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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坏蛋

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11〕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
　　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
　　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12〕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
　　〔13〕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14〕，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15〕。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16〕，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17〕，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18〕，还有明帝曹叡〔19〕，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不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20〕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21〕（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22〕；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23〕，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24〕，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25〕。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26〕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27〕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
　　〔28〕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
　　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
　　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29〕，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30〕。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
　　〔31〕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32〕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
　　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33〕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34〕，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35〕。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36〕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髪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37〕——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38〕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39〕。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40〕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
　　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41〕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42〕，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43〕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
　　〔44〕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45〕。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46〕和阮籍〔47〕。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48〕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49〕。
　　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50〕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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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a/200808

蓝蓝的天

。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51〕。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
　　〔52〕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53〕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54〕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55〕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56〕，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57〕，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58〕。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
　　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59〕，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60〕，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
　　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61〕，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62〕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
　　〔63〕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64〕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65〕——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
　　刘勰〔66〕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67〕。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
　　〔68〕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
　　〔69〕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70〕。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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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2〕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　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作者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作者后来说过：
　　“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濬信）他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3〕黄巾　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汉灵帝中平元年（184）起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但后来终于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4〕董卓（？—192）　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军阀。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政。献帝初平元年（190），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联合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献帝迁都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他在离洛阳时，焚烧宫殿府库民房，二百里内尽成墟土；又驱数百万人口入关，积尸盈途。在他被杀以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长安，焚掠屠杀，人民受害甚烈。
　　〔5〕党锢　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僚，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学生互通声气，议论朝政，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人结党为乱，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狱，株连二百余人。以后又于灵帝建宁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捕杀党人，更诏各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才下诏将他们赦免。
　　这件事，史称“党锢之祸”。
　　〔6〕曹操（155—220）　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举孝廉，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汉后追尊为武帝。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欢延揽文士，奖励文学，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后人把他的诗文编为《魏武帝集》。
　　〔7〕《三国志演义》　即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著。书中将曹操描写为“奸雄”。
　　〔8〕严可均（1762—1843）　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清嘉庆举人，曾任建德教谕。他自嘉庆十三年（1808）起，开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历二十余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编辑为十五集，总计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三卷，并以为原书题名不能概括全书，故将书名改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原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由黄冈王毓藻刊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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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福保（1874—1952）　字仲祜，江苏无锡人。清末肄业江阴南菁书院，后习医，曾至日本考察医学，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他所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收作者七百余人，依时代分为十一集，总计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10〕刘师培（1884—1919）　一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
　　清末曾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常在《民报》发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后来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出卖革命党人。入民国后，他又依附袁世凯，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组织筹安会，竭力赞助袁世凯窃国称帝的阴谋。他的著作很多，《中国中古文学史》是他在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所编的讲义，后收入《刘申叔遗书》中。
　　〔11〕《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并无篡汉的意思，内有“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话。
　　〔12〕《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谢承《后汉书》：“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设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门留二百钱，姊使人追索还之，丹不得已受之。闻里中刍藁童仆更相怒曰：‘言汝清高，岂范史云辈而云不盗我菜乎？’丹闻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竖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钱去。”按范丹（112—185），一作范冉，字史云，后汉陈留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人。
　　〔13〕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二十二年（217）下求贤令，又于建安十九年（214）令有司取士毋废“偏短”，每次都强调以才能为用人的标准。《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五年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又裴注引王沈《魏书》所载二十二年令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14〕“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　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英雄记》载曹操《董卓歌》：“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按郑康成（127—200），名玄，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经学家，其生存时代较曹操约早二十余年。
　　〔15〕曹操的遗令，散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其他古书中，严可均缀合为一篇，收入《全三国文》卷三，其中有这样的话：
　　“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按指诸妾）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宫所得绶（印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16〕陆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诗人。他评曹操的话，见萧统《文选》卷六十《吊魏武帝文》：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唐代李善注：“言裘绂轻微何所有，而空贻尘谤而及后王。”
　　〔17〕曹丕（187—226）　字子桓，曹操的次子（按操长子名昂字子修，随操征张绣阵亡，故一般都以曹丕为操的长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即魏文帝。他爱好文学，创作之外，兼擅批评，所著《典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已佚，严可均《全三国文》内有辑佚一卷。其中《论文》篇论各种文体的特征说：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又论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18〕曹植（192—232）　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曾封东阿王，后封陈王，死谥思，后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代重要诗人之一，流传下来的著作，以清代丁晏所编的《曹集诠评》搜罗较为完备。
　　〔19〕曹叡（204—239）　字元仲，曹丕的儿子，即魏明帝。
　　〔20〕《文选》　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编选。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曹丕《典论·论文》，见该书第五十二卷。
　　〔21〕“为艺术而艺术”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T．Gautier）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艺术作品的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22〕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　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23〕文章小道　曹植《与杨德祖（修）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24〕曹植早年以文才为曹操所爱，屡次想立他为太子；他也结纳杨修、丁仪、丁廙等为羽翼，在曹操面前和曹丕争宠。但他后来因为任性骄纵，失去了曹操的欢心，终于未得嗣立。到了曹丕即位以后，他常被猜忌，更觉雄才无所施展。明帝时又一再上表求“自试”，希望能够用他带兵去征吴伐蜀，建功立业，但他的要求也未实现。
　　〔25〕“建安七子”　这个名称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马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后人据此便称孔融等为“建安七子”。按孔融（153—208），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为北海相，太中大夫。陈琳（？—217），广陵（今江苏江都）人，曾任司空（曹操）军谋祭酒。王粲（177—217），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曾任丞相（曹操）军谋祭酒、侍中。徐干（171—217），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五官将（曹丕）文学。阮瑀（？—212），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应瑒（？—217），汝南（今河南汝南）人，曾任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刘桢（？—217），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曾任丞相掾属。
　　〔26〕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论孔融的文章说：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按“建安七子”中，陈琳等都是曹操门下的属官，只有孔融例外；在年龄上，他比其余六人约长十余岁而又最先逝世，年辈也不相同。他没有应酬和颂扬曹氏父子的作品，而且还常常讽刺曹操。《后汉书·孔融传》载：‘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不私纳袁熙（按为袁绍子）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引孔融与曹操论酒禁书，其中有“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等语。
　　〔27〕“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见曹操的《短歌行》。杜康，相传为周代人，善造酒。
　　〔28〕关于曹操杀孔融的经过，《后汉书·孔融传》说：“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搆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
　　‘……（融）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又《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内载曹操宣布孔融罪状的令文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瓦器，寄盛其中。
　　又言若遭饿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29〕祢衡（173—198）　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他很有文才，与孔融、杨修友善，曾屡次辱骂曹操；因为他文名很大，曹操虽想杀他而又有所顾忌，便将他送到刘表处去，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死时年二十六。
　　〔30〕何晏（？—249）　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曹操的女婿。齐王曹芳时，曹爽执政，用他为吏部尚书，后与曹爽同时被司马懿所杀。《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31〕关于何晏搽粉的事，《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鱼豢《魏略》说：“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但晋代人裴启所著《语林》则说：“（晏）美姿仪，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既炎，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洁，帝始信之。”
　　〔32〕关于何晏服药的事，《世说新语·言语》载：“何平叔云：
　　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按当作秦承祖）《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又隋代巢元方《诗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篇说：“皇甫（谧）云：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曰仲景（张机）。……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
　　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
　　〔33〕巢元方　隋炀帝大业中，为太医博士，奉诏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关于寒食散的服法与解法，详见该书卷六《寒食散发候》篇。
　　〔34〕“扪虱而谈”　这是王猛的故事。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说：“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35〕葛洪（约283—363）　字稚川，句容（今江苏句容）人。
　　《晋书·葛洪传》说他“为人木讷，不好荣利，……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所著《抱朴子》，共八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时政人事。关于服散的记载，见该书内篇。
　　〔36〕关于服散作假的事，《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
　　‘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37〕关于闻讳而哭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桓南郡（桓玄）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王忱）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
　　‘灵宝（桓玄小名）故自达。’”按桓玄的父亲名温，所以他听见王忱叫人温酒便哭泣起来。
　　〔38〕王弼（226—249）　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
　　王粲的族孙。《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夏侯玄（209—254），字太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说：“（玄）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正始初，曹爽辅政。玄，爽之姑子也。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顷之，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
　　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后，他也为司马师所杀。
　　〔39〕“正始名士”　《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下梁刘孝标注：“宏（彦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按正始（240—249），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
　　〔40〕《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学士的言谈风貌轶事等。有南朝梁刘孝标所作注释。今传本共三卷，三十六篇。按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爵为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
　　〔41〕司马懿（179—251）　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
　　人。初为曹操主簿，魏明帝时迁大将军。齐王曹芳即位后，他专断国政；死后其子司马昭继为大将军，日谋篡位。咸熙二年（265），昭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按夏侯玄是被司马师所杀，作者误记为司马懿。
　　〔42〕“解散方”　《唐书·经籍志》著录《解寒食散方》十三卷，徐叔和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解寒食方》十五卷，徐叔向撰。
　　〔43〕皇甫谧（215—282）　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
　　人。晋朝初年屡征不出，著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等。
　　《晋书·皇甫谧传》载有他的一篇上司马炎疏，其中自述因吃散而得到的种种苦痛说：“臣以?弊，迷于道趣。……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瀍，或类伤寒，浮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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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见出，妻息长诀。”
　　〔44〕关于拔剑逐蝇的故事，《三国志·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王）思又性急，尝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蝇，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按清代张英等所编《渊鉴类函》卷三一五《褊急》门载王思事，有“思自起拔剑逐蝇”的话，但未注明引用书名。按王思，济阴（今山东定陶）人，正始中为大司农。
　　〔45〕“竹林七贤”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内附述嵇康事略，裴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亦有一则，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参看本篇注〔39〕。
　　〔46〕嵇康（223—262）　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人，诗人。《晋书·嵇康传》说：“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服药）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他的著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
　　〔47〕阮籍（210—263）　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诗人，与嵇康齐名。仕魏为从事中郎、步兵校尉。《晋书·阮籍传》说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又说：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的著作，现存《阮籍集》十卷。
　　〔48〕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仕魏为建威参军。
　　著有《酒德颂》，托言有大人先生，“止则操巵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在他的面前“陈说礼法”，而他“方捧?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麦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49〕关于阮籍能为青白眼，见《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他的母亲死了，“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雠。”
　　〔50〕“口不臧否人物”　见《晋书·阮籍传》：“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51〕晋代常有子呼父名的例子，如《晋书·胡母辅之传》：“辅之正酣饮，谦之（辅之的儿子）门规而厉声曰：‘彦国（辅之的号），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
　　又《王蒙传》：“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耶！’”〔52〕关于刘伶裸形见客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
　　‘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所记略同。
　　〔53〕《大人先生传》　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来抒写自己胸怀的一篇文章。这里所引的三句是“大人先生”所作的歌。
　　〔54〕关于阮籍借醉辞婚的故事，《晋书·阮籍传》载：“文帝（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55〕颜延之（384—456）　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人，南朝宋诗人。《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下，李善注引颜延之的话：“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
　　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56〕《难自然好学论》　嵇康为反驳张邈（字辽叔）的《自然好学论》而作的一篇论文。
　　〔57〕管叔蔡叔　是周武王的两个兄弟。《史记·管蔡世家》说：
　　“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按禄父为武庚之名），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嵇康的《管蔡论》为管、蔡辩解，说“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周公践政，率朝诸侯。……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
　　〔58〕《与山巨源绝交书》　山巨源，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205—283），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他在魏元帝（曹奂）景元年间投靠司马昭，曾任选曹郎，后将去职，欲举嵇康代任，康作书拒绝，并表示和他绝交，书中自说不堪受礼法的束缚，“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后来嵇康受朋友吕安案的牵连，钟会便乘机劝司马昭把他杀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叙述他被杀的经过说：“大将军（司马昭）尝欲辟（征召）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叹曰：‘雅音于是绝矣！’时人莫不哀之。”按杀嵇康的是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
　　〔59〕裴頠（267—300）　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
　　晋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迁尚书左仆射，后为司马伦（赵王）所杀。《晋书·裴頠传》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60〕孙盛　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曾任桓温参军，长沙太守。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他的《老聃非大贤论》，批评当时清谈家奉为宗主的老聃，用老聃自己的话证明他的学说的自相矛盾，不切实际，从而断定老聃并非大贤。
　　〔61〕何曾（197—278）　字颖考，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司马炎篡魏，他因劝进有功，拜太尉，封公爵。《晋书·何曾传》说：
　　“时（按当为魏高贵乡公即位初年）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
　　曾面质籍于文帝（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
　　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母丧）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驀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耶！’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62〕“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二句，见《庄子·田子方》：
　　“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据唐代成玄英注：温伯，字雪子，春秋时楚国人。鲁迅误记为季札。
　　〔63〕阮籍不愿儿子效法自己的事，见《晋书·阮籍传》：
　　“（籍）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又《世说新语·任诞》也载有此事。按阮咸，字仲容，阮籍兄阮熙之子。
　　〔64〕嵇康怠慢钟会，见《晋书·嵇康传》：“（康）性绝巧而好锻（打铁）。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
　　又说：“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按钟会（225—264），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司马昭的重要谋士，官至左徒。魏常通乡公景元三年（262）拜镇西将军，次年统兵伐蜀，蜀平后谋反，被杀。
　　〔65〕《家诫》　见《嵇康集》卷十。鲁迅所举的这几条的原文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尖，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坐视必见曲直，傥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又慎不须离楼，强劝人酒，不饮自己；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据鲁迅校本）按嵇康的儿子名绍，字延祖，《晋书·嵇绍传》说他“十岁而孤”。
　　〔66〕刘勰（？—约520）　字彦和，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南朝梁文艺理论家。著有《文心雕龙》。这里所引的两句，见于该书《才略》篇。
　　〔67〕陶潜（约372—427）　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曾任彭泽令，因不满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虚伪，辞官归隐。著作有《陶渊明集》。梁代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五四”以后又常被人称为“田园诗人”。
　　他在《乞食》一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又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无履，弘从人脱履以给之。弘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众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采菊东篱下”句见他所作的《饮酒》诗第五首。
　　〔68〕陶潜的《述酒》诗，据南宋汤汉的注语，以为它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注语中说：“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授张伟使酖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
　　……予反复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见《陶靖节诗注》卷三）
　　〔69〕墨子（约前468—前376）　名翟，鲁国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他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提倡“兼爱”的学说。现存《墨子》书中有《兼爱》上中下三篇。杨子，指杨朱，战国时代思想家。他的学说的中心是“为我”，《孟子·尽心》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没有著作留传下来，后人仅能从先秦书中略知他的学说的大概。
　　〔70〕陶潜诗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中说：“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又《与子俨等疏》中说：“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等等。




小杂感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2〕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约翰穆勒〔3〕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
　　〔4〕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
　　〔5〕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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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蓝的天

，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杨朱无书。
　　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
　　创作是有社会性的。
　　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
　　但遇到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
　　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6〕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九月二十四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
　　〔2〕犬儒　原指古希腊昔匿克学派（Cynicism）的哲学家。他们过着禁欲的简陋的生活，被人讥诮为穷犬，所以又称犬儒学派。这些人主张独善其身，以为人应该绝对自由，否定一切伦理道德，以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一切。作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致章廷谦信中说：“犬儒＝Cynic，它那‘刺’便是‘冷嘲’。”
　　〔3〕约翰穆勒（J．S．Mill，1806—1873）　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4〕这里所说的“演讲录”，指当时不断编印出售的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人的演讲集。作者在写本文后第二天（九月二十五日）致台静农信中说：“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他们当时在各地发表的演讲，内容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的演讲很不相同：政变以前，他们不得不口是心非地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变以后，他们便显露出真实面目，竭力鼓吹反苏、反共、压迫工农。
　　〔5〕“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　也是指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派。“如昨日死”是引用曾国藩的话：“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从后种种如今日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广州《民国日报》就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反共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也引用曾国藩的这句话，其中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所应负之责任益大且难，这真要我们真诚的不妥协的非投机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联合。”
　　〔6〕“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语见《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前206）十月，沛公（刘邦）兵遂先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阳……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又《汉书·刑法志》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再谈香港


　　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点了。这回却比前两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为曾在《创造月刊》上王独清先生的通信〔2〕中，见过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的威武：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而我是有十只书箱在统舱里，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的。
　　看看挂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说是一种经历，但我又想，这代价未免太大了，这些行李翻动之后，单是重行整理捆扎，就须大半天；要实验，最好只有一两件。然而已经如此，也就随他如此罢。只是给钱呢，还是听他逐件查验呢？倘查验，我一个人一时怎么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当日无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来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关！开箱子去！”
　　我拿了钥匙，走进统舱，果然看见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在箱堆旁站着。我告诉他这里面是旧书，他似乎不懂，嘴里只有三个字：
　　“打开来！”
　　“这是对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识的我的话呢。”
　　自然打开来，于是靠了两个茶房的帮助，打开来了。
　　他一动手，我立刻觉得香港和广州的查关的不同。我出广州，也曾受过检查。但那边的检查员，脸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话。每一包纸或一部书，抽出来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乱。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两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
　　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开来！”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试一试罢。
　　两块。”我原也肯多给几块的，因为这检查法委实可怕，十箱书收拾妥帖，至少要五点钟。可惜我一元的钞票只有两张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时还不肯献出去。
　　“打开来！”
　　两个茶房将第二箱抬到舱面上，他如法泡制，一箱书又变了一箱半，还撕碎了几个厚纸包。一面“查关”，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减到七元，即不肯再减。其时已经开到第五箱，四面围满了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
　　箱子已经开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罢，我想着，便停止了商议，只是“打开来”。但我的两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厌倦了似的，渐渐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箧，每箱只抽二三十本书，抛在箱面上，便画了查讫的记号了。其中有一束旧信札，似乎颇惹起他们的兴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过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开了一箱罢，他们便离开了乱书堆：这就是终结。
　　我仔细一看，已经打开的是八箱，两箱丝毫未动。而这两个硕果，却全是伏园〔3〕的书箱，由我替他带回上海来的。至于我自己的东西，是全部乱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园真福将也！而我的华盖运却还没有走完，噫吁唏……”我想着，蹲下去随手去拾乱书。拾不几本，茶房又在舱口大声叫我了：
　　“你的房里查关，开箱子去！”
　　我将收拾书箱的事托了统舱的茶房，跑回房舱去。果然，两位英属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铺盖已经掀得稀乱，一个凳子躺在被铺上。我一进门，他们便搜我身上的皮夹。我以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将里面的两张十元钞票一看，便交还我了。还嘱咐我好好拿着，仿佛很怕我遗失似的。
　　其次是开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开了十来件，乱堆在床铺上。其次是看提篮，有一个包着七元大洋的纸包，打开来数了一回，默然无话。还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却不被发见，漏网了。其次是看长椅子上的手巾包，内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铜子数十枚，看完之后，也默然无话。其次是开衣箱。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锁匙略迟，同胞已经捏着铁签作将要毁坏铰链之势，幸而钥匙已到，始庆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还是照例的抖乱，不在话下。
　　“你给我们十块钱，我们不搜查你了。”一个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说。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来，要交给他。但他不接受，回过头去再“查关”。
　　话分两头。当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时，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网篮。但那检查法，和在统舱里查书箱的时候又两样了。那时还不过捣乱，这回却变了毁坏。他先将鱼肝油的纸匣撕碎，掷在地板上，还用铁签在蒋径三〔4〕君送我的装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叶的瓶上钻了一个洞。一面钻，一面四顾，在桌上见了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从白塔寺买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的。事后一量，连柄长华尺五寸三分。然而据说是犯了罪了。
　　“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来，指着向我说。
　　我不答话，他便放下小刀，将盐煮花生的纸包用指头挖了一个洞。接着又拿起一盒蚊烟香。
　　“这是什么？”
　　“蚊烟香。盒子上不写着么？”我说。
　　“不是。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来，嗅着。后来不知如何，因为这一位同胞已经搜完衣箱，我须去开第二只了。这时却使我非常为难，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书籍，是极其零碎的东西：照片，钞本，自己的译稿，别人的文稿，剪存的报章，研究的资料……。我想，倘一毁坏或搅乱，那损失可太大了。而同胞这时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决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给他看了一看。他回头向门外一望，然后伸手接过去，在第二只箱上画了一个查讫的记号，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约打了一个暗号罢，——然而奇怪，他并不将钱带走，却塞在我的枕头下，自己出去了。
　　这时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铁签，恶狠狠地刺入一个装着饼类的坛子的封口去。我以为他一听到暗号，就要中止了。
　　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继续工作，挖开封口，将盖着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为两片，然后取出一个饼，捏了一捏，掷入坛中，这才也扬长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烟尘陡乱，乱七八糟的小房里，悟出我的两位同胞开手的捣乱，倒并不是恶意。即使议价，也须在小小乱七八糟之后，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犹言如此凌乱，可见已经检查过。王独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还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肤的主人翁的。当收款之际，先看门外者大约就为此。但我一直没有看见这一位主人翁。
　　后来的毁坏，却很有一点恶意了。然而也许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钞票去，只给银角子。银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里，沉垫垫地，确是易为主人翁所发见的，所以只得暂且放在枕头下。我想，他大概须待公事办毕，这才再来收账罢。
　　皮鞋声橐橐地自远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时，是一个白人，颇胖，大概便是两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过了？”他笑嘻嘻地问我。
　　的确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问呢？
　　或者因为看见我的行李特别乱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罢。
　　他从房外拾起一张《大陆报》〔5〕附送的图画，本来包着什物，由同胞撕下来抛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过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经走过，“查关”该已收场了，于是先将第一只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还是不行。一个同胞又来了，叫我“打开来”，他要查。接着是这样的问答——
　　“他已经看过了。”我说。
　　“没有看过。没有打开过。打开来！”
　　“我刚刚捆好的。”
　　“我不信。打开来！”
　　“这里不画着查过的符号么？”
　　“那么，你给了钱了罢？你用贿赂……”
　　“…………”
　　“你给了多少钱？”
　　“你去问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个又忙忙走来，从枕头下取了钱，此后便不再看见，——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见桌子上聚集着几件东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个开罐头的家伙，还有一把木柄的小刀。
　　大约倘没有那十元小洋，便还要指这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来恐吓我的罢。但那一枝香却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动，全船反显得更闲静了，茶房和我闲谈，却将这翻箱倒箧的事，归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雅片的。”他说。
　　我实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寿有限，“世故”无穷。我一向以为和人们抢饭碗要碰钉子，不要饭碗是无妨的。去年在厦门，才知道吃饭固难，不吃亦殊为“学者”〔6〕所不悦，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评。胡须的形状，有国粹和欧式之别，不易处置，我是早经明白的。今年到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变红色。〔7〕至于为人不可太瘦，则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梦里也未曾想到的。
　　的确，监督着同胞“查关”的一个西洋人，实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8〕是我们的前辈。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五期。
　　〔2〕王独清（1898—1940）　陕西西安人，创造社成员，后成为托洛茨基派分子。他这篇通信发表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题为《去雁》，是他在这年五月写给成仿吾、何畏两人的。信末说他自广州赴上海，经过香港时、一个英国人带着两个中国人上船“查关”，翻箱倒箧，并随意打骂旅客，有一个又向他索贿五块钱等事。《创造月刊》，创造社主办的文艺刊物，郁达夫、成仿吾等编辑，一九二六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3〕伏园　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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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哥哥

园，参看本卷第383页注〔5〕。
　　〔4〕蒋径三（1899—1936）　浙江临海人，当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助教。
　　〔5〕《大陆报》　美国人密勒（F．Millard）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国人接办，三十年代初由中国人接办。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
　　〔6〕“学者”　指顾颉刚等。参看《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
　　〔7〕关于胡须的形状，参看《坟·说胡须》。下文说的关于胡须颜色的警告，指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发表的尸一《鲁迅先生在茶楼上》一文，其中说：“把他的胡子研究起来，我的结论是，他会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于有人希望或恐怕它变成‘红胡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是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后堕落为汉奸文人。
　　〔8〕苗瑶　我国两个少数民族。他们在古代由长江流域发展至黄河流域，居住于中国中部；后来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逐渐被迫转移至西南、中南一带山区。




革命文学


　　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国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纳兹〔4〕，中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5〕，都应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
　　〔6〕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9〕，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10〕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11〕，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　通译邓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又狂热地拥护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受到法西斯主义党的推崇。其创作倾向主要是唯美主义，著有剧本《琪珴康陶》，小说《死的胜利》等。
　　〔3〕霍普德曼（G．Hauptmann，1862—1946）　德国剧作家。
　　早年写过《日出之前》、《织工》等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纠合德国的若干知识分子为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辩护。
　　〔4〕伊本纳兹（1867—1928）　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因为反对王党，曾两次被西班牙政府监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侨居法国。主要作品有小说《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5〕吴稚晖于一九二七年秉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以“救护”国民党为名发起“清党”。
　　〔6〕这里说的指挥刀下的“革命文学”，指当时一些反动文人发起的反革命法西斯文学。如一九二七年间在广州出现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这样做》旬刊，第二斯刊登的《革命文学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提倡革命文学……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等语。
　　〔7〕“杀身成仁”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8〕“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一诗。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9〕“赋得革命，五言八韵”　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大抵都用古人诗句或成语，冠以“赋得”二字，以作诗题。清朝又规定每首为五言八韵，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一韵。这里指那些只有革命口号，空洞无物的作品。
　　〔10〕叶遂宁（C．A．EceZPZ，1895—1925）　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以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杀。
　　〔11〕梭波里（A．M．CohELM，1888—1926）　苏联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的现实而自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等。





《尘影》题辞


　　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
　　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在异性中看见爱，在百合花中看见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2〕，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在此时此地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委实身心舒服，如喝好酒。然而《尘影》〔3〕所赍来的，却是重压。
　　现在的文艺，是往往给人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要不然，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艺，或者从文艺推出人生。
　　谁更为仁义和钞票写照，为三道血的“难看”传神呢？
　　〔4〕我看见一篇《尘影》，它的愉快和重压留与各色的人们。
　　然而在结末的“尘影”中却又给我喝了一口好酒。
　　他将小宝留下，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还是得生。
　　〔5〕作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罢。但这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鲁迅记于上海。

　　　　　　　　　※　　　　　　　 ※　　　　　　　　 ※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尘影》一书，题为《〈尘影〉序言》，稍后又刊载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上海《文学周报》第二九七期。
　　〔2〕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　这是针对胡适“提倡拜金主义”的文章而说的。该文说：“美国人因为崇拜大拉（按“大拉”是英语dollar的音译，意思是“元”，后泛指金钱），所以已经做到了真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界了。……我们不配骂人崇拜大拉；请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崇拜的是什么？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杆，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去寻那垃圾堆里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两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这些人崇拜的是什么！”（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语丝》周刊第一五六期《随看录三》）
　　〔3〕《尘影》　中篇小说，黎锦明作。它描写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国民党背叛革命前后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局势。这个小县城在大革命中成立了“县执行委员会”和“农工纠察队”，斗争了地主豪绅；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当地土豪和各色反动人物，与国民党军官相勾结，对革命力量突施袭击，屠杀了许多革命者和工农群众。
　　〔4〕《尘影》中有这样的描写：大土豪刘百岁被捕，群众要求将他处死。他的儿子用几千元向混进县党部当委员的旧官僚韩秉猷行贿求救。韩受贿后宴请同党商议，说是“人家为孝道，我就为仁义”，最后商定将刘百岁放出。“三道血”是书中主要人物县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者熊履堂在时局逆转后被杀头时所溅的血；“难看”是旁观者的议论。
　　〔5〕《尘影》最末一章描写熊履堂被杀时，他的儿子小宝正从幼稚园放学出来，唱着“扫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但未叙明后来结果如何。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我所要说的几句话陶元庆〔2〕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3〕：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
　　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
　　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
　　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4〕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5〕或清朝的营造尺〔6〕，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于上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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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2〕陶元庆（1893—1929）　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员。鲁迅前期著译《彷徨》、《朝花夕拾》、《坟》、《苦闷的象征》等书的封面都由他作画。
　　〔3〕作者在陶元庆第一回绘画展览时所说的话，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所作的《“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收入《集外集拾遗》）。
　　〔4〕密达尺　法国长度单位　Metre　的音译，一译米突。后来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通称为“米”。
　　〔5〕虑傂尺　东汉章帝建初六年（81）所造的一种铜尺。
　　〔6〕营造尺　清朝工部营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也称“部尺”，当时用作标准的长度单位。





卢梭和胃口


　　做过《民约论》的卢梭〔2〕，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连在和“民约”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华民国，也难免这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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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蛋哥

　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弥尔》〔3〕中文译本的序文上，就说　　“……本书的第五编即女子教育，他的主张非但不彻底，而且不承认女子的人格，与前四编的尊重人类相矛盾。……所以在今日看来，他对于人类正当的主张，可说只树得一半……。”
　　然而复旦大学出版的《复旦旬刊》创刊号上梁实秋〔4〕教授的意思，却“稍微有点不同”了。其实岂但“稍微”而已耶，乃是“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
　　因为那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的。而近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又证明着天下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怎样的人就该施以怎样的教育。
　　〔5〕所以，梁先生说——
　　　　“我觉得‘人’字根本的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为‘人’字的意义太糊涂了。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的叫做人，弱不禁风的女子，叫做人，粗横强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里面的三流九等，无一非人。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观念，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人类的差别。近代所谓的男女平等运动，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男女的差别。人格是一个抽象名词，是一个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的总和。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既有差别，实即人格上亦有差别。所谓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认一个人特有的人格，卢梭承认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卢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杀女子所特有之特性者，才是侮辱女子人格。”
　　于是势必至于得到这样的结论——
　　　　“……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
　　那么，所谓正当的教育者，也应该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这才免于侮辱各人——此字在未经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暂且使用——的人格了。卢梭《爱弥尔》前四编的主张不这样，其“无一是处”，于是可以算无疑。
　　但这所谓“无一是处”者，也只是对于“聪明绝顶的人”而言；在“蠢笨如牛的人”，却是“正当”的教育。因为看了这样的议论，可以使他更渐近于完全“蠢笨如牛”。这也就是尊重他的人格。
　　然而这种议论还是不会完结的。为什么呢？一者，因为即使知道说“自然的不平等”〔6〕，而不容易明白真“自然”和“因积渐的人为而似自然”之分。二者，因为凡有学说，往往“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且从而宣扬之”〔7〕也。
　　上海一隅，前二年大谈亚诺德〔8〕，今年大谈白璧德〔9〕，恐怕也就是胃口之故罢。
　　许多问题大抵发生于“胃口”，胃口的差别，也正如“人”字一样的——其实这两字也应该呈请政府“下令永禁行使”。我且抄一段同是美国的Upton　Sinclair〔10〕的，以尊重另一种人格罢——
　　　　“无论在那一个卢梭的批评家，都有首先应该解决的唯一的问题。为什么你和他吵闹的？要为他的到达点的那自由，平等，调协开路么？还是因为畏惧卢梭所发向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呢？使对于他取了为父之劳的个人主义运动的全体怀疑，将我们带到子女服从父母，奴隶服从主人，妻子服从丈夫，臣民服从教皇和皇帝，大学生毫不发生疑问，而佩服教授的讲义的善良的古代去，乃是你的目的么？
　　“阿嶷夫人曰：‘最后的一句，好像是对于白璧德教授的一箭似的。’“‘奇怪呀，’她的丈夫说。‘斯人也而有斯姓也……
　　那一定是上帝的审判了。’”不知道和原意可有错误，因为我是从日本文重译的。书的原名是《Mammonart》，在　California　的　Pasadena　作者自己出版，胃口相近的人们自己弄来看去罢。Mammon〔11〕是希腊神话里的财神，art谁都知道是艺术。可以译作“财神艺术”罢。日本的译名是“拜金艺术”，也行。因为这一个字是作者生造的，政府既没有下令颁行，字典里也大概未曾注入，所以姑且在这里加一点解释。
　　十二，二一。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四期。
　　〔2〕卢梭（J．J．Rousseau，1712—1778）　法国启蒙思想家。
　　他的主要著作《民约论》（一七六二年出版），提出“天赋人权”学说，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在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影响很大。他因此备受僧侣和贵族的迫害，以致不得不避居瑞士和英国。
　　〔3〕《爱弥尔》　通译《爱弥儿》，卢梭所著的教育小说，一七六二年出版。在前四篇关于主要人物爱弥儿的描述中，作者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应尊重人的自然发展。但第五篇叙述对莎菲亚的教育时，作者又认为“人既有差别，人格遂亦有差别，女子有女子的人格。”由于此书反封建、反宗教色彩浓厚，出版后曾被巴黎议会议决焚毁。中文本系魏肇基所译，一九二三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序文为译者所作。
　　〔4〕梁实秋　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新月社的重要成员，国家社会党党员。曾留学美国，是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追随者。他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原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后略加修改，重新刊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复旦旬刊》创刊号。他认为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意见，“实足矫正近年来男女平等的学说”。
　　〔5〕梁实秋在《卢梭论女子教育》中说：“近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证明不但男子和女人是有差别的，就是男子和男子，女人和女人，又有差别。简言之，天下就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的。什么样的人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教育。”
　　〔6〕“自然的不平等”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七六二年出版）中说：“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可的。”（据李常山译本，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7〕“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二句，是梁实秋《卢梭论女子教育》中的话。
　　〔8〕亚诺德（M．Arnold，1822—1888）　通译阿诺德，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梁实秋在所著《文学批评辩》、《文学的纪律》等文里常引用他的意见。
　　〔9〕白璧德（I．Babbitt，1865—1933）　美国近代所谓“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他在所著《卢骚及浪漫主义》一书中，对卢梭大肆攻击。梁实秋说卢梭“无一是处”，便是依据他的意见而来的。
　　〔10〕Upton　Sinclair　阿通·辛克莱（1878—1968），美国小说家。下文的《Mammonart》，即《拜金艺术》，辛克莱的一部用经济的观点解释历史上各时代的文艺的专著，一九二五年出版。California的Pasadena，即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第那城。按引文中的阿嶷是该书中一个原始时代的艺术家的名字。这里的引文是根据木村生死的日文译本《拜金艺术》（一九二七年东京金星堂出版）重译。
　　〔11〕Mammon　这个词来源于古代西亚的阿拉米语，经过希腊语移植到近代西欧各国语言中，指财富或财神，后转义为好利贪财的恶魔。古希腊神话中的财神是普路托斯（Ploutos）。




文学和出汗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2〕。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
　　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
　　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
　　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3〕。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4〕。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
　　二七，一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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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五期。
　　〔2〕指梁实秋。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文学批评辩》一文中说：“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前后数年间所写的文艺批评的根本思想。
　　〔3〕“岌岌乎殆哉”　语出《孟子·万章》：“天下殆哉，岌岌乎！”即危险不安的意思。
　　〔4〕汗不敢出　见《世说新语·言语》：“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文艺和革命


　　欢喜维持文艺的人们，每在革命地方，便爱说“文艺是革命的先驱”。
　　我觉得这很可疑。或者外国是如此的罢；中国自有其特别国情，应该在例外。现在妄加编排，以质同志——
　　1.革命军。　先要有军，才能革命，凡已经革命的地方，都是军队先到的：这是先驱。大军官们也许到得迟一点，但自然也是先驱，无须多说。
　　（这之前，有时恐怕也有青年潜入宣传，工人起来暗助，但这些人们大抵已经死掉，或则无从查考了，置之不论。）
　　2.人民代表。　军官们一到，便有人民代表群集车站欢迎，手执国旗，嘴喊口号，“革命空气，非常浓厚”：这是第二先驱。
　　3.文学家。　于是什么革命文学，民众文学，同情文学〔2〕，飞腾文学都出来了，伟大光明的名称的期刊也出来了，来指导青年的：这是——可惜得很，但也不要紧——第三先驱。
　　外国是革命军兴以前，就有被迫出国的卢梭，流放极边的珂罗连珂〔3〕……。
　　好了。倘若硬要乐观，也可以了。因为我们常听到所谓文学家将要出国的消息，看见新闻上的记载，广告；看见诗；
　　看见文。虽然尚未动身，却也给我们一种“将来学成归国，了不得呀！”的豫感，——希望是谁都愿意有的。
　　十二月二十四夜零点一分五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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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2〕同情文学　一九二七年春，广州一小撮共产党的叛徒在《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连续发表“忏悔”的诗文，并对他们的叛变互表“同情”；三月间，又在《现代青年》上发表《谈谈革命文艺》、《革命与文艺》等文章，鼓吹文艺“是人类同情的呼声”，“人类同情的应惑”等等。所谓“同情文学”，当指这类东西。
　　〔3〕珂罗连珂（Q．J．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流放西伯利亚六年。著有中篇小说《盲音乐家》、文学回忆录《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谈所谓“大内档案”


　　所谓“大内档案”〔2〕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3〕，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咷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我也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4〕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5〕，随时发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6〕先生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确。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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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豆

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7〕，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sentimental〔8〕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的么？
　　那么，这不是好东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呢？我想，这是谁也要发的质问。
　　答曰：唯唯，否否。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
　　“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国朝”〔9〕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但到他的“国朝”退位，民国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它们已经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10〕先生。“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沉隐显。可气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后来看见外面的议论说得天花乱坠起来，也颇想做几句记事，叙出我所目睹的情节。可是胆子小，因为牵涉着的阔人很有几个，没有敢动笔。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广州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骂军阀。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运命。泛骂军阀，谁来管呢？军阀是不看杂志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住。
　　现在是寓在南方，大约不妨说几句了，这些事情，将来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非欧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为自己在南方，他们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觑他们。他们是突然会在你眼前阔起来的，真是神奇得很。这时候，恐怕就会死得连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衷”，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
　　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灵！
　　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为什么呢？这事谈起来可有些繁复了。弄些所谓“国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书院〔11〕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
　　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12〕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说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于是麻袋们又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这回是F先生〔13〕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14〕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但太多了，倒觉得不希奇。还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满半汉，只有几个是也特别的，但满眼都是了，也觉得讨厌。殿试〔15〕卷是一本也没有；另有几箱，原在教育部，不过都是二三甲的卷子，听说名次高一点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况乎状元。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也有清初的黄榜，也有实录〔16〕的稿本。朝鲜的贺正表，我记得也发见过一张。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但奇怪，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17〕，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18〕，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19〕，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检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约是几叶宋版书作怪罢，F总长要大举整理了，另派了部员几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内。其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已经迁在午门，处长早换了YT〔20〕；麻袋们便在午门上被整理。YT是一个旗人，京腔说得极漂亮，文字从来不谈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变成考古家了，对于此道津津有味。后来还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么《司马法》〔21〕，可惜缺了角，但已经都用古色纸补了起来。
　　那时的整理法我不大记得了，要之，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和“无用”的两部分。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渐渐完工——出没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余的仍藏博物馆。不要的呢，当时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
　　不，据“高等做官教科书”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员几十人办理，虽说倘有后患，即应由他们负责，和总长无干。但究竟还只一部，外面说起话来，指摘的还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总长无干了。
　　于是办公事，请各部都派员会同再行检查。这宗公事是灵的，不到两星期，各部都派来了，从两个至四个，其中很多的是新从外洋回来的留学生，还穿着崭新的洋服。于是济济跄跄，又在灰土和废纸之间钻来钻去。但是，说也奇怪，好几个崭新的留学生又都忽然变了考古家了，将破烂的纸张，绢片，塞到洋裤袋里——但这是传闻之词，我没有目睹。
　　这一种仪式既经举行，即倘有后患，各部都该负责，不能超然物外，说风凉话了。从此午门楼上的空气，便再没有先前一般紧张，只见一大群破纸寂寞地铺在地面上，时有一二工役，手执长木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和别的他们所要的东西。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
　　不。F总长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他知道万不可烧，一烧必至于变成宝贝，正如人们一死，讣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况且他的主义本来并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着，他也就“下野”了。
　　这些废纸从此便又没有人再提起，直到历史博物馆自行卖掉之后，才又掀起了一阵神秘的风波。
　　我的话实在也未免有些煞风景，近乎说，这残余的废纸里，已没有什么宝贝似的。那么，外面惊心动魄的什么唐画呀，蜀石经〔22〕呀，宋版书呀，何从而来的呢？我想，这也是别人必发的质问。
　　我想，那是这样的。残余的破纸里，大约总不免有所谓东西留遗，但未必会有蜀刻和宋版，因为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现在好东西的层出不穷者，一，是因为阔人先前陆续偷去的东西，本不敢示人，现在却得了可以发表的机会；二，是许多假造的古董，都挂了出于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还有，蒋先生以为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来败去总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从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战争，图书馆从未遭过损失。只当袁世凯称帝时，曾经几乎遭一个皇室中人攘夺，然而幸免了。它的厄运，是在好书被有权者用相似的本子来掉换，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2〕“大内档案”　指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内的诏令、奏章、朱谕、则例、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他文件。内容庞杂，是有关清朝历史的原始资料。
　　〔3〕罗振玉　参看本卷第389页注〔7〕。辛亥革命以后，他曾在文章中咒骂武昌起义为“盗起湖北”，又自称“不忍见国门”；但他后来寓居天津，仍往来京津，常到故宫“朝见”废帝溥仪，并与一般遗老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复辟的阴谋活动。一九二二年春，历史博物馆将大内档案残余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售价四千元；其后又由罗振玉以一万二千元买得。一九二七年九月，罗振玉又将它卖给日本人松崎。
　　〔4〕金梁　字息侯，驻防杭州的汉军旗人。清光绪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奉天新民府知府。民国后是坚持复辟的顽固分子。这里是指他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一文。《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
　　〔5〕王国维（1877—1927）　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著有《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人间词话》等。他一生和罗振玉的关系密切，在罗的影响下，受清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所谓清宫“南书房行走”；后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杀。
　　〔6〕蒋彝潜　事迹不详。他的《论档案的售出》一文，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
　　〔7〕Sandwich　英语：夹肉面包片。音译三明治。
　　〔8〕Sentimental　英语：感伤的。按蒋彝潜的文章中充满“追悼”、“痛哭”、“去了！东渡！——一部清朝全史！”等语句。
　　〔9〕“国朝”　封建时代臣民称本朝为“国朝”，这里是指清朝。
　　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在文章中仍称清朝为“国朝”。
　　〔10〕胡玉缙（1859—1940）　字绥之，江苏吴县人。清末曾任学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著有《许庼学林》等书。
　　〔11〕南菁书院　在江苏江阴县城内，清光绪十年（1884）江苏学政黄体芳创立，以经史词章教授学生，主讲者有黄以周、缪荃孙等人。曾刻有《南菁书院丛书》、《南菁讲舍文集》等。
　　〔12〕夏曾佑（1865—1924）　字穗卿，浙江杭县（今余杭）人。
　　光绪进士。他在清末与谭嗣同、梁启超等提倡新学，参加维新运动。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五年七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他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上古起到隋代止，共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列为该馆编印的《大学丛书》之一。
　　〔13〕F先生　指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书。
　　〔14〕G主事　不详。
　　〔15〕殿试　又叫廷试，皇帝主持的考试。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录取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16〕实录　封建王朝中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大事记，由当时的史臣奉旨编写。因材料较丰富，常为后来修史的人所采用。
　　〔17〕Y次长　指袁希涛（1866—1930），字观澜，江苏宝山人。
　　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九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
　　〔18〕C参事　指蒋维乔，学竹庄，江苏武进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
　　〔19〕“念兹在兹”　语见《尚书·大禹谟》。念念不忘的意思。
　　〔20〕YT　指彦德，字明允，满洲正黄旗人，曾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郎中、京师学务局长。他在这“大内档案”中得到蜀石经《穀梁传》九四○余字。（罗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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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得《穀梁传》七十余字，后来两人都卖给庐江刘体乾；刘于一九二六年曾影印《孟蜀石经》八册。）
　　〔21〕《司马法》　古代兵书名，共三卷，旧题齐司马穰苴撰，但实为战国时齐威王诸臣辑古代司马（掌管军政、军赋的官）兵法而成；其中曾附及田穰苴用兵的方法，所以称为《司马穰苴兵法》，后来《隋书·经籍志》等就以为是他所撰。
　　〔22〕蜀石经　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命宰相毋昭裔楷书《易》、《诗》、《书》、三《礼》、三《传》、《论》、《孟》等十一经，刻石列于成都学宫。
　　这种石刻经文的拓本，后世称为蜀石经。因为它是历代石经中唯一附有注文的一种，错字也比较少，所以为后来研究经学的人所重视。




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


　　有公民某甲上书，请每县各设大学一所，添设监狱两所。
　　被斥。
　　有公民某乙上书，请将共产主义者之产业作为公产，女眷作为公妻，以惩一儆百。半年不批。某乙忿而反革命，被好友告发，逃入租界。
　　有大批名人学者及文艺家，从外洋回国，于外洋一切政俗学术文艺，皆已比本国者更为深通，受有学位。但其尤为高超者未入学校。
　　科学，文艺，军事，经济的连合战线告成。
　　正月初一，上海有许多新的期刊出版，〔2〕本子最长大者，为——
　　文艺又复兴。文艺真正老复兴。宇宙。其大无外。至高无上。太太阳。光明之极。白热以上。新新生命。新新新生命。同情。正义。义旗。刹那。飞狮。地震。阿呀。真真美善。……等等。
　　同日，美国富豪们联名电贺北京检煤渣老婆子等，称为“同志”〔3〕，无从投递，次日退回。
　　正月初三，哲学与小说同时灭亡。
　　有提倡“一我主义”者，几被查禁。后来查得议论并不新异，着无庸议，听其自然。
　　有公民某丙著论，谓当“以党治国”〔4〕，即被批评家们痛驳，谓“久已如此，而还要多说，实属不明大势，昏愦胡涂”。
　　谣传有男女青年四万一千九百二十六人失踪。
　　蒙古亲近赤俄，公决革出五族，以侨华白俄补缺，仍为“五族共和”，各界提灯庆祝。
　　《小说月报》出“列入世界文学两周年纪念”号，定购全年者，各送优待券一张，购书照定价八五折。
　　《古今史疑大全》〔5〕出版，有名人学者往来信札函件批语颂辞共二千五百余封，编者自传二百五十余叶，广告登在《艺术界》，谓所费邮票，即已不赀，其价值可想。
　　美国开演《玉堂春》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决非卢梭所及。〔6〕有中国的法斯德〔7〕挑同情一担，访郭沫若，见郭穷极，失望而去。
　　有在朝者数人下野；有在野者多人下坑。
　　绑票公司股票涨至三倍半。
　　女界恐乳大或有被割之险，仍旧束胸，家长多被罚洋五十元，国帑更裕。
　　〔8〕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9〕全世界敬服。
　　有革命文学家将马克思学说推翻，这只用一句，云：“什么马克斯牛克斯。”〔10〕全世界敬服，犹太人大惭。
　　新诗“雇人哭丧假哼哼体”流行。
　　茶店，浴堂，麻花摊，皆寄售《现代评论》。〔11〕赤贼完全消灭，安那其主义将于四百九十八年后实行。〔12〕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署名楮冠。
　　〔2〕关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期刊，作者稍后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中曾说过：“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见《三闲集》）可参看。
　　〔3〕关于美国富豪称北京捡煤渣老婆子为“同志”，参看本卷第548页注〔2〕。
　　〔4〕“以党治国”　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独裁统治而提出的口号。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鼓吹：“我们是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我国民党是负责的政党，所以我们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我们‘以党治国’的主张，自有苦心精义。”
　　〔5〕《古今史疑大全》　这是影射顾颉刚的《古史辨》而虚拟的书名。一九二六年六月，顾颉刚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册，内收他自己和胡适等人所作讨论中国古史的文字及往来信札；书前有他的一篇自序，详述其身世、环境、求学经过与治学方法等等，长达一○三页，就像是他的自传。书中各篇，往往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对待古代的史实和人物。
　　〔6〕《玉堂春》　叙述妓女苏三（玉堂春）遭遇的故事。最早见于《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以后被改编为弹词、京戏、评剧、电影等等。按白璧德文艺思想的追随者梁实秋在论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意见时，曾说男女“人格”有差别，“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参看本书《卢梭和胃口》）这里是说，像玉堂春那样被践踏的女性，应该是最符合梁实秋的理论的所谓“完全的女子”。
　　〔7〕中国的法斯德　大概是指高长虹。法斯德即德国作家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主角浮士德，是欧洲传说中的一个冒险人物。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曾说：“鲁迅则常说郭沫若骄傲，我则说他的态度才能倒都好，颇有类似歌德的样子。”又说：“听一个朋友说，……郭沫若醉后写了一副对联给周作人，意思是什么成文豪置房产之类”。文中所说“同情”也是高长虹的话，参看本卷第499页注〔2〕。按高长虹说鲁迅“常说郭沫若骄傲”，完全出于“捏造”，参看《两地书·七三》。又所说郭沫若写对联给周作人，亦无其事。
　　〔8〕关于束胸受罚，参看本卷第469页注〔6〕。
　　〔9〕指马寅初。作者在《两地书·五八》中说：“马寅初博士到厦门来演说，所谓‘北大同人’，正在发昏章第十一，排班欢迎。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线，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
　　〔10〕指吴稚晖。他在国民党“清党”前后，常常发表这种反革命言论。这一句迭见于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月给汪精卫的信中。按广州报纸曾称吴稚晖为“革命文学家”。参看本书《革命文学》一文。
　　〔11〕《现代评论》为了扩大销路，曾在该刊“特别增刊”第一号（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刊登“《现代评论》代售处”一表，分“京内”、“京外”、“国外”三栏，详列代售处一百多处，其中有百货店、药店、实业公司、同善社等等。
　　〔12〕这是对于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国民党政客吴稚晖的讽刺。
　　参看本卷第459页注〔16〕。安那其主义，英语　Anarchism　的音译，即无政府主义。


大衍发微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对于这名单的编纂者，我现在并不想研究。但将这一批人的籍贯职务调查开列起来，却觉得取舍是颇为巧妙的。先开前六名，但所任的职务，因为我见闻有限，所以也许有遗漏：
　　一　徐谦（安徽）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中俄大学校长，广东外交团代表主席。
　　二　李大钊（直隶）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室秘书。
　　三　吴敬恒（江苏）清室善后委员会监理。
　　四　李煜瀛（直隶）俄款委员会委员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中法大学代理校长，北大教授。
　　五　易培基（湖南）前教育总长，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六　顾兆熊（直隶）俄款委员会委员，北大教务长，北京教育会会长。
　　四月九日《京报》云：“姓名上尚有圈点等符号，其意不明。……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虽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于是就有人推测，以为吴老先生之所以仅有一点者，因章士钊还想引以为重，以及别的原因云云。案此皆未经开列职务，以及未见陈源《闲话》之故也。只要一看上文，便知道圈点之别，不过表明“差缺”之是否“优美”〔2〕。监理是点查物件的监督者，又没有什么薪水，所以只配一点；而别人之“差缺”则大矣，自然值得三圈。“不记其详”的余人，依此类推，大约即不至于有大错。将冠冕堂皇的“整顿学风”〔3〕的盛举，只作如是观，虽然太煞风景，对不住“正人君子”们，然而我的眼光这样，也就无法可想。再写下去罢，计开：
　　七　陈友仁（广东）前《民报》英文记者，现《国民新报》英文记者。
　　八　陈启修（四川）中俄大学教务长，北大教授，女师大教授，《国民新报副刊》编辑。
　　九　朱家骅（浙江）北大教授。
　　十　蒋梦麟（浙江）北大教授，代理校长。
　　十一　马裕藻（浙江）北大国文系主任，师大教授，前女师大总务长现教授。
　　十二　许寿裳（浙江）教育部编审员，前女师大教务长现教授。
　　十三　沈兼士（浙江）北大国文系教授，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女师大教授。
　　十四　陈　垣（广东）前教育次长，现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北大导师。
　　十五　马叙伦（浙江）前教育次长，教育特税督办，现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北大讲师。
　　十六　邵振青（浙江）《京报》总编辑。
　　十七　林玉堂（福建）北大英文系教授，女师大教务长，《国民新报》英文部编辑，《语丝》撰稿者。
　　十八　萧子升（湖南）前《民报》编辑，教育部秘书，《猛进》撰稿者。
　　十九　李玄伯（直隶）北大法文系教授，《猛进》撰稿者。
　　二十　徐炳昶（河南）北大哲学系教授，女师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二十一　周树人（浙江）教育部佥事，女师大教授，北大国文系讲师，中国大学讲师，《国副》编辑，《莽原》编辑，《语丝》撰稿者。
　　二十二　周作人（浙江）北大国文系教授，女师大教授，燕京大学副教授，《语丝》撰稿者。
　　二十三　张凤举（江西）北大国文系教授，女师大讲师，《国副》编辑，《猛进》及《语丝》撰稿者。
　　二十四　陈大齐（浙江）北大哲学系教授，女师大教授。
　　二十五　丁维汾（山东）国民党。
　　二十六　王法勤（直隶）国民党，议员。
　　二十七　刘清扬（直隶）国民党妇女部长。
　　二十八　潘廷干二十九　高鲁（福建）中央观象台长，北大讲师。
　　三　十　谭熙鸿（江苏）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一　陈彬和（江苏）前平民中学教务长，前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现中俄大学总务长。
　　三十二　孙伏园（浙江）北大讲师，《京报副刊》编辑。
　　三十三　高一涵（安徽）北大教授，中大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
　　三十四　李书华（直隶）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五　徐宝璜（江西）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六　李麟玉（直隶）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七　成平（湖南）《世界日报》及《晚报》总编辑，女师大讲师。
　　三十八　潘蕴巢（江苏）《益世报》记者。
　　三十九　罗敦伟（湖南）《国民晚报》记者。
　　四　十　邓飞黄（湖南）《国民新报》总编辑。
　　四十一　彭齐群（吉林）中央观象台科长，《猛进》撰稿者。
　　四十二　徐巽（安徽）中俄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长。
　　四十三　高穰（福建）律师，曾担任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刘百昭事。
　　四十四　梁　鼎四十五　张平江（四川）女师大学生。
　　四十六　姜绍谟（浙江）前教育部秘书。
　　四十七　郭春涛（河南）北大学生。
　　四十八　纪人庆（云南）大中公学教员。
　　以上只有四十八人，五十缺二，不知是失抄，还是像九六的制钱似的，这就算是足串了。至于职务，除遗漏外，怕又有错误，并且有几位是为我所一时无从查考的。但即此已经足够了，早可以看出许多秘密来——
　　甲.改组两个机关：
　　1．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
　　2．清室善后委员会。
　　乙.“扫除”三个半学校：
　　1．中俄大学；
　　2．中法大学；
　　3．女子师范大学；
　　4．北京大学之一部分。
　　丙.扑灭四种报章：
　　1．《京报》；
　　2．《世界日报》及《晚报》；
　　3．《国民新报》；
　　4．《国民晚报》。
　　丁.“逼死”两种副刊：
　　1．《京报副刊》；
　　2．《国民新报副刊》。
　　戊.妨害三种期刊：
　　1．《猛进》；
　　2．《语丝》；
　　3．《莽原》。
　　“孤桐先生”是“正人君子”一流人，“党同伐异”〔4〕怕是不至于的，“睚眦之怨”〔5〕或者也未必报。但是赵子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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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画马〔6〕，岂不是据说先对着镜子，摹仿形态的么？据上面的镜子，从我的眼睛，还可以看见一些额外的形态——
　　1．连替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的律师都要获罪，上面已经说过了。
　　2．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籍”〔7〕，有十二人，占全数四分之一。
　　3．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系”（案盖指北大国文系也），计有五人。
　　4．曾经发表反章士钊宣言的北大评议员十七人〔8〕，有十四人在内。
　　5．曾经发表反杨荫榆宣言的女师大教员七人，有三人在内，皆“某籍”。
　　这通缉如果实行，我是想要逃到东交民巷或天津去的〔9〕；
　　能不能自然是别一问题。这种举动虽将为“正人君子”所冷笑，但我却不愿意为要博得这些东西的夸奖，便到“孤桐先生”的麾下去投案。但这且待后来再说，因为近几天是“孤桐先生”也如“政客，富人，和革命猛进者及民众的首领”一般，“安居在东交民巷里”〔10〕了。
　　这一篇是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作的，就登在那年四月的《京报副刊》上，名单即见于《京报》。用“唯饭史观”〔11〕的眼光，来探究所以要捉这凑成“大衍之数”〔12〕的人们的原因，虽然并不出奇，但由今观之，还觉得“不为无见”。本来是要编入《华盖集续编》中的，继而一想，自己虽然走出北京了，但其中的许多人，却还在军阀势力之下，何必重印旧账，使叭儿狗们记得起来呢。
　　于是就抽掉了。但现在情势，却已不同，虽然其中已有两人被杀〔13〕，数人失踪，而下通缉令之权，则已非段章诸公所有，他们万一不慎，倒可以为先前的被缉者所缉了。先前的有几个被缉者的座前，现在也许倒要有人开单来献，请缉别人了。《现代评论》也不但不再豫料革命之不成功，且登广告云：“现在国民政府收复北平，本周刊又有销行的机会（谨案：妙极）了”〔14〕了。而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字一二六号令，则将《语丝》“严行禁止”〔15〕了。此之所以为革命欤。因见语堂的《翦拂集》〔16〕内，提及此文，便从小箱子里寻出，附存于末，以为纪念。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鲁迅记。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京报副刊》。
　　〔2〕“优美的差缺”　这是引用陈西滢的话。参看《无花的蔷薇之二》注〔11〕。
　　〔3〕“整顿学风”　参看《“碰壁”之余》注〔4〕。
　　〔4〕“党同伐异”　参看《题记》注〔5〕。
　　〔5〕“睚眦之怨”　参看《新的蔷薇》注〔7〕。
　　〔6〕赵子昂的画马　参看《不是信》注〔17〕。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说：“你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7〕“某籍”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作者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针对杨荫榆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职员的行径，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同月三十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的《闲话》中攻击这个宣言，其中有“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的话。某籍，指浙江。参看《并非闲话》注〔8〕。
　　〔8〕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评议会为了反对章士钊非法解散女师大，议决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宣布独立，有十七位教员曾发表《致本校同事公函》。这里说的北大评议员反章士钊宣言即指此事。
　　〔9〕逃到东交民巷或天津　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作战期间，国民军因发觉段祺瑞勾结奉军，于四月九日包围执政府，收缴卫队枪械，段祺瑞、章士钊等逃匿东交民巷（当时外国使馆所在地）。又一九二五年五月间，章士钊因禁止爱国学生纪念“五七”国耻日，遭到学生群众的反对，曾逃往天津躲避。
　　〔10〕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的《闲话》中曾对当时北方的革命力量加以讽刺说：“每一次飞艇（按指奉军飞机）正在我头上翱翔着的时候，我就免不了羡慕那些安居在东交民巷的政客，富人，和革命猛进者及民众的首领。”
　　〔11〕“唯饭史观”　这是讽刺陈西滢的。陈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闲话》中说：“我是不信唯物史观的，可是中国的政治，我相信实在可以用唯物观来解释，也只可这样的解释。种种的战争，种种的政变，出不了‘饭碗问题’四个字。”
　　〔12〕“大衍之数”　语见《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后来“大衍”就成为五十的代词。
　　〔13〕指李大钊及邵振青。李大钊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邵振青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枪杀。
　　〔14〕《现代评论》的这个广告登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北京《新晨报》。
　　〔15〕一九二八年九月，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查禁书报十五种，《语丝》是其中的一种。
　　〔16〕林语堂（1895—1976）　名玉堂，福建龙溪人，作家。语丝社成员。曾留学美国、德国，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他在北京任教时，曾对青年学生反对章士钊的斗争表示支持。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提倡“幽默”和“闲适”，为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翦拂集》是他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所作杂文的结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北新书局出版。集中有《“发微”与“告密”》一文，内容是揭露段祺瑞、章士钊等在三一八惨案中的无耻手段，其中曾提及作者这篇文章，有“鲁迅先生以其神异之照妖镜一照，照得各种的丑态都照出来”等语。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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