　　辉来了，他旧戏重演，说现在他的位置刚坐稳，还不是很巩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拆了他的台，他说等于他有了钱会给我补偿，给我买个别墅。

　　我的心在绞痛，就像发酵的思念停顿在那一刻，膨胀到让谁也无法承受。他说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