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幻想:圣母处女妓女"3合1"

　　很多男人都有“圣母妓女情结”

　　男人这种绅士流氓相混合的双面性格很可怕，它决定了很多男人都有“圣母妓女情结”。

　　奥地利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他的经典作品《爱情心理学》一书中，就非常详尽地分析了男人这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圣母妓女情结”：凡是那种纯洁善良的女子，他们不会动心，情爱的诱惑力永远来自那些贞操可疑、性生活不太检点的女子，比如红杏出墙的有夫之妇，堪称大众情人的青楼艳妓。

　　对他们来说，女人越是轻浮淫荡，他们越是爱得发狂。只有这样的女人，才会让一个男人真正体验到“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快活。一旦疯狂爱上之后，他们又幻想这个女人只忠实于自己。想把大众情人据为己有，无疑等于把公共财产中饱私囊，显然这种爱情的获得就像偷运珍宝的过程，既危险又刺激，而其中的艰难困苦，更会激起男人无穷的斗志。

　　男人面对这种交际花型的大众情人，常常还有种幻想：她可能身处险境，她渴望逃离虎口，他如果不及时伸出援手，她就会落入更加悲惨的境遇。于是他身上潜藏的英雄气概被唤醒，他要手拿钢枪，去为她战斗，他要英雄救美，拯救她于水火之间。“坏”女人会让一个男人瞬间体会到自己内心的强悍。

　　在很多古典小说中，一些平日里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书生和公子，一见到沦落风尘的美貌女子就心生同情，就想帮她赎身，甚至冒着极大的风险和她同生共死，就是出于这样一种奇妙的心理。

　　这种“圣母妓女情结”在婚姻中就集中体现在当妻子怀孕或是生产以后，他们很难和一个有“母亲身份”的女人持续做爱。他们的潜意识认为，一旦他们的妻子成为母亲，就很难让他们的下半身再持续“工作”，因为母亲是纯洁无瑕、神圣不可侵犯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奥托魏宁格在他所著的《性与性格》一书中指出： “在男人眼里，母亲似乎更接近于贞洁的理想。”　　

　　在人的潜意识中存在一种观念，即肉体之爱更接近于动物，只能和坏女人或坏男人发生；精神之爱接近于人，应该存在于真爱之中，所以为了满足性欲，他们只好把目标转移到其他女人身上。

　　有古希腊雄辩家德莫斯特尼斯的话为证：“我们拥有妓女为我们提供快乐，拥有侍妾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而我们的妻子则能够为我们生育合法的子嗣，并且料理家务。”这种男人把妻子视为母亲与好女人的象征——圣母，同时他们也视“坏”女人为性爱的对象——“妓女”；这也许是好女人的悲剧，他把尊重、感激给了你，甚至把你神圣化了，却把鲜活的性和爱给了“坏”女人。

　　前面提到的“良家妇女综合征”在这里终于找到了病因：男人都是绅士流氓的混合体，所谓良家妇女只满足了男人一半的心理需求——他的绅士情怀：娶个体面的淑女回家，过起光鲜的中产生活，而他另一半的流氓心态却无从宣泄，一旦在刻板的婚姻课堂里待久了，不少男人就想逃学，就想到外面找个“坏”女人过把流氓瘾。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男人的“圣母妓女情结”导致了“良家妇女综合征”的爆发。这也是如今“无性婚姻”越来越多的一个重要因素。

　　易中天先生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男人的性心理是很矛盾的，他希望自己的女人严守贞操，其他的女子最好都是娼妇。”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自己的女人过于矜持过于保守，他又会觉得索然无味，他又蠢蠢欲动地想到外面去尝尝野花的香味；倘若外面的女人过于随便过于开放，他又会觉得忐忑不安，因为跟家里那位贤良淑德比，外面的这位又过于花枝招展了。

　　男人就是这副德性，得陇望蜀又难忘旧爱，有了新情人又不舍糟糠妻(这也是很多男人只外遇不离婚的心理因素)。女人都应该矢志不渝从一而终，至于男人，那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男人的“圣母妓女情结”影响了中国的传统婚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男人的这种“圣母妓女情结”影响了五千年中国传统的婚姻生活史。

　　绝大多数人在情感需求方面都存在一种补偿心理，缺什么找什么(关于这点，我会在第三章进一步论述)。古代文人缺的是什么，一曰爱情，二曰风情。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模式讲求的是“明媒正娶”，即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的家长给儿女提亲首先考虑是不是门当户对，其次是怎么样传宗接代，至于爱不爱、情不情的反倒不太重要。

　　在这种包办婚姻的情形下，男女结婚无异于“圈养牲口”，两个素不相识全无感情的一对男女，甚至在此之前连面都从未见过，晕头转向地拜了天地，稀里糊涂地进了洞房，从此一张床拴住了两个陌生的男女，这样的婚姻只关乎门第无关乎爱，只关乎生育无关乎性，由此，“无爱之婚”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常见的婚姻状况和婚姻方式。

　　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无非两个目的：一要生孩子，二要过日子。礼法上不还说吗，“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阃就是大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然男主外，丈夫就老老实实把外面的工作做好，没必要把它带回家里，妻子就本本分分当好“内当家”，也无须拿到公众场合去说。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

　　发展到后来，丈夫劳累了一天回来，不跟妻子诉苦成了“很男人” 的表现，而妻子受了婆婆和姑嫂的夹板气也学会打落门牙往肚里吞。于是，夫妻俩除了见面说句“吃了吗？”“睡觉不？”也没啥好说的了，“哑巴夫妻”渐渐成了传统婚姻模式下夫妻关系的悲剧。

　　既然中国传统的婚姻只看门第，只重生育，所以夫妻之间有无感情以及性生活是否和谐就显得无关紧要了。甚至，在“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妻子的性冷淡就是“不淫”，丈夫的性无能就是“不色”，前者为淑女的标志，后者乃英雄的本色。这种不色的丈夫和不淫的妻子组成的家庭显然是符合“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理想婚姻模式的。

　　虽说在古代才高八斗财大气粗的男人都有条件纳妾养婢，但妾和婢是什么？是家里的二等公民，和主人是典型的主仆关系，连地位都不平等。男人即使获得了一时的性满足，也免不了怅然若失。有时候，男人需要一个在地位上和他平起平坐，在心灵上和他平等对话的红颜知己，这显然是一天到晚在家里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的妻妾无法满足的。

　　既然缺什么就去找什么，任谁都有对爱的需求，情的渴望，更何况是一个风流倜傥、满腹经纶的才子？整天对着家里的“泥塑木雕”难免意兴阑珊，他们需要浪漫，更需要刺激。于是外面的花花世界，就成了我心狂野的文人骚客们流连忘返的绝佳去处。

　　而偏偏生长在青楼里的诸多姊妹花又是那样的顾盼生姿光彩过人：她们不仅美貌如花天资聪慧，而且侠骨柔肠，更重要的是她们大都博览群书，出口成章，才华横溢，一专多能——一个小有名气的青楼名妓，往往身兼歌手、舞蹈家、琵琶和古筝演奏家、诗人、作家、心理医生等多重身份，最起码也是一个文学女青年。

　　随便举个例子：宋代名臣赵忭，在成都为官之时，有一回出游，在街边看到一个头戴杏花的妓女，顿生好感，随口吟出了一句诗“髻上杏花真有幸”，谁料那美眉星眸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惊讶得咱们这位赵大人差点儿从马上掉下来，这句诗对得确实妙啊！“杏花”对“梅子”，“有幸”对“无媒”，“杏”与“幸”同音，“媒”和“梅”同韵，真是对仗贴切意味深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妓女尚且如此，何况是许多美名远扬的大牌妓女？　　

　　自古磨难出英雄，妓女何尝不是这样？在风月场中摸爬滚打大半辈子，她们比娇惯的千金小姐，比寻常的名门闺秀更懂得世态的炎凉、人心的叵测，也知晓友谊的轻重、爱情的价值，身处冷暖人生，她们反倒像一个“灵魂处女”，永葆纯真的本色。表面上打情骂俏，实际上义重情深，逢场作戏是假，渴望从良是真。

　　林语堂认为：“妓女较之家庭妇女所受教育为高，且她们较为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易中天总结：“寻花问柳，偎红倚翠，对于文人才子，变成了一种风流雅事。金榜题名春风得意时，在这里听‘小语偷声贺玉郎’，自然风光得很，时乖命骞失魂落魄时，在此寻访得一二红粉知己，又何尝不是一种补偿？”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鼓励男人都要去找妓女，也不是赞美文人墨客这种不负责任的腐朽人生，而是分析中国男人奇特的情爱心理，为什么放着家里的贤妻不爱，偏偏要到外面去风流快活？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中国古代的情诗基本上都是文人写给妓女的，那有没有体现夫妻之情的诗篇呢？

　　有，但多半是写给亡妻的，比如潘岳的《悼亡诗》，比如苏轼的《江城子》。妻子在世时无诗可赠，死后才写诗悼亡，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吧？估计这是传统文化不许夫妻之间过于亲密所致。要不怎么总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呢？夫妻之间很少讲情呀爱的，男女之爱在婚内无处宣泄，只好移情别恋。

　　我发现，中国古代真正的爱情，多半不是在婚前，就是在婚外，很少有在婚内的。所以，文人墨客只好流连青楼与各色名妓唱和酬答，养在深闺人不知的淑女贤妻们也不甘寂寞，索性“红杏出墙”寻找真爱，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婚外恋的两大基本模式。对男人来说，妻子为正，必须正经严肃，不可调笑，情妇和妓女既然非 “正”，自然不妨打情骂俏放浪形骸。男人的“圣母妓女情结”就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