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脑残是怎样炼成的

蓝蓝的天

第 61 楼                                  大家都看,大家都想，理性发言,扬长避短,礼貌待参加,互动有序!

haoma1

第 62 楼                                  该用户被屏蔽,其发言已被屏蔽

nishishui

第 63 楼                                  写得好，顶。

大哥大

第 64 楼                                  该用户被屏蔽,其发言已被屏蔽

3fff

第 65 楼                                  杜君立：你还需要思考吗？1我也曾试图将这寂寞日子安排得很阳光很灿烂——我在中午起床后去饭店吃罢早饭就去跑步。我穿着印有格瓦拉头像的T恤一口气跑 到陶然亭，然后坐在石评梅的墓旁陶然地抽着烟，瞧一个“不怕死”的北京老头陶然地抖空竹。瞧腻歪了，我就沿着护城河，穿过一片绿荫迷离的同志树林，慢跑回 客房。我坐在15层的阳台上喝着绿茶，一直看着北京的太阳渐渐隐没在暗黛的西山后。当一轮上弦月映上玻璃窗，一种不 怎么曼妙的感觉还是随着夜的阴翳又一起蔓延……刚记事起，我就常见大人们驯 驴：一只驴子度过天真烂漫的1岁后，就进入了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青春期。最明显的特征是——见了同性跃跃欲试，见了异性蠢蠢欲动。眼看这只驴子就要背着一 把吉他去流浪了，人类就会给它戴上口罩眼罩关进磨坊进行隔离。隔离期过后，这只驴子就再也不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地尥蹶子了——它正乐此不疲地拉着石磨跟焊在 磨盘上似的没完没了地转圈遛呢——你想不让它转都不行。就在这样“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驴）”境界中，幸有北京的“粪 青”前辈给我支了几招：假如你懒得做饭，可以喝生鸡蛋，喝4个可以顶一顿饭；假如你没烟抽，可以在床底下找烟头，烟头太干了就在烟纸上舔一舔。有一件事我 不教你就会——当你百无聊赖时，就会坐在桌前，拿起一支笔往纸上写，也可能是写日记，也可能是写诗，但是不管你起初是写什么，最后一定会写小说。不管你有 没有才能，最后一定能写好——只要你足够无聊、足够无奈。最后你还会变成这方面的天才，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你——这可能是因为无聊，也可能是因为喝生鸡蛋， 也可能是因为抽干烟屁。假如邻居打老婆，吵得你写不下去，你就喊：打！打！使劲打！打死她！——他就不会打了……如此这般，《乱弹》就在一台NB的硬盘中生成了。2所谓生活，就是我们每个 人由于出生（出身）的偶然性而被卷入的那一系列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必然性而构成了个人生活的历史。我 家最大的“官”应是人民公社下属的生产大队再下属的生产小队副队长。忝为我家的第一代识文断字的“文化人”，我在翅膀稍硬些就阴差阳错地被“抛入了”“商 品粮”的城市。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农民的儿子。我的父亲像所有的中国大陆农民一样，本能地希望通过儿 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留下来固然难免一死，但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 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从认识第一个字开始，我经历了广播（收音机）、电影、电视、书籍、报纸和电脑的出 现和普及。这些“媚体”构成了城市文化的基本元素，也使我感受到了作为人的话语权的意义。在皇帝新装面前，大人们的逢迎或缄默是人生智慧，而童言无忌则是 一种人性未泯的真实面对。“往事并不如烟”——有些事情即使发生在昨天也如过眼烟云，有些事情已过经年却仍铭心刻 骨。当张贤亮梁晓声老鬼们的“伤痕文学”对城市人进行“忆苦思甜”再教育时，始作俑者在沉默，农村在沉默……据如今披露的统计数字（《共和国往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至196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有4000多万（超 过北京&上海现有人口总和）之巨，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饿死的几乎都是守着土地生产粮食的农民。明明是一场伟大的“人祸”，却被掩耳盗铃者定 义为“自然灾害”。不过说老天爷是个王八蛋更令人产生快感，反正它和“沉默的大多数”一样不会说话。为何单单会饿死 直接生产粮食的农民？就因为他们没有权利为自己种田，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产品。他们不但无法拥有自己种出的粮食，他们饥饿的时候连讨饭的权利也常常被剥 夺。农民更是从来没有话语权的。而且他们的儿子进城作了文化人，为了极力迎合体制保证自己的前途，也很难为他们说 话。林治贤在《对个性的遗弃》一文中说：“5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或沉或浮，泾渭分明。具 有一定实绩和潜力的作家，一旦被戴上荆冠，便长此沉默了。‘放歌’成了另一群作家的特权。在接连的政治运动的考验面前，许多作家都曾经受严格的人格选择和 巨大的心理压力，庄子式的逍遥是没有的。……此时，总路线业己制定。人民公社诞生了。大跃进的快马在一片虚幻的虹影中盲目驰骤，随即陷入泥沼。遍地高炉群 小土群的火光熄灭了，公共食堂炊烟消散，粮食卫星及种种凭空发射的卫星一颗接一颗坠落。所有的运动中得以幸存的中国作家全都背过脸去，没有留下哪怕任何一 点可信的文字记录。惟有旧日的‘彭大将军’，同他的几个‘盟友’，一道背负起社会主义的沉重十字架，在云封雾罩的庐山深处，喊出真实的声音。”时至今日，我常常听人如是说：“中国人那么多，不死点人行吗？”“饿死跟老 死有什么区别，不都是死吗？”“死了那么多，现在人口不是照样过剩吗？”……闻此，夫复何言！在西方人眼里，中华民族是个自 虐型的民族，中国人对同胞是冷漠的、厌恶的、凶残的，而对外国人却是热心的、喜欢的、敬畏的。二战结束后，中国人无微不至地抚养日本人留下的孩子，用中国 人自己的话说：“孩子是无辜的。” 而再看中国人对那些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又是何其残忍无情啊！这又令我想 起斯大林语录：“死一个人很悲伤，死10万、100万不过是个数字罢了。”当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需要无数的鲜血和生命来维持时，那么这个人就是“伟人”了。 比如秦始皇，比如朱元璋，比如希特勒，比如斯大林，比如……所以说，祸国殃民也不是凭谁个凡夫俗子就可以成就的丰功伟绩，那是伟大领袖的专利。同时这些悲 剧又发源于一个民族嗜好自虐的劣根性。民国老人于右任先生曾有一诗专为这样的“伟人”而发。诗曰：风虎云龙亦偶然， 欺人青史话连篇。人间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3我永远无法忘记在我儿时， 许多大人，特别是老人们给我讲那些“峥嵘岁月稠”的往事——当400多万军队吃着每月45斤洋面“激情燃烧”“军歌嘹亮”，当统治者们以“人民”的名义争 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当“文斗”“武斗”成为城市工商学唯一的专职革命工作。在大人物的视线外，被解放军解放的“农 民兄弟”30年如一日地在昏暗的油灯下自己纺线缝衣纳鞋。用最原始最野蛮的方法种出的庄稼，大部分都“无怨无悔”地缴给了“祖国”，被磨成“洋面”喂不识 稼穑的城市人，仅留下一点玉米高粱红薯喂自己喂鸡——鸡蛋用来换唯一自己不能制造的盐——而鸡随时都有可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没收。当 城里的知识青年到来时，农村人让他们吃最好的饭，干最轻松的活……3年后撒丫逃回城里的故乡后，他们还是说他们受了人世间最大的苦。新 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立的，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无偿援助，而且我们还“无偿援助”了国际社会主义国家200多亿美金。这些“援助”并非基于什么人道主 义，而是资助“红色高棉”们对本国民众的屠杀和血腥统治。《中国统计年鉴（1989）》记载，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为4155．5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 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正像人们一边唱“从来没什么救世主”，又 一边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新中国的历史本身是农民革命的胜利，同时却又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上，这都是怎样的历史悖论和玩笑！患上失语症的原罪又是怎 样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正如米兰昆德拉在《玩笑》中所说：人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是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我们都吃过一种很苦的药丸，当时我们却是当糖吃，因为它有一层美丽甜蜜的糖衣。如果您 看过那本让人“害怕”的真正的书——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您一定会对那只睡席梦思喝威士忌的哼哼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啊，伟大的拿破仑同志……”亚 历山大大帝来看望正在晒太阳的狄奥根尼。狄奥根尼说：“请别挡住我的阳光！”从此狄奥根尼再也没见过阳光，因为连阳光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狄奥根尼的经验 是——“像狗一样活着”。在轻松的环境中可以收获优雅浪漫；在呆板的环境中可以收获幽默滑稽。雅 典公民伊索讲过一个寓言：一群青蛙为没有国王而苦恼，便请求万能的宙斯给他们一个皇帝。宙斯将一块木头扔到了池塘。青蛙们被木头落下的声音吓了一跳，赶紧 潜入水底。后来发现木头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青蛙们就爬上木头大叫。虽然他们不害怕“皇帝”了，但认为这样的皇帝很不伟大。无耻的青蛙们又请求宙斯给他们 换一个伟大的皇帝。宙斯只好派去一条水蛇。水蛇每天都在吃青蛙，但青蛙们似乎很骄傲他们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皇帝。除 过健忘，奴性更是国人自我陶醉的美德之一。对一个奴才（奴隶）来说，他最大的痛苦是欲当奴才（奴隶）而不得。鲁迅如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 家。只有施虐狂遇见受虐狂时，一场悲剧才有可能成为一场举国同庆的狂欢节。让一个中国人从子民、草民成为公民，不晓得还有多少人不愿意呢。共 产主义的先知马克思说：历史总是重复出现，第一次是悲剧，而第二次是喜剧。悲剧的最高境界想必就是喜剧，而且往往越是正经就越是搞笑。比如革命的阿Q就不 屑于王胡身上的虱子比他多；当阿Q为画不好一个圆而悔恨时，我们耻笑他笨得连一个圆都不会画；又比如一起使数百人灭顶的矿难悲剧往往被篡改为领导亲自批示 救死扶伤的喜剧。

haoma

第 66 楼                                  4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权贵杀了人却“找”了一个“替罪羊”顶罪，良心不安便去找牧师忏悔。牧师听罢叹道：“愿上帝宽恕你的罪过！”权贵释了重负，牧师却悲愤难当，但教规又不允许他说出这个秘密，他只好去找另外一个牧师祷告。另外一个牧师听完也叹口气：“愿上帝宽恕你的罪过吧！”……如此，全城的牧师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但都不能说。替罪羊死前接受牧师的临终祈祷，泪流满面地说：我真的没杀人。牧师说：孩子，我们都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技术层面上同样的“杀人犯”，结局却总是霄壤殊异。大人物的杀人是否“有罪”，是否“合法”，往往并不在于其行为本身，而归结于主人的权力大小、及与权力所匹配的话语解释权；个体杀人者是否会受良心谴责，是否会遭社会制裁，亦在于能否将个体杀人这一“小”的行为——依附、挂靠于某种大的集体或团队杀人——这一“大”的行为集合中，能否使“小”置于“大”的政治目标和主义的光环笼罩下，置于“大”的社会旗帜之覆荫和庇护下。杀人不好，而杀“敌人”则很好。这就是所谓的“英雄”和“杀人犯”的区别。换一种说法就是“窃钩者贼，窃国者王”：“小老百姓”杀人毁林损坏文物重至“判处死刑”，而“伟人”有组织有预谋、大批量大规模杀人滥伐捣毁文物则是在消灭“反动派”、破坏“旧世界”，只要他能完全剥夺掉“沉默的大多数”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当然他也会仁慈地让“人民”享有听话权和对他的热爱权。对“大人物”而言，“谎言重复100遍就是真理”本身就是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甚至每一句谎言都是一句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呢。所以无人相信1960年曾有4000万农夫饿死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更无人相信那是“伟人”精心制造的人间地狱，而我们叫它“自然灾害”。我想起了二十世纪这百年沧桑中，中国经历过的多少次战乱，那些为了“剿灭共匪”和“推翻蒋家王朝”相互残杀的农家子弟，那些“雄赳赳气昂昂”把命撂在异国土地上的“最可爱的人”……他们的鲜血早已经凝干，没有了痕迹，而后人的怀念声中却夹杂着“炮灰”的言语，曾经的“壮烈牺牲”在政治的幻灭中已变得毫无意义。如果死者有灵，九泉之下怎能安宁？卑微的士兵在机关枪的扫射下纷纷倒下，政治家们在觥筹交错中狞笑着……政治把战争当作牟取利益的工具，生命在大权在握的政客眼中一钱不值。中国的政治从来都充斥着阴谋与黑暗，中国的政治家从来都是阴谋家和独夫民贼，他们从来都是阳光和玫瑰的敌人。中国百年历史就是百年战乱、百年动乱、百年血泪和百年悲剧。这一百年的沧桑，在瞬间回眸中只不过是政客肮脏的游戏而已！元代政治家张养浩感慨：“山河表里潼关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政治浩劫因大人物而起，但付出代价的却是芸芸无数的小人物。对于劫后余生的人们来说，只剩下耻辱、悲剧和流血的回忆。假如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他们还有亲情和爱情可以坚持，那也不失上天最后一点仁慈和礼貌……许多人死了，他们的肉体被“消灭”了；更多人活着，但他们的精神被“消灭”了：丧失了人的良知，丧失了人的勇气、丧失了人的尊严……马克思曾言：专制制度是兽性的，与人性从不相容。当我们为一种“主义”出卖汗水鲜血和生命，没想到最后还要出卖尊严灵魂和良心。将一个个人变成一个个战战兢兢的无脊椎动物，那是多么成功的统治艺术啊……中国人前仆后继打倒了一个又一个无耻的皇帝，最后又匍匐在一位不穿黄袍的皇帝脚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历史的定义不是某个人可以永远篡改的，即使这个人自我感觉他很伟大，他很永远。共和国主席在《宪法》也救不了他时曾遗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们总喜欢用功罪相抵来评价一个政治流氓或历史恶棍。假如有人请他吃3顿人参燕窝，然后逼着他吃一堆狗屎，我不知他将做何感想。凡夫犯罪，人们只看结果；大人物犯罪，我们却赞扬其动机何其伟大无私。讳疾忌医从来不是一个民族的美德。曲终人影散，江上数峰青。当历史过去，我们总会“考古”，试图领悟到许多“真实”“有趣”的故事。据说中国没有文字的历史比有文字的历史长得多。“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可我现在回去，已经很少遇见可以给我口口相因讲“村史”的老人——他们大多比城市老人更早地亡故了。5我并不以为中国人没有宗教，至少在乡村，人是有信仰的。他们敬鬼神，畏天意，讲善恶轮回，信“命”。他们坚持着一种比生命还珍贵的道德底线。哪怕再悲惨，仍坚信上天爱着苍生。所以他们坦然、节制、善良、正直、知礼、诚实。因为没有信仰的人是经不起苦难的。信仰是一个人无法被摧垮的唯一理由。如果说我们没有信仰，那是因为这个唯一的精神支柱在上世纪后半叶被一个聪明人“打倒”了。当杀人变成“革命”，出卖变成“大义灭亲”，浮夸变成“政绩”，正义便被堂而皇之地强暴了。物质破坏可以重建，精神上的毁灭将会把一个人彻底变成一只寡廉鲜耻歇斯底里的丧家犬，被放逐进地狱。按照最近半个世纪流行的说法，很早很早以前，人类被分为两类，一类叫奴隶主，一类叫奴隶。过了一些世代，一类叫地主，一类叫农民。再后来，一类叫资本家，一类叫工人。历史延伸到最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分类方法有所改变，一类叫做农业人口，一类叫做非农业人口。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他们在社会各种阶层和各种行业中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样样都判若云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除了死刑之外，政府对自己认定的“坏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像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民间传说中对一个人最大的折磨就是将他打入地狱变成厉鬼，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里，则是让他做农民。中国是乡村的中国，中国传统文化本是氓之蚩蚩的草根文化。几千年来，中国历经了多少苦难，乡村的文化从未磨灭。士绅文化曾经是中国的精英文化，他们衣锦还乡落红化泥造就了田园牧歌的乡村。植根于乡村的文化支撑着民族的发展，构建着民族的脊梁。农民的达观知命、恬淡自尊和勤俭向上不能不令浮躁贪婪虚荣的现代人为之汗颜。一场不堪的“大革命”，一种叫“文明”的东东，使这一切“旧传统旧文化”都不复有了。没有了文化，没有了士绅，也没有了知识的乡村成为一片令他人同情轻蔑，令自己迷茫自卑的出处。这种迷茫自卑又令到乡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和家园。曾几何时，“农民”甚至成为一句不恭之辞。历史制造颠覆。不知沧海桑田会使多少曾经闪闪发光的流行词汇，有一天变得像“同志”一样暧昧。n年以后，中国肯定就会“城乡一体化”了。可惜黄土坡的窑洞永远不会享受到北京四合院的待遇。或许就像50年前扒掉永定门如今再重建一样，有一天我们将重新发现乡村。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幽默，就像是你得到了一部《葵花宝典》，第一页写着“欲炼此功必先自宫”。等你忍痛割爱后打开第二页，你却发现写的是“不必自宫亦可成功”。中国人是最幽默的民族。只有幽默才可以化解那么多的苦难，而苦难却正是一本正经的非幽默制造的。或许“文革”也不过是大人物的一个小幽默而已，不幸的是却被一群毫无幽默感的正人君子信以为真，结果变成了一个荒谬绝伦的大幽默。村语云：“闹处挣钱，静处栖身”。当一切成为钱钱成为一切的时候，浮华喧嚣的格式化城市自然是众望所归了，还会有谁去考虑人生该如何诗意地栖居于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大地。“文化”（不是知识）只对两种人有用：穷人和富人。对穷人来说，文化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和快乐；对富人而言，文化是他唯一欠缺的东东。我们刚死了“穷爸爸”还没当上“富爸爸”，所以文化既非必需品也非奢侈品，而是乐色。佛家认为每个人都有三生：前世、今世和来世。我们没有信仰，所以我们忘却过去，透支未来，因为我们只活在精彩的今世。乡愁如同士多店免费派送的PV袋，廉价得成为一种白色污染，正随风飘舞在城市的街角树梢。6小时候我们都背过一首《悯农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中国农民“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活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劳劳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淫威下”（胡风语）。勤劳并没有换来什么富有，或许勤劳本身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勤劳从来不是我们的骄傲与光荣，而是我们永远的悲哀与宿命。如果说8车道的马路塞车已成为城市繁荣的标志，乡村的落魄凋敝或是城市繁荣喧嚣的薮渊。爹娘费尽千辛万苦供我念书，为的是让我摆脱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我一步一步远离故乡的田园、村舍和祖宗的墓茔，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深处和宫墙的边缘。在这些繁华而又缺乏人气的地方，我无意间窥见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头、栽倒在逃荒路上的人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屈辱和痛苦。这大概就是我对城市永远难以去除的隔膜。正如病入膏肓的王明成在医院里求死不能，匹夫无罪的孙志刚却在城市的收容所里求生无门。当欧洲农民牵着牛涌向城市反对“全球化”时，中国农民正以生活为代价换得生存……我遇见过一个山西农民，他每次下井挖煤都像董存瑞黄继光一样视死如归。当他的家人领到他的尸体和14000元“命价”的时候，又荣幸倍至地将他兄弟送入井下——每月600元——这接近拥有“北京户口”的城市人不用干活待在没有SARS的家里伺弄着哈巴狗不必唾手就可得的“最低生活保障”。我还遇见过一个湘西农村来的卖春女。我只记得她有一个上大学的弟弟。还有谁会在乎——当卷烟厂一掷万金请来韩国人都请不起的“皇马”时，烟农却无钱缴纳孩子进行“国家义务教育”的600元学费……当皇帝听说农夫没粮食吃时，嘲笑农夫竟然不懂得吃肉；当农夫用生命去温暖一条可怜的僵蛇时，农夫又成为“智叟”口中的笑柄。农民有农民的文化，与城市食肉者的思维方式从来就无法兼容。邯郸学步的农民被城市人定义为“弱势群体”，只是他们被永远地摆在了被定义被概括的位置罢了。正如我们总是认为脑子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但是别忘了这个判断是谁做的。当城市人在农村人面前筑起一道道篱墙的时候，或许忘记了他们用一双双粗糙黎黑的手每年给国家无偿贡献达2万多亿，他们没有医疗教育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退休……即使他们一样也是宪法意义上的中国公民，也是终极意义上的生命。直到两年前我才知道，一个农村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向国家交税，直到他八十岁，完全靠子孙赡养了，还得交税，这种付出要到咽气才能停止。据说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是这样压榨农民的。一般来说，一个政权要想从一个群体中取得什么，同时也必须向这个群体有所付出，以示笼络。比如，为了让知识分子少说三道四，就让他们多拿科研经费、圈养在作家协会和大学、当教授、当政协委员等等。农民为了能够吃上猪肉，还要每天用粮草先将猪喂饱。人类的这种行为体现了物质世界普遍存在的交换法则。可是农民卑贱到连这样的交换法则都失去效率。这个社会盘剥起农民来，就像狼将一头羊吃了，要吃就是要吃，吃了就是吃了，连讲个理由找个借口都不需要，狼最后至多只是将一泡粪便还给大地。在现在的文明时代，农民打死一只老虎或者一只天鹅也要受到追究，甚至要枪毙，可是收容所的警察打死一个农民却像消灭一个苍蝇一样不但不需要说明理由，反倒可以看作工作成绩。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常常衡量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的丧失，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说：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人民”曾经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字眼。我们都是人民这个大海里毫无差异的一滴水。数学上认为无穷小等于零，从这种意义上讲，你我都不是“人民”，我们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臣民和小人物罢了。如果说1949年前的战争显示了人民的力量，而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就让我们见识了人民的愚昧和疯狂。孙志刚们被执法者假法律之名活活打死在城市收容所，更彰显了“人民”主权下的个人的虚弱无力和可悲可怜。克里思·马修斯在《硬球》中评价前东德时所说的一句话：“那是一种美化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我想，“政治教育”和“人民”的神话终结之日，才将是我们作为一个个平凡的公民拥有尊严之时。

cctv12

第 67 楼                                  好文章,要收藏,细细品位!

小同

第 68 楼                                  dddddddddddddddd

小胖子

第 69 楼                                  人需要灵魂么西谚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管什么？上帝管理人的灵魂。凯撒管什么？凯撒是罗马的CEO，凯撒管吃喝拉撒下水道。上帝是永恒的，只有一个，所有的人在这里是平等的，是兄弟姐妹。上帝说人有互相友爱，灵魂才得拯救。凯撒很多，有大凯撒小凯撒七品芝麻凯撒，80年的凯撒80天的凯撒。所以今天喝稀明天吃干，但灵魂是永恒的，就像人是永恒的，不可能今天是人明天变回猴子。中国也有俗语，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井水不犯河水？因为井水归井神管，河水归河神管。还有“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也相信，人是短暂的，只有神才是永恒的。中国人也明白，短暂的人是不可靠的，只有永恒的神才值得信赖。最后中国人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多的神：龙王管水——大水冲了龙王庙；阎王管生死——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土地神管土地；雷公打雷；观音送子；灶王管厨房，紫姑管拉屎；妈祖管海，山神管山，玉皇大帝管所有的神，王母娘娘爱享福……最受中国人崇拜是财神：赵公元帅是文财神，关公是武财神。其实所有神的设置都与社会行政体系相一致。神也分三品五品，分三六九等。等而下之的神实质只算得是“妖”了。不管神如何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但中国人认为“受人香火就得替人消灾”。如果该下雨时不下雨，中国人先奉上猪头贿赂龙王，因为人们认为有权力的家伙都是应当腐败的。但如果“给脸不要脸”，中国人往往就砸了龙王庙。这跟中国人自古念叨“君君臣臣”，但最后还是会把皇帝或皇帝的子孙整死一个道理。这么看来，中国的神实际上算不上神，因为也忒“俗”了，而且一点尊严都没有。人如果有一点不俗的事吧，那可能就是关乎灵魂的事，那么这种神圣的事叫谁来管呢？叫“天”来管！“天”是什么？没人知道。但“天”的儿子大家都知道——皇帝叫“天子”，皇帝放屁叫“奉天承运”。谁都知道皇帝是流氓玩命玩出来的。这样一来，“天”就狗屁不是了。所以中国人说“不知道”时就说“天知道”。中国人像所有的人类一样聪明，最后终于制造了“儒教”、“道教”，从“西天”取来了“佛教”。他们也讲修为，讲修齐平，讲普渡众生，但一般是修自己。修别人修不好就被灭了。因为“教化百姓”是皇帝老儿的权力，如同打老婆骂儿子是家长的专利，轮不到别人来“干涉内政”。皇帝老儿往往好辛苦：以皇帝的社会地位来教化“愚昧的普通老百姓”吧，大家都知道他是哪棵树上的鸟。以神或者“天”来训导吧，其合理性合法性又在哪里？那就以“天”的儿子吧——所以每个皇帝几乎都有一个他娘被“巨莽”之类的野兽强奸的故事。如果“天”是“神”的话，那么“神”的儿子是人还是神呢？唐僧比较弱智，也懂得“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人妖是人妖他妈生的。唐僧要是问那些“天”的儿子“请问你妈贵姓？”不知皇帝陛下是该羞愧得自杀？还是说自己是神与人杂交的，有50%神的基因？新中国发轫，五千年的伦理体系和文字体系被颠覆，自古以来的各路神仙被清剿，最后将一个“风流人物”予以“神化”，“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念闪”。上下五千年，中国人的灵魂第一次有了一个统一的归宿，这已经与自命为“上帝选民”的西方快要接轨了——上帝也只有一个。“最高指示”成了“奉天承运”，“红宝书”成了全中国人的《圣经》，早请示晚汇报，虔诚得无以复加。红色代替黄色成了最崇高的色彩，因为它象征着鲜血，中国人也就变得嗜血起来。上帝从来没有把人分为农业户口和商品粮户口，上帝讲原罪和救赎，上帝是永恒的。“多少风流人物总被雨打风吹去”。“风流人物”和上帝相比，唯一的缺点是不能“永垂不朽”。已经被遗忘的“阎王”多少体现了他的专业性和作为“神”的永恒性。人就是人，神就是神，就好比狗就是狗，哪怕是一只会学猫叫的狗，它依然是一条狗。灵魂的事情关乎每个生命存在的意义。除去灵魂只剩下吃喝拉撒，人也就成了行尸走肉。中国人潜意识中多少有点轮回的观念，怕来世报应，怕死后留骂名。除此，作为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忌惮的，只要自己吃好喝好堕落好，怎么任性都行。“以邻为壑”，缺乏对话缺乏信任缺乏合作互相虐待，最后大家都陷入“囚徒困境”。在这样的社会，每个人的生活成本都很高，生活品质都很低，穷人没有安全感，富人同样也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和我之间没有一个一致的、除过金钱之外的信念。西方有一个典故，对在桌球游戏中欺诈者的惩罚是让他在凹凸不平的球桌上，打椭圆形的球；对诚实者的奖励是在很平滑的桌上打很圆的球。梭罗一直认为政治就是权术的代名词。政治是入世的俗事，它永远不可能具备拯救人灵魂的功能，国家、民族不过是政治的延伸，更显得虚无。给一棵芦苇注入思想和灵魂，这棵芦苇比“机器人”更像一个人。信仰使人类崇高，“神”却唯独抛弃了无力自拔的中国人。一直以来，时不时总有一些自命不凡、“大救星”之类的政客，扮演起拯救中国人灵魂的角色，轮番自我标榜，粉墨登场，丑态百出，而且，这种命运几乎成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喜欢狂欢的中国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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