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深入了解反思“文革”系列专题讨论贴

453139594 · 发表于 2011-10-15 16:11:26

第 126 楼写完八万言书，彭德怀坚持要求侄女认真阅读，他将彭钢带进卧室里，反锁着门，非常谨慎。“我看了一下午，直到六七点钟，把吃饭都耽误了。他再三问我，记住了没有？我奇怪地说，这些事情我又没有经历过，又不像小说那样吸引人，我记不住。”之后，彭德怀总是有意识地反复在侄女面前，讲述他“八万言书”中的内容。彭钢知道，此时无论说什么，也无法排解伯伯的苦闷。她陪伴伯伯一起读书：“我推荐《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给他看，挺厚的三大本，伯伯看后还和我讨论主人公巴特诺夫，很多外国人的名字他都能记住。伯伯最喜欢《马克思的青少年时代》，还买了很多本送人。他说那本书写得很真实，既写出了马克思的聪明好学和才智过人，也把他童年时代的顽劣和青年时期一度有过的放荡甚至吃喝玩乐、耍酒风，都描写出来了。他称赞这本书表现出马克思是一个从小就有自己独立思想和意志的人，写出了马克思的个性。他认为青年人就应该这样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伯伯的办公室里放满了书，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也有《二十四史》，还有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文学作品。伯伯很爱看书学习，直到他去世前，还在看一本小说《沸腾的群山》。”彭钢认为，她和伯伯之间的感情既似父女，又似朋友，更似知己。伯伯的无微不至，她一辈子都难忘。“我喜欢游泳，但家里没有热水洗澡，他总是把一盆一盆的水拿到院子里面晒热了，等我游泳回来用。即使父母也很难做到这样。”彭钢工作以后，因为工作地点很远，下班回来后总是疲惫不堪。“伯伯就帮我洗衣服，他说‘反正我闲着也没事’，我听后特别心酸，再也不敢留下脏衣服在屋里。每天上班，伯伯总是一早就把奶粉调好，再把鸡蛋打进去，才敲我的门叫我起来吃；吃完早饭，他会送我到公车站，说就当散步；晚上下班，伯伯已经站在站台上，等着接我了……”每每提起这些往事，彭钢都难掩泪水。侄女的“万言书”1965年，彭德怀被派往成都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两人由此告别。谁也没想到，再见面时，彭德怀已重病缠身。“庐山会议后，伯伯在巨大的痛苦中生活了15年。1967年他被红卫兵揪斗打断肋骨，接着又被专案监禁，直到1973年４月发现癌症晚期入院，我才得到允许去看他。”1974年10月，彭德怀半身瘫痪，他用唯一能动的手紧紧拉着彭钢说：“我想死后和你们的父亲埋在一起，但是他们是光荣的烈士，我却被打成反革命，我怕玷污他们……”说着眼泪流了下来。11月29日，自称“我仅是一个幸存者”的彭德怀辞世，他的骨灰被化名“王川”寄存在成都的一座公墓里。1978年，当彭钢看到很多曾经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同志都陆续得到平反时，她决定向党中央写信，为伯伯澄清冤屈。“我突然间意识到，伯伯一次次反复向我讲述‘八万言书’，似乎早有用意。我写的就是伯伯‘八万言书’讲的事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知道了，答应帮助我。我从此一头埋进回忆中，写作的过程非常艰辛。从来不抽烟的我，一夜抽了一盒烟。但我越写越坚定，就是把我打成反革命，我也要这么做。20多页的纸我不知改了多少遍，写了几个月的时间。”在王震的帮助下，彭钢的信终于送到了邓小平手中。不久，党中央为彭德怀平反。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然而，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稿中，却未见“庐山会议”的事。彭钢着急了，她去请求黄克诚。“因为当年被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就剩他一个人还活着。开始黄伯伯认为这是个人问题，不方便出面。后来我急了，我说这不是个人的事，我把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拿去给他念，念完跟他说，你看，这里说你不但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你还是‘彭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下可把黄伯伯给说动了，他半是无奈半是赞赏地说，‘你这家伙还真有头脑，你伯伯没白疼你。我是应该站出来说话，你也以家属的身份给中央写信。’”彭钢用激将法，说服了黄克诚。功夫不负有心人，彭钢最后终于看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谈到：“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不久，彭钢也重返部队，又穿上了久违的军装。1999年，彭德怀的侄子侄女们，实现了彭德怀的遗愿———将骨灰送回湖南湘潭老家，葬在两个弟弟身边。彭钢心中百感交集，“不管怎么样，伯伯终于回家了。”总政第一位女将军部长也许是长期生活在伯伯身边的缘故，彭钢的身上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彭老总的一身正气。1990年，总政治部正式设立纪律检查部，彭钢先后被任命为副部长、部长和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1991年6月27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发命令，授予彭钢少将军衔，她成为建国后人民解放军第九位女将军，同时以“第一位女将军部长”的纪录，载入总政治部的历史。做官越久，彭钢越能体会到伯伯的不易和勇气。很多上级领导不好处理的事情，最后就派彭钢去“排雷”。有些本来查好的案子，由于一些原因，上级领导犹豫不决，就让彭钢重新写报告，甚至吃饭时也有领导劝她，“彭部长你手抬一抬就过去了。”彭钢并不据理力争，她只是坚定地说：“首长，这不是抬不？手的问题。”2007年，有朋友来告诉已经退休的彭钢，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免职。审判时，他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只有一项，死都不承认。他曾给某军事学院批了几千万，凭他一贯的做事方式不可能分文不取。王守业急了，无奈地喊道：“我敢吗？那个‘铁姑奶奶’的侄子在那里工作，我不是往枪口上撞嘛！”王守业提到的“铁姑奶奶”就是彭钢，可见她的威慑力。其实，彭钢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么“凶巴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纪检部门也负责把你没有的事情，给你更正过来”，这是彭钢查案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据？，有一位过去的战斗英雄被告有四项违纪问题。一见面，那人就给彭钢一个下马威：“彭部长，你坐在主审席上，你今天是要审我啊！”彭钢反问道：“我小时候就是听你的英雄事迹长大的，你过去的英雄气概哪去了，怎么成这样了？”接着彭钢又以柔克刚：“咱们先不谈问题，这刚过年，我先给你拜个晚年。”这么一来，两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彭钢核实后发现，四个问题中的两个问题不存在，剩下的属于管教子女不严。之后，当事人便讲：“你们都说彭部长厉害，她的确也厉害，但是她是讲道理的，没有就没有，她还是公正的。”记者见到彭钢时，她？刚出差回来，看上去异常忙碌。“今年是抗美援朝胜利55周年和彭德怀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我这辈子最后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出版彭德怀的文集。虽然有很大难度，但这是我晚年的心愿，也是给伯伯的一份告慰。”

haoma1 · 发表于 2011-10-15 20:05:56

第 127 楼 [转贴]毛时代的手法让人叫绝。长河伊梦一、信息闭塞国际交流压到最低限度。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新闻选择新闻解释（按国内政治需要来任意取舍国际新闻）。再由各报一律转发，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应。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媒体一律公费办，发行基本公费订，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每晚二小时政治学习包括读报）。一般读者无从比对选择，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欧美百姓生活比我们苦的多。于是产生了幸福感，知足心。但上层可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资料了解真情。作用：统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上知下，下不知上；内知外，外不知内。补充：相比毛时代，如今新闻较以往开放的多。信息控制大大失灵。老百姓知道的内幕多了。自然不满也多了。==二、行政控制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文革中，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每个人头上。工农商学兵，全国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农民归公社管）。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资，外加户粮关系），在行政上也控制了个人（个人诸种自由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上学培训……等等，要经单位批准）。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个人（如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尤其个人秘密档案）。甚至，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领域。==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后来全国“镇反”杀了上百万，也算阶级斗争的延伸应用。此时，“阶级敌人”比较单纯，仅仅指地主富农资本家，新政权的原政敌（国民党人员）。后来，罪名越来越随意，“阶级敌人”范围越来越宽：从批判“清宫秘史”“胡风反动集团”开始，意识形态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员开始成为“反动分子”。从“高饶事件”开始，党内政斗失败者成为“反党分子”。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有各种异议甚或无心说错话者，成为“右派”。从五八年“反右倾”开始，党内对政策有不同见解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提出后，举凡对党对毛对各级官员不满的人，举凡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民百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生活作风等被认为不检点（如通奸，不遵守纪律）的平民百姓，则成为“坏分子”。文革中更为混乱，打派仗时各派均称对方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分子”。解放前当过地下党或曾被俘的干部战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务”。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派”而被冲击打倒。红卫兵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压垮时，其中抓了百万人，罪名是“516分子”。总之：“阶级斗争”越来越“异化”了。不过，实用价值很大----打起阶级斗争旗号，就为大规模镇压，放开手镇压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对如今，在民主法制形式下镇压起来缚手缚脚）。同时有效转移了民众对贫困生活现实的视线（民众以为，生活贫困是因为“阶级敌人”造成的）。==四、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是采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通常分四阶段：1.动员阶段：先由掌权者（单位领导或上级派下工作组），进行大会宣讲，发放学习文件，群众学习讨论表态拥护，统一思想，形成氛围（把可能的反对意见先行压制处理）。2.检查阶段：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3.斗争阶段：掌权者根据群众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群众分类（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再组织前者批斗后者。这样，本质上是领导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众在当斗争主力了。因为会上发言批判、出手殴打、执枪关押、破门抄家的，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甚至，这支积极分子队伍就叫“群众专政队”（专业公安机关不出面，只作威慑力量）。4.处理阶段：运动最后结果是提拔一批人（斗争积极分子们入党提干评先），处理一批人（被打击对象被戴帽、开除、判刑）。一言以蔽之，此术为“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群众制群众”。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驭下有术。从延安整风发明此术以来，屡用屡灵。作用：“群众运动”妙处一：形成群众人人自危的氛围，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窥视，抢先告密，讨好领导。织成了一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天罗地网。使大家“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群众运动”妙处二：每场运动在产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发泄了内心施虐欲，利益是公报私仇，利益是火线立功入党提干（古称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况且有专门政策规定：即便事后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脱受害者，但要“保护斗争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不会追究诬告、打人乃至于杀人者的责任。（这样，“群众运动”始终有群众基础）。“群众运动”妙处三：积极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满足内心施虐欲，并使自已这类走运者物以稀为贵。妙在已倒霉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来----争取立功减刑，并使自已这类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轻压力。（这样，巧妙发掘并利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补充：反右运动时，群众互咬尚未形成习惯，上级便往各单位硬压指标，规定被打击名额，达不到则拿单位领导人充数。由于毛时代“运动”每几年来一次，到文革时，中国百姓己习惯成自然，运动号令一下，群众便习惯性地互相撕咬起来。所以，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客观地说，领导者玩弄平民于股掌中，有史以来，以此为最成功。==

bbsadmin00 · 发表于 2011-10-16 00:00:26

第 128 楼五、贱民阶层运动中的倒霉者成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划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这一批人被打入另册，加上“血统论”政策使其直系亲属也沦入另册，于是，另册人口成为社会上倍受歧视的群体，成了贱民阶层。当时习惯上称为“05%”。其实，若加上“血统论”拖进的直系亲属，该阶层占人口比例应在20%左右。贱民阶层成员生存状况极恶劣。不允许入党当官参军上大学。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时大家都可以随意欺侮他们。甚至于打死打伤完全无生命保障。运动一来，有理无理也揪出来批斗一番，开会时要在会场前跪成一排。（当时有种说法叫“把监狱放在社会上”让“群众专政”）。贱民阶层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通过发动“95%”打压“05%”，取得如下效果：1.“转移视线效应”。行政管理上发生的罪责挫折都可以推到“05%”头上。转移了“95%”的视线。2.“排泄渠道效应”。使“95%”可以通过施虐于这些贱民，取得心态平衡。3.“杀鸡吓猴效应”。由于“95%”到“05%”之间并无一道鸿沟，县团级党委就有权给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从“95%”划到“05%”中去。于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已由于触怒上意而被踢进“05%”。所谓“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表面是对“05%”的公开训斥，未尝不是对“95%”的暗示警告。试想，除最高领导人外，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元帅将军、省市领导、大学教授、劳动模范们都能从座上客翻为阶下囚，那还有什么人敢说自己就肯定不会掉进贱民阶层的深坑里去了4.“地位比对效应”。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要稳定，社会阶层上最好形成两头小中间大，即有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设置了“贱民阶层”做垫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农民抬升到社会“中层”地位。设身处地，我是一般工农。那么，我通过（眼光向下的）比较、形成了优越感满足感。我通过（对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贫困劳累带来的郁闷感。我通过（亲身体验的）批斗，形成了恐惧感自律感。于是乎，我心态平衡了，我知足了（尽管我贫困劳累）。补充：另有两个群体，名义上不是贱民阶层，但实际享受的半贱民待遇。知识分子群体（五七年反右从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斗从业务上被贬低，称为“臭老九”，是“被改造对象”），内控人员群体（通常是归侨。历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甲长、公务员。被发现曾过有对社会不满言论者。刑满释放者。历史不清者。特嫌）。内控人员表面与大家一样，但个人档案内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他们不被信任而被时刻提防，但他们自己往往并不知道。==六、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居民有户口、粮食关系。凭此发放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烟票等高达七八十种票证。在市面上，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光凭钱是买不到的，必须同时凭票证。定量供应（份量在吃不饱也饿不死之间）。农民无户粮关系（也即不发放以上票证）。于是，离开本乡本土不能生存，进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农民离乡背井，被称为“盲流”，轻则遣送回乡，重则被公安机关“收容教育”。连“暂住证”的机会都没有）。城里人无批准，到处流动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证是由本地本单位发放。离开本地本单位就没有生活来源了）。死死被捆在单位里了。（文革中期，企业、学校内实行军队化编制----“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领导一元化”，上面对下面的管制更极端化）。这就有效控制了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凝固化，使社会闭塞，安定（呆滞）。顺便也阻绝了口口相传的信讯流通，支援了第1点。==七、大锅饭式分配单就平民的经济生活而言，消费较平均。但这是“等级平均”。计划经济模式下，社会财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则构建成全国统一的经济收入金字塔，经济收入与政治等级严格挂勾。官越大者钱越多，官越小者钱越少。中国有史以来，权力与财富的结合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同一等级，无论在全国何地，基本上工资收入相同。但从等级间不平均上讲，比改革开放的今天更甚。毛时代，单从工资上讲，最高级与最低级相差三十馀倍。况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费变为职务公款消费的比例愈大。工资收入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况，权力越大，调用公款合法为自己及家庭服务的途径越多。例：大陆首富家产上亿元。有私人游泳池、空调等。而普通工人（即“领导阶级”）普遍月薪三四十元左右，存款能上一二百元就不错了。唯一家电大概是支手电筒。极而言之的悬殊，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一群大队干部秘密开会分上几麻袋粮食半片猪肉，也许就挺过了大饥荒。而没分到的社员可能就全家饿毙。尽管队干部只比社员多分那一麻袋粮食，看绝对数字并不悬殊，可在那个时候，就是生死之区别，还有比生死之别更悬殊的结果吗？如今贫富怕是悬殊不到这个地步。现在，老百姓的机会要多些。起码，老百姓也可以致富了。现在，再悬殊，困难贫民也有底线（低保），不至于到大规摸饿死人的地步。所以，现在比过去要平等些。过去现在同样不平均，同样有贫富悬殊。严格的说，过去贫富还更悬殊。但过去民怨较小，原因：在行政级别与经济收入成正比的同时，行政级别还与知情权成正比。级别越高，知情权也越大。级别越低，知情权也越小（平民百姓只能阅读宣传教育类报刊与听单位领导作形势报告。那不是新闻只是宣传教育）所谓“信息不对称”上知下，下不知上。（理论为“权力与分配成正比，与透明度成反比”。）级别越高，其消费状态也越保密，不为平民所知。上面人再富，下面人不知。俗话说：“富人知道别人比他穷，穷人不知道别人比他富”。所以穷人富人都很满足。给人一种均贫富的表象，不致为贫富分化而引发民怨。所以社会安定了。况且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钱精神”，艰苦朴素。把追求消费丑化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变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抚作用。当时有人归纳其规律：“荣华富贵由上面发出，艰苦朴素从平民抓起”。补：相比毛时代，如今，权钱分离。老百姓之间有穷有富。当官之间也有穷有富。乱了。令许多人不满。===八、个人崇拜动员全部人文领域（新闻、文艺、教育、史学、哲学社科），长期突出两个主题（神化个人与妖魔化其他人）。也即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一切错误归于别人。个人崇拜的形式有许多首创：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舞忠字操、学毛著积代会、“雷打不动”每天政治学习、创作歌曲百分之百是个人颂歌、小中大学教材一路颂歌，文艺与新闻充满颂歌。报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语录并且要用黑体字。把毛之语录称为“最高指示”，高于宪法党章之上。“爹亲娘亲不如毛亲”，“三忠于四无限”，“毛著，一天不学走下坡、二天不学问题多、三天不学没法活”。宣传媒体天天向人民灌输这种观念。由警察局严格执行的《公安六条》规定，对毛与林提意见，即为犯罪（恶攻罪。死于此罪名者不知凡几，如被割喉的张志新与被生取器官的李九莲）。把一切批评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影响扩散。“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历史与新闻，不讲真实性，只讲倾向性。妖魔化国内党内不同政见者（如十次路线斗争之观点，“大批判”充斥全部报纸版面）。使百姓有一个盼头：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势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员没搞好，要怪就怪国外帝修反的破坏。但上面有个“大救星”，总会解救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