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文革时，祖孙二人被活埋，连头顶的泥土都不会蠕动一下

453139594 · 发表于 2012-1-17 14:11:19

第 101 楼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女學生群毆致死，是空前啟後的案件，事發四十四年後，仍是熱議話題。那場兇殺的兇手是誰？尚未定論。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一直保存著妻子的遺物和相關證據，多年追究卞仲耘案真兇。他致信該校負責人，抗議校方所為，要求撤銷宋彬彬「榮譽校友」資格，並表示「佇侯回音」。到現在，沒有任何回音。 
師大女附中全體學生名單上網 
研究這文革血腥「紅八月」第一大案的網友將卞仲耘副校長（當時該校沒有正校長）被打死那天，全體在校學生名單公佈在網上，是一件有利於尋兇問責的好事。我身為名單中人，受到震撼。我是名單裡「初中一九六七四班」學生張鴻敏，一九六六年十五歲。我的校友馮敬蘭在〈我為什麼要為宋彬彬說話〉文中提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去北京站為赴北大荒的同學送行，我就是被送行九人中唯一被稱為「初二小孩兒」的那人。（此文署筆名，因在美國媒體工作，以现名张敏发稿，凡署筆名之作，是與工作無關的個人言說。） 
《記憶》雜誌先後發表《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對於尋求卞仲耘之死真相、深入研究文革史非常有益。當然，我對文中觀點不盡認同。例如，校友葉維麗在〈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說「我想，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抓兇手，而是每個人面對自己的良知。」我當然同意要面對自己良知，但說出真相，追究直接責任者、兇手以至元凶，正是良知的真正表現。延綿六十年以上的群體兇殺，正是以「革命」的名義一再藏匿真兇，才吞噬掉高達八千萬人的性命。 
追究真兇的第一步是調查、還原真相。卞仲耘校長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下午在學校鍋爐房高台北側大操場被群毆時，我是現場目擊者。毆打卞仲耘是自發還是有人組織、宋彬彬是不是兇手、她對卞仲耘之死是否負有責任……我可以就我所知，略談一二。 
全校有統一组织指揮、不是權力真空 
目前爭論焦點之一是七月底工作組撤走後到八月五日，學校是否權力真空？這關係到卞仲耘之死是學生在「無政府狀態下」自發衝動之舉，還是有組織有準備的兇殺，也關係到宋彬彬是否負有責任。 
師大女附中是北京取分最高的女子中學，聚集了很多中國政要、統戰對象和高級知識份子之女。毛澤東的兩個女兒，劉少奇、鄧小平之女分別在校畢業和就讀。文革工作組，由鄧小平直接過問。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晚，天已全黑，悶熱，大約九點多，突然有三、四個「紅五類」同學進了我家門。非常嚴厲地說：「你明天早晨必須到學校，如果不去，格殺勿論！」說完轉身離去。「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貼在大操場邊宿舍樓門口已經好幾天，恐怖氣氛使「黑五類」人人自危。 
八月四日上午，我心懷恐懼走進教室。課桌靠邊，當中擺著幾排椅子，全班四十多個同學，被分成涇渭分明的三類。「紅五類」坐在椅子上。九個「黑五類」面對大家，背向黑板，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幾個出身不紅不黑的「灰色」同學被指定坐在地上，讓她們看批鬥「黑五類」，她們可以發言，不能動手。 
批鬥會開始，教室門被砰然推開。董××被幾個「紅五類」推搡著進來，被喝斥「你什麼出身？」「革軍」，董說。「革軍？騙人！你生父是反革命！」董的母親是俄語教授，父親是解放軍軍醫，原來那不是她的生父。董分辩不清，站進我們這排。隨後，「紅五類」頭頭的鄭重宣佈，讓我們知道全班同學都被查清了三代。 
我們仍被命令繼續低頭。聽到齊唱響起「对联」歌。接著，二十個正牌「紅五類」圍上來，扯下我們的「紅領巾」，警告『永遠不許再戴！』。於是毆打開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腳踢，刷大字報的漿糊、紫色墨汁從頭上澆下來，要我們揭發父母的反動言行，承認自己是「狗崽子」。 
大約兩、三小時後，教室門再次被推開。高三學生黃××一腳裡一腳外，與我們班「紅五類」頭頭低聲嘀咕了一會兒。我站在離門不遠處，能聽清幾句，大意是時間差不多了，可以結束了。我終於鬆了一口氣。宣佈散會前，「紅五類」頭頭特別要求全班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類」必須來。 
八月四日這天，師大女附中很多班級，同時召開我們班這樣的批鬥會。黃××的出現，表明班級的行動是有包括高年級學生在內的校級組織指揮。否則，十五歲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學的檔案資料？從哪裡得到「格殺勿論」的許可？更重要的是，誰有權通知全體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說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經排定。 
卞仲耘蒙難日的親眼所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我和許多「黑五類」同學一起被押到操場上看校領導挨批鬥，說是「鬥黑幫」。八月烈日下的那一幅畫面，永遠定格在我記憶中。 
鍋爐房高台（常常是批鬥會主持者和發言人站的地方）北側的大操場邊上，塵土飛揚。卞仲耘校長被同學團團圍住，你推我搡，拳腳相加，棍棒揮動。一向倔強的胡志濤副校長（女）頭髮被揪亂，有同學往她頭上澆紫墨汁、扣字紙簍，她嘟囔著什麼，哭喪的臉上仍透著不服。 
我們這些被押著來看的，因擁擠推攘，漸漸亂了隊。只見有同學掄著帶釘子的破舊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離她最近時，大約兩米。看到鐵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著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稱象牙黃）色柞蠶絲短袖衫，鐵釘紮進皮肉，再拔出來，留下一個紫黑點，不是想像中的鮮血淋漓。 
關於帶釘桌椅腿的記憶，從校友王友琴的記述中得到證實，那是同學從木工房拿來的。誰提示或組織同學去拿的？誰決定這樣打校長？ 
四十一年後，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他保存卞校長血衣至今，確認我記憶中卞校長那天所穿衣服顏色樣式質地都沒記錯。根據幾位校友的文字回憶，後來卞仲耘被押到後邊小操場幹重活，我當時沒跟過去。再後來她又被押到宿舍樓裡受到各種折磨，因為樓道狹窄，從旁目擊者不多。 
在大操場上批鬥毆打校領導之後，她被帶到另外的地方，人群漸漸散去，原來押著我們「黑五類」的「紅五類」們也不見了。我和同班「黑五類」同學魏××、崔××和孫××趕快像往常一樣，躲到後院堆放生物課用的動物和人體骨骼模型的小屋，捧著《毛選》「避難」去了。 
第二天，從學校廣播（教室小喇叭）裡得知卞校長前一天被送進郵電醫院，宣告死亡。後來又得知，其實送進醫院前，已經死了。 
打死卞仲耘校长的是不是紅衛兵？ 
卞案爭議的又一焦點，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打死時，學校裡是否已經成立紅衛兵？卞校長是不是被紅衛兵打死的？這關乎後來宋彬彬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與卞仲耘之死有沒有關係。我可以肯定，師大女附中在七月三十一日前就有了紅衛兵。 
師大女附中因為學生「通天」，文革中事事聞風而動，不會落後。清華附中五月二十九日有了紅衛兵後，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四日和七月二十七日的三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都一一抄錄，在校園張貼。 
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表示支持的信，寫於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之間。八月一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當天，會議印發了毛的信及清華附中紅衛兵所寫的兩篇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 
如果說清華附中紅衛兵明確得到毛支持後，師大女附中直到到卞仲耘蒙難的八月五日，還沒有紅衛兵，不是掩人耳目，就是女附中局外人。再看另一方面，現已確認，師大女附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主義兵，七月三十一日已成立。該組織之所以這樣命名，是為了區別主流紅衛兵。僅以上述順序論，說八月五日師大女附中還沒成立紅衛兵，肯定與事實不符。 
至於現在想以「八一八」宋彬彬上天安門前還沒有現成的紅衛兵袖章為理由，證明八月五日師大女附中還沒有紅衛兵，打死卞仲耘與紅衛兵無關，更是牽強到完全站不住腳。當時物質匱乏，買布要布票，布票都在家長手裡把著過日子，學生一時半會兒弄不到布毫不奇怪。從事實看，八月四日我們班誰能動手打人，誰該被打，涇渭分明，與袖章毫無關係。 
一天之後的八月五日，誰有資格鬥黑幫，誰被帶到木工房拿桌椅腿，誰被押到操場上看以儆效尤，都有一定之規。一如十三天之後，那五十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紅衛兵代表，既不憑袖章，也絕不會靠抽籤或自願報名而定。 
早在六月二日停課之後，最初班文革核心小組成立，全由出身而定。最初的紅衛兵就是紅五類，紅五類是當然的紅衛兵，自然不過。到七月底八月初「對聯」一夜間貼遍北京城，出身決定一切，不是紅五類敢冒充紅衛兵的，輕則批鬥毆打，重則格殺勿論，與袖章毫無關係。 
紅衛兵宋彬彬與八一八毛澤東 
當然，說是紅黑涇渭分明，也不盡然。時有革幹子女，一夜變色，父母被揪出來，遂淪為黑五類，「好漢」變「混蛋」成了狗崽子。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蒙難這天，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指責劉少奇，明確提出黨中央還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當時國人並不知情，劉少奇鄧小平還是國家領導人。師大女附中開批判會，有人上臺發言，劉女、鄧女都在場，她們一如既往高喊「開會發言報出身！」直到八月十八日，劉少奇還站在天安門城樓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上午，毛澤東正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百萬紅衛兵。當看見螢屏上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頭頭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戴上紅衛兵袖章，我一時完全反應不過來——天上的毛澤東和我們學校的宋彬彬面對面說話？隨後，電視台解說員說「毛主席問『你叫什麼名字？』她說『宋彬彬』。毛澤東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她說『是』，毛主席說『要武嘛！』」這是「最高統帥」對毆打和殺戮表示認可的確鑿證明。毛澤東無疑是紅八月殺戮的元兇。 
毛與宋這段著名對話，迅速傳遍全國。此後，在北京，在全國各地，又有許許多多教育工作者，死在學生的拳腳棍棒之下，更多黑五類死於毒打。校友王友琴以歷史義工身份，用二十多年業餘時間，記錄包括卞仲耘校長在內的中國五百位以上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喪生經過。對王友琴所做的工作，我深懷欽敬之意。王友琴在為一九六六年師大女附中的學生挽回榮譽。 
宋彬彬應該走出毛的陰影 
綜上所述，並參看各方證詞與研究報告，可以得出如下看法﹕ 
一、直接動手殺死卞仲耘的是師大女附中的一群學生，而不是哪一個人，當然也不是宋彬彬一個人。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有極大嫌疑。 
二、直接動手導致卞仲耘死亡的一群人裡，紅五類占絕大多數。讓當時所有學生平攤直接動手殺人責任，或有意無意空談良知，僅僅為宋彬彬一人鳴冤，都與公義原則不符。 
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三位學生黨員劉進、宋彬彬、馬德秀共同貼出全校第一張大字報，全校以她們馬首是瞻，八月五日她們三位仍是學校裡具有令行禁止能力的人。她們是否參與群毆卞仲耘的組織和準備？尚無足夠證據。 
四、最近看到宋彬彬說卞仲耘被群毆時她在現場，沒有參與，還作了勸阻，對此說法，我作部分存疑。因為如果劉進、宋彬彬、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當時大喝一聲「不要打了！」以她們標誌性的地位和影響力，一定有很多同學會跟著制止打人，卞仲耘當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當時沒有人出來喝阻。 
五、師大女附中九十年校慶，專題是「光榮與夢想」。經中共中央判定文革是「十年浩劫」之後，宋彬彬與毛澤東的蒙太奇，竟被奉為「光榮」，是歷史大倒退。宋彬彬分享光榮不辭，分享恥辱就叫屈，是什么逻辑？ 
六、毋庸置疑，如果毛澤東不發動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師大女附中所有學生都會照常坐在教室上課，卞仲耘會在她的校長室辦公。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導致包括卞仲耘在內的兩百萬……也許高達三百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每一個案，都有直接責任者，應該不懈追究。毛澤東是這場殺戮的元凶和真兇，應首先追究。 
因此，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兇，不能不從毛澤東開始。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沾上毛澤東的邊，成為在全中國呼喚「要武」的符號，導致千萬人命喪黃泉。如果宋彬彬因此蒙受了什麼「冤屈」，理應先訴毛澤東，切斷與毛綁縛在一起的「光榮」紐帶，參與將毛請下天安門、請出紀念堂的義舉，宋彬彬才有望走出那張據說曾「讓她背黑鍋」，也曾「讓她無上榮光」的著名照片帶給她的一切陰影。 
（作者現任北美記者，本文為原稿摘要）

asd123 · 发表于 2012-1-17 18:05:49

第 102 楼 
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图) 
发表时间： 2010-11-06 10:17 　作者：伏生编者按：卞仲耘（1916年－1966年），女，安徽省无为县人；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長。1966年8 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文革時期，在北京第一个公开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她的非正常死亡使得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成为了有历史污和历史禁忌的学校。本文作者则为卞仲耘当时的学生。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 
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老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卞仲耘生前与丈夫王晶尧和四个子女。 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或者，从某个角度讲，我也是罪行参加者之一。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迈入中年。人到了这个岁数，许多时间是生活在回忆中。有的事情忘掉了，有的事情常常出现在梦中，有些事情却清晰得就象昨天发生的一样。那天打斗校长和打死卞仲耘的罪恶则历历在目。 1966年8月5号(实际上我已记不清具体日期，只是从王女士的文章中得到的确切日子)，阳光灿烂，我和同学正在校园里看大字报，忽然看到许多人往操场跑，边跑边嚷：“斗校长了﹗斗校长了﹗”我也随着人流往前跑，即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有热闹可看了。紧张的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不可测的担心。 操场上已有了一群人，只见几个高一姐姐班 (当时我们初一班和高一班为姐妹班) 的学生拿着大棒，押著校长、主任们从北教学楼里走了出来。校长们都长著脸沉默无语。只有胡志涛，瞪着眼睛，眼光中是恐怖和愤怒，斥责学生们的行为。她立刻挨了棒。接着，一个学生开始大声讲话。她说，这些黑帮分子在工作组的保护下躲在屋内，明为作检查，实际在享清福。今天我们就要打打他们的威风。说罢，几个学生拿来了剪刀，开始剪校长们的头发。我紧张得不行：这那里是在剪头﹗剪子尖戳着他们的头骨，剪子刃拉着他们的头皮。我虽然站得远，但也看到了血。 由于卞仲耘是党的书记，因此站在最前面。她低着头，牙关紧咬任凭学生们在她头上扎着、拉着。学生们又拿来了墨水，从校长们的头上倒下去。卞仲云灰白色的头发加着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 折腾完了，校长们被带到了操场东南角的一个平台上。这个台子原来是开会或上体育课为老师讲话用的。但从六月初开始，这里就成了进行“革命大辩论”和开批斗会的地方。校长们被强迫著跪在了台上还被强迫著说，“我是黑帮”。“不行﹗大声点﹗”校长们又挨了揍。当时教导主任汪玉冰跪在台子的西北角。她突然抬起头生撕力竭地大声哭叫道：“我是黑帮-------呜呜-----”那声音撕心裂肺。我看到她的眼泪横流，眼睛中满是悲苍和一丝渴望----对同情和怜悯的渴望。我心中不由一酸，我感觉她那灰白的头发，五短的身材，与我妈妈极为相似。我不敢再想下去，恐惧袭来：同情黑帮便会得到黑帮的同样下场﹗我恍恍忽忽的，一群人夹着我，呼著口号，跟着被扭著胳膊坐着“飞机”的一个校长开始了校园内的游行。 校长们在那群学生的皮带加大棒的拷打下开始了“劳动改造”。有的挑土，有的刷厕所。我溜到了校园西边的避静处想喘口气。我看到三、四个外校的女学生和 XXX---卞仲耘的私敌在看大字报。一个女学生说，“我可不敢看那些，血了胡叉的。”XXX说“反革命就该打﹗” 我离开她们往东走去，只见一个校长挑着土踉踉跄跄地小跑过来。后边一个女学生仍然叫道“快点儿，少偷懒﹗”一棒打来，那人站不稳，直向我跌过来。我赶紧推他一把，生怕他跌在我身上。我不想打他但也不敢扶他，只怕他的一身血脏了我的衣服。 再往东走，我看见七八个人在围观胡志涛洗厕所的茅坑盖。那盖是木头的，盖坑的一面由于尿和粪的腐蚀都朽了。盖上都是屎，她没有工具，只是徒手在那里扣擦。她的倔强劲已全无，只是一个劲叨叨：“好好好，我好好干活---”。再看旁边手持大棒监工的，竟是XX。一年多以前，我俩曾经是同一个体校的同学。那时她已是初二年级的中学生，而我正准备考中学。每次见了我，她总是拍一下我的头，说：“小孩﹗”体校活动完毕，我俩常常一起回家，天南海北，胡吹一通。待考上女附中后，我才知道她是学校的学习尖子。她的事迹还登在了当时的“中学生”杂志上。虽然后来我们没有了来往，但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真没想到她是如此 “历害”。正想着，一个学生跑来，同她低声嘀咕了几句。于是她宣布，她得走了。“谁来看着她？(指胡志涛)”没人吱声。她瞥了我一眼。“谁是红五类？”还是没人吭声。“不要害怕。”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第一眼时，我就有点紧张。生怕她把大棒给我。好歹我不是红五类，虽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但我也没有义务去打入。她看我第二眼时，我心里便踏实了许多：她认为我害怕，这总比不是红五类要强。并且，害怕的不是我一个，周围七、八个人，没一个人嗔喳的。于是，她把大棒交给了她旁边一个初二的同学。 校长们还在大棒，皮鞭下“劳改”著。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操场南面的宿舍楼中。我则溜出了校门。 我也不知怎样上的汽车，怎样回到了家里，怎样把学校里发生的事告诉了家人。我只记得家人都十分生气，一致指责我校学生的行为。 第二天我到了学校，见到了XXX。我俩本来不错，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自然谈到了昨天发生的事。我们俩一致认为，打校长是不对的。 不一会儿，我们集中到教室。自从文革开始，教室里的课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围。椅子摆在中间。当时许多同学也不常来学校了。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样子，自然，红五类坐在一堆，其它同学坐在另一堆。一会儿，教室里的有线喇叭响了，是革委会的刘进的声音。她说，卞仲云被斗后，由于天很热，加上她平时就有心脏病，因此，她心脏病发作，死了。这时XXX竟然表现得十分高兴，鼓掌、跺脚。我不知应该作何反应，因为十几分钟之前，她还说，打人是不对的呀？后来我听别的同学说，XXX也积极地参加了打校长的行列，虽然她不是红五类。而我的右手却开始感觉异常，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用它推了，或可以说打了一个校长，我也加入了 ---- 于是，我开始不止一次地对同学讲，我没打一下，只推了一把---- 其实，我这样作，纯粹是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本文为原稿摘要）

haoma1 · 发表于 2012-1-17 22:00:19

第 103 楼 
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图) 
发表时间： 2010-11-06 10:17 　作者：伏生编者按：卞仲耘（1916年－1966年），女，安徽省无为县人；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長。1966年8 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文革時期，在北京第一个公开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她的非正常死亡使得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成为了有历史污和历史禁忌的学校。本文作者则为卞仲耘当时的学生。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 
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老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卞仲耘生前与丈夫王晶尧和四个子女。 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或者，从某个角度讲，我也是罪行参加者之一。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迈入中年。人到了这个岁数，许多时间是生活在回忆中。有的事情忘掉了，有的事情常常出现在梦中，有些事情却清晰得就象昨天发生的一样。那天打斗校长和打死卞仲耘的罪恶则历历在目。 1966年8月5号(实际上我已记不清具体日期，只是从王女士的文章中得到的确切日子)，阳光灿烂，我和同学正在校园里看大字报，忽然看到许多人往操场跑，边跑边嚷：“斗校长了﹗斗校长了﹗”我也随着人流往前跑，即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有热闹可看了。紧张的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不可测的担心。 操场上已有了一群人，只见几个高一姐姐班 (当时我们初一班和高一班为姐妹班) 的学生拿着大棒，押著校长、主任们从北教学楼里走了出来。校长们都长著脸沉默无语。只有胡志涛，瞪着眼睛，眼光中是恐怖和愤怒，斥责学生们的行为。她立刻挨了棒。接着，一个学生开始大声讲话。她说，这些黑帮分子在工作组的保护下躲在屋内，明为作检查，实际在享清福。今天我们就要打打他们的威风。说罢，几个学生拿来了剪刀，开始剪校长们的头发。我紧张得不行：这那里是在剪头﹗剪子尖戳着他们的头骨，剪子刃拉着他们的头皮。我虽然站得远，但也看到了血。 由于卞仲耘是党的书记，因此站在最前面。她低着头，牙关紧咬任凭学生们在她头上扎着、拉着。学生们又拿来了墨水，从校长们的头上倒下去。卞仲云灰白色的头发加着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 折腾完了，校长们被带到了操场东南角的一个平台上。这个台子原来是开会或上体育课为老师讲话用的。但从六月初开始，这里就成了进行“革命大辩论”和开批斗会的地方。校长们被强迫著跪在了台上还被强迫著说，“我是黑帮”。“不行﹗大声点﹗”校长们又挨了揍。当时教导主任汪玉冰跪在台子的西北角。她突然抬起头生撕力竭地大声哭叫道：“我是黑帮-------呜呜-----”那声音撕心裂肺。我看到她的眼泪横流，眼睛中满是悲苍和一丝渴望----对同情和怜悯的渴望。我心中不由一酸，我感觉她那灰白的头发，五短的身材，与我妈妈极为相似。我不敢再想下去，恐惧袭来：同情黑帮便会得到黑帮的同样下场﹗我恍恍忽忽的，一群人夹着我，呼著口号，跟着被扭著胳膊坐着“飞机”的一个校长开始了校园内的游行。 校长们在那群学生的皮带加大棒的拷打下开始了“劳动改造”。有的挑土，有的刷厕所。我溜到了校园西边的避静处想喘口气。我看到三、四个外校的女学生和 XXX---卞仲耘的私敌在看大字报。一个女学生说，“我可不敢看那些，血了胡叉的。”XXX说“反革命就该打﹗” 我离开她们往东走去，只见一个校长挑着土踉踉跄跄地小跑过来。后边一个女学生仍然叫道“快点儿，少偷懒﹗”一棒打来，那人站不稳，直向我跌过来。我赶紧推他一把，生怕他跌在我身上。我不想打他但也不敢扶他，只怕他的一身血脏了我的衣服。 再往东走，我看见七八个人在围观胡志涛洗厕所的茅坑盖。那盖是木头的，盖坑的一面由于尿和粪的腐蚀都朽了。盖上都是屎，她没有工具，只是徒手在那里扣擦。她的倔强劲已全无，只是一个劲叨叨：“好好好，我好好干活---”。再看旁边手持大棒监工的，竟是XX。一年多以前，我俩曾经是同一个体校的同学。那时她已是初二年级的中学生，而我正准备考中学。每次见了我，她总是拍一下我的头，说：“小孩﹗”体校活动完毕，我俩常常一起回家，天南海北，胡吹一通。待考上女附中后，我才知道她是学校的学习尖子。她的事迹还登在了当时的“中学生”杂志上。虽然后来我们没有了来往，但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真没想到她是如此 “历害”。正想着，一个学生跑来，同她低声嘀咕了几句。于是她宣布，她得走了。“谁来看着她？(指胡志涛)”没人吱声。她瞥了我一眼。“谁是红五类？”还是没人吭声。“不要害怕。”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第一眼时，我就有点紧张。生怕她把大棒给我。好歹我不是红五类，虽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但我也没有义务去打入。她看我第二眼时，我心里便踏实了许多：她认为我害怕，这总比不是红五类要强。并且，害怕的不是我一个，周围七、八个人，没一个人嗔喳的。于是，她把大棒交给了她旁边一个初二的同学。 校长们还在大棒，皮鞭下“劳改”著。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操场南面的宿舍楼中。我则溜出了校门。 我也不知怎样上的汽车，怎样回到了家里，怎样把学校里发生的事告诉了家人。我只记得家人都十分生气，一致指责我校学生的行为。 第二天我到了学校，见到了XXX。我俩本来不错，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自然谈到了昨天发生的事。我们俩一致认为，打校长是不对的。 不一会儿，我们集中到教室。自从文革开始，教室里的课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围。椅子摆在中间。当时许多同学也不常来学校了。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样子，自然，红五类坐在一堆，其它同学坐在另一堆。一会儿，教室里的有线喇叭响了，是革委会的刘进的声音。她说，卞仲云被斗后，由于天很热，加上她平时就有心脏病，因此，她心脏病发作，死了。这时XXX竟然表现得十分高兴，鼓掌、跺脚。我不知应该作何反应，因为十几分钟之前，她还说，打人是不对的呀？后来我听别的同学说，XXX也积极地参加了打校长的行列，虽然她不是红五类。而我的右手却开始感觉异常，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用它推了，或可以说打了一个校长，我也加入了 ---- 于是，我开始不止一次地对同学讲，我没打一下，只推了一把---- 其实，我这样作，纯粹是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本文为原稿摘要）

453139594 · 发表于 2012-1-18 01:54:49

第 104 楼 
人生简历 
　　卞仲耘 
卞仲耘（1916—1966），1916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女，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6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宋彬彬（宋要武）参与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1937年初夏，卞仲耘高中毕业，当了3个月的小学教师，一边补习中、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　　1938年春天，卞仲耘随同安徽省芜湖女中师生迁移到长沙，倾向进步的卞仲耘来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抗大学习的请求，当场填写了表格，她很快来到了武汉投身抗日宣传，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但是卞仲耘希望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热忱给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党组织将她作为培养对象，经历武汉会战后，卞仲耘所在战地服务团进入国民党第31师进行宣传，逐渐转至大别山区。战地服务团中有许多中共党员，他们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卞仲耘。　　进入1940年，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军队中无法坚持。卞仲耘打算继续上学深造，遂考入已迁移到陕南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1941年，她在那里加入了中共党组织。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的解放区。　　建国后，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中共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　　1966年夏，卞仲耘被红卫兵（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学生）打死时，50岁的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同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编辑本段遇难经过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西城区，是该市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由于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的；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 
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被毛泽东“赞扬”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就取代原校领导，开始掌管学校。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物件。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卞仲耘的“罪状”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第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即便是由这么一个军事政变，那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副校长知道。在当时，没有人敢质疑，没有人能辩解。第二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类似这样荒诞的“罪名”还有很多。例如，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等等。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的大字报，这样写道：『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 
死亡“前奏”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卞仲耘受尽凌辱和摧残。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黑幕”降临 
　　卞仲耘遇害时的遗体照片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　　因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锺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　　当时丈夫王晶尧买了一部相机，为她拍摄血迹斑斑的遗照。　　三十多年后，王晶尧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台“神州穿梭”节目采访时表示：“当时，北京正值夏天，最热的时候，不要说是一个饱受摧残和虐待的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儿来。”　　在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邓榕等人的虎视眈眈下，医生开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书；最终，王晶尧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提及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杀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脚踢卞仲耘的头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诒和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领导人的女儿，此人曾在电视节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亲在文革受到的对待而“鸣冤”。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该校没有设置校长职位），和其他四位学校负责人一起，被该校红卫兵揪到大操场上，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劳改的同时，又被乱棒横扫，个个遍体鳞伤。她们还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推进厕所里，当头淋了屎尿。宿舍楼的白色墙上，留下她们的斑斑血迹。卞仲耘在副校长中排名第一，被视为‘黑帮头子’，被殴打最重。经过三个小时折磨，到下午五时左右，卞仲耘已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台阶上，仍然有红卫兵继续踢她的肚子，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物，大声咒骂她‘装死’。　　卞仲耘被放在一辆平时运送垃圾的手推车上，不能动弹。红卫兵还在继续批斗其他的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手推车旁，另一副校长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的卞仲耘，两条骼膊红肿，布满伤痕，眼睛睁开，瞳孔放散，毫无反应，只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就告诉在场红卫兵，卞校长恐有生命危险，应当送医院。红卫兵怒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押了起来。到了七点多钟，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北京市委，终于把卞仲耘送到马路对面的邮电部医院。这时，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盖住，上面还压了一把大扫帚。医生检查时，卞的尸体已经僵硬，死亡多时了。这就是全国第一个无端被暴力毁灭的无辜者！　　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疲带，臂缠袖章，一副典型的红卫兵装束’。　　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当时还有所顾忌——半月后，暴力猛然膨胀，打死人不但不须掩饰，更成为炫耀、吹牛的本钱。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能让妻子惨死之后，再遭无礼切割。最后，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医院开具的卞仲耘死亡证明书上，但在死因一栏，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以上是卞仲耘好友王友琴记录的卞仲耘遇难经过） 
编辑本段艰难控诉 
　　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伤痛四十年》(2006) 
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　　1976年，毛泽东病故，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　　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　　但同时，王晶尧也开始设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　　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并控告一个曾因跟人私怨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制造伪证的外校人员，以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　　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编辑本段家庭状况 
　　卞仲耘与丈夫王晶垚生有四个孩子，一男三女。　　王晶垚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卞仲耘死后，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垚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120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用黑墨写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时间停摆在3点40分，1966年8月5日3点40分。一年后，王晶垚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秘密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鲜花。　　2006年1月27日，摄影家贺延光访问已经85岁的王晶垚，尽管当时距卞仲耘遇害已过去整整四十年，王晶垚面对前妻卞仲耘的遗像，仍不禁黯然神伤；贺延光以相机记录下这一时刻，这便是其代表作之一《伤痛四十年》。 
编辑本段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殉难40周年 
　　作者：林莽　　悲逢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殉难四十周年之际，她的老战友和丈夫王晶尧先生约我写一篇实录，以资纪念。　　卞氏乃北京文革罹难之首者。继其后，全国又有千千万万无辜者惨遭迫害。此实我国自古未有的空前浩劫！我作为当日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能不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奋起秉笔直书，仅欲言予幸存世上的未亡人。　　1966年6月初文革工作组进校后，某日中午下班时分，我经过校门口的会客室，看见卞仲耘、胡志涛两位副校长及其他几位校领导在里面，可能是在开完批判他们的会后，呆在那里等学生走完再走。有一印象给我很深，那就是卞仲耘校长脸上的笑容。我心想：“这时，她还能面带笑容，可见压力不大，比我这个右派强。”而工作组进校第二天就叫我去听训示：“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上午可以在图书馆工作，下午打扫大操场及全校男女厕所……”我听了，心情是沉重的。　　没想到，时间未隔多久，情况却有了变化。　　工作组被撤消了，这对我关系不大，而对卞仲耘她们，则至关重要。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运动搞得不红火。浮皮蹭痒地批了批校领导，没有搞出什么结果。应按十六条办事：“……要放手发动群众，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尊重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条最高指示一下来，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果然红红火火起来了。　　那是8月5日的下午，我在实验楼底层图书室，忽然听见从窗外大操场上传来乱嘈嘈的人群声，还有一种金属的敲击声，嘈杂声中还夹杂着一种嚎叫声，越来越响。显然是人群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上来，离我们这实验楼越来越近了。小操场就在这座楼的前面。我赶快跑到窗户边，打开纱窗，把头伸出窗外。窗外的景象使你目瞪口呆，使你毛骨悚然。你简直不敢相信，这种场面是怎样精心策划出来的：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两个眼珠子的转动就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当她开口出声时，可以看见雪白的牙齿，露出了一副门牙，这样的丑化她是一种卑劣的行为。更为卑劣的是还强迫她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这几句话喊完之后，又再重复，来回喊。每喊一句，就用右手握着的短棍敲一下左手上拿着的铁畚箕，发出破锣的声音。在她后面跟着的是副校长胡志涛，她的脸也被涂得漆黑。她和卞仲耘不同的地方，只是她拿的不是铁畚箕，而是一个破脸盆，敲在上面的声音要比铁畚箕响得多。她嘴里喊出来的话，内容与卞仲耘喊的差不多，只是各人报自己的姓名和职位不同罢了。再后面是副校长、教导主任、副主任，除了一个副校长和一个副主任是男的，其他三人都是女的。男副校长的喊话，多了一句：“我是走狗，应该砸烂我的狗头。”在这一行被勒令游斗的走资派两旁，都有红卫兵押着，都是女学生，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着长枪，是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他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像敲在木盒上一样，发出乾裂的声响。于是，那个挨了棍敲的或受了枪杵的立即放大嗓门拼命地喊。往往喊不了两句，声音又小了，于是又打，又大喊，实际上是在嚎叫。嚎到这时分，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那个患有高血压症的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难道棍子的威力能叫一个沙哑的喉咙发出响亮的喊声来？女红卫兵也对她们狂喊着。这个喊，那个也喊，一片嘈杂，听不清喊些什么，大抵也就是命令她们喊响些吧？“走资派”实在无力遵从这种无法履行的要求，这便气坏了红卫兵，她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走资派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这种尖锐的叫唤声，连我立在楼内也听得刺耳，令人寒心。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那一倒下，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居然自称“老子”了。我以为既然倒下，吓唬吓唬这个女书记就算了，没想到红卫兵，而且是女的会这么狠！她们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红卫兵大概是踢累了，才收住脚。　　虽然不踢了，她们还要创造性地喊出这样的口号：“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便出现这样一个场面，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那气势真够雄伟。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好像识破天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的不就是这种精神吗？这一场游斗的全部过程，都是杰出的、精心的首创制作，这不是首创是什么？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这样的记载。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可称得上是最深刻的体会。四十年过去，从来我都以为是红卫兵过火；四十年过后的今天，历史的久经琢磨终于让我认识到，是谁教导红卫兵这样做。　　这时，她们坐下来休息了，打人打累了，骂人骂渴了。有人买来整整一纸箱冰棍。不知她们在高谈阔论些什么，也听不清。而她们嘻嘻哈哈，而这笑声使我觉得她们已经不是女孩子。看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像个女孩子吗？一道最高指示一下来，她们就变成了这样，还要美其名曰，这是闹“文化大革命”。　　校领导人饱受皮肉之苦后，红卫兵又命令他们劳动改造。小操场左侧，有一小堆砖，砖旁边有一小堆沙。这叫什么劳动改造？只是让他们把砖和沙搬的搬，抱的抱，移到右侧去，移完了，又让他们再移到左边来。这样来回地搬着，这不是拿人来折腾吗？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来跟着搬。她哪迈得开步子？只是一踮一踮地蹭着走。　　我也不敢久躲在窗后看，想起我打扫厕所的任务，便赶快离开实验楼。刚打扫完一个女厕所，从里面走出来就碰见一个女红卫兵，她对我厉声说：“跟我走！”我跟在她后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跟她去干什么？一直走到女生宿舍，进了东边侧门，刚进门，却看见盥洗室外北墙边，站着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撑不住自己，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壁。这时，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衬衫上有血迹，后来，才从传闻中听说，原来打她们的棍子头端是钉着铁钉的。　　红卫兵命令我：“拿把笤帚来，交给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扫女厕所。当我从门背后拿出一把笤帚交给她，她也试图来接，还没来得及接住，手一离开墙壁，就晕倒在地上了。双目紧闭，不住地呻吟。女红卫兵对她大声吼：“你又装死！起来！”　　她起不来了！　　另一个女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实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离开。　　没过多久，那个女红卫兵来到图书室，又来叫我跟她走。这次却是跟她走到女生宿舍正门。刚进正门，却看见卞仲耘仰身躺在正门台阶上。红卫兵勒令我和先到那儿的校工老白，一同把卞仲耘抬上她身旁的手推平板车。我刚抬起她的双脚，围观的女红卫兵们朝着我哈哈大笑起来。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嘲笑一个活着的右派，抬一个将死的走资派吗？我受不了这样的嘲弄，我也不忍目睹卞仲耘临死之前的惨状。她的两个眼珠向上翻滚，口吐白沫，浑身湿透，抽搐不止。“老卞呀！我真不忍看到你这样的悲惨的结局！”于是，我愤然放下她的双脚，大声说：“我决不抬！”即转身走开。红卫兵追上我，骂了一句：“妈的！”用穿着军靴的脚踢了我一下。　　反思当日，假如红卫兵不准我离开，而我又坚决拒绝抬尸，那我就会倒于乱棍之下，多死一个，这是完全可能的。师大女附中是一所特殊的女子学校，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因而女红卫兵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她们打死一个卞仲耘，不过是小试牛刀，体现一下不怕出乱子的胆识，做出首例示范，从而起到推广全国各地的作用。　　全国打死的人无数，上至元帅、将军，下至平民百姓，一概都打，毫不在乎。多死一个，少死一个，又何足道哉！

haoma1 · 发表于 2012-1-18 05:49:20

第 105 楼 
国军前线血衣裳 
有人陕北扩充忙 
天下已定谁称王 
欺世盗名登龙床

asd123 · 发表于 2012-1-18 09:43:50

第 106 楼 
转至第3楼第 3 楼孔欧米伽 2011/12/7 12:09:03 的原帖：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得出来！

453139594 · 发表于 2012-1-18 13:38:20

第 107 楼 
...

bbsadmin00 · 发表于 2012-1-18 17:32:50

第 108 楼 
转至第105楼第 105 楼长津英豪 2011/12/7 18:18:14 的原帖： 
国军前线血衣裳 
有人陕北扩充忙 
天下已定谁称王 
欺世盗名登龙床 
神州赤县光复时 
臭名昭著遗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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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文革时，祖孙二人被活埋，连头顶的泥土都不会蠕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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