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部 在线阅读

好哥哥

把手风琴放在膝盖上，然后，猛然一拉，风箱像扇子似的拉开了，手指在琴键上飞速一滑，立刻奏出了欢快的舞曲：

　　喂，小苹果，

　　你往什么地方滚哪？

　　落到省肃反委员会手里，

　　你就别想回来啦。

　　托普塔洛立即随着那熟悉的旋律，跳了起来。他像雄鹰展翅似的扬起双手，飞快地绕着圈子，做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豪放地用手拍打着皮靴筒、膝盖、后脑勺、前额，接着又用手掌把靴底拍得震天价响，最后是拍打大张着的嘴巴。

　　手风琴不断用琴声鞭策着他，用急骤奔放的旋律驱赶着他。他顺着圆圈，像陀螺一样飞快地旋转起来，一面交替地伸出两条腿，一面气喘吁吁地喊着：“哈，嗨，哈，嗨！”

　　一九二○年六月五日，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经过几次短促而激烈的战斗，突破了波兰第三和第四集团军结合部的防线，把堵截红军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打得落花流水，开始向鲁任方向挺进。

　　波军司令部为了堵住这个缺口，急急忙忙拼凑了一支突击部队。五辆坦克在波格列比谢车站刚卸下火车，马上就开赴作战地点。

　　但是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绕过敌军准备反攻的据点扎鲁德尼齐，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波军后方。

　　波军急忙派出科尔尼茨基将军的骑兵师，跟踪追击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波军司令部判断，骑兵第一集团军突进的目标是波军后方战略重镇卡扎京，这个师便受命从背后对骑兵第一集团军进行袭击。但是这个作战行动并没有改善波兰白军的处境。虽然他们第二天就堵住了战线上的缺口，在骑兵第一集团军后面重新把战线连接了起来，但是强大的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插进敌人的后方，摧毁了他们的许多后方基地，正准备向波军的基辅集群发起猛攻。各骑兵师在运动过程中，破坏了沿途许多铁道和桥梁，以便截断波军退路。

　　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从俘虏的口供里了解到，波军有一个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日托米尔——实际上，战线的司令部也设在这里——于是决定拿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这两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和行政中心。六月七日拂晓，骑兵第四师就向日托米尔进发了。

　　保尔代替已经牺牲的库利亚布卡，在这个骑兵连的排头骑着马前进。战士们不愿意放走这样一个出色的手风琴手，集体提出了要求，保尔就被编入了这个连队。

　　快到日托米尔的时候，骑兵摆开了扇面似的队形，快马加鞭，冲了过去。银色的马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大地在呻吟，战马喘着粗气，战士们屹立在马镫上。

　　马蹄下的大地飞快地向后奔驰，一座到处是花园的大城市，向他们迎面扑来。骑兵穿过郊区的花园，冲到了城中心。

　　“杀呀！”——像死神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声在空中震荡。

　　惊慌失措的波军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抵抗。城里的卫戍部队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保尔伏在马背上向前飞驰。在他旁边骑着一匹细腿黑马的，就是那个跳舞的托普塔洛。

　　保尔亲眼看见这个剽悍的骑兵战士挥起马刀，毫不手软地劈下去，砍倒了一个还没有来得及举枪瞄准的波兰兵。

　　马蹄有力地踏在石头马路上，发出一片得得的响声。突然，在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挺机枪，架在路中央，三个穿蓝军装、戴四角帽的波兰兵，弯着腰守在机枪旁边。还有一个波兰军官，领子上镶着蛇形金绦，一见红军骑兵冲过来，就举起了手里的毛瑟枪。

　　这时，托普塔洛和保尔都已经勒不住战马了，他们迎着死神的魔爪，径直向机枪冲过去。军官朝保尔开了一枪，但是没有打中，子弹像一只麻雀，嗖的一声从他的脸旁飞了过去。那个军官被战马的胸脯撞出去老远，脑袋磕在石头上，仰面朝天倒下去了。

　　就在这一刹那间，机枪迫不及待地发出了疯狂而粗野的狞笑声。托普塔洛就像被几十只大黄蜂蜇着似的，连人带马摔倒了。

　　保尔的战马竖起前蹄，吃惊地嘶叫着。它带着保尔，猛地一蹿，越过死者的尸体，一直冲到机枪旁边的波兰兵跟前。

　　马刀在空中画了一个闪光的弧形，砍进了一顶蓝色的四角军帽里。

　　马刀又高高地举了起来，准备向另一个脑袋砍去，但是，那匹跑得性起的战马却蹦到一边去了。

　　这时候，骑兵连的大队人马像一股奔腾的山洪，涌向十字路口，几十把战刀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着，左右砍杀。

　　监狱的狭长走廊上，喊叫声连成了一片。

　　挤得满满的牢房里，那些受尽折磨、面容憔悴的犯人骚动起来了。城里在进行巷战——难道真是自己的队伍从什么地方打回来了吗？真的就要得到自由了吗？

　　枪声已经在监狱的院子里响起来。走廊里传来了奔跑的脚步声。突然，一个亲切的、无比亲切的声音喊道：“同志们，快出来吧！”

　　保尔跑到紧锁着的牢门跟前。几十只眼睛从小窗里向外张望。他用枪托猛砸牢门上的铁锁，一下接着一下。

　　“等一等，我来炸开它。”米罗诺夫拦住保尔，从衣袋里掏出一颗手榴弹。

　　排长齐加尔琴科一把夺过手榴弹，说：“快住手，疯子！你怎么啦，傻了吗？钥匙马上就拿来。

　　砸不开，就用钥匙开嘛！”

　　这时人们用手枪把狱卒押到走廊上来了。

　　一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欢乐得发狂，一下子挤满了走廊。

　　保尔打开又高又大的牢门，跑进了牢房。

　　“同志们，你们都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队伍，我们师把这个城市占领了。”

　　一个妇女眼泪汪汪地扑到保尔身上，抱着他嚎啕大哭起来，就像保尔是她的亲儿子似的。

　　波兰白军在这座石头牢房里囚禁着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把他们拉出去枪毙或绞死，另外还关押着二千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现在他们都得救了。对于骑兵师的战士们来说，这些人比任何战利品，比任何胜仗都要宝贵。

　　而对于这七千多名革命者来说，漆黑的夜转眼变成了阳光灿烂的暖洋洋的六月天。

　　有一个脸色黄得像柠檬的政治犯，欢天喜地地跑到保尔跟前。他是舍佩托夫卡一家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叫萨穆伊尔·列赫尔。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叙述，脸上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

　　萨穆伊尔讲到故乡舍佩托夫卡发生的悲壮的流血事件。他的话像熔化了的铁水，一滴一滴地落在保尔的心上。

　　“一天夜里，我们大伙一下子全给抓了起来，有个无耻的内奸出卖了我们。我们全部落到了宪兵队的魔爪里。保尔，他们打人打得可真狠哪！我比别人少吃点苦头，因为刚打了几下，我就昏死过去了，可别的同志身体比我结实。我们没什么再要隐瞒的。宪兵队什么都知道，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干的每一件事，他们都掌握了。

　　“我们中间混进了奸细，他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那些日子的事真是一言难尽哪。保尔，有好些人你是认识的：瓦莉亚·勃鲁扎克，县城里的罗莎·格丽茨曼，她还是个孩子呢，才十七岁，是个多好的姑娘啊，一对眼睛总是那么信赖别人。还有萨沙·本沙夫特，你大概还记得，他也是我们厂的排字工，小伙子成天乐呵呵的，常拿老板画漫画。另外还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图日茨。这几个人你都认识。其余的人是县城和镇上抓来的。一共二十九个，当中有六个女的。大伙都受尽了极其野蛮的折磨。瓦莉亚和罗莎第一天就被强奸了。那帮畜生，谁乐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把她们折磨得半死，才拖回牢房。从这以后，罗莎就说起胡话来，过了几天，就完全疯了。

　　“那帮野兽不相信她真疯，说她是假装的，每次提审都打她一顿。后来拉出去枪毙的时候，她都没人样了。脸给打成了紫黑色，两只眼直瞪瞪地发呆，完全像个老太婆。

　　“瓦莉亚·勃鲁扎克直到最后一分钟表现都很好。他们死得都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的那股力量。保尔，要把他们死难的情况全说出来，难道可能吗？不可能。他们死得真惨！没法用言语形容……瓦莉亚的案情最重，她负责跟波军司令部的报务员联系，还经常到县里做联络工作。抓她的时候，又搜出了两颗手榴弹和一支勃朗宁手枪。手榴弹就是那个奸细给她的。都是事先做好的圈套，好给她安上蓄谋炸毁波军司令部的罪名。

　　“唉，保尔，临刑那几天的情景我真不愿意讲。既然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只好说说。军事法庭判处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同志绞刑，其他同志全部枪决。

　　“我们原先在波兰士兵当中做过策反工作，这些士兵也受到了审判，比我们早两天。

　　“一个年轻的班长，叫斯涅古尔科，是个报务员，战前在洛济当过电工。他被判处枪决，罪名是背叛祖国和在士兵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没有要求赦免，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就给他们杀害了。

　　“他们传瓦莉亚到法庭上去作证。她回来跟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断然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党员。我当兵是被迫的。我一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帮助那些跟我一样被你们赶到前线的士兵睁开眼睛。你们可以为了这个绞死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而且永远都不会背叛。只是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贵族的，我的祖国是工人农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工农大众的国家，而在我的这个祖国里，决不会有人说我是叛徒。’“判决以后，我们就都关在一起了。临刑前，把我们转到了监狱里。夜里，他们在监狱对面靠近医院的地方竖起了绞架。隔不远，靠近树林，就在大道旁边的陡坡上，又选定了一个地方作为执行枪决的刑场，还在那儿给我们挖了一个大坑。

　　“判决书张贴出去了，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决定在大白天当众处决我们，好让每个人看了都害怕。第二天，从早晨起就把老百姓从城里赶到绞架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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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七哥

有的人是因为好奇，虽然心里害怕，也还是来了。绞架旁边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一眼看去，人头攒动。监狱四面围着木栅栏，这你是知道的。绞架就离监狱不远，我们都能听到外面嘈杂的人声。在后面的街道上，架起了机枪，整个地区的宪兵队，包括骑兵和步兵，都调来了。一个营的军队封锁了大街小巷。还特地为判处绞刑的人挖了一个坑，就在绞架旁边。我们默不作声地等待最后一刻的到来，只是偶尔有人说一两句话。该说的前一天都说了，就连诀别的话也说了。只有罗莎还在牢房角落里喃喃自语，不知道说些什么。瓦莉亚因为遭到强奸，又挨了毒打，已经不能走了，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有两个从镇上抓来的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她们互相拥抱着诀别，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一个叫斯捷潘诺夫的小伙子，是从县里抓来的，很有力气，像个摔跤运动员，被捕的时候同敌人格斗，打伤了两个宪兵。他一再对这姐妹俩说：‘同志们，别掉眼泪了。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到外边就别再哭了。决不能让那帮吃人的豺狼高兴。他们反正是不会放过咱们的，咱们反正是要死的，那么，就让我们从容地死吧！咱们谁也不能下跪。同志们，死要死得有骨气！’“这时候，提我们的人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这家伙是个残暴的色情狂，简直是只疯狗。他要是自己不强奸，就让宪兵动手，他在旁边看着取乐。从监狱穿过马路直到绞架，宪兵排成了两道人墙，都是大刀出鞘。他们肩上挂着黄色的穗带，大家都管他们叫‘黄脖狗’。

　　“他们用枪托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四个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到街上。他们让我们站在绞架跟前，亲眼看着自己的同志被绞死，然后再枪毙我们。绞架很高，是用几根原木搭成的。绞架上吊着三根粗绳子，头上系成圈套。下面是带小梯子的平台，用一根活动的木桩子支撑着。人群像海一样，不住地蠕动着，发出勉强可以听到的嗡嗡声。他们的眼睛全盯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辨认出自己的亲友。

　　“在稍远一点的台阶上，聚集着一帮波兰小贵族，手里拿着望远镜，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军官。他们都是来欣赏怎样绞死布尔什维克的。

　　“脚下的雪是松软的，树林一片白茫茫，树枝像落上了一层棉絮。雪花在空中飞舞，慢慢落下来，飘到我们灼热的脸上，就融化了。绞架下面的平台上也铺了一层雪。我们的衣服差不多全给剥光了，但是谁也没有感到冷。斯捷潘诺夫甚至没有注意到他脚上只穿着一双袜子。

　　“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旁边。最后，终于把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判绞刑的同志押出了监狱。他们三个人互相挽着胳膊，瓦莉亚夹在中间。她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那两个同志搀扶着她。不过，她记住了斯捷潘诺夫的话：‘死要死得有骨气’，还是竭力想自己走。她没有穿大衣，只穿着一件绒衣。

　　“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看来很不满意他们挽着胳膊走，推了他们一下。瓦莉亚不知道说了句什么，一个骑马的宪兵立即扬起马鞭，朝她脸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女人惨叫了一声，呼天抢地地挣扎着，拼命想挤过警戒线，冲到这三个人跟前去。但是她让宪兵抓住，不知道给拖到什么地方去了。大概这是瓦莉亚的母亲。快走到绞架的时候，瓦莉亚唱了起来。我还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会这样满怀激情地歌唱。她唱的是《华沙之歌》，那两个同志也随着她一起唱。宪兵用马鞭抽他们，这帮没人性的畜生就像发了疯似的，鞭子不断落到咱们同志的身上，他们都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宪兵把他们打倒在地上，像拖口袋一样拖到绞架跟前，草草念完了判决书，就把绞索套在他们脖子上。这时候，我们大伙就高唱起《国际歌》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我只看见一个匪兵用枪托把支着平台的木桩推倒，咱们的三个同志就全让绞索给吊了起来……

　　“当我们在刑场上准备受刑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大人开恩，把我们当中九个人的死刑改判为二十年苦役。其余十七个同志还是全给枪毙了。”

　　说到这里，萨穆伊尔扯开了衬衣领子，好像领子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似的。

　　“三位同志的尸体整整吊了三天，日夜都有匪兵在绞架旁边看守。后来我们监狱里又送进来几个犯人，据他们说，第四天托博利金同志的绞索断了，因为他身体最重，他们这才把另外两具尸体也解下来，就地掩埋了。

　　“但是绞架一直没有拆掉，我们往这儿押解的时候，还看到了。绞索还吊在半空，等待着新的牺牲者。”

　　萨穆伊尔沉默起来，呆滞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保尔都没有觉察到他已经讲完了。

　　那三具尸体清晰地呈现在保尔眼前，他们的面目很可怕，脑袋歪在一边，在绞架上默默地摆动着。

　　突然，街上吹起了集合号，号声惊醒了保尔，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咱们到外边去吧，萨穆伊尔！”

　　骑兵押着波兰俘虏，从大街上走过。团政委站在监狱大门旁边，在军用记事本上写了一道命令。

　　“给你，安季波夫同志。”他把命令交给矮壮结实的骑兵连长。“派一个班，把俘虏全部押解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方向去。受伤的要给包扎好，用大车运，也往那个方向去。送到离这儿二十俄里的地方，就让他们滚蛋吧。咱们没时间管他们。你得注意，绝对不许有虐待俘虏的行为。”

　　保尔跨上战马，回头对萨穆伊尔说：“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咱们的同志，咱们倒要送他们回自己人那儿去，还不许虐待。这怎么办得到？”

　　团长回过头来盯着他。保尔听见团长好像在自言自语，但是语气却坚定而严厉：“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枪毙的。我们可不是白军。”

　　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想起了在全团宣读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最后是这样说的：

　　……故此命令：

　　１．以口头的和书面印发的形式不断地、反复地向红军部队，特别是向新组建的部队宣传解释：波兰士兵是波兰和英法资产阶级的牺牲品，他们本人也是身不由己。因此，我们的责任是，把被俘的波兰士兵当作误入歧途的、受蒙骗的兄弟一样来对待，以后要把他们作为醒悟了的兄弟遣返回解放后的波兰祖国。

　　２．凡有有关虐待波兰战俘以及欺凌当地居民的传闻、消息、报告，要一查到底，严查严办，不论这些传闻、消息来自何种渠道。

　　３．各部队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要充分意识到，他们对严格执行本命令负有责任。工农国家热爱自己的红军。红军是它的骄傲。它要求红军不要在自己的旗帜上染上一个污点。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保尔小声对自己说。

　　正当骑兵第四师攻下日托米尔的时候，戈利科夫同志统率的突击部队的一部——第七步兵师第二十旅也在奥库尼诺沃村一带强渡了第聂伯河。

　　由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什基尔骑兵旅组成的一支部队奉命渡过第聂伯河，并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基辅到科罗斯坚的铁路线。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截断波军逃离基辅的唯一通路。舍佩托夫卡共青团组织的一个团员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在这次渡河时牺牲了。

　　当部队在晃荡的浮桥上跑步前进的时候，从山背后飞来一颗炮弹。它在战士们头顶上呼啸而过，落在水里爆炸了。就在这一瞬间，米什卡栽到搭浮桥的小船底下，让河水吞没了，再也没有浮上来。只有淡黄色头发的战士亚基缅科看见了，这个戴着一顶掉了檐的破军帽的战士，一见这情景，惊叫起来：“哎哟，不好了，米什卡掉到水里去了！连影都没有，这下完了！”他停住脚步，吃惊地盯着黑沉沉的流水。后面的人撞在他身上，推着他说：“你这傻瓜，张着嘴巴看什么？还不快走！”

　　当时根本没有工夫去考虑个别人的吉凶，他们这个旅本来就落后了，兄弟部队已经占领了对岸。

　　米什卡的死讯，谢廖沙是四天以后才知道的。他们旅经过激战攻下布恰车站后，随即向基辅方面展开攻势，当时他们正在阻击企图以猛烈的冲锋向科罗斯坚突围的波军。

　　亚基缅科在谢廖沙身边趴下来。他停止了猛烈的射击，好不容易才拉开灼热的枪机，然后把脑袋贴着地面，转过来对谢廖沙说：“步枪要缓口气，烫得像火一样。”

　　枪炮在轰鸣，谢廖沙勉强才听到他说的话。后来枪炮声小了一点，亚基缅科像是顺便提起似的说：“你的那位老乡在第聂伯河里淹死了。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掉到水里去的。”他说完，用手摸了摸枪机，从子弹带里拿出一排子弹，一丝不苟地压进了弹仓。

　　攻打别尔季切夫的第十一师，在城里遇到了波军的顽强抵抗。

　　大街上正在浴血苦战。敌人用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骑兵的前进。但是这个城市还是被红军占领了。波军已经溃不成军，残兵狼狈逃窜。车站上截获了敌人的许多列火车。但是对波军来说，最可怕的打击还是军火库爆炸，供全军用的一百万发炮弹一下子全毁了。全城的玻璃震得粉碎，房屋好像是纸糊的，在爆炸声中直摇晃。

　　红军攻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以后，波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作两股，撤出基辅，仓皇逃遁。他们拼命想为自己杀出一条路，冲出钢铁包围圈。

　　保尔已经完全忘却了他自己。这些日子，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他，保尔，已经溶化在集体里了。他和每个战士一样，已经忘记了“我”字，脑子里只有“我们”：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战局的发展犹如狂飙，异常迅猛，天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

　　布琼尼的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不停顿地向前挺进，给敌人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摧毁了波军的整个后方。满怀胜利喜悦的各骑兵师，接二连三地向波军后方的心脏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发起猛烈的冲锋。

　　他们像冲击峭壁的巨浪，冲上去，退回来，接着又杀声震天地冲上去。

　　无论是密布的铁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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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守城部队的拼命顽抗，都没能挽救波军的溃败。六月二十七日早晨，布琼尼的骑兵队伍渡过斯卢奇河，冲进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城，并继续向科列茨镇方向追击溃逃的波军。与此同时，亚基尔的第四十五师在新米罗波利附近渡过斯卢奇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则向柳巴尔镇发起了攻击。

　　不久，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无线电台接到战线司令的命令，要他们全军出动，夺取罗夫诺。红军各师发起强大攻势，把波军打得七零八落，他们只能化成小股部队，四散逃命。

　　有一天，旅长派保尔到停在车站的铁甲列车上去送公文。

　　在那里他竟遇见了一个根本没想到会碰见的人。马跑上了路基。到了前面一辆灰色车厢跟前，保尔勒住了马。铁甲列车威风凛凛地停在那里，藏在炮塔里的大炮露出黑洞洞的炮口。

　　列车旁边有几个满身油垢的人，正在揭开一块保护车轮的沉重的钢甲。

　　“请问铁甲列车的指挥员在哪儿？”保尔问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一桶水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儿。”红军战士把手朝火车头那边一指说。

　　保尔跑到火车头跟前，又问：“哪一位是指挥员？”

　　一个脸上长着麻子、浑身穿戴都是皮制品的人转过身来，说：“我就是。”

　　保尔从口袋里掏出公文，交给了他。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您在公文袋上签个字。”

　　指挥员把公文袋放在膝盖上，开始签字。火车头的中间车轮旁边，有一个人提着油壶在干活。保尔只能看到他宽阔的后背和露在皮裤口袋外面的手枪柄。

　　“签好了，拿去吧。”指挥员把公文袋还给了保尔。

　　保尔抖抖缰绳，正要走，在火车头旁边干活的那个人突然站直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一瞬间，保尔好像被一阵风刮倒似的，跳下马来，喊道：“阿尔焦姆，哥哥！”

　　满身油垢的火车司机立即放下油壶，像大熊一样，抱住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小鬼！原来是你呀！”阿尔焦姆这样喊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铁甲列车指挥员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个场面。车上的炮兵战士都笑了起来。

　　“看见没有，兄弟俩喜相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保尔丢掉了军帽。他勒住马，但是前面的几个骑兵连已经冲进了波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灌木丛中飞驰出来，向河岸冲去，一路上高喊：“师长牺牲了！”

　　保尔哆嗦了一下。列图诺夫，他的英勇的师长，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好同志，竟牺牲了。一种疯狂的愤怒攫住了保尔的心。

　　他使劲用马刀背拍了一下已经十分疲惫、满嘴是血的战马格涅多克，向正在厮杀的、人群最密的地方冲了过去。

　　“砍死这帮畜生！砍死他们！砍死这帮波兰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盛怒之下，他扬起马刀，连看也不看，向一个穿绿军服的人劈下去。全连战士个个怒火中烧，誓为师长复仇，把一个排的波军全砍死了。

　　他们追击逃敌，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时候波军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

　　一团绿火像镁光一样，在保尔眼前闪了一下，耳边响起了一声巨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头。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向一边翻过去。

　　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甩出了马鞍，翻过马头，沉重地摔在地上。

　　黑夜立刻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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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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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鱼的一只眼睛，鼓鼓的，有猫头大小，周围是暗红色，中间发绿，这只眼睛在闪闪发亮。章鱼的几十条长长的腕足，像一团小蛇似的，蜿蜒地蠕动着，上面的鳞发出讨厌的沙沙声。章鱼在游动。他看见章鱼差不多就贴着自己的眼睛。那些腕足在他身上爬着，它们是冰凉的，像荨麻一样刺人。章鱼伸出的刺针如同水蛭，死叮在他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他感到他的血液正从自己身上流到已经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去。刺针就这样吸个不停。他头上被叮的地方，疼得难以忍受。

　　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有个女人声音更轻地回答：“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昏迷，说胡话。”

　　章鱼消失了，但是被它叮过的地方还很疼。保尔觉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重，怎么也抬不起来。为什么这样热呢？大概是妈把炉子烧得太旺了。又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了：“脉搏现在是一百二十二。”

　　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里像有一团火，热得喘不上气来。

　　想喝水，多么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马上就爬起来，喝个够。那为什么又起不来呢？他刚想挪动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觉得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马上会拿水来的。他要对她说：“我要喝水。”在他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是不是章鱼又来了？就是它，看它那只红色的眼睛……

　　远处又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弗罗霞，拿点水来！”

　　“这是谁的名字呢？”保尔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动脑子，便跌进了黑暗的深渊。他从那深渊里浮上来，又想起：“我要喝水。”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他好像有点苏醒了。”

　　接着，那温和的声音显得更近、更清晰了：“伤员同志，您要喝水吗？”

　　“我怎么是伤员呢？也许不是跟我说的吧？对了，我不是得了伤寒吗！怪不得叫我伤员呢！”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眼睛，这回终于成功了。从睁开的小缝里，他最先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个红色的球，但是，这个球又让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挡住了。这个黑糊糊的东西向他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触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体。心头的那团火逐渐熄灭了。

　　他心满意足地低声说：“现在可真舒服。”

　　“伤员同志，您看得见我吗？”

　　这问话就是向他弯下来的那个黑糊糊的东西发出来的。

　　这时，他又要昏睡了，不过还来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见，但是能听见……”

　　“谁能想到他还会活过来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这完全是因为您护理得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激动地回答：“啊，我太高兴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什么东西都像是很新鲜，很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没有力量移动一下。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日记：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６日

　　今天从救护列车上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我收到一个口袋，里面除了病历，还有从他衣袋里找出来的几份证件。他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

　　证件有：一个磨破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一号团证，上面记载的入团时间是一九一九年；一个弄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的是：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

　　此外，还有一张看来是他亲笔写的条子：

　　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打伤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８月２７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睛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不过我劝他，只要还有希望消肿，就先不要做这个手术。他同意了。

　　我的主张完全是从审美观点出发的。如果这个年轻人能活过来，为什么要摘除一只眼睛，让他破相呢？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身边必须经常有人护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这样年轻，我很可怜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些什么。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过，有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凶。这些骂人话都是不堪入耳的。我听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救不活了。这老头生气地咕哝说：“我真不懂，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他呢？真是岂有此理。”

　　８月３０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他躺在那间专门病室里，那里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人。护理员弗罗霞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原来她认识他。很久以前，他们在一起做过工。她对这个伤员是多么体贴入微呀！现在连我也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９月２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今天简直是我的节日。我负责的伤员柯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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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恢复了知觉，他活过来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现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们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看到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依恋着我。

　　他们对朋友真挚而淳朴，所以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有时我甚至掉了眼泪。这未免有些可笑，然而却是事实。

　　９月１０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说他受了点轻伤，很快就会治好，然后一定回家去看看；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还很虚弱。

　　９月１４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动人。平时他很严肃，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的身体在复原，速度快得惊人。他和弗罗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见她坐在他的病床旁边。看来，她把我的情况都讲给他听了，不用说，是过分地夸奖了我，所以我每次进屋，他总是对我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大夫，您手上怎么紫一块青一块的？”

　　我没有告诉他，这是他在昏迷中狠命攥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９月１７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看样子好多了。换药的时候，他那种非凡的毅力真叫我们这些医生吃惊。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不断地呻吟，发脾气，可是他却一声不吭。给他伤口上碘酒的时候，他把身子挺得像根绷紧了的弦。他常常疼得失去知觉，但是从来没有哼过一声。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是柯察金也呻吟起来，那就是说他昏迷了。他这种顽强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真不明白。

　　９月２１日

　　今天柯察金坐着轮椅，第一次被推到医院宽敞的阳台上。

　　在他看着花园、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的时候，他是一副什么样的神情啊！他的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闪闪发亮，不停地转动着，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就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似的。

　　９月２６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那里有两个姑娘等着我。其中一个长得很漂亮。她们要看柯察金。她们的名字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亚这个名字我知道，因为柯察金说胡话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她。我允许她们进去看他。

　　１０月８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用别人搀扶在花园里散步了。他老向我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快了。每到探病的日子，那两个姑娘就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呻吟，而且从来也不呻吟。我问他原因，他说：“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

　　１０月１４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十分亲切地互相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去掉，只是前额还包扎着。那只眼睛是失明了，不过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同这么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

　　向来就是这样：病人好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来见我们。临别的时候，柯察金说：“还不如左眼瞎了呢，现在我怎么打枪呀？”

　　他仍然一心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起初就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城里共青团的会议。冬妮亚同意了。但是，当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样漂亮，那样别出心裁，保尔都没法带她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了，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乐部里，大家都穿着退色的旧衣服，唯独冬妮亚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尔看在眼里，觉得很不痛快。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察到了，就用轻蔑的、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亚一眼，问：“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吗？”

　　“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小姐。怎么能让她进来？”

　　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起来。

　　“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带她来的。懂吗？她并不是咱们的对头，要说穿戴吗，确实是有点问题，不过，总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吧。什么人能带到这儿来，我也懂，用不着你来挑毛病，同志。”

　　他本来还想顶撞他两句，但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实际上是大家的意见。这样一来，他一肚子气就都转移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干吗要出这个风头？”

　　这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了裂痕。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逐渐破裂。

　　又过去了几天。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

　　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作最后一次谈话。他们站在陡岸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从下面滚滚流过，闪着灰暗的光；一艘拖轮用轮翼疲倦地拍打着水面，拽着两只大肚子驳船，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落日的余辉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样通红。

　　冬妮亚望着金黄色的余辉，忧伤地说：“难道咱们的友谊真的要像这落日，就这样完了吗？”

　　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紧皱着眉头，低声说：“冬妮亚，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原来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也还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下去，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跳。拿生命冒险是可以的，但不是为了姑娘的眼睛，而应该是为了别的，为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其次才属于党，那么，我绝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因为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

　　冬妮亚悲伤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两眼噙着泪水。

　　保尔从侧面注视着她那熟悉的脸庞和栗色的浓发。过去，这个姑娘对他来说，曾经是那样可爱可亲，此刻他不禁对她产生了一种怜惜之情。

　　他小心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把扯你后腿的那些东西统统扔掉，站到我们一边来吧。

　　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跟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全部重担，跟我们一起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污辱你，但是他是红军中的败类，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同志们对你不友好，可是，那天你为什么要那样打扮，像去参加资本家的舞会一样呢？你会说：我不愿意跟他们一样，穿上肮脏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害了你。你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却不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开，我是感到遗憾的，我希望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不再说下去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见一张布告，下面的署名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朱赫来。他的心跳起来了。他去找这个老水兵，但是卫兵不让他进去。他软磨硬泡，弄得卫兵差点把他抓起来。费了好大劲，最后他总算见到了朱赫来。

　　他们两个人对这次会面都很高兴。朱赫来的一只胳膊已经给炮弹炸掉了。他们马上就把工作谈妥了。朱赫来说：“你既然不能上前线，就在这儿跟我一起搞肃反工作吧。明天你就来上班。”

　　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红军几乎已经打到华沙城下，只是因为远离后方基地，得不到人力和物力的补充，没能攻破波军的最后防线，就撤了回来。波兰人把红军的这次撤退叫做“维斯瓦河上的奇迹”。这样一来，地主老爷的白色波兰又存在下来了，建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暂时没有能够实现。

　　到处是血迹的国家需要休息一下。

　　保尔没有回家去探望亲人，因为舍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目前正是双方战线分界的地方。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日日夜夜都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执行各种任务。他就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说舍佩托夫卡被波兰人占领了，他发起愁来。

　　“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就这么讲和了，我母亲不就划到外国去了吗？”

　　朱赫来安慰他说：“边界大概会沿哥伦河划分，舍佩托夫卡还在咱们这一边。咱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许多师团都从波兰前线调往南方。因为正当苏维埃共和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利用这个机会，从克里木半岛的巢穴里爬了出来，沿第聂伯河北上，逼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现在同波兰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木半岛去捣毁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满载士兵、车辆、行军灶和大炮的军用列车，经过基辅向南开去。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许多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经常造成堵塞，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往往因为腾不出线路而使整个交通中断。收报机不断收到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命令给某某师让路。打满密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从收报机里爬出来，电文一律都是：“十万火急……”而且，几乎每封电报都警告说，违令者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处理这种“堵塞”的机构。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进来，挥动着手枪，要求根据司令员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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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哥哥

某号电令，立即发走他们的列车。

　　如果说这个办不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都说：“你豁出命来，也要先把我的车发走！”接着便是一场可怕的争吵。

　　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就赶紧把朱赫来请来。于是，正吵得不可开交，眼看要开枪动武的双方，马上就平静下来。

　　朱赫来那钢铁般的身躯，沉着冷静的态度，强硬的不容反驳的语气，总能迫使他们把已经拔出来的手枪插回枪套里去。

　　保尔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一样，但是还得到站台上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损害着他的神经。

　　有一天，保尔突然在一节装满弹药箱的敞车上，看见了谢廖沙·勃鲁扎克。谢廖沙从敞车上跳下来，扑到他身上，差一点把他撞倒。他紧紧抱住保尔，说：“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下就认出你来了。”

　　两个朋友都不知道问对方些什么，自己讲些什么才好。他们分别之后，经历过多少事情啊！他们相互问长问短，还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就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直到车轮开始慢慢转动了，才把互相拥抱着的胳膊松开。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会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在加速。谢廖沙怕误了车，最后向他的朋友喊了一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一节加温车厢的门敞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马上有几只手拽住他，把他拉进了车厢。保尔站在那里目送着远去的列车，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亚已经牺牲的消息。谢廖沙一直没有回过故乡，而保尔又根本没有想到会同他见面，惊喜之下，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难受。”保尔这样想。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俩最后的一次会面。谢廖沙这时候正站在车顶上，用胸膛迎着秋风，他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着他。

　　“坐下吧，谢廖沙。”军大衣背上烧了个窟窿的红军战士多罗申科劝他说。

　　“没关系，我跟风是好朋友，吹一吹更痛快。”谢廖沙笑着回答。

　　一星期之后，第一次投入战斗，他就在秋天的乌克兰原野上牺牲了。

　　从远处飞来一颗流弹，打中了他。他哆嗦了一下，向前迈进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痛。他没有喊叫，身子轻轻一晃，张开两臂又合抱起来，紧紧地捂住胸口，然后弯下腰，像要跳跃的样子，僵硬的身体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双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望无际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紧张，保尔本来就没有完全复原，现在健康状况又恶化了。受伤后留下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有一次，他连熬了两个通宵，终于失去了知觉。

　　过后，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我想调动一下工作，你看合适不？我很想到铁路工厂搞我的本行去。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了。医务委员会跟我说，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可是这儿的工作比前线还紧张。这两天肃清苏特里匪帮，简直把我累垮了。我得暂时摆脱这种动刀动枪的工作。费奥多尔，你知道，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哪能做好肃反工作呢？”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是啊，你的气色很难看，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都怪我照顾得不周到。”

　　这次谈话之后，保尔带着介绍信到团省委去了。介绍信上说，请团省委另行分配他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开心地向保尔挤了一下眼睛，说：“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吗？那可是个好地方。好吧，我们马上就给你找个工作。这儿正缺人呢。把你分配到哪儿去呢？省粮食委员会行吗？不去？那就算了。那么，码头上的宣传站去不去？也不去？哟，那你可就错了。那个地方多好啊，头等口粮。”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想到铁路上去，给我分铁路工厂去吧。”

　　那个小伙子惊异地看了看他，说：“到铁路工厂去？这个……那儿可不需要人。这么办吧，你去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她给你找个地方吧。”

　　保尔同那个皮肤黝黑的姑娘乌斯季诺维奇谈了不一会儿，就谈妥了：他到铁路工厂去担任不脱产的共青团书记。

　　就在这个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旁边，在这个半岛通往大陆的狭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从前克里木鞑靼人同扎波罗什哥萨克分界的那个地方，白匪军重建了一座碉堡林立、戒备森严的要塞——佩列科普。

　　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残渣余孽，从全国各地逃到克里木半岛来，他们自以为躲在佩列科普后面绝对安全，便整天沉湎在花天酒地之中。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兵，跳进了冰冷的湖水，涉渡锡瓦什湖，从背后去袭击龟缩在坚固工事里的敌人。带领他们的是英名盖世的卡托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同志。数万名战士跟随着两位将领无畏地前进，去砸烂最后一条毒蛇的头，这条蛇身子盘踞在克里木半岛，毒舌却伸到了琼加尔近旁。伊万·扎尔基就是这些子弟兵中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在水中前进。

　　天刚蒙蒙亮，佩列科普像捅开的蜂窝一样乱成了一团，几千名红军战士，越过层层障碍物，从正面猛冲上去。与此同时，在白匪后方，涉渡锡瓦什湖的红军先头部队，也在利托夫斯基半岛登岸了。扎尔基就是最先爬上石岸的战士中的一个。

　　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了。白军的骑兵像一群狂暴的野兽，向爬上岸的红军战士猛扑过来。扎尔基的机枪不停地喷射着死亡，成堆的敌人和马匹在密集的弹雨中倒了下去。扎尔基用飞快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换着子弹盘。

　　几百门大炮在佩列科普轰鸣着。大地似乎崩坍了，陷进了无底的深渊。成千颗炮弹发出刺耳的呼啸声，穿梭般地在空中飞来飞去，爆裂成无数碎片，向四周散布着死亡。大地被炸得开了花，泥土翻到半空中，团团黑色的烟尘遮住了太阳。

　　毒蛇的头终于被砸碎了。红色的怒潮涌进了克里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各师冲进了克里木，在这最后一次的攻击中，他们杀得敌军失魂丧胆。惊慌失措的白卫军争先恐后地挤上汽船，向海外逃遁。

　　苏维埃共和国颁发了金质的红旗勋章。勋章佩戴在战士们褴褛的制服上，佩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万·扎尔基也荣获了这种奖赏。

　　对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像朱赫来预料的那样，舍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分界线划在离这座小城三十五公里的一条河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保尔乘火车回到了他熟悉的故乡。

　　他踏上铺着白雪的站台，瞥了一眼“舍佩托夫卡车站”的牌子，立刻拐向左边，朝机车库走去。他去找阿尔焦姆，但是阿尔焦姆不在。于是，他裹紧军大衣，快步穿过树林，朝城里走去。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到敲门声，转过身来，喊了一声“请进！”一个满身雪花的人走了进来。她立刻就认出了自己可爱的儿子。她两手捂住心口，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把自己瘦小的身体紧紧地贴在儿子的胸前，不停地吻着儿子的脸，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保尔也紧紧地拥抱着母亲，看着她那因为忧愁和期待而消瘦了的、满是皱纹的脸。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等着她平静下来。

　　这位受尽苦难的女人，现在眼睛里又闪起了幸福的光芒。

　　在儿子回来以后的这些天里，她跟他谈多久也谈不完，看他多久也看不够，她真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他。又过了两三天，阿尔焦姆半夜里也背着行军袋闯进了这间小屋。这时候，她喜上加喜，那股高兴劲就更没法说了。

　　柯察金家的小房子里，一家人又团聚了。兄弟俩经历过千辛万苦和严峻的考验，都平安地回来了……

　　“往后，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呢？”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问。

　　“还是干我的钳工去，妈。”阿尔焦姆回答。

　　保尔呢，他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了基辅，因为那里的工作正在等着他。

　　共青团铁路区委员会调来一位新书记，他就是伊万·扎尔基。保尔是在书记办公室见到他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勋章。对这次见面，保尔一开头说不上心头是什么滋味，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妒忌。扎尔基是红军的英雄。正是他，乌曼战斗一打响，就以英勇善战、出色完成战斗任务而著称，是部队里数一数二的人物。如今扎尔基成了区委书记，恰好是他保尔的顶头上司。

　　扎尔基把保尔当作老朋友，友好地接待了他。保尔对一闪而过的妒意感到惭愧，也热情地同扎尔基打了招呼。

　　他们一起工作很顺手，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知心朋友。在共青团省代表会议上，铁路区委有两个人当选为省委委员——保尔和扎尔基。保尔从工厂领到一小间住房，四个人搬了进来，除保尔外，还有扎尔基、厂团支部宣传鼓动员斯塔罗沃伊和团支部委员兹瓦宁，组成了一个公社。他们整天忙于工作，总要到深夜才回到家中。

　　党要实行新政策的消息传到了共青团省委，不过，起初只是一些零碎的、不成形的说法。过了几天，在第一次学习研讨政策提纲的会上出现了分歧。保尔不完全理解提纲的精神实质。他离开会场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想不通。他在铸造车间遇到杜达尔科夫，一个矮墩墩的工长，共产党员。杜达尔科夫脸朝亮光向保尔眨了眨白不呲咧的眼睛，叫住了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让资本家东山再起？听说还要开商店，大做买卖。这倒好，打呀打呀，打到最后，一切照旧。”

　　保尔没有答理他，可心头的疑虑却越来越重了。

　　不知不觉中他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而一旦卷入反党活动，他便表现得十分激烈。他在共青团省委全会上的第一次发言激起了争论的巨浪。会场上马上形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接下来是痛苦的日日夜夜。整个党组织、团组织，辩论争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保尔和他的同伙们的死硬立场在省委内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

　　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身板结实，高额头，浑身充满活力，政治上也很成熟，他同丽达·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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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坏

斯季诺维奇一起找保尔和观点同他相同的人个别谈心，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毫无结果。保尔开门见山，粗鲁而又直截了当地说：“你回答我，阿基姆，资产阶级又有了生存的权利。我弄不清那些高深的理论。我只知道一点：新经济政策是对我们事业的背叛。我们过去进行斗争，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工人不同意这么做，要尽全力来反对这种做法。你们大概甘愿给资产阶级当奴才吧？那就悉听尊便。”

　　阿基姆火冒三丈。

　　“保尔，你脑子开开窍，你都说了些什么话？你是在侮辱整个党，诽谤党。你得的是狂热病，还固执己见，不想弄明白简单的道理。要是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我们就是葬送革命，就会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发动农民来反对我们。你不想理解这一点。既然你不打算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来探讨解决问题，反而以斗争相威胁，那我们只好奉陪了。”

　　两个人分别的时候，已反目成仇。

　　在全区党员大会上，从中央跑来的工人反对派代表发表演说，遭到了多数与会者的痛斥，接着，保尔上台发言，以不可容忍的激烈言辞指责党背叛了革命事业。

　　第二天，团省委召开紧急全会，决定将保尔和另四名同志开除出省委会。保尔同扎尔基不说话，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营垒。保尔在团支部拥有多数，他们在支部会上狠狠整了扎尔基一顿。斗争深入了，结果保尔被开除出区委会，被撤销支部书记职务。此举引起轩然大波，有二十来个人交出团证，宣布退团。最后，保尔和他的同伴被开除出团。

　　保尔苦恼的日子从此开始了，这是他一生中最黯淡无光的日子。

　　扎尔基离开公社走了。脱离了生活常规的保尔心情压抑，站在车站的天桥上，无神的目光望着下面来来往往的机车和车辆，却什么都看不见。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是一个叫奥列什尼科夫的共青团员，满脸雀斑和疙疸，善于钻营，又自命不凡。保尔过去就不喜欢他。他是砖瓦厂的团支部书记。

　　“怎么，把你给开除了？”他问，两只白不呲咧的眼睛在保尔脸上扫来扫去。

　　“是。”保尔简单地回答说。

　　“我多次说过，”奥列什尼科夫迫不及待地接上去。“你图个什么呢？遍地都是犹太佬，他们往哪儿都钻，到处都要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才巴不得修个商亭呢。上前线打仗是你的事，他们却稳稳当当坐在家里。现在反倒把你给开除了。”他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保尔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瞧着他，预感到要出点乱子。他控制不住自己，劈手揪住奥列什尼科夫的胸脯，怒不可遏地晃来晃去，晃得他东倒西歪。

　　“你这个白卫分子的鬼魂，卑鄙的妓女，你扯什么淡？你是跟谁讲这些屁话，你这个骨子里的富农？混蛋，我们城里被白军枪毙的布尔什维克，一多半都是犹太工人，你知不知道？你呀，哼！你跟谁说话？你也是反对派一伙的？这帮混蛋都该枪毙。”

　　奥列什尼科夫挣脱出来，没命似的跑下阶梯。保尔恶狠狠地望着他的背影。“瞧，都是些什么人赞成我们的观点！”

　　歌剧院里挤满了人。人们一小股一小股从各个入口走进大厅和上面的楼层。全市党团组织的联席会议要在这里举行，对党内斗争进行总结。

　　剧院的休息室里，大厅的过道上，大家交谈的话题是今天有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要回到党的队伍里来。前排坐着朱赫来、丽达和扎尔基，他们也在议论这个问题。丽达回答扎尔基说：“他们会回来的。朱赫来说，已经出现转机。省委决定，只要他们检讨了错误，愿意回来，我们欢迎所有的人归队，要创造一种同志式的气氛，并且打算在即将召开的省代表大会上吸收柯察金同志参加省委，以此表示党对归队同志的真诚是信任的。我现在很激动，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会议主席摇了好一会儿铃，会场静下来以后，他说：“刚才省党委做了报告，现在由共青团里反对派的代表发言。首先发言的是柯察金同志。”

　　后排站起一个人，身穿保护色军便服，快步从台阶跑上讲台。他仰起头，走到台口栏杆跟前，用手摸了摸前额，仿佛在回忆什么东西，又固执地晃了晃长着鬈发的脑袋，两只手牢牢扶住栏杆。

　　保尔看见剧场里人坐得满登登的，他觉得几千双眼睛都在注视着他，宽敞的大厅和五个楼层都静悄悄地在盼望着。

　　有几秒钟的工夫，他默默地站着，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太激动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离讲台不远的前排，在丽达旁边的椅子上，坐着肃反委员会主席朱赫来。他的块头可真算得是庞然大物。他正用殷切的目光望着保尔，突然微微一笑，这笑容是严峻的，又包含着鼓励。这么一副魁伟的身板，上衣的一只袖子却空空如也，因为毫无用处而塞进了口袋里。看到这幅情景，真让人心里沉甸甸的。朱赫来上衣的左口袋上，有一枚四周深红色的椭圆形红旗勋章在闪亮。

　　保尔把目光从前排移开。大家都在等他，他总得开口。他以临战的姿态调动起全身的精力，响亮地对整个大厅说：“同志们！”他心里涌起了波涛，感到浑身热辣辣的，又似乎大厅里点亮了千百盏吊灯，光芒烧灼着他的身体。他那热烈的话语，犹如厮杀的喊声，在大厅里震荡。话语传到数千听众的耳朵里，他们也随之激动起来。这青春的、激越的、热情洋溢的声音迸发出众多火花，飞溅到圆形屋顶下面的最高楼层的最远位子上。

　　“我今天想讲一讲过去。你们期待着我，我要讲一讲。我知道，我的话会使有些人心神不宁，可这大概不能叫政治宣传，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是我以及我现在代表的所有人的心声。我想讲讲我们的生活，讲讲那一把革命的烈火，它像巨大炉膛里的煤炭，把我们点燃，使我们燃烧。我们的国家靠这烈火生存，我们的共和国靠这烈火取得了胜利。我们靠这烈火，用我们的鲜血，击溃并消灭了敌人的乌合之众。我们年轻一代和你们一起，被这烈火席卷着，去经风雨，见世面，并且更新了大地。我们一道在我们伟大的、举世无双的、钢铁般的党的旗帜下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战斗。两代人，父辈和子辈，一起战死在疆场。现在，两辈人又一起来到了这里。你们期待着我们，而我们作为你们的战友，竟制造动乱来反对自己的阶级，反对自己的党，破坏党的钢铁纪律，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是想得到答案吧？我们正是如此被党赶出自己的营垒，赶到人类生活的后方，赶到偏僻的荒漠去的。

　　“同志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们经过革命烈火的考验，却走到了背叛革命的边缘？这事怎么发生的呢？你们都清楚我们同你们——党内多数派斗争的经过。我们这些人，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也没有掉过队，怎么倒发动了暴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只知道对资产阶级要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新经济政策一来，我们便认为是反革命。其实党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只是另一种形式，从另外的角度来进行斗争，可我们却把这种过渡看作是对阶级利益的背叛。而在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近卫军中，有那么一些人，我们青年知道他们多年从事革命工作，我们曾跟随他们前进，认为他们是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现在他们也起来反对党的决定，我们就更有恃无恐，执迷不悟。显然，单有热情，单有对革命的忠心是不够的，还要善于理解大规模斗争中极其复杂的策略和战略。并非任何时候正面进攻都是正确的，有时这样的进攻恰恰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应该这样认识问题，我们刚刚才弄明白这一点。我们的领袖列宁同志引导国家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就连他的名字，他的教导，也没能使我们收敛一点，可见我们的头脑发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为花言巧语所蒙蔽，加入了工人反对派，自以为是在为真正的革命进行正义的斗争，在共青团里大肆活动，动员和纠集力量，反对党的路线。大家知道，经过激烈的较量之后，我们几个团省委委员被开除出省委。我们又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各个区里。区委的斗争更为艰苦，但是也把我们击败了。于是我们又到各自的支部去占领阵地，并且把许多青年拉到我们这一边来。特别是我当书记的那个支部，拼命顽抗。末了，我们最后的几个据点也被粉碎了。

　　“是的，同志们，这些日子对我们来说是沉痛的。一方面，问题弄不明白，脑子晕头转向，经常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你这是在跟谁斗？另一方面，又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党。这确实非常痛苦。两面受到夹击，搞这种党内斗争会有什么结果？我回想起一次谈话，内心非常羞愧。朱赫来同志大概记得这次谈话。有一次，他在街上遇见我，叫我上车，到他那儿去。我当时正被斗争冲昏头脑，对他说：‘既然有人出卖革命，我们就要斗，必要的时候，不惜拿起武器。’朱赫来回答得很简单：‘那我们就把你们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枪毙。留神点，保尔，你已经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再跨出一步，你就到街垒那边去了。’说这话的，是我最亲爱的人，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以自己的英勇无畏和坚强性格博得我深深敬重的人，是我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时的老首长。我没有忘记他说的话。当我们这些死硬派被开除出组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了，什么叫政治上的死亡，是的，是死亡。因为离开了党，我们没法生存下去。我们以工人的诚朴，公开并且直截了当地对党说：‘请还给我们生命。’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党的队伍里。这几个月里，我们明白了我们的错误。离开了党就没有我们的生命。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没有比做一个战士更大的幸福，没有比意识到你是革命军队中的一员更值得骄傲的。我们永远不会再离开无产阶级起义的行列。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不能献给党。一切的一切——生命、家庭、个人幸福，我们都要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党也对我们敞开大门，我们又回到了你们中间，回到了我们强大的家庭里。我们将和你们一道重建满目疮痍的、血迹斑斑的、贫穷饥饿的国家，重建用我们朋友和同志的鲜血喂养起来的国家。而已经过去的事件，将成为对我们坚定性的最后一次考验。

　　“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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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yi

活长在，我们的双手将和千万双手一起，明天就开始修复我们被毁的家园。让生活长在，同志们！我们会重新建设一个世界！胸中有强大动力的人，难道会战败吗？我们一定胜利！”

　　保尔哽住了，他浑身颤抖，走下了讲台。大厅轻轻晃动了一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仿佛房基塌陷，四围的墙壁向大厅倾倒下来。呼喊的声浪从圆形屋顶奔腾而下，千百只手在挥舞，整个大厅如同滚开的水锅在沸腾。

　　保尔看不清台阶，他向一个边门走去。血涌向头部。为了不跌倒，他抓住了侧面沉重的天鹅绒帷幕。一双手扶住了他，他感觉到被一个人紧紧搂住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面向着他悄声说：“保夫鲁沙，朋友，手伸给我，同志！我们牢固的友谊今后再也不会破裂了。”

　　保尔头疼得要命，差点要失去知觉，但是他仍然聚集起力量，回答扎尔基说：“我们还要一道生活，伊万。一道大踏步前进。”

　　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们掰开。

　　使他们团结起来的不单单是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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