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台湾民主运动六十年—全程记录台湾悲壮民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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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楼                                  七、蒋经国，政治强人的悲剧人生（一）1910年3月18日（江南考证的出生年龄），蒋经国出生在浙江奉化溪口镇的丰镐房里。3月18日，双鱼座。如果无厘头地从星相学上分析一把，经国复杂的人生性格，和双鱼座确实非常吻合。这个星座的人，浪漫主义，完美主义集合于一身，又多愁善感，又悲天悯人，但大多善良而没有多少坏心。蒋经国的童年，在溪口山清水秀中度读过。后来，辗转来到上海读书，由陈立夫代为照顾。再后来，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权势和声望日渐崛起，他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人物，人称“红色将军”。蒋介石先期对于苏联的亲昵，承继于“大炮”孙文。当时，美国正在孤立主义盛行的时代，山姆大叔躲在北美洲的岛上悠哉乐哉，不问世事。欧洲一战正在打的热火朝天。中国国内的革命事情，正处于自己洗牌自己搓麻将的阶段。这时候，屡战屡败的孙文找不到有钱，又有兴趣的主，一头扎进苏联的怀抱。对于苏联来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孤孤单单地行走着，迫切需要找个兄弟姐妹。北极熊将目光投向东方，和孙文秋波一碰，于是一见钟情。这时候的中国青年，自从54运动后，参政热情高涨，但国内情势找不到任何方向，正处于彷徨中。苏联的出现，以及他那些动人的口号，让这个国家的人，充满了无限的憧憬。经国，就是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个。他的父亲是红色将军，他自己更在意识形态上被苏联那一套深深打动。从星相学上分析，双鱼座的人，和射手座的人是最好骗，最天真的。经国，一开始面对苏联，自然是一往情深乃至以身相许。1925年，经国15岁的时候，前往苏联的“孙逸仙大学”，以火热的胸膛，迎接革命的洗礼了。在顿河旁边的洛斯托夫城，经国和中国同学们一起参观了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农场。农场全部机械化操作，用飞机送信件，送报纸，工人所住的，都是小洋楼，每天早晨去上工，都是小汽车接送，农场里有俱乐部、电影院、学校、医院。此外，在农场旁边，还有一个超级巨大的机械制造厂，工厂里发出很有气魄的隆隆声响。这样的世界，在当时一片穷困国度来的蒋经国看来，无异到了天堂世界。那颗对于苏联向往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然而，后来蒋经国发现，这个洛斯托夫城，不过是苏联为了宣传他制度的优越性，而做出来的样板工程罢了。而那些被安排来这里参观的人，不过是日复一日地观看这个毫无真实意义的样板戏！这种经历，对于蒋经国世界观的冲击，是何其巨大。一直深信不疑的东西，不过是苏联共产党刻意伪造的谎言。所谓制度的优越性，不过是镜花水月的骗局！蒋经国的内心，在后来开始痛苦的反思。来到苏联后的第六年，即1931年。苏联发生大饥荒。蒋经国被弄到农场去干农活，需要自己养活自己，在无人依靠的异国他乡，晚上他只能睡在教堂，差点死去。这样生与死的经历，更让他对这个国家，这个制度逐步产生了怀疑。如果这个国家，一切都像他宣传的那样先进，那样强大，为何会发生饥荒，为何民众连饭都吃不饱？然而，处于生活最低潮期的蒋经国，这时候最大的任务就是活下去了，他已经无暇分心想这些。当时苏联内部进行大清洗，对托洛斯基派别的人进行杀戮。经国自己过去曾奉托洛斯基为偶像，现在更是内心惶惶。这种党内杀伐的历程，对蒋经国而言，自然也是难忘的历程。昨天还是革命同志，说不尽的伟大友谊，今天马上就是叛徒，就是势不两立的死斗对象。好在他是蒋介石儿子的特殊身份，所以在农场里，他凭借自己出色的能力，不仅成为厂领导，还在厂里走了桃花运，搞定了人生大事。然而，一场更大的风暴，在等着他。蒋经国，即将到生死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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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楼                                  八、蒋经国，政治强人的悲剧人生（二）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宣布清党。与中国共产党公开决裂。蒋介石这一下，翻脸比翻书还快，但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就傻眼了。当初送出蒋经国到苏联求学，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蒋介石送给苏联的人质。古代盟约中的“质子”。这一下，蒋介石可说是拼死不顾了。在此情况下，苏联方面给蒋经国施压，于是蒋经国在苏联《真理报》上连连发出檄文，痛斥蒋介石。这些言论，被美国《纽约时代》等报纸纷纷转载，蒋介石的尴尬，可想而知。至于经国，此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苏联共产党对内那一套，他早就耳闻目睹了，能逃过清洗托派，已经是阿弥托福了，现在自然是奋力向前，帮助苏联声讨蒋介石，以表忠心。“昨天的我，是军阀的儿子，如今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这是表明立场。“在这10年内，苏联这个国家已经大大改变，已经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工人和农场人员的生活已经改善了数十倍。”这是在吹嘘苏联的制度优越。“今天，我要重复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这是断绝父子关系。从小读着《曾文正公家训》长大的蒋经国，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的“忠孝之道”。现在被逼公开在报纸上痛骂自己的父亲，断绝父子关系，这样的精神冲击，自然不小。然而此时，保命要紧，多骂几声少骂几声，和骂得狠一些还是柔和些，都不重要了。1937年，西安事变后，蒋经国回到国内。12年前，他怀抱着满腔的理想，满腔的热情，来到了这个国家。12年后，他带着伤痕离开。他在苏联没有找到挽救中国的良方，相反，在这里，他见证了欺骗、残酷和谎言。这时候，蒋经国已经27岁了。他的人生观已经形成。他痛恨着苏联。可他悲哀的发现，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学习时光，都在苏联，除了他不相信的，和他有所怀疑的东西外，他已经一无所有。回到中国后，蒋介石让他继续读《曾文正公家训》，他一辈子，都没接触过正统的西方自由民主理念。所以后来，在公开场合，他曾经表示出对欧美民主不屑一顾。这种不屑一顾，不是因为他有多讨厌欧美民主，而是因为这个东西，他压根没见过。就像一个从没吃过螃蟹的小孩，长大后不喜欢螃蟹一样。当他在莫斯科高唱着革命歌曲的时候，大他7岁的吴国桢，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享受着华盛顿带来的自由民主的阳光。当他在莫斯科呼喊着托洛茨基的名字的时候，大他13岁的雷震，正在日本京都大学自习研读着宪法学，并将宪政民主深深刻在心里。如果这种经历能换一换，蒋经国的人生或许将完全改变。台湾的历史，或许也将完全改变。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回到中国的蒋经国，一方面痛恨着苏联，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使用着他从苏联学来的，他所痛恨的那一套政治制度。因为，这是他唯一熟悉的东西。他痛恨苏共，他努力挣扎，可他不经意间哼出的歌曲，是苏共的革命歌曲，伴随他成长的人，是那个贴在墙上的大胡子。在12年里，他已经被制度化了。这，就是蒋经国的悲哀。悲剧人物蒋经国，将挥起屠刀，斩向“民主先生”吴国桢，斩向《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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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楼                                  九最后摊牌，吴国桢大战蒋经国50年代初，蒋介石黯然退守台湾。如何应对“红色中国”的威胁，岛内最重要的两派发生分歧。以吴国桢为首的自由派说，国民党要能保住台湾，要彻底实行自由民主，结束国民党独裁专政的时代，来应对红色中国的威胁。以蒋经国为首的保守派则认为，要对付共产党，就要用从苏联学来的那一套，用他的话说，是“以牙还牙”。所以，蒋经国认为不是国民党的独裁出了问题，而是国民党的独裁还远远不够。这样截然相反的认识，为两者的冲突埋下祸根。在初期，蒋介石有求于美国，所以吴国桢被委以重任。当时国民党所辖的区域，也就是台澎金马地区，吴国桢的职务是台湾省主席，管辖了90%以上的国统区。这样大权在握，所以吴国桢推行起民主政治来，那是风生水起。作为“太子”的蒋经国，当时的公开职务是政治部主任，秘密的身份还有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分别管理的是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全台湾的特务工作。吴国桢是台湾省主席，是财神爷，蒋经国要搞政工，要搞特务，花费的数目自然不少，于是伸手便向吴国桢要钱。吴国桢是民主先生，本来就对在军队中设立党支部，在台湾搞特务统治万分反感，现在要他批钱，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吴国桢很干脆的拒绝了蒋经国多次申请经费的要求。后来，吴国桢到美国后回忆说，“因为经费问题，蒋经国恨死我了。”不仅如此，吴国桢直接向蒋介石进言，现在是实行宪政民主，国民党的党费，应该由国民党的党员缴费，不应该动用国家经费。从吴国桢的角度说，这无可厚非，世界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动用国家经费来养着政党，这从法理上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但对于独裁惯了的蒋介石而言，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党，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天下，国家经费和党费不过是左右手放哪里的问题罢了。要知道在独裁国家，党务费用和国家费用本来就是一本烂账，吴国桢提出这个问题，蒋介石大为震怒。但考虑到当时争取美援的重大目标，蒋介石忍了，一笑置之。但是自然也不会把吴国桢说的话当真去做。后来发生的台湾火柴公司案件，吴国桢和蒋经国的战斗直接摆到了台面上。1952的一天，吴国桢正在台湾省政府召开资源会议，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被捕，抓人的是省保安司令部。吴国桢知道后，大为震怒。要知道，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但是兼任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省保安司令部抓人，身为司令的他怎么会不知道？原来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早已投靠在蒋经国门下，为未来的出路谋划。有“太子”撑腰，彭孟缉从来不把吴国桢这个正司令放在眼里。这本来是公开的秘密，吴国桢也并未太在意。但是如今，保安司令部公然乱抓人，吴国桢于是公开撕破脸皮了。吴国桢召见彭孟缉，问他为何要抓王哲甫。彭孟缉说是蒋介石的命令，并且拿出了王哲甫案件的卷宗。吴国桢看罢了卷宗，心情更为震怒。原来台湾火柴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当初国民党从上海撤退的时候，公司董事长吴性栽选择留在大陆。吴性栽本人以前从事过电影事业，留在大陆后，为了向新政权示好，拍摄了一部《民国四十年》。这部影片的内容，掰着脚趾也知道蒋介石会恨之入骨。于是经国调查一通后，迁怒于台湾火柴公司的总经理王哲甫，声称他与大陆的吴性栽有勾结的嫌疑，指示彭孟缉，将他抓了问罪。这样指鹿为马的办案手段，吴国桢自然万分不爽。吴国桢下令彭孟缉，即刻放人。彭孟缉要吴国桢下手令，于是吴国桢写了一个条子，交给彭孟缉。彭孟缉拿了条子，并非去放人，而是转身交给了蒋经国。当天下午五点，蒋经国带着彭孟缉，来到了吴国桢的办公室。蒋经国对吴国桢开门见山，王哲甫有罪，不能放。吴国桢反唇相讥，于理于法，王哲甫无罪，该放人。两个人一直僵持着，场面极为尴尬。过了一会后，吴国桢以省保安部司令的名义，对旁边的副司令彭孟缉下令，不能乱抓人，立即释放王哲甫。彭孟缉有蒋经国撑腰，对吴国桢不屑一顾。吴国桢大为气恼，质问道：“究竟是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彭孟缉气焰依旧嚣张，和蒋经国扬长而去。当天晚上，吴国桢的官邸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即蒋介石的贴身秘书周宏涛。周宏涛对吴国桢说，抓王哲甫是蒋介石的意思。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缓和吴国桢和蒋经国的关系。同时为吴国桢找台阶下。但吴国桢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对周宏涛说，王哲甫的案件，涉及到原则问题，现在政府标榜民主法制，怎么能言行不一，到处用特务抓人？当天晚上，吴国桢写信向蒋介石建议，今后应该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者起诉。如果起诉，应该交由民事法庭而不是军事法庭，并且被告必须要有中立的辩护律师。当天晚上，周宏涛再次拜访吴国桢。“先生看你的面子，由死刑改判7年有期徒刑啦。”力行宪政民主的吴国桢，听到蒋介石这样的处置，哭笑不得，黯然闭门谢客。

欣欣

第 44 楼                                  十一愤怒反击，吴国桢发飙了！吴国桢在蒋经国的挤兑，在蒋介石的压制下，黯然离台。台湾民主从再次跌回谷底。按说这事情也应该宣告一个段落了。然而，随后发生的王世杰案，为这曲民主哀歌平添了一些戏剧成分。1954年2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被免职，由于王世杰和张群、吴国桢关系密切，所以顺带地，国民党也想打击下吴国桢和张群。当时台湾放出风声，说吴国桢去美国的时候，套取了巨额外汇。台湾的一些报刊也鼓噪，要吴国桢回国交代事情。此外，吴国桢离台的时候，儿子吴修潢仍旧不许离开台湾，形似人质。联想到前后种种委屈，吴国桢最后大为恼怒，一改过去不愿指责国民党政府的作风，决定对媒体揭黑。首先，2月9日，吴国桢在台湾各大报纸登载自己出国的账务，说明：“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这个是澄清自己。接着，余怒未消的吴国桢接受美国MGN电视台的采访，谈了3点。（1）如果没有前几年自己和台湾民主派尽心竭力进行民主改革，台湾不会得到来自美国等自由国家的同情和援助。（2）台湾政府极为专权。国民党的经费，不是由党员缴纳，而是从国库里支出，目的在于永远维持一党统治。（3）蒋经国统帅的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政治部在军队里设立国民党党支部，使得国防军成为“党卫军”。吴国桢的言论，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新闻周刊》等报纸和杂志纷纷转载，一时群情昂奋。1954年2月，积怨未消的吴国桢，趁台湾召开第1届第2次国民大会，欲改选第2任正、副“总统”之际，上书“国民大会”和致函蒋介石与胡适。在上“国民大会书”中，吴国桢痛陈台湾国府当局专制之弊，并举出六大弊端，分别为：(1)、一党专政。(2)、军队之内，有党组织及政治部。(3)、特务横行。(4)、人权无保障。(5)、言论之不自由。(6)、思想控制。台湾方面，蒋介石与蒋经国完全没料到吴国桢这么生猛，一下倒乱了手脚。当时，台湾也组织了一些反击，比如立法院院长张道藩也反击吴国桢，但大多对于吴国桢所提的国民党独裁统治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转而污蔑吴国桢本人一些莫须有的罪行。1954年6月，吴国桢再出狠招。在美国《Look》(展望)杂志，吴国桢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旨在给美国人看的《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的文章，批评台湾，在蒋氏父子专制独裁的统治下，利用美国人的钱，建立一个毫无人权保障的警察国家。蒋介石招架不住吴国桢的攻势，命外交部补发吴修潢护照。吴修潢三个月后到了美国。这出骂战最终才收尾。

好哥哥

第 45 楼                                  转至第37楼第 37 楼 marlboro70 2011/9/12 0:47:08 的原帖：文章提交者：可以不同意 加帖在 貓眼看人 【凱迪網絡】 http://www.kdnet.net台灣民主運動六十年—全程記錄台灣悲壯民運史===============================六十年造出了個世界首貪民選總統，不是悲壯，是悲劇。==================================9494，貪污的正在牢裡 XDDDDDDDDDDDDDDDDDDD哈哈

nishishui

第 46 楼                                  十二、雷震，自杀式的殉道在吴国桢和蒋氏父子的大战中，台湾媒体一边倒地对吴国桢大加挞伐。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独裁政权里，夺取话语权是第一要务。要进行独裁统治，要进行愚民政策，一定要全面控制所有的媒体。任何大小事情，一定要所有媒体异口同声，按照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声音的口径走。只有这样，那些普通民众，才会觉得：外面的世界都很混乱，上面的领导都很英明，生活在他们领导下的我们，是万分幸福。遇到吴国桢大战国民党这样的事情，台湾媒体自然呼啦啦围上去，对着吴国桢，义正词严地叫嚷。这中间，唯一有雷震的《自由中国》发出理性声音，为吴国桢辩解。在兄弟的前文中，大家也了解到，雷震和吴国桢的性格有些相似，都属于那种刚烈不屈类型。吴国桢的英文名简称叫K.C.WU，所以有人戏称他为“开水壶”，意思是他性情像开水一样急。雷震更是人如其名，一出手不打雷就要下雨。吴国桢以台湾省主席的身份黯然离台，被经国逼到美国去“养病”。可以想见，地位更低的媒体人士雷震，已经意识到，蒋经国的特务系统，下一个要收拾的，可能就是他的《自由中国》了。用江南的话说，清楚吴国桢，可以清除政敌，清除《自由中国》，方便小蒋愚民。如果这时候雷震含着眼泪，对国民党“从了”，那自然荣华富贵可保。可雷震就是雷震。1959年底，已经连任两届总统的蒋介石，即将谋求“三连任”。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总统任期6年，连选得任一次。但是蒋介石来到台湾后，颁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台湾进入无限期的“动员戡乱时期”，在这个时期，总统的权利通过临时条款得到保证。宪法条款自然搁置，没人看，没人管了。所以，蒋介石在不修宪的情况下，欲图做“终身总统”。到这一年年底，蒋介石的任期满了，即将谋求连任。愤怒的雷震开始出手了。一连串的抨击文章开始出炉。《护宪乎？毁宪乎？》，《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敬向国大代表说几句话！》，《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文章直指欲图连任的蒋介石，违反宪法。在蒋介石通过连任后，又撰写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在国民党独裁统治的50年代，雷震敢于直接这么抨击蒋介石，可以说是拿着身家性命做赌注。若干年后，当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评价雷震说：“今日知识界仍然尊重雷震，就是因为知道当年发出良知之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在雷震发飙后，蒋经国组织了一大批的御用媒体，对《自由中国》进行围剿。同时，蒋经国利用手中的特务组织，威逼印刷厂，不让《自由中国》印刷。雷震为了筹集印刷资金，甚至变卖了房产，每日挤坐公共汽车。为了躲避当局情报人员对印刷厂的抽检，雷震先后换了7家印刷厂。雷震的妻子宋英曾自嘲说：“自从办《自由中国》以来，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小，车子却越坐越大哩。”后来，雷震开始发动更猛的行动。正如他在5月4日发表的文章《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他认为，台湾只有出现一个与国民党势均力敌的反对党，才能实现自由民主。若干年后，随着民进党的成立，台湾政治进入了两党角逐的良性循环阶段，雷震的预言也得以实现。而在1960年，雷震不仅发出这样的声音，而且准备身体力行去做。5月18日，雷震准备筹划组建“中国民主党”。他的这一举措，彻底激怒了蒋介石。作为台湾的独裁者，蒋介石在台湾实行党禁政策，严禁组党，欲图将任何挑战一党专政的政治势力，扼杀在萌芽中。1960年。9月1日，第23卷第5期的《自由中国》刊登了殷海光执笔的那篇著名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抨击台湾当局，表明此时民主潮流就像大江东流一样，谁也阻挡不住。而这也成为《自由中国》的最后一篇社论。杂志发行三天后，1960年9月4日上午9点20分，台湾警备司令部逮捕了雷震，“军事法庭”以“知匪不报，涉嫌叛乱”的罪名判处雷震十年刑期，蒋介石亲自指示“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随着吴国桢的离去，雷震锒铛入狱。自由民主的花朵，凋谢在台湾的土地上。在很长时间内，这里迎来了“人人心中有个小警总”的白色恐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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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 楼                                  孙文的民主“三段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本人认为还是适合的，不管是从当时的状况来看，还是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都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尽管没有成功，但至少它给了全体中国人一个希望：中国将来有一天会有民主和自由的。在这一点上，或许有人认为这和“共产主义”“乌托邦”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我看来，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民主宪政是具体的，英美等有活生生的事例在那里摆著。孙的三段论也有非常明确的标准，军政就是以武力消灭军阀和割据势力，实现国家统一（这其中还牵涉到军队国家化，后来KMT和CP不就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吗），训政则由国民党主导国家建设和公民教育，但并不是说要专制独裁，而是实行地方自治，县市首长直选，并且孙文还制定具体的标准，到什么程度就该还政于民了，最后是宪政，首先是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确立民主架构，使国家迈入正常的轨道。对于“三段论”的执行，国民党表现得还算积极，北伐结束，国民政府统一了全国，1931年就宣布实行训政，表示以“六年为期”，期间多次准备“国民大会”，制定了“五五宪草”，成为后来《中华民国宪法》的蓝本。本来打算1936年召开“国民大会”，终因日本侵华被迫中断。而抗战结束，国民党就开始凑备宪政，首先表现为国民党撤除军队中的党部，为军队国家化作准备。1946年召开“国民大会”，代表多数由人民直选产生，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2月25日，决定“行宪”，名义上中国正式进入“宪政”时期。而“共产主义”且不论是否能够实现，就其“按需分配”这一条就有极大的问题，要实现这一条，就要求社会财富极多，人民素质达到圣人的程度。社会财富多少才能满足人民需要？而人真的能做到“弱水三千，我只敢一瓢饮”吗？其实“三段论”的核心在“训政”，这一点可能存在问题，毕竟孙文也是人，不可能尽善尽美。对于“训政”，个人也同意胡适先生的看法。

二月花香

第 48 楼                                  请楼主继续写下去谢谢.

蓝蓝的天

第 49 楼                                  我聽你哭貝。

哈哈呀

第 50 楼                                  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