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深入了解反思“文革”系列专题讨论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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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 楼                                  王洪文从上海调往北京是1972年9月7日。那是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失去了“亲密战友”林彪，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当时考虑的接班人有两个：一个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另一个便是王洪文。王洪文第一次在全国崭露头角，是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当时，在大会上需要工人、农民、解放军、妇女代表发言，分别选中了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四人。从此，王洪文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不过，1972年9月，毛泽东调王洪文进京时，连王洪文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据廖祖康回忆，当时只说进京学习，所以王洪文只带个旅行袋和他一起离开上海，以为是短期出差。到了北京，被接到钓鱼台，住在九号楼二楼。当时，一上二楼，便是姚文元住的一套房间。里面则是张春桥住。王洪文初来，住在同一层的副楼里。刚到北京，王洪文觉得很不习惯：一是要他看书，看一大堆马、列和毛泽东的书，他看不进去，坐不住；二是没有小兄弟你来我往，寂寞得很；三是生活习惯颠倒，要适应毛泽东的习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晚上开会、工作，早上八九点钟睡觉，如同棉纺厂里上夜班似的。当时，要王洪文去列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坐在那里听，如同大学里的旁听生一般。这期间，毛泽东找王洪文谈了几次，问他一些问题，让他答复。最初，王洪文在那里想念上海，巴不得早一天结束这种“学习”回上海去。后来，王洪文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理所当然安心了。在1973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把王洪文从上海调入中央，并宣布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吴德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所以列席中央政治局。而王洪文、华国锋列席中央政治局，则是毛泽东出于培养接班人的考虑。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提议，王洪文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工作。这意味着王洪文结束了在北京的“见习期”。这年8月20日，由104人组成的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京成立。毛泽东提出惊人的建议：王洪文出任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王洪文已经被放在非常显赫的位置上。果然，在中共“十大”，王洪文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此后，每当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他的一侧坐着病情日重的周恩来，另一侧则坐“少壮派”王洪文。毛泽东也老态龙钟了。明眼人一看，中国的未来当属王洪文。毛泽东说“你不要搞‘四人帮’”从1973年9月12日王洪文第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到1974年5月29日，总共16次。然而，此后毛泽东许久不露面。到了三个多月后——9月4日，毛泽东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一侧的不再是王洪文，却是重新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王洪文便失宠于毛泽东，其中的原因便是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王洪文对邓小平恨之入骨。于是，便发生了“长沙告状事件”。毛泽东1974年10月13日凌晨坐火车抵达长沙，当天，他便接见了周恩来和王洪文。当时，廖祖康坐在外面，不知道毛泽东跟他们谈些什么，只是发觉王洪文出来后闷闷不乐，双眉紧皱。事后才知道，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了王洪文：“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你不要搞‘四人帮’。”翌日，毛泽东更尖锐地批评王洪文，要他写书面检讨。王洪文不得不写了检查：“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寿辰。廖祖康记得，那天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去韶山参观，廖祖康与王洪文同去。正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长谈，定下了四届全国人大的人选名单。周恩来在毛泽东卧室里谈至深夜。十二天后，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委员长。张春桥也只是当上国务院副总理，而第一副总理为邓小平。江青的组阁阴谋失败了……我问廖祖康，王洪文身为党的副主席，却在中南海钓鱼、打鸟、玩摩托车，是否确有其事。廖祖康说：“事情是有的。不过，王洪文刚进北京时曾经十分小心谨慎。后来，他失意了，就玩了起来。这可以说是他失意时心情的流露。我曾劝过他，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嘭嘭嘭骑摩托车兜风，别人会怎样说你？影响多不好！可是，当时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廖祖康又补充说道：“外界关于王洪文的有些传闻不确切。比如说他跟某个女演员如何如何。在北京，我跟王洪文一直生活在一起。纯属捕风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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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2 楼                                  应该反省的是共产党自己，“文革”的出现是有历史渊源的，它的前奏并不只是“反右”、“庐山会议”等等那么简单，伴随共产党一生走过的路就是一条“左倾”之路，红军时期的肃反、AB团，延安整风等等都说明共产党的“可笑”之处。邓小平的反右定论，文革定论因他是党的人，“实事求是”说给大家听听而已。正如现在大家都知道所谓“体制内改革”那是万万个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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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3 楼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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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4 楼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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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5 楼                                  据照片背后的文字说，这是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只缺姚文元)在参加会见毛泽东医疗小组成员后的一次会议，最重要的一点，这是他们被捕前最后一次开会。也算是最后一次集体亮相吧。也就在这次会上，张春桥提出要召开中央全会，力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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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1 楼                                  呵呵，凯迪将我发的关于文革的贴子锁了，然后放出这么一个贴子来引导大家，看来凯迪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不是一般的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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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2 楼                                  忆文革曾轰动一时的冤案“强奸女知青案”始末(图) 光明网核心提示：在那个火热的年代，一个上海女知青真心爱上了一个农村小伙子，却被一伙想在“保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邀功请赏的当权人利用。他们不顾事实真相，将农村小伙子打成了“强奸霸占女知青”的罪犯，想以此捞取政治资本。一时间，此案成为轰动安徽省的大要案。=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上山下乡运动中欢送下乡知青 资料图本文摘自光明网 作者：凡子（系当事人） 原题为：忘不掉那段情——一位上海女知青的自述1974年，安徽省五河县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强奸上海女知青案”。“受害人”便是我，而“罪犯”则是我深爱着的一名农村小伙子。我们真诚地相爱了1969年初秋，刚满18岁的我就离开繁华的大上海，来到安徽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成为五河县东集大队集体户的一名新社员。不久，一个小伙子引起我的格外注意。他就是我后来的恋人，生产队会计柳谷光。谷光当年20岁，生得白白净净，一副文弱书生相。一头略显稀疏的头发，梳成规规矩矩的“三七开”，脸上总是带着苦丧的神色，好像有想不完的心事。谷光那时候正为一桩婚事而苦恼，他有一个童养媳叫小芬儿，与他同岁，是母亲为他抱养的。谷光从小就把她当成亲妹妹，她也一直把谷光当成亲哥哥。当谷光渐渐长大成人，小芬儿也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父母便开始议论他们的婚事。小芬儿对谷光一往情深，谷光却无法接受这桩婚事，为了逃避，他发愤读书，以图学业有成远走高飞。1965年，他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城的高中，可是，还没来得及为自己庆幸，便被一场文革风暴打回东集，成了一名“回乡知青”。谷光回乡当了生产队会计，父母便把他和小芬儿“圆房”的事提到了日程。谷光坚决拒绝这桩封建式的婚事，同父母当面争吵过，背后哭求过，婚事暂时拖了下来，可是“圆房”的阴影一直困扰着他，使他常年累月地陷在苦闷中。开始我当然不知道这些，只感到这个小会计有点古怪。出于好奇，我便想接近他，后来，我被指派担任生产队记工员。因为会计与记工员的工作关系，我们的接触多了，我和他一起学打算盘，一起算工分账。一天晚上，谷光终于忍不住向我倾诉了自己心头的痛苦。他说得很伤心，我也陪他落了泪。冬去春回，转眼三年过去。知青们一个接一个飞回上海，乡亲们认定我早晚也会飞走，便渐渐对我冷落了，谷光一家却对我更加关照。1974年夏，是一个多雨的夏天。东集全村人都为烧柴发愁。那天中午，天下着大雨，我正为没有干柴做饭急得落泪，谷光抱着一捆干柴来了。我们一起烧火做饭，吃了一顿我感到最香最甜的美餐。不久后的又一个风雨交加之夜，我患了重感冒，高烧39度，躺在床上，我只想哭。正在外面风雨大作时，谷光淋着雨来查看集体户的房子，一见我卧病在床，他二话没说，转身就向公社卫生院跑去。这天夜里，谷光坐在我床前喂水喂药，陪我度过一个风雨之夜。从此以后，一种美妙的感觉开始在我心里萌生。春节到了，我第五次请假回到上海过节。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谷光，而且爱得很深，已经难以同他分开。这年春节，我只在家住了10天，就匆匆返回东集，回到谷光身边。小别重逢的那天晚上，我们倾吐了心中的恋情。我们秘密热恋了两个多月，便被小芬儿无意中撞破了。我绝没想到这个农村姑娘，竟然出奇地宽容和通情达理。她主动解除了同谷光的婚约，我和谷光的关系从此在村里公开，我也开始改口称谷光的父母为“爸爸、妈妈”，叫小芬儿为“妹妹”。他和我突然成为“强奸犯”和“受害女知青”一段时间，一些回城无望的知青同农村青年结婚，被视为“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先进典型。可是政治风向突变，那些过去同女知青恋爱结婚，帮助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庄稼汉子一夜之间变成了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坏蛋”。柳谷光被当成“坏蛋”弄到学习班学习半月，他的罪名是“强奸霸占女知青”。原来，五河县革委会人保组和“五·七”办公室分别收到了揭发柳谷光“强奸”我的匿名信，信中指控柳谷光身为“有妇之夫”以教我打算盘为名，把我骗到他家里强行奸污，长期以来，他或威逼我自己上门或半夜三更窜进集体户，长期对我霸占奸污……按照匿名信中的指控，在那种特定的政治气候下，谷光罪该杀头！得到柳谷光被抓走的消息，我来不及多想，跑到公社去解救。时值“保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破获一起“强奸霸占女知青”重案对于县、社“五·七”办、人保组的某些当权者来说，就是一次邀功请赏的机会。于是县“五·七”办一位头头亲自找我了解案情，我反复向他说明我和谷光恋爱的真相，他却好像没听见一样，反过来动员我控诉谷光对我“强奸霸占”的罪行，并且许诺，只要我能指控谷光很快就批准我回上海、上大学。我明白了，有人是想借我把谷光置于死地，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我当即愤然告诉那位主任：“我既然同谷光恋爱，就准备在东集扎根，没想什么回上海，上大学。柳谷光是我的对象。”对我许愿诱骗，拷打柳谷光，专案组招数用尽，还是抓不到“强奸犯罪”的证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立了案，报请宿县地区革委会人保组批准逮捕谷光，并且给他挂上“强奸女知青罪犯”的牌子，在全公社100多个村庄游乡示众、巡回批斗。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取而代之的是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是在五河县人保组还是在宿县地区人保组都有一批老政法在管事。地区人保组批捕组的几位老政法认真审查了五河县“柳案”专案组报道的案卷材料，并到东集走访贫下中农，进行实地调查取证。地区专案组设在五河县革委会招待所，我向地区人保组办案人员哭诉了同柳谷光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谈了两个多小时也哭了两个多小时。调查组的女同志也跟着我落泪。宿县地区人保组几位老政法没有让我失望，他们经过认真调查作出结论：“柳谷光同贺金娣属恋爱越轨，不构成犯罪。”谷光终于被无罪释放了。已成定论的“柳案”突然又成轰动全省的大要案谷光被释放不久，《新安徽报》突然在显著位置登出一篇所谓“柳谷光强奸知青案”的文章，并且发出严厉质问：宿县地区人保组为什么包庇罪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五河县“柳案”专案组个别人背地活动的结果。宿县地区人保组经过调查作出结论后，五河县“柳案”专案组个别人，仍不甘心放弃这次立功的机会。他们指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向省革委会和《新安徽报》写信，控诉谷光“强奸女知青”的“罪行”和宿县地区人保组“包庇犯罪”的“错误”，并且多次派人到上海向我父母“通报案情”。他们告诉我父母说，我在东集被一个叫柳谷光的秃子强奸，要求他们给上海市和安徽省革委会写信。控告柳谷光“强奸上海女知青”的罪行，许诺他们只要写信控诉柳谷光，就可以让我回上海、上大学，并且威胁他们说，不控告柳谷光就是包庇罪犯，专案组就通知工厂开除他们的公职。父亲是一位思想淳朴的老工人，很快按照专案组的要求，分别向上海市和安徽省革委会发出了控告信。于是，“柳谷光强奸上海女知青案”很快引起两省市革委会的关注。“柳案”就这样成为轰动全省的大要案。两省市革委会高层领导的批示，报纸批评的巨大压力，迫使宿县地区人保组不得不再派专案组重新查处“柳案”。在东集调查，他们再次得出“柳谷光不构成犯罪”的结论。在上海我家里，他们意外地了解到五河县人保组某些人采用欺骗、威胁手段，迫使我父母向两省市革委会写信控告的真相。这些正直的老政法非常气愤，当即代表地区革委会告诉我父母，我和柳谷光是自由恋爱，不存在强奸的事情。柳谷光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而且并不是秃子，只是头发稀点儿。两级专案组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案情，表明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在我家里掀起一场风波。父亲和舅舅相信五河县“党组织和政府”，坚持控告谷光为我“报仇”。而母亲和姐姐则相信地区专案组和我，支持我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扎根农村，最后闹成“楼上派”、“楼下派”，分成楼上楼下两家。母亲在同父亲闹翻分居不久，亲自来到东集看究竟。我详细告诉她事情的真相，她一见面就相中了柳谷光这个未来的女婿，表示支持我们恋爱结婚。我们母女还住在谷光家里，同谷光一家亲亲热热地相处了5天。为了做父亲的思想工作，我请假随母亲回到上海。这时我突然感到有了妊娠反应，偷偷到医院做检查，我怀孕了。我恨不得一步回到谷光身边给他一个惊喜，可我又深深地知道，“柳案”仍然没有了结，自己未婚先孕将会加重谷光的罪责。于是，我同母亲商定，给生产队去信请病假，住进无锡一位亲戚家里，后顺利产下一个男婴。宝宝满月的那天中午，我由母亲陪伴着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车厢里拥挤不堪，吵吵嚷嚷。我无意中听到有人议论“柳谷光强奸女知青案”，并说马上又要开展一场新的“保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柳谷光还是重点专政对象”。一种不祥之感顿时袭上我的心头：把宝宝抱回去，不等于送去了谷光“强奸女知青”的铁证！我同母亲商定了一个办法：在南京通过公安机关把宝宝交给别人寄养，我同谷光正式结婚后，再来通过公安机关寻回孩子。我们在南京下了车。我哭着写了一封信，掏出身上带的钱和粮票夹在信里，塞在宝宝身上，趁宝宝熟睡，将他放在站下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我们母女泪汪汪地盯着宝宝。三个小时过去了，宝宝突然哇哇啼哭起来，声声啼哭像尖刀一样猛刺在我心上。我猛地站起来就要扑过去抱回宝宝，可是被母亲拦腰使劲抱住了。正在这时，派出所房门开了，一位中年民警走出来，左右张望一下，把宝宝抱了进去。我一下瘫倒在母亲怀里。那情那爱那恨永远埋在我心里回到东集，我和谷光商定1976年元旦结婚。没想到我们准备结婚的消息，很快就传进五河县“五·七”办个别权力人物的耳朵里。他们决定采取组织手段，将我们分开。一天上午，一辆卡车开到集体户门前，带来了县“五·七”办的调令：调我到60华里外的土埠大队插队落户。那是我调离东集20多天后的一天晚上，谷光突然来到了土埠，给我送来一个包裹，那是我家寄给我的第一批结婚用品。那天晚上我们紧紧相拥，说一阵，哭一阵，一夜无眠。天亮了，谷光不想离开我，我也不想让他离开。没想到上午就出了事。谷光被公社人保组抓走的时候，我正在地里干活。谷光被抓到公社就被吊到梁上拷打。我赶到的时候，谷光已经被拷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我当面指着凶手们大骂。那位头头拿出纸笔让我写出遭到柳谷光“强奸”的经过。我忍无可忍，冲上去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倔强地告诉他：“我今天晚上就在这儿陪着他睡！”说罢，我就把被子铺展在地，把谷光抱到被子上。“土埠事件”轰动全县，震动“五·七”办的某些领导人物。为了防止我再给上山下乡运动抹黑，他们作出一项特别决定：鉴于贺金娣同志下乡插队5年来，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突出”，给予“特别照顾”，批准其调回上海安排工作。正如调我离开东集到土埠落户一样，一切来得这么突然。调令，组织关系，户口粮食关系等等，一切手续同时递到我手里。在突然降临的“特别照顾”面前，我一点也没感到惊慌，相反，我很坦然，因为我知道千余多里距离阻不断我们的爱情。于是，我冲破了他们的阻拦，再次去见谷光。我要告诉他已经发生的一切。告诉他，我将很快回到他身边，如期做他的新娘。我在东集村口同谷光的父亲不期而遇。我鼻子一酸，迎上去叫了声“爸爸”，老人愣住了，两眼闪着泪光，我告诉他，我已被批准回上海安排工作，我会很快回来，我和谷光的喜事元旦如期举行。谷光爸哭了，他吞吞吐吐地告诉我：谷光同小芬儿“圆房”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深情地望着谷光家那座熟悉的小院，任泪水尽流淌……24年过去了，我早已另为人妻人母，却永远忘不了那段情、那份爱和恨。谷光，宝宝，你们还好吗？（《方圆》1999年第7期凡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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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3 楼                                  转贴：文革笑话十则１、家庭出身毛爷爷时代，人走在街上随时都会被揪出来唱语录歌，问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等，所以搞得人人都特紧张。话说这哥们病了，去看医生。张过嘴，开过方子，让打针。走进护士室，一年青女护士让他做好准备姿势。那时蔡伦还没发明牛仔裤，所以特容易发生事故。那哥们一不小心，裤子掉地上了。护士以为他耍流氓，大怒，喝道：“畜牲！”那哥们吓一跳，马上立正，答道：“贫农！”护士一听，没有好气，骂道：“二流子！”那哥们连忙答道：“二舅子也是贫农！”２、结婚的革命礼物“文革”时期的婚礼必须贯穿“革命化”，绝大多数的礼物都是一些“革命书籍”。有一对夫妻结婚时，亲友同学送了满屋子的书和笔记本。客人散后，妻子望着小山似的书堆对丈夫说道：“这么一大堆书，卖不能卖，吃不能吃，烧更不能烧，用的话，不要说我们的儿子、孙子，就是到了重孙辈，恐怕都用不完呀！”“没关系。”丈夫开导妻子说：“儿子死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我们的小书山虽然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用一本就会少一本，有什么用不完的呢！”３、解“形而上学”极“左”年代，造反派不仅行动上“先进”，思想上也想拔拔高。某头头问被改造的“老九”：“什么是‘形而上学’？”老九答:“‘形儿上学’是一个哲学术语，指看问题观点直观……”某头头怒道:“说什么‘哲学’，你就说‘上学’吧』”老九索性信答道：“就是有个小孩叫‘形而’，背着书包去上学，小孩看问题当然直接又简单，所以‘形而上学’就是指看问题简单化。”造反派头头很满意：“这才符合人民群众的事情。”４、今不如昔批林批孔时，某一公社规定必须天天开大批判会。每天一个主题，例如今天批“克己复礼”，明天批“天才论”。每次开会照例有书记之类的人作报告，有人领呼口号，最后还动员大家自由上台发言，联系村里实际批林批孔。可是农民反映不积极。这一天，批判主题是林彪的“今不如昔”论。报告作完，口号呼完，照例请大家上台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突然，村里的铁匠一步登上讲台，开始发言：“社员同志们，前两天开会，俺老粗文化低，听不懂，不知啥是‘客气不理’，‘添菜论’。今儿俺可是听明白了！林秃子和孔老二这俩王八蛋胡说八道，愣编瞎话，什么‘金不如锡’。金多少钱一斤，锡多少钱一斤，俺们铁匠最清楚！……”５、李时珍要今朝来“文革”某年，一个外国医药代表团到上海访问，有个“双突”干部去接待。代表团团长说：“贵国李时珍在医药上的贡献真是了不起……？这个干部马上大声问翻译，“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翻译吓了一跳，急忙向他摇了摇手。“噢，没有来，快用小轿车去接！”翻译急得直搔头皮。“呀，他在理发？不行，叫他马上就来。”翻译无可奈何，只好凑到这个干部的耳边，小声说：“李时珍是明朝……”“明朝来？不行，一定要今朝来！”这个干部大光其火。６、历史测验“文革”结束后，全国恢复了统一招考。一次考历史，出了一道题：“巴黎公社为什么失败？”有学生答：“因为没有学大寨。”７、驴吃麦子文革中一教授被下放道农村接受改造.一天教授正在田间劳动，忽然发现一头驴在偷吃麦子。可是他既不认识驴子也不认识麦子，急中生智，教授大叫道：快来人啦！动物吃植物啦！８、茅坑门联记得家乡露天茅坑也有门联横批，老夫子的卵儿——文皱皱的。姑录二则以博一笑：其一：天下英雄豪杰　到此低头屈膝世间贞女节妇　进来解带宽裙横批：天地正气其二：屎落塘中　震动满天星斗（注：晚上是星星，白天是苍蝇）尿淋壁上　展开万里江山横批：气冲斗牛９、哪里作背景江青有一次到新疆，问一位新闻记者：“听说你走遍了山山水水，我想拍一张相片，你告诉我，选择什么地方的山水作背景最好呢？”记者一边思索，一边自言自语：“终年积雪的天山，风光秀丽的伊犁河畔，气侯炎热的吐鲁番盆地，风消漫天的戈壁滩，戈壁滩，哦，对啦！”记者高兴地拍着大腿说：“首长，我看有一处地方．您用来作背景最合适不过了！”江青急忙问：“快说！什么地方？”记者答：“蒙古的温都尔汗。”１０、念念有词“文革”中，有一天，一对夫妻打架打得不可开交，跑到公社革委会打离婚。公社干部调解道：“‘要团结，不要分裂’，你们知道不？”女的高声嚷道：“‘下定决心’，我要离婚！”男的一听，急了：“排除万难’，我坚决不干！”公社干部火了、冲他们来了句：“抓革命，促生产’，家庭小事我不管。”女的不服气，拉住公社干部道：“‘全心全意’，俺偏偏要离！”男的听了也拉住公社干部说道：“‘为人民服务’，你不能大人小孩全不顾！”“你也别吵，她也别嚷，”公社干部冲这夫妻俩说道：”‘为人民服务’没忘，‘坚持原则’咱不能乱盖章，你俩还是回去过你们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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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4 楼                                  彭德怀平反内情：侄女彭钢写万言书给邓小平本文摘自：《红色记忆：领导人后代谈家事》，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本文作者：刘畅彭钢，彭德怀最小的侄女。彭德怀一生没有子女，彭钢是和他生活时间最长，也是交流最多的晚辈。从12岁住进中南海永福堂开始，她断断续续和伯伯生活了15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最为惨淡的日子，彭钢都历历在目。在部队，提起彭钢，常会听到两种极端的评价：“厉害得很，不讲情面，见到她都躲着走。”“讲原则，办事认真，踏实。很值得交的朋友。”彭钢曾有个外号叫“军中女包公”，从总后勤部的专职纪委副书记到总政治部纪检部部长、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彭钢干了整整十年，她的认真、较劲，远近闻名。彭钢任总政治部纪检部部长期间，工作的范围是监督军以上的干部，常常是在原则、争议和压力面前艰难抉择。人们都说这个官最难当，很烫手。特别是对于彭钢来讲，更难，因为她说：“总有一面镜子在那里照着”，这面镜子就是的伯伯彭德怀。中南海里的天真少女1938年，彭钢出生在湖南湘潭。从她记事起，家中就动荡不安。“我们不停地躲藏，不停更换姓氏。我从大人们那里听说，大伯搞了平江起义，是‘共匪头子’，国民党扬言要斩草除根，把彭家所有的孩子全杀光。”“国民党派军队驻扎在离我家一里地远的地方，监视我们。为了不连累老乡，我们最后只能躲在山上。”彭钢至今还记得，一个漆黑的晚上，山上下着小雨，阴冷恐怖，她紧紧钻进二姐的怀里，不停地哭喊：“天怎么还不亮……”彭钢的父亲彭荣华和二伯父彭金华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受大伯牵连，他们先后被国民党杀害；彭钢的母亲也受了伤，手腕的骨头被打断了一块。“国民党甚至两次派人来挖了我们的祖坟，连家门都给封了。”1949年，彭德怀的老战友吴德峰，派人将彭德怀的侄子、侄女共5人，接到武汉汉口上学。一年后，他们来到了北京。12岁的彭钢在北京饭店第一次见到了大伯父——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她坦言：“初次见面，挺拘束的。”不久，彭德怀将彭钢接进了中南海永福堂。戒备森严的中南海，与轻松活泼的学校相比，彭钢更喜欢后者。直到上初中，彭钢都一直住校，只有周末回来。“那时伯母经常出差，伯伯回家后总是冷冷清清，他劝我‘还是走读吧，家里热闹些’。我不愿意，觉得不自由。”彭钢提出条件：“走路上学要半个小时，这个时间我还可以看书呢。除非给我买自行车，否则我不走读。”一向节省的彭德怀，真的破例给侄女买了辆自行车。“这辆车是‘永久’牌的，天蓝色，非常好看。”彭钢视其为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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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5 楼                                  彭德怀总是担心侄女的安全，一到放学时间，就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不停地说：“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不要出什么问题啊！”每次彭钢一推开家门，便看到警卫员匆匆赶来，“快上去吧！你伯伯正着急呢！”彭钢说那是她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永福堂里有两棵海棠树、两棵杏树。我看到海棠熟了，就爬上去摘果子。警卫员吓得大喊，‘快下来！’惊动了伯伯。他冲出屋，立即示意警卫员不要喊。我在树上冲他做鬼脸，他在树下冲我笑。等我下了树，他变了脸，狠狠责备我，‘风吹树摆你也摆，吓不吓死人呀？！’”1955年9月，彭德怀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居十大元帅的第二位。彭钢记得，“那天他穿着蓝色的礼服回来，说‘你看，？不像女人穿的衣服啊。’我说，‘你们自己定的，还说什么。’”那时的彭钢对元帅并没有什么概念，她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梦想当兵。最早明白“沉默是金”1959年，高中毕业的彭钢如愿以偿考取了第一志愿——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十年没有回湖南老家的她，利用假期回家，给伯伯带回来一份特殊的礼物。“我早想好了，要带个南瓜给伯伯。因为他总给我讲有关南瓜的故事，说太行山地区的南瓜养活了多少人，湖南老家的南瓜养活了多少人。”回到北京，彭钢一直憧憬着伯伯见到南瓜时的表情。1959年8月19日，彭德怀从庐山开会归来，彭钢兴冲冲地赶到机场迎接伯伯。“以前他开会我也去接过，那天很奇怪，人们都低着头不吭声，没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跟人家打招呼。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从下了飞机就没有放。他就问了我一句，考的怎么样？我平静地说，考上第一志愿了。他又问，你妈妈在家怎么样？我说，妈妈挺好的，我还给你带了个大南瓜。”伯伯再也没有说话，彭钢期待的情景没有出现，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回到家中，伯母浦安修把彭钢叫到了卫生间，边说边哭起来：“你伯伯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伯母劝彭钢去换个专业，不要读？事院校。话音未落，彭德怀听见了。“伯伯说，‘你跟她说什么呢，一个孩子家，改什么志愿。一人做事一人当，还能把她一个小孩子怎么样。’后来情况说明，伯伯在这方面还是太天真、太单纯了。我在学校确实受到了牵连。”之后的日子，彭钢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每天看着伯伯坐在书桌前写信，写了撕，撕了又写。有时候坐在那里不动，有时又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彭钢就坐在屋檐下的藤椅上，默默地陪着伯伯，看着他走。她也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正直的人，一夜间就成了反党人士。“在我即将入学的前一天，伯伯走进？的屋里，他说‘我看你东西不多，把我出国时用的小皮箱给你吧，反正我也用不上了’。伯伯的一句话，让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扑扑地往下落。收拾完行李，他突然说，晚饭把你带回来的南瓜吃了吧。”那是一顿异常安静的晚餐，吃南瓜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饭后，彭德怀把侄女叫进办公室。“伯伯对我说了很多，他说‘你现在走向社会了，再也不是我身边的小孩子了。你要对自己严格要求，不要为我的事操心。你还要争取入党，要好好学习。’这是伯伯出事以后，讲话最多的一天。”1959年9月，彭钢进入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在北京的彭德怀更为孤单和落寞。9月30日，被罢官的彭德怀举家从中南海迁出，搬往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居住。传说，这里曾是吴三桂住过的园林，解甲后的彭德怀在院子里挖地种菜，过上了农民般的生活。彭钢说，她青年时期最先明白的人生道理就是“沉默是金”。“刚上大学，我还和一些同学有来往，后来常有指导员来打听彭钢都讲了些什么，我再也不说话了，叫我干什么我就干。”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一下子就变得非常老成。1962年，迫于各方压力，彭钢无奈休学。她放不下伯伯彭德怀，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陪陪他。父女，朋友，知己“在吴家花园，我对伯伯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1962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七千人大会上，伯伯又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这让他更加痛苦。”彭钢清楚地记得，当时文件发下来，伯伯就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我进去时，看到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他把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的话给我看，意思是别人都能平反就是彭德怀不行，因为他在国内搞颠覆活动，里通外国。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伯伯说他要上诉。”此时的彭德怀，已经把小侄女视为知己。年龄不过二十三四岁的彭钢，成了他唯一的倾诉对象。“考虑几天以后，伯伯告诉我，他要用事实说话。不表功，只说事实。所以他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就是人们说的‘八万言书’。后来毛泽东认为这是翻案书，其实他写的都是实情。他在信中有很多地方还做了自我检讨，伯伯一向严于律己，甚至有些不该检讨的地方他都检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