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脑残是怎样炼成的

haoma

第 101 楼                                  感谢云之焰，发来这么好的奇文！钦佩杜君立老师，真高人也！文采飞扬清新隽永运笔如椽老辣精深浑然天成妙喻生花正气凛然涤荡千古

asd123

第 102 楼                                  mark~

haoma1

第 103 楼                                  好文章

asd123

第 104 楼                                  好文，转了

haoma1

第 105 楼                                  。

asd123

第 436 楼                                  印度不会到处建“甘地学院”印度的民主制度不允许政府像中国这样“以举国之力办奥运、夺金牌”。印度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不到中国的一个零头.印度的人均收入虽然不到中国的一半（实际购买力如何另当别论），印度政府却宣佈为全体居民提供免费的宽频服务。中国的做法与之相反：政府肆意投入巨资修三峡大坝、建高速铁路、实施登月计划，以及修建阻止国民自由上网的“网络长城”。那么，为甚么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时常优於印度呢？首先，黄亚生发现，印度的优点是非常透明，它的缺点都摆在那儿，你可以尽收眼底。印度的媒体每天都在揭政府的丑，想捂都摀不住。所以，一个国家如果对自己的缺点非常坦然，当它公佈自己的成就时就不会有人去怀疑。黄亚生谈到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门开了五年之久的关於中印比较的课程，每年都有人质疑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却没有一个人质疑过印度的统计数字。另一方面，由於印度的政治制度，印度政府不可能在不经过议会和人民的同意前提下，拨出巨资到国际社会去作“国家形象宣传”和“软实力推销”，比如像中国到全球开设无数孔子学院那样去开设“甘地学院”。更何况甘地的思想和精神早已成为人类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本无须以甘地学院的形式来作对外宣传。而中国则可以不计成本地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甚至买下西方主流媒体最佳和最贵的广告时段，播放中国的正面形象宣传片。国民幸福指数和民主自由相关联但是，这些亮丽的画面和数字，跟民众的幸福指数究竟有多大的关联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能给老百姓带来多少福祉。中国的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有学者建议用外汇储备增加医疗和教育等福利投资时，却遭到官方的断然拒绝.黄亚生在对印度的研究中却发现，印度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它的GDP增长和个人收入增长总的同步性。印度人的工资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二，扣除物价上涨也有百分之七，而中国人的工资扣除物价上涨之后却是负增长.黄亚生说，这种不增加人民福祉的GDP增长正是他最反对的，“对於富士康跳楼的工人们来讲，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再快，外资投入再多，国家外汇储备再大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於经济增长，更取决於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公民的人权与自由是否得到保障，以及经济增长是否与每个人的生活相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惯於争鸣的印度人》一书中指出，理解和利用印度丰富的争鸣传统，对於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对於捍卫其世俗政治，对於消除各种与阶级、种姓、性别及社群有关的不平等现象，对於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事业，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样一种“惯於争鸣的传统”，恰恰是崇尚“家天下”和“一言堂”的中国最为匮乏的。印度没有抢佔土地和暴力拆迁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即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也是最快的。於是对於即将到来的“龙象之争”，人们拭目以待。英国专栏作家戴维·史密斯甚至专门撰写了一本名为《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的着作，不过他并没有得出谁将是赢家的结论。在这场拉力赛中，中国似乎遥遥领先，印度奋起直追却力不从心。观察家普遍看到民主的印度存在严重的“管治不善”，英国作家马克·涂立和吉莉安·莱特在《印度慢吞吞》中引用了印度精英知识分子的哀叹，“即便在高科技的印度理工学院，我们仍然是历史的人质”。而人们通常给予一党垄断权力之下中国行政当局的组织能力以及庞大的基础建设给予极高的讚誉.黄亚生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将政府大力兴建高铁、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做法称之为“铁公鸡经济学”，而在今天这是“最有害的经济观点之一”。温州高铁撞车惨祸，验证了黄亚生的先见之明。跟中国的大步流星相比，印度慢是慢了些，但印度政府的每个决策都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才能作出，印度的社会矛盾大都与教派冲突有关，而不像中国这样百分之六十以上都与抢佔土地和暴力拆迁有关.对於印度来说，最基本的国家建构和政治架构的问题早已解决，即联邦制、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使得印度有理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为骄傲。而中国表面上看步履如飞，但潜在的问题和矛盾“剪不断，理还乱”，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口还没有迈过，整体性的动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黄亚生认为，中国最近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轨迹是：重投资轻消费，重政府税收和企业盈利，轻家庭和个人收入。这样的发展模式是杀鸡取卵式的，缺乏持续性和后续力。竞争力、高科技、银行优於中国虽然在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印度仍然落后於中国；但在若干关键的领域，印度已经后来居上。黄亚生指出：“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远比印度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每个工人在制造业上创造的附加值要高於中国。”中国企业竞争力指数排在全球第五十七位，而印度已经排在第三十一位。印度拥有的民营的、高科技的、国际性的大企业也多於中国。印度的银行更是优於中国的银行：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就开始在农村地区实施了金融改革，却於九十年代发生大逆转，从此便落后於印度。一九九二年，印度准许私有银行进入银行系统.截至二○○三年，这些私有银行的信贷额佔整个印度银行系统信贷额的百分之十二。相比之下，在中国，私有银行是微不足道的。龙象之争，谁是赢家？也许短期之内不会有最终的答案。但是，呈现印度真实的发展状况，对比中国的种种弱项与缺陷，也许会让那些沉浸在中国模式“就是好”的优越感中的、夜郎自大的国人清醒一点吧。

haoma1

第 437 楼                                  是谁把中国变成一个精神病大国？《南方周末》10月8日发表一篇“严重‘官心病’背后极恶劣的官场生态”，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由于官场生态严重扭曲，给中国政府官员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官员群体的心理疾病相当普遍，程度严重。一是向上升迁压力很大，二是一些特殊部门的官员面临极大压力。这些部门包括拆迁、信访等面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岗位，还有面对官员的纪检，以及面对政府部门与大国企的审计部门，以及各类游说不断的药监部门。这些部门的官员因接触的多是社会阴暗面，心理健康状况非常糟糕。该文还提及了官员心理健康程度与执政能力之间的关系。这让我想起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那篇“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这篇文章发布之时，正是台湾首富郭台铭宣布他的富士康N＋1跳的“坠楼者”有心理疾病之后不久。该文主要论证中国的精神病患者类型及生成原因，以及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政治介入方式。如果将两篇文章集中在一起读，会看到以下事实：一、中国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无论是绝对数量之众，还是占人口比例之多，当称人类历史上空前之纪录。中国总人口官方报称14亿左右，其中精神病患者超过一亿，几乎占人口1/13~1/10。这一纪录相信在百年内除中国自身继续刷新之外，世界上无其他国家可能赶超。二、无论是社会中上层还是下层，全容易罹患精神疾病。今年《南方周末》的文章引述的调查谈的是官员阶层易患精神病的制度成因；去年《瞭望》新闻周刊谈的则是社会底层为何容易患精神病。比如精神病患者多为“一贫如洗”的穷人。该文引证的“研究”如是说：“由于治疗费用高昂，加之被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和几十年的消耗，大多数家庭已一贫如洗，就连享受医保的病人家庭也无力承担入院门槛费和门诊自付部分，更别说大部分病人没有医保。”这等于宣布了如今中国的一条新社会定律，即“穷人＝精神病患者”。上述两篇文章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转型期的巨大压力造成的社会紧张。穷人的压力来自于基本生计，比如就业、家庭生计、医疗、子女教育、受到各种不公对待而长期压抑委屈无处释放。官员的压力则来自于官场的不正常，比如买官卖官造成的升迁管道异化（流行语概括为“男靠送钱，女靠送色”），同僚之间的竞争不是依靠业绩而是依靠利益结纳的关系，即上下级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政治保护关系；公务员群体的价值观被严重扭曲，面对种种不公正的丑恶之事不能依据是非与良知，必须“从党与政府的利益出发”（实则是本人前途出发）而扭曲自己适应这个腐败的体制。比如拆迁部门的官员们得炼就铁石心肠，不仅对拆迁户的流离失所无动于衷，还要将拆迁户浇上汽油自焚看作是“阻碍执法”。其他部门的情况也差不多，因为信访部门面对的是那些充满冤情被折磨得创痕累累的上访户，纪检部门每天饱览贪官污吏那些花样百出的腐败事迹，审计部门面对假帐还不得不闭着眼睛放行通过（被审计者可以为“通过”审计付费）……，每天面对这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五伦俱丧的社会，可以想象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有如黑夜行。我在国内时，一位检察官朋友曾对我说过他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深深的厌倦感，因为每天面对那些贪官污吏们的案卷，尤其是一些他认识的熟人看起来那么道貌岸然，结果光鲜之下掩藏的竟是那样的人性之阴暗。久而久之，他几乎怀疑任何人都有问题。而在媒体工作的我，也常常面对各种黑暗而无法揭露，因而愤懑压抑，很理解他的感受。但十年前的黑暗，比之今天已经不知要“光明”多少，许多国内人常通过留言告诉我：现实已经比当年我在《现代化的陷阱》所分析的要黑暗十倍还不止，在这种压力不断增加的黑暗社会里生活，我相信有心理疾病的人会不断增加。一个国家如果让大部分国民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且这么多人口被认为患了精神疾病，那一定是这个国家的生存环境出了严重问题。政府应该想办法改善社会环境，减轻国民压力。但中国政府减轻压力的事情几乎不做，反而效法共产主义屠夫斯大林的做法，将持不同意见者都列入精神病行列，采用政治惩罚来对付所谓“精神疾病”。去年5月《瞭望》新闻周刊那篇文章说得很清楚，由于精神病院不足，将由司法机构代行收治一些青壮年精神病人。具体做法是即将异见者与社会不满情绪的表达者均视为精神病，鉴定者不是专业医院，而是中国的基层组织街道办、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由这些基层组织“摸排鉴定”，确定辖区内的“精神病患者”并送交司法管制。这种做法几乎就是按照斯大林定律制定的一套罔顾法治、无法无天的“游戏规则”。写到此处，我想，读者大多应该明白是谁将中国变成了一个精神病大国。也因此，我相信大多数希望移民他国的中国人表达的理由是真诚的：想在正常的地方生活。何清涟

haoma

第 438 楼                                  东德民众28年翻墙史作者:胡元美国总统肯尼迪针对柏林墙说过一段话：“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分开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1961年8月12日晚上，《柏林墙》一书作者弗雷德里克刚刚13岁，他的父亲在这天心脏病发作，闻讯赶来的邻居立刻对他的父亲采取抢救措施。这时有人打开了电视机，闪烁的黑白画面显示的是一个城市，里面有愤怒的人群、挎抢的人、带刺的铁丝网，还有几辆巡逻车。也就是在这天晚上，100多万柏林人上床睡觉时，恐怕和这位13岁的少年一样，并没觉得和往常有什么不同。午夜过后，黑暗无人的大街上突然警笛狂鸣，坦克带领着满载东德军队的卡车一直开到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桩、铁丝网、水泥柱、石块、镐头、铁锹。第二天，整个柏林人听到的第一条新闻是：“华沙条约国请求东德政府对柏林内部和周边地区建立有效的控制。”一个小时内，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81个路口均被封锁。东德与西柏林间所有的交通路线全部切断，地铁和有轨电车也不再通行。“必须看起来民主”1945年2月，二战接近尾声，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在雅尔塔约定，由这些国家的人民通过自由选举建立民主政府。然而，斯大林似乎对民主选举并不感兴趣，他真正想要的是借机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柏林被划为四个占领区，而人们习惯称苏占区为东柏林。波茨坦会议之后，在关于最终“允许”三个西方盟国在柏林拥有各自防区的谈判中，西方盟国认为自己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战略失误。西方盟国同意由苏联总指挥签署所有命令，并在另行通知之前都具有法律效力，这为今后柏林和德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这年5月，一个名叫乌布利希的德国人悄无声息地进入柏林，这位来自苏联的流亡者，一直严格执行斯大林的政策，他依托苏联的支持，很快在柏林建立了亲苏的临时政府。乌布利希极力推行“副手体制”，其宗旨就是各个重要的行政机关一把手可以不是共产党员，但副手必须是乌布利希的人。最关键的是，以乌布利希为核心的东德党中央必须服从他们真正的“老大”－－苏联军管局。而乌布利希所信奉的原则就是他曾经对下属所说的：“必须看起来民主，但我们必须掌控一切。”乌布利希借由苏联在柏林的优势地位，依靠他所组建的团队更加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意图，努力整合国内各政治势力。1946年4月21到22日，在东柏林的德国国家歌剧院内，合并同类项之后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成立，乌布利希的权力如日中天。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团队可以在苏联的政治体系中获得稳定的地位，甚至是要在冷战中充当急先锋的角色。“铁丝网出现的星期天”1949年5月23日，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后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五个月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占领区宣告建国。德国虽然就此公开分裂，但柏林的角色却依然暧昧。1961年初，潜伏在东德的美国间谍发回了让美国决策层感到不安的情报：由于东德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加上西方媒体永不停息地揭露各种黑幕，越来越多的东德公民开始通过关系逃入西德。赫鲁晓夫一再提醒乌布利希，他马上要和美国总统在维也纳举行历史性会谈，在这期间不希望柏林“出事”。而就在1961年维也纳会议举行后第2天，乌布利希秘密组织了1500名警察赶往东西柏林边界。经过细心策划，东德政府当局决定在8月的一个星期天进行边界封锁，因为在周末的时候，工人通常会和家人在一起。1961年8月13日凌晨1点11分，华约组织发表声明：通过欺骗、贿赂和要挟，西德政府机关和军事机构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逃往西德？？华约组织成员国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而首先要保护的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与此同时，第一批带刺的铁丝网已经被拖到东西柏林边界。根据美国搜集的情报显示：当赫鲁晓夫听到东德开始修筑柏林墙的报告时大吃一惊。他担心此举会触怒西方，引起整个西方对苏联实施经济制裁，害怕与肯尼迪的冲突进一步加剧，甚至担心会引起与西方的战争。不过，赫鲁晓夫随后的讲话足以体现出他已经被逼得没有退路了：“柏林墙是阻止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篱笆，德国工人阶级修起这堵墙后，恶狼就再也别想闯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弗雷德里克所著《柏林墙》一书中提到：8月13日之后，在贝瑙尔大街的西柏林人的日常生活顿时陷入混乱。以前，他们常常去东柏林购物，孩子们放学后会到花园大街旁的旱冰场溜冰，星期天他们会去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公园附近的童话泉野餐，而这些在13日之后早已灰飞烟灭，甚至经常去的教堂也被隔在了东柏林。这个周日被柏林人称作“铁丝网出现的星期天”。被困的东柏林人纷纷从自家窗户跳到属于西柏林的贝瑙尔大街上。而东德警察意识到有人可能逃走，于是进入楼房展开搜查。与此同时，西柏林的人群、警察和消防队员都赶到了贝瑙尔大街，在楼下铺开充气垫。这场激烈的东柏林人命运抉择战，通过各国通讯社在西柏林的记者站，以及众多电视台镜头，很快就传到全世界。10月4日那天，兰瑟准备借助晾衣绳从贝瑙尔大街公寓楼的楼顶滑入西柏林。在公寓楼下的大街上，西德消防人员已经铺好充气垫准备营救他。东德警察却步步紧逼，兰瑟在未找准气垫位置的情况下纵身一跃，30岁的他结实地摔在地面上，几分钟后就死去了。兰瑟事件后不久，所有居住在该区域的354户居民被勒令10月21日前搬离，以此防止居民逃走。东德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称赞了封锁边界所代表的伟大意义。“对战争贩子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天？？历史的轨道已经转向了和平？？工人们对胜利的回应是刷新的生产纪录。”该报头版社论的标题为《一目了然的局势》。社论中如此描述西柏林政府当局：“只需轻轻一击，就可看出他们的政策多么腐化，他们的境遇多么岌岌可危。”接着，乌布利希判断，边界封锁已是既成事实，谁也无法否认。东德政府安排了一些集会，让统一社会党领导干部发表演讲，并让民众展开自由讨论。在讨论中，一经发现有异议的知识分子做得太过火，他们立刻就会被认定为“反动分子”，很快被秘密逮捕。1961年之后，东德政府开始对国内有过西德经历和背景的人进行清算。所有在东柏林生活但曾经在西柏林授过课的教师，被终身禁止在东德的教育系统工作。曾经在西德求学的东柏林学生，也会受到惩罚。这些“西德学生”被划为阶级斗争分子和工农国家的叛徒，此类学生被“明确”禁止在东德继续完成学业。学理科的学生直接被派往工业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经领导同意，他们可能获准回到东德的高等教育机构继续学习。而那些学文科的学生则没有这么幸运。在政府颁布的命令中：“凡是在西柏林学习社会学科目的西方学生，包括大学即将毕业的西方学生，都将一律派遣到生产加工部门工作。”1961年上半年，大约1500名东德人因为政治罪被逮捕。1961年下半年，这个数字增加至7200人。封锁意味着翻墙的开始从德国被划分为不同的占领区时起，就不断有人从东德逃向西德，截止到1961年，陆续有近350万东德人逃亡西方，占东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约有6000名医生和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封锁终究会被自由冲破，翻墙成功的故事陆续上演。1961年8月15日，负责守卫边界的19岁的东德士兵舒曼，头上戴着钢盔，肩膀上挂着自动手枪，不停地吸烟，偶尔朝西柏林抗议者们看过去。来自西柏林的怂恿声越来越大。一辆西柏林警车开过来停住，车里人出来与车外的人一起高喊着：“过来！过来！”舒曼突然扔掉手里的香烟，跑向铁丝网，到达边界屏障的时候，他扔掉手里沉重的武器，跃入西方。摄影记者雷宾用东德产的埃克萨克塔牌照相机拍下了那张举世闻名的照片。照片里的舒曼戴着头盔，穿着长筒靴，在跳过带刺铁丝网的那一刻被镜头捕捉到了。在边界封锁的最初36个小时内，就有超过9名边界守卫逃到西柏林，有的是跳过铁丝网，有的是从底下钻过去，特别是边界屏障建起来后的一个月内，有一支68名特别警察部队成员逃到西柏林。其中，有37人是像舒曼一样的单独逃亡，有12人是两两结伴逃跑的。波茨坦广场之下的大地铁站已经关闭，地铁仍通过该站，但从来都是甩站通过。这条路线从西柏林起，往北行穿越东柏林，然后再返回西部。乘客们会看到地铁站台上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另外一条从西往东的跨区地铁线路，也被截断，而奥托格罗提渥大街则成了它的起点。

haoma

第 439 楼                                  8月18日凌晨1点30分，6辆卡车起重机分别抵达波茨坦广场、柏林皮卡迪利广场、布兰登堡门以南的哥伦布圆环广场，从卡车起重机上卸下几十块水泥板。大约40分钟后，来了一队由消防车、混凝土搅拌车和泥水匠组成的“施工队”。在东德警察的监督下，他们开始建造横跨整个广场的屏障。5点过后，他们留下一堵混凝土墙，墙的顶端盖着两排阴模块，总共5英尺多高，上面的金属条的主要功能是用来穿带刺的铁丝网。在随后数周内，这道边界屏障依然主要是由设置在交通线路上的带刺铁丝网、木头和水泥板构成，而其附近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巡逻。与此同时，毗邻西部的建筑物门窗全被水泥封住。但让乌布利希头疼的是翻墙率仍然居高不下。利特芬和霍夫在翻墙时被乱枪射杀并不是每一个翻墙者最终都能拥抱自由世界。曾经在西柏林开服装店的冈特尔·利特芬则没有这么幸运，这位24岁的男青年在8月24日下午期望通过连接东西柏林的轻轨桥走到西边去，但很快便被东德警察发现。他开始朝着其中一个码头狂奔，然后一头扎进洪堡港的水中，奋力朝西柏林的方向游去。利特芬离东岸已有大约25码。这时，一名边界守卫向利特芬四周扫射。当这名边界守卫停止“瞄准扫射”时，利特芬沉入了水中。事后东德警察描述：一颗子弹从他的脖子后面射入，贯穿了他的下巴。300多名西柏林人亲眼见证了这场残酷的杀戮，却只能叹息。东德警察将利特芬的尸体从洪堡港昏暗的水中拖出来。作为翻墙者，他只是希望回到他已经适应了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当中去。然而，他却丢了自己的性命。东西两边的人都被震惊了，因为开枪仅限于鸣枪示警，没有东德政府高层的秘密指令或者是暗示，边界守卫根本不可能随意开枪。几天后，27岁的霍夫在游往西柏林的途中也被枪杀了，而霍夫选择的路线则是横穿泰尔托运河，游过这条河可以直达美国占领区。因为开枪，东柏林人心开始不稳。一周后，《新德意志报》刊登了一篇用来平息局势的文章。文章把利特芬称为同性恋，并且编造了他的生活方式。文章暗示，利特芬受到西柏林风流社会的引诱，从而犯下了可耻的错误，而且是和霍夫有洗不清的关系。“墙”成了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1961年9月20日上午8点半，在乌布利希钦定的继任者昂纳克的主持下，东德党中央召开了一个特殊会议。在此次会议上，“边界安全体系的不足之处”被明确表述出来。昂纳克严肃告知与会的各部门官员：“必须阻止一切跨越边界的企图。”他们讨论的一切事务都与如何加固柏林墙有关，包括刚提议的新修18至20公里边界墙；修建车辆无法通行的壕沟，以阻止卡车或公共汽车的靠近；增加竖立起来的水泥板和边界屏障，在通往边界通道上铺设少量沙砾，以便更容易侦查。这时的柏林墙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墙”的物理意义，而是一套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靠近西柏林的那堵墙被加高至3.5米至4米，墙头铺设一根铁管使人无法攀登翻越，靠东的墙大体也差不多。两墙之间是一条宽窄不等的狭长地带，作为控制区，其中建有一条宽6-7米的军车通道，在108公里长的地段挖有拦截汽车的坑道，有的地方深达5米。沿着柏林墙总计有265个警戒塔、137个碉堡和274个养有警犬的设施，墙上普遍装有报警器和照明设备，一接触铁丝网就会发出警报声。不过在反车辆障碍加固之前，有一列火车成功地突破障碍进入了西柏林。12月5日，27岁的火车司机哈里驾驶一列旅客列车，在到达东西柏林边界火车站后，以最快的速度撞毁阻挡在火车轨道上的边界障碍，沿着还存在的铁轨，进入西柏林斯班道的安全区域。火车上共有32个人，其中的24人，包括哈里的7名家人以及他的司炉工哈姆特都对这次逃跑知情，而另外8个人则是被稀里糊涂地带向了“自由”。地下组织：假证受青睐诸多方法中，最受欢迎的翻墙方法还是办假证。一个名叫“格尔曼”的西柏林地下组织专门为东德人提供假护照，以便让大家前往西德。而西德官方对“格尔曼”的存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地里还支持。1961年之后，“格尔曼”组织利用在西德积攒下的广泛人脉，根据有意向翻墙的东德公民的长相，在西德寻找长相相似的公民，之后再“借用”西德公民的护照，通过西德外交圈和官方的线人，把护照交到相对应的东德人手里。维格尔代号为“黑鸽”，是“格尔曼”组织的骨干成员。他不仅前往东柏林做“通讯员”，还会去一些外国城市，收集大量空白护照。外国的同情者还会主动来找他们。维格尔记得其中一个人来自比利时，提着一大箱子护照，还有一枚家乡城市的官方印章，这枚官方印章可以让东德人堂而皇之地进入西柏林。不过这个组织更喜欢使用比较“低调”的欧洲国家的证件，因为使用英国、美国或者法国的护照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检查。很快，这个组织便学会“篡改”现存护照，这种“本事”让他们的服务更加受到翻墙者的青睐。一旦这些已经“篡改”好的证件被送到东柏林，翻墙者们要在“格尔曼”的指导下熟记护照持有者的“简历”，并要与护照的细节一致，接着要学习一些该国语言中的常用短语。最后，“格尔曼”成员还要培训翻墙者如何填写出境文件，以及如何应付东德边检人员提出的任何难堪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