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由于政府的歧视性政策，马来西亚华人比例急剧下降

绿山游客 · 发表于 2011-10-7 21:54:41

第 31 楼昨天与以马来西亚华人一起吃饭，提到为什么马来华人不像犹太人一样，像马来西亚某一个州集中，形成多数，然后要求独立。民族独立是普世价值，看世界上哪个国家敢反对。

lijingjing · 发表于 2011-10-8 00:31:01

第 32 楼支持一下；我在马来西亚呆过，对那里的情况了解一些

bbsadmin00 · 发表于 2011-10-8 03:07:21

第 33 楼回族有回族的历史,汉族的苦难就应该忘记?发帖小小汉武同治元年（1862）的陕西，一些回民首领发动了“传帖杀人”，然后想要杀光陕西汉人，在黄河以西建立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起事前，他们秘请铁匠打制刀具，杀掉铁匠以防泄秘，然后尽购街上的竹竿以充刀杆。惊奇的官府称为“买竹”事件。临潼县的一个回民教师接到杀人传帖后的第二天，紧急报告县长。然后回家，知道回民不会饶他，杀了自己的老母和妻子儿女，自杀[后人为之立祠]。临潼知县通报情况后，紧急关城才保住了一些人。而渭河两岸的全县村庄，30万汉人全被杀光。当时西安城里的陕西巡抚提出的政策是安抚回民，对城里回民未杀一人；紧闭城门以防城外回民进城杀人，也阻城内回民出城杀人。再派陕西团练使张芾前去安抚。想不到，回民起事的大首领任武，杀了张芾，再杀自己全家的老母、妻子和孩子，以示自己已没有任何顾忌，血战到底。另一位首领白彦虎杀人最凶，立志掘掉黄帝陵。穆斯林民兵30万人号称“陕回十八营”，几个月内在关中平原杀人五百万，80%的汉人。一年时间关中２６个县长被回民杀害。只有一些县城内和逃入骊山的人口幸免。1863年甘肃回民受到动员开始起事，不过觉得难以下手痛杀汉人乡邻。于是，不抵清军进攻的陕西回民，转入甘肃一路走一路杀，一次１０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光，共约600万，全省人口减少70%。一年之内，陕甘两省共有1100多万汉人被杀。时称“同治回乱”。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陕西遭受如此浩劫。根据当时的经济军事情况来看，回民的动机既不是反抗压迫的“自卫”，也不是“反清”。他们不为谋财，不为占地，没有计划侵入西安或者北京，就是在当地进攻县城，围猎村庄，对汉民不分男女老幼，挨村挨户，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单纯为杀人而杀人，种族灭绝。当时甘肃的靖远民谣：“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nishishui · 发表于 2011-10-8 05:43:41

第 34 楼该用户发言已被管理员屏蔽

haoma1 · 发表于 2011-10-8 08:20:01

第 35 楼去一个民主的发达国家吧，唉·

haoma · 发表于 2011-10-8 10:56:21

第 36 楼 [转帖]从清朝甘宁一带回民起义看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权与世俗政权的关系作者：镭射A提交日期：2006-2-714:17:00　　对清朝回民大起义的起因，许多学者都作过大量的研究，并从社会、经济等角度提出了许多解释。无疑，因素都是存在的。但我认为，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伊斯兰教教权与世俗政权的冲突。　　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它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同时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既然是社会形态，它自然有自己的社会权力，这个权力就是教权。按照《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的说法，伊斯兰教的教权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过程。随着阿巴斯王朝全面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伊斯兰教正式确立了以哈里发为核心的教权体系，哈里发不仅仅是政治领袖，同时还是精神领袖。即使在阿巴斯王朝瓦解后，哈里发已经“令不出巴格达”的时候，中东的穆斯林小国的君主登基仍要邀请哈里发为其加冕。伊斯兰教教权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伊斯兰教的情形和中东不同。中国伊斯兰教的产生，既不是阿拉伯帝国武力征服的结果，也不是穆斯林传教士有计划地传教的结果。它是西域的穆斯林留居东土的结果。正如有人所说，伊斯兰教不是被“传”进中国的，而是被“带”进中国的。中国伊斯兰教的这个产生过程决定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作为一种个人精神信仰而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教权”，只限于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因而不会对社会产生影响。　　但是，随着清朝苏菲主义传入中国，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菲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修行方式，它还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会组织——道团，也就是中国伊斯兰教的“门宦”。中国伊斯兰教的门宦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几乎所有门宦都神化教主，教主在门宦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并对普通教民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同时，门宦对所属教民实行严密控制，有的还把他们编成军事性的组织。可以说，在门宦的组织形式下，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社会意义上的真正意义的“教权”。　　可以想见，这种集宗教、地方行政组织和地方武装力量于一身的地方性宗教社会组织的出现，必然会引起官府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门宦的教权与官府代表的世俗政权的关系，就成为穆斯林上层人物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但非常遗憾的是，根据我的粗浅了解，中国穆斯林门宦领袖们采取的不是象西藏、蒙古的喇嘛教那样，通过和世俗政权合作，以承认对方的世俗权力来换取对方对自己宗教权力的承认的办法，而是采取了以教权对抗政权的对策。在这种情况下，以门宦形式出现的伊斯兰教权和清朝世俗政权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而这种冲突一旦爆发，就是波及整个穆斯林群体的大灾难。　　比如，西北历史上著名的哲合忍耶暴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研究过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事件本身本来和清朝的官府没什么关系，它源于哲合忍耶与虎菲耶（花寺门宦）在一些教法细节问题上的分歧（比如是“高声念”还是“低声念”之类）。但由于虎菲耶与清朝官府的关系比较密切，于是哲合忍耶在与虎菲耶斗争的同时，还把矛头扩大到了清朝官府，从而直接引发了以哲合忍耶为一方、以清政府为另一方的教权与世俗政权的冲突。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这场冲突给穆斯林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面对教权和清朝世俗政权的冲突，门宦上层人物是怎么看的呢？如果在冲突发生以前，门宦领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随着冲突的爆发，他们应该能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事实上，从他们的一系列行为来看，他们也确实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他们采取的是通过牺牲教民的生命与清朝政府对抗，来维护自己的教权的对策。请看他们的宣传：“官府是要灭我们的教”、“汉人要杀净回人”，“朝庭要大除根，要从肉体上消灭我们”……如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煽动穆斯林们的宗教感情，为维护他们的教权卖命。由此而论，那些高高在上的“老太爷”们，要为清朝回民与官府的冲突中死去的人们负相当责任。　　我认为，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心灵史》把哲合忍耶与清政府的冲突归结为“信仰”与“昧道”的冲突，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误导。历史事实是：即使是在清政府与哲合忍耶杀得血流成河的时候，也没去动花寺门宦。哲合忍耶与清政府的冲突，归根结底是教权和世俗政权的冲突。如果穆斯林们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历史悲剧必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