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在安徽偏远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从我记忆起，就没见过妈妈的模样。只是在爸爸的诅咒和唉声叹气中得知：妈妈忍受不了穷苦，外出打工就再也没有回来。 家里徒墙四壁，根本没钱供我读书，我就跟着爸爸四处打工、辗转反侧、相依为命。 02年，那年我12岁。我和爸爸流浪到辽宁抚顺拉古满族乡某村，邂逅到一对母子--也是离异的单亲家庭，他们“好心”地收留我们住下。在农村有很多体力活--打柴挑水，离不开男人。一来二去，各有所需，爸爸和那个女人就好上了，搭伙过起了日子。她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后妈，本以为能享受点遗失的母爱，可是，她却对我非打即骂，爸爸也沉醉于酒牌之中，无暇顾及我，我成了随风飘零的浮萍，也是任人践踏的小草。 那个女人的儿子（范杰，化名），29岁，待业在家，对我百般呵护。经常偷偷地从果园里摘些新鲜的水果给我，或拉我去村头的小河边游泳，让我品尝着童年里短暂的快乐。情窦初开、不谙世事的我感到心在萌动并有了依靠。 某天的晚饭后，为钱的事爸爸和后妈激烈争吵，从门缝里看到后妈发了疯似的扑到爸爸身上，搅打在一起。我吓得瑟瑟发抖，这时候，范哥哥从背后抱着我，我颤抖的心才渐渐平息并在他的怀里沉沉睡去。夜里，我被下身的撕心裂肺的疼痛惊醒，睁眼一看，范哥哥沉重的身体压着我，我又气又羞又恼，想推开，却没有一丝力气。在懵懵懂懂中被夺去了童贞。从那以后，我俩便睡到一起，过起了夫妻一般的生活。而爸爸和后妈也心知肚明，未加制止。我什么也不懂，我只知道他对我好（周围没有人注意我的存在），做那事也是对我好的一部分。生活的困苦在性爱的快感、情爱的慰藉中冲淡。 04年春，我已怀有6个月的身孕，挺着大肚子，村里人都明白怎么回事。对此他们依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见怪不怪了，下意识地把我当成范杰的“对象”,忽略了我未成年的身份，无人报案。只有村主任来过一次家中，做范哥哥的思想工作，劝我打掉胎儿。被范哥哥蛮横的拒绝了。那个主任一脸气愤地走了，再也没有来过。而我当时也怕生孩子那种揪心的疼，想把孩子做掉，但范哥哥想要，我只好听他的，如果失去他，我唯一的亲人也没有了，我的世界将一片漆黑。 后来，爸爸和后妈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爸爸被赶出范家门。不服气的爸爸才报复性将范哥哥告上法庭。最终范哥哥以强奸幼女罪锒铛入狱，我心中的那堵坚实的墙也轰然倒塌。我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是政府无情地夺走了我的男人--家里的顶梁柱、心中的大树。 大家不堪想象，我，14岁，正是学习的大好时机，但我却是个母亲。我又如何在孤单的夜晚哺乳自己的婴儿。我又是如何随婴儿的哭喊一起嚎啕大哭，宣泄自己无尽的哀愁。同样不堪想象地是，在“老公”入狱的三年来，每月仅有一次的探监时间，一个“妻子”--我，一次不落，如何一路颠簸地坐着三轮车、带着自己精心爆炒的一盘花生米、一盘鸡蛋、风雨无阻地探视那个强奸自己的“丈夫”.等他出狱好好过日子，是我苦等苦熬的最大动力。 期间，生母曾打过一次电话来：“你能舍得孩子不？如果舍不得，你就认命吧。”改嫁后的生母又生了两个女咳，她对我的关心，仅限于只言片语。 对于对我的无助生活的同情，也出于对范哥哥“无辜”遭遇的理解，村民们在判决之初，曾联名请求法外容情。 熬过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07年，范哥哥刑满释放，原以为等来了春天的温暖。可他好象变了个人，进去前还对我有说有笑，出来后就知道直挺挺地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发呆。虽说找了个月薪千元的临时工，但工厂不景气，已经两个月没有开工资。不堪生活重负的他，日渐寡言。我的心也跟着悬着，忐忑不安。除了跟我没有沟通，范哥哥还加强了对我的看管，连三轮车夫的一句：“这蔸挺沉的，让你丈夫拿吧”的话，范哥哥也会质问我：他对你是不是有意思？无端的猜疑让我窒息，这样的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现在我巴不得他晚点下班，看不到他，心里也好受些。要不是舍不得女儿，我一定离开这个家；如果我一走了之，我的女儿就会经历我的不幸。每天早上做好早饭后，将打工的“丈夫”、上幼儿园的女儿相继伺候走，我就去上山捡柴火（晚上等女儿回家才舍得往炕里扔柴火，白天炕坚硬而阴冷），这时候我才可以自由的呼吸、大声地痛哭。白天，我不停地干活，不是勤快，而是为了御寒、为了忘却根扎在心头的伤痛。 苦撑的家已不成家，硬件上--漏风的墙壁、凌乱的灶台、满地的鸡粪。软件上--没有爱情、没有温情。经济、情感的双重折磨，生活上雪上加霜，精神上几乎崩溃，我天天以泪洗面，在寂寥中沉默，在沉默中心如死灰。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村里落实我的低保政策--每月300元，就能让我女儿过上好日子。但是我的户口不在本村，村干部也是爱莫能助。 “婚姻”只是同居关系，没有法律保障；也没有了亲人的关爱，没有经济的来源。回忆过去，肠子都悔绿了，早知今日，何别当初--打掉孩子，能有多疼啊？我中了范哥哥的圈套了；展望未来，两眼茫茫、一头乱麻，只有凑合过一天算一天，行尸走肉。 18岁，花一样的季节，但我这朵小花已渐凋谢。尽管青春与稚气还未从我蜡黄的脸上完全褪去，但我已成为了一个十足的农村妇女--是个四岁半孩子的妈妈，能干粗活和重活。这是愚昧的代价、农村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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