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深入了解反思“文革”系列专题讨论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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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楼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批示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又强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指出：“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对于平调本质的认识，毛泽东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高度上去讲，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主张认真退赔，那么这是上面的谁搞出来的呢？真正懂得辩证法，应该不会思想混乱，前后矛盾的。　　　　1961年6月12日，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说：“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63、64）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70、72）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引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固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是指刘少奇。“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系指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1］。　　　　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虽然压缩了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但仍然偏高。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这些话，反映了他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　　　　毛泽东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　　　　四.几点结论　　　　1.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错的是有些人为了自己的政绩，一味片面地只讲“多、快”，而不讲“好、省”，不能正确地理解“多、快、好、省”之间的辩证关系，一味地盲目地不切实际地只顾追求高速度。　　　　平心而论，在总路线指导下的“大跃进”，本身也没有什么错，错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特别是刘少奇在“大跃进”中大刮特刮“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穷过渡”，最终导致了河南信阳地区等一些地方饿死了人的严重后果！　　　　2.经常把坚持实事求是挂在嘴边的邓小平，为了反对和否定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仅仅在“大跃进”这一个问题上，至少编造出来了三个大谎言：　　　　（1）“大跃进”是周恩来提倡毛泽东支持的，这是最顽强的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邓小平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编造谎言说：“‘大跃进’，……周恩来同志……没有反对”！　　　　（2）在“大跃进”中，毛泽东的头脑是最清醒冷静的，他坚决反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刮起的“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的“穷过渡”，不惜“变为保守主义者”，让别人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邓小平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编造谎言嫁祸于毛泽东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　　　　（3）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积极支持“大跃进”，在“大跃进”中为了表现自己的巨大工作政绩，大刮特刮“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穷过渡”，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拒不接受毛主席的多次批评教育，造成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邓小平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编造谎言为他和刘少奇开脱说：“‘大跃进’，……刘少奇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　　　　既然邓小平为了反对和否定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大跃进”问题上至少能够公开编造出三个谎言来嫁祸于毛泽东，那末，合乎逻辑顺理成章的是，邓小平在其他众多的问题上，同样可以公开编造出无数的谎言来嫁祸于毛泽东！　　　　唉！难道说编造连篇谎话，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选3—382）孕育出来的妖艳妩媚的罂粟花吗！难道说这就是被人们大肆吹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所具有的“伟大的”党性、道德、人格和品行吗？在世界上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有谁象邓小平这样编造谎言欺骗人民大众而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政治家的呢？！中国共产党莫大的不幸和耻辱，就在于核心领导层曾经有过邓小平这样一个善于撒谎的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3.刘少奇在“大跃进”中上跳下串，大刮特刮“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穷过渡”，既对自己的错误毫无悔过之意，又企图把自己的错误嫁祸于毛泽东和周恩来。　　　　大刮特刮“浮夸风”。——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省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王任重同刘少奇谈话时说：‘天津一个村干部汇报，他们村有块稻田预计亩产超万斤。’刘听后说：‘一万斤是不是少了点，能不能搞它个三万斤、五万斤？这样可以更好的鼓励全国人民大跃进的积极性么’。”1958年8月15日，在东方红公社视察时，“刘少奇说：‘还可以想些办法争取15000斤嘛！’……‘山东的谷子深翻5尺，施肥11万斤，密植264000株，1亩地可产50000斤！’”　　　　大刮特刮“共产风”、鼓吹“穷过渡”。——主张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如此等等。终于导致了“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肆虐，一些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　　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不仅毫无自我检讨错误之意，反而图谋把自己和邓小平在“大跃进”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乃至罪责，嫁祸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茄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深挖深究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和责任。——“上次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　　　　唉！难道说刘少奇大张旗鼓地“到全国各地替”周恩来“去吹”“大跃进……气球”，“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吹起来”，让“大跃进就更加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大刮特刮“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穷过渡”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玩弄阴谋诡计，首先设法制造出“七分人祸”来，然后再把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七分人祸”强加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提倡“大跃进”的周恩来、支持“大跃进”的毛泽东“他个本来面目”吗？！！难道说这就是被人们大肆吹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所具有的“伟大的”党性、道德、人格和品行吗？！世界上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有谁象刘少奇这样玩弄阴谋诡计而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的呢？！中国共产党莫大的不幸和耻辱，就在于核心领导层曾经有过刘少奇这样一个不搞马克思主义而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　　　　4.邓小平诬蔑“‘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但是，正是这个“头脑发热”的毛泽东，“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引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尽最大努力坚决顽强地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大跃进”中煽刮起来并一再坚持的“浮夸风”和“共产风”、鼓吹的“穷过渡”！　　　　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引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绿山游客

第 12 楼                                  毛泽东的知识缺陷及人格缺陷毛泽东一生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出国留学，而他感兴趣的也偏重于政治，历史领域，尤其热衷于研究中国古代的宫廷权术。所有这些导致毛泽东知识结构上的严重缺陷，使毛泽东的知识面层次不高，内容狭窄。毛泽东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所知甚少，对现代工程技术更是一窍不通。这直接导致他在制定中国经济建设和教育及科技发展的方针大略上屡犯错误。比如任命“科盲”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发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进五七干校”，废除高考制度，通过推荐产生“工农兵学员”等等。毛泽东对宫廷权术的精通使他在排除异己，确立个人绝对权威方面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毛泽东的严重人格缺陷主要表现为自我中心，刚愎自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国计民生，经济建设没有兴趣，却对阶级斗争，党内斗争无比热衷，达到了狂热甚至走火入魔的程度。毛泽东的严重人格缺陷的一个方面是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仇视。据说毛泽东年轻时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期间，由于职位低下，受到一些知名教授的冷遇。毛泽东对这些大知识分子的冰冷态度耿耿于怀，从此极端仇视知识分子。毛泽东自1949年掌权后，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整风运动，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将知识分子作为“教育、改造”和打击的对象，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直至置之死地而后快。“反右斗争”充分暴露了毛泽东的人格缺陷，他不顾中共和他本人的信誉，使出了“引蛇出洞”的伎俩，先让知识分子大胆“鸣放”，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相信很多知识分子表面上对毛泽东是敬畏的，但在内心深处对他的卑鄙残忍的人格也是蔑视的。

小同

第 13 楼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选择了“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突破口。1965年，毛泽东认为吴晗的作品《海瑞罢官》是要为彭德怀“翻案”，提出彭德怀與海瑞皆不為社会主义所接受。吴晗写《海瑞罢官》要追溯到1959年。1959年4月毛泽东号召學習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当時担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吴晗响应毛泽东的號召，根据历史资料寫成了一齣京剧《海瑞罢官》。1960年底以后由北京京剧团（現北京京剧院）排演。《海瑞罢官》描写明朝大臣海瑞上书批評当時的明世宗而被罢官下狱。吳晗之後又相继寫出《論海瑞》，《海瑞罷官》等文章和剧本。毛泽东曾经赠送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以示对其作品的认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海瑞罢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並指《海瑞罢官》影射“彭德怀事件”。将对《海瑞罢官》的定性提升到了政治斗争的高度，也由此揭開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则是从批判《三家村》开始的。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邀请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其中有些文章也触及到了当时社会政治时弊。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杂文。1966年5月在江青策动下，《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将“三家村札记”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将“三家村”定性为“反党集团”。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思想文化战线上与大大小小‘三家村’的斗争”定性为“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教师聂元梓的文章《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以及《人民日报》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身上，提出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全面开始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吴晗这位《海瑞罢官》的作者和《三家村》成员之一，吴晗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和副市长，但他主要是一位历史学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吴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曾任教于西南联大和清华。1948年由清华奔赴解放区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并进行了长谈。1959年发表《海瑞罢官》等作品，受到毛泽东的赞许。1961到1964年，与邓拓，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抨击时弊。吴晗在文化大革命初即遭批鬥，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死去，死因不明，据说是自杀。其妻袁震先于吴晗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吴晗夫妇的悲剧令人唏嘘和扼腕叹息。《三家村》的主角邓拓于1966年5月18日含冤自杀，成了“四人帮”1966年起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令人称奇的是，廖沫沙在惨遭批斗时还有心思作诗自娱：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扭臂裁头喷气舞，满场争秀斗风骚。廖沫沙作为《三家村》的唯一幸存者，于1990年逝世，享年84岁。

小金豆

第 14 楼                                  转贴：北大历史教授：文革毛泽东究竟错在哪儿？　　　　由《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系列活动第六期于2011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著名学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金冲及在这次讲座中，回顾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画卷。讲座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金冲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那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么?他到底错在哪里?我们要吸取哪些教训?下面我们摘编讲座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小标题为编者加。　　　　毛泽东的心理因素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邓小平跟法拉奇的谈话里说了那么几句话，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　　　　为什么毛泽东那时候提出要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在他看来，头脑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央领导层中，对有的问题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产到户，批判很突出的一条是“单干风”。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的还不仅仅是包产到户，提的是分田到户。大家知道包产到户所有制不改变，是管理制度的变化。分田到户，那就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当然提出来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为权宜的临时措施，但这对毛泽东来讲，这可了不得了。当时国民经济比较快地恢复，毛泽东就感到原来有些人对困难估计得太严重了。　　　　另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有很多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这些黑暗面要被作为一个阶级来打到。他批在什么地方呢?是当时农业机械部的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这一次到洛阳拖拉机厂去蹲点，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干部在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他就存在当权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权为所欲为，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企业就可能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薄一波在信上批,这是个问题，它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就在这个上面批，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种状况不改变，“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打倒。”当时“四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大量的报告。当时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还有一个就是彭德怀再次上书，他认为是“翻案风”。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泽东曾经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文革”开始那一年，他73岁，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跟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和几个人讲，刚才讲的干部问题，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来以后，在他看来，你是正确的，说一说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它去掉。他还说，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们发动红卫兵，让他们年轻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当时称为反修的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是这样的一套想法，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那个时候已经进行了“四清”了，搞过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认为，这些办法只是枝枝节节，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我讲了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但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第一个是他把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　　　　他把这些问题认为都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尤其是他认为他不在了，今后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里面提到，“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实际上，这种看法完全是混淆是非，是一个错误的估计，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但这个黑暗面怎么来消除，这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东西。毛泽东当时发动群众，一开始是群众来一个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国6亿人口的国家，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我们的经历可以看到，往往因为在社会上，那时候是社会主义真正特权者人数很有限，无非是待遇高一点儿，有一定特权的，一个是领导干部，另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现在号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下好了，以前凡是自己觉得不得志的，几乎都起来了。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在中国，这种不加引导的放任自流，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制造很多事件。毛泽东的那个阶级斗争，想通过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等，完全是错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些错误认识，集中地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由于阶级领导的破坏，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了，也使得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纠正错误，所以导致让悲剧的发展达到一切全民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非常严重。　　　　　　“潘多拉的盒子”，毛泽东关不上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有很多事情情况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会延长到十年之久，但头儿一开，只能是按局势的发展一步步下去。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他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　　　　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他跟很多外宾讲，“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后，时间越拉越长，到1969年要开九大了，他觉得这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折了，所以讨论文件时说，“文革小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届二中全会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泽东又开始病得很厉害。　　　　大家知道，高文谦曾写过一本书《晚年周恩来》，他在序言里面提到，周恩来死后不久，毛泽东就要在中南海放鞭炮。很多读者看到这段文字，感觉毛泽东是丧尽天良，竟然做这样的事儿。事实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晚年机要秘书张玉凤说，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之后毛主席曾报过一次病危。1月底，毛主席对我们说，人家都回去过年了，就你们几个陪我这个病人，你们也拿两个鞭炮去放放。张玉凤说她拿着两个鞭炮去放。高文谦是在造谣吗?他说并没有造谣，周恩来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泽东是1月份说让人在中南海放鞭炮。现在很多人搞这些花样，什么手段都有，“谎言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我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只要是排成铅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讲，觉得至少是无风不起浪，不会是凭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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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楼                                  转贴：　　文革期间死去的名人　　　　作者：叶秋　　　　文革是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恐怕既有的任何统计都是相当不完备的。　　　　下面这份“档案”仍然以“不完备”为特点，只收入了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　　　　各界名人（缺科技界资料）。　　　　　　　　邓拓　　　　１９１２年生，福建闽侯人。１９３０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１９６６年５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５月１６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５月１７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５月１８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田家英　　　　　１９２２年生于成都。１９４８年８月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后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　　　　　　　　李平心　　　　　１９０７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１９４６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后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０日自杀。　　　　　　　　老舍　生于１８９９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　　　　　１９１７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　　　　　１９１１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１６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１９３１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　　　　１９１９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　　　　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１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　　　　１９１１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１９３２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１９６６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　　　　　１８９６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１９２５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１９４６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１９６６年自杀身亡。　　　　　　　　阎红彦　　　　　１９０９年生，陕北安定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　　　　将军衔，系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因对“中央文革”所作所为强烈不满，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凌晨吞服安眠药自杀，并留下遗言：“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李立三　　　　　１８９９年生，湖南醴陵县人。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曾领导过著名的　　　　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２日，李立三在短短两个月中遭受１４次无情批斗殴打之后，决心一死了之，当晚服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了“致主席”的遗书。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正式为其平反。　　　　　　　　陈琏　　　　　１９１９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　　　　女。１９３９年入党，解放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１９６７年　　　　１１月１９日，４８岁的陈琏从十—层楼上跳楼自杀。１９７９年３月上海市委为其平反，胡耀邦曾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的赞词。　　　　　　　　赵慧深　　　　　１９１１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　　　　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４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　　　　　１９２４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　　　　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１９６７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　　　　　１９３１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１９６８年４月７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容国团　　　　　１９３７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１９５７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０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杨朔　　　　　１９１３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１９６８年７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８月３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　　　　　１９０９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５０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１９５７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１９６８年８月储安平因“党天下”的言论遭到迫害，离家出走，从此失踪，至今还是一个迷！　　　　　　　　傅雷　　　　　１９０８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１９５８年４月被划为“右派”。１９６８年８月３０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９月２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９月３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　　　　　１８９８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１８　　　　部著作行世。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　　　　　１９２０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　　　　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１９６８年跳楼自杀。　　　　　　　　周瘦鹃　　　　　１８９５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　　　　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１９６８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　　　　　１９０６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１９３５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１９４　　　　８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１９６８年跳池自杀。　　　　　　　　吴晗　　　　　１９０９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２８岁时被云　　　　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１９５９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１日自杀身亡。　　　　　　　　顾而已　　　　　１９１５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　　　　配》等影片。文革中，因３０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１９７０年６月１８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捷　　　　　１９２３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　　　　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１９６９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３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王重民　　　　　１９０３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１９４８　　　　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１９５２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５日自缢身亡。　　　　　　　　根据手边非常有限的资料，除上述自杀身亡者外，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各界知，名人士还有：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１９６７）　　　　　　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贾拓夫（１９６７）　　　　　　作家田汉（１９６８）　　　　　　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大将（１９６９）　　　　　　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１９６９）　　　　　　国家主席刘少奇（１９６９）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１９６９）　　　　　　海军参谋长张学思（１９７０）　　　　　　作家赵树理（１９７０）　　　　　　文学评论家邵荃麟（１９７１）　　　　　　文学评论家侯金镜（１９７１）　　　　　　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１９７４）　　　　　　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１９６７）　　　　　　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１９７１）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１９６９）　　　　　　教育部部长何伟（１９７３）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委南汉宸（１９６７）　　　　　　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１９７２）　　　　　　监察部部长钱瑛（１９７３）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　　　　　　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１９６７）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以及原工大的赵宗复（１９６６）　　　　　　中宣部的姚溱（１９６６）　　　　　　中科院地质所的谢家荣（１９６６）　　　　　　中国作协的冯大海（１９６７）　　　　　　天津统战部的孟秋江（１９６７）　　　　　　南开大学的许政扬（１９６７）　　　　　　音乐学家沈知白（１９６７）　　　　　　古典文学专家李嘉言（１９６７）　　　　　　南开大学的铙毓泰（１９６８）　　　　　　佛学家喜铙嘉措（１９６８）　　　　　　文学评论家胡先（马肃）（１９６８）　　　　　　文学评论家陶然（１９６６）　　　　　　小说家孔厥（１９６６）　　　　　　小说家陈翔鹤（１９６９）　　　　　　戏剧评论家伊兵（１９６８）　　　　　　小说家彭柏山（１９６８）　　　　　　中科院物理所的张宗燧（１９６９）　　　　　　美学家吕荧（１９６９）　　　　　　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范长江名著文学史家刘绶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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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楼                                  转贴马思聪：我为什么逃离中国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哈哈呀

第 17 楼                                  饶恕，但永远不要忘记。　　--------以色列

方君瑛

第 18 楼                                  国之兴，平寃；国之强，富民。

好哥哥

第 19 楼                                  十年一场浩劫

meimei

第 20 楼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毛的一句"要武嘛"给暴力文革全面展开"撑了腰"。十年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经历的后果最惨痛的政治运动，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也有深远影响。45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林彪等人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毛泽东身着军装亮相并接受了红卫兵代表献上的袖标，成为支持文攻武卫的有力表白。此后，中国进入全面混乱状态，一场疯狂的暴力政治运动全面展开。引用中国官方对文革的评价，中国经历了"十年浩劫"。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按照叶剑英1978年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而武斗期间对文物古迹、珍贵书籍资料等文化财产的破坏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计算。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也没有正式统计。至少北京政府至今没有公开过相关数字。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文革数据库"主编宋永毅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抛开文革给中国造成的经济和伤亡损失，文革最大的影响是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中国历来是讲究家庭观念的，子女对父母有赡养孝顺，在外人面前维护其利益的责任。但是在文革中，出现了大批的'儿子揭发老子''妻子丈夫互相背叛'这样的事情，把最基本的人之常情的东西都摧残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