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深入了解反思“文革”系列专题讨论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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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3 楼                                  上将陈士榘谈害了林彪一生的事：林总伤了精气神(图)书摘核心提示：受伤后中央很多领导都表示慰问，蒋介石也去了慰问电，林彪到延安后，连毛主席都骑马三十里亲自看望他，一再叮嘱他好好养病。虽然后来林彪可以重上前线，但是我们都感到这个伤也伤了他的元气，后来他害怕见阳光和水，高度神经衰弱，性情也变得暴躁和反复无常。我们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也曾偷偷议论过，“林总伤了精气神，精力大不如前了，这一枪也太可恨了”。文章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作者：金汕出版：人民出版社这段往事父亲从来没有放在心里，他认为林彪这样做倒也不是个人成见。从井冈山时代，父亲便认识了林彪，一起共事也有多次。父亲说，林彪本来性格就比较孤僻，思维方式和待人接物与常人不大一样，说好听些就是脑子全用在打仗上了，他在打仗方面是个天才和鬼才（文革则用到搞阴谋诡计上了），说不好听就是性格上有缺陷。我们很早就知道，林彪有失眠的毛病，他对父亲说过，形势严峻，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只有最大限度地动脑子，把可能的伤亡减低到最小。长期下来，他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尤其是他在平型关战役中，林彪率领的115师打了个大胜仗，那是共产党军队最大的胜仗，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林彪也很高兴，恰好这次战役缴获了一匹好马，据说那匹马，一身雪白，骠悍秀丽，林彪爱不释手，经常骑上飞奔，也算激烈战斗后的放松和休息。有一天下大雾，他又要飞奔，警卫员劝阻也没有用，他跑进了阎锡山的防区。他的马与众不同，他的呢军装也很显眼，被阎锡山部队的一个士兵打了一枪从前胸穿过。林彪从马上摔下来，后来知道是误伤，闹得阎锡山亲自带了医官过来给他治病，并表示要枪毙开枪的士兵。林彪说他也不是故意的，保住了这个士兵的脑袋。受伤后中央很多领导都表示慰问，蒋介石也去了慰问电，林彪到延安后，连毛主席都骑马三十里亲自看望他，一再叮嘱他好好养病。虽然后来林彪可以重上前线，但是我们都感到这个伤也伤了他的元气，后来他害怕见阳光和水，高度神经衰弱，性情也变得暴躁和反复无常。我们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也曾偷偷议论过，“林总伤了精气神，精力大不如前了，这一枪也太可恨了”。解放后虽然医疗条件好多了，可是也无法根治这个怪病，从解放到文革，林彪很少露面，完全是一个病人的状态。他怕光、怕水，喜欢振动，一晚上睡不着是家常便饭。父亲同他的见面和向他汇报工作，都感到他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好像没有任何生活情趣。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也会影响他的行为。60年代初，林彪抱病去西北视察，让父亲陪同。父亲和林彪一起吃饭，发现林彪很爱吃糯米。父亲问林彪：“林总，我发现你总是离不开糯米。”林彪有气无力地说：“糯米可以养胃，我的胃不好。”父亲一路上发现，林彪的身边不离医书，总是拿出来研读，原来林彪总是自己给自己诊断。父亲那时很是担心，林总这样的身体能坚持多久？后来文革林彪当了副统帅和法定接班人，由于是毛主席的决定，父亲也很相信。但是父亲了解他的身体，总是想，副统帅的身体状况我可知道，有朝一日让他领导国家，也会心有余力不足。父亲说，林彪这个人不爱交朋友，即使对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只是政治上的利用，没有什么亲情。虽然父亲是很早就认识林彪的，甚至林彪担任115师师长时，父亲还担任过他的参谋长，但是解放后林彪从来没有找过父亲叙旧谈心，在军队会议上偶尔见到也没有交流。阴冷的性格和病夫的痛苦，造就了一个并非正常人的林彪。林彪作为一个阴谋家已经遗臭万年，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的确令人无法饶恕。但是，我们在文革中极不正常的风气，无疑把林彪心中恶的一面扩大了，而且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更让他忘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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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4 楼                                  转载：善待当今中国潜在的哲人与大师，是事关中华民族利益的大事情　　　　一．民族的财富、民族的文化、与民族的人文道德思想灵魂　　　　世界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共同构成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状况与精神面貌。在人们的印象中，有些民族尚武、有些民族尚礼、有些民族则漂游不定：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不同面貌，所以这个世界才五彩缤纷。　　　　各个民族从历史上就是互相竞争的：它们要以自己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要以自己的文化和精神去对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特征里，民族的财富、民族的文化、与民族的人文道德思想灵魂是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几个特征：它们几乎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给外部世界的最主要的印象了。　　　　这里所谓的民族财富问题是为了需要加上去的。所谓一个民族的财富是指一个民族目前所处于的富裕程度：因为当今的人类境界并不怎么高，因此人们就非常看重财富；也因为以前的人类的生存特别依赖财富，所以财富就几乎成了所有民族追求的目标了：几乎各个民族都一直在围绕着增加财富而奋斗。其实财富不能算作什么重要的东西，但为了作为对比，就把财富，拿来作为一个民族的标志性特征的参照了，以引出与文化和灵魂的对比。　　　　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代表该民族是否优秀的另外一项重要内容。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些非常优秀的民族，例如四大文明古国和五大文明发源地的说法，就很能说明这些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影响。　　　　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源自梁启超；而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文明古发源地有五个。《世界文明史》（美国威廉?麦克高希）称“古巴比伦（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250年之间）、古埃及（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600年）、古印度（公元前2500年）、中国（公元前2070年）、古希腊（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46年）是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这是学术界认同最多的说法。　　　　　而近代欧洲民族孕育的数学文化、实验科学文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文化、西方医学、西方哲学等等，则大大改变了整个世界。东方民族例如中华民族孕育的《易经》、《道德经》、中医医学、儒家文化、风水玄学等文化则是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中国的文化虽然丰富深奥，但具有神秘不可理解的色彩，所以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就不如西方文化那么广泛和巨大了。但无论如何，中华文化的博大精同样获得了世界的承认。　　　　而一个民族的人文道德思想灵魂，则是指那些优秀的、可以说是代表一个民族人文道德思想精髓的东西。　　　　例如当代西方民族的人文道德思想灵魂是民主、自由、共和、权力制衡、和平与反战、保护人权、博爱、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法制、理想国等等。而且当代西方民族的这种优秀的人文道德思想灵魂，也是被整个民族和国家所积极主张和大力倡导的，是摆在重要社会价值观念地位上的东西，而不是被国家在暗的或明的以各种方式竭力压制着的东西。　　　　中华民族的人文道德思想灵魂是大同社会思想、佛教的慈悲思想、救度众生的思想、因果报应思想、轮回思想、自然无为思想、否定非正义战争的非攻思想、兼爱思想，等等。佛教发源于印度，但目前世界的佛教中心却是中国。　　　　虽然上述中华民族的人文道德思想灵魂非常优秀，但却被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压制着，而主流价值观念则在主张另外一套破绽百出的东西。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华社会当今就充满了让人不满意的东西。　　　　有人可能说儒家的仁义道德等也应该属于中华人文道德思想中的内容；但笔者却认为儒家文化是整个的一大有巨大缺陷的价值观念体系，而且对民族的幸福极端有害，因此就毅然抛弃了其应该进入中华人文道德思想灵魂的可能：笔者认为儒家对人类的价值是有害的，远不如墨子和佛家对人类的价值巨大。　　　　二．一个民族的哲人、大师，对一个民族的意义与贡献　　　　其实这些哲人、大师对一个民族的意义，是不说大家也都明白的：他们是一个民族的精华所在。　　　　历史上正是许许多多的这类优秀人物，创造和发展了一个民族的灿烂的民族文化：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丹麦的安徒生、英格兰的牛顿、培根、达尔文、法国的笛卡尔、卢梭、孟德斯鸠、巴斯德、法布尔、安培、德国的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荷兰的格劳秀斯、波兰的哥白尼、叔本华、犹太人爱因斯坦、俄罗斯的托尔斯泰、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华民族的老子、墨子、庄子、陈抟、慧能、孙思邈、张仲景、李时珍、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鲁迅······以上我们只是挂一漏十的略为列举一些人物，以表达这些哲人、大师的对一个民族和人类的巨大贡献。　　　　梁启超说：“文明弱之国人物少，文明盛之国人物多。虽然，文明弱之国，人物之资格易；文明盛之国，人物之资格难。如何而后可以为真人物？必其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若是者庶可谓之人物也已。”这里梁启超所说的人物即为民族的哲人与大师。　　　　这些哲人和大师不但创造了灿烂的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创造了千古卓绝的医学思想理论和人文文明思想，起到了塑造整个民族精神面貌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推动民族和整个人类发生文明进步与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人类的灵魂就是由这些哲人和大师们塑造出来的：其意义和价值无法估量。各个民族上述优秀哲人与大师的不朽贡献，使自己的民族强大、兴旺、文明幸福，使整个民族建立起了强大的荣誉感和巨大的凝聚力量；也促使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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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5 楼                                  　　三．善待自己民族的哲人与大师，特别应该善待那些潜在的民族哲人与大师　　　　综观历史，人们就会发现：其实许多哲人和大师在未成名之前是非常遭到社会冷遇、甚至可以说是被社会遗弃的人物。　　　　我们先从汉代的大师韩愈说起。韩愈可谓一代大师，其才华无人能否定。因为其确实非凡，所以在少年时代韩愈就毫气冲天：“事业窥皋（陶）、后（稷）（古代的贤人），文章蔑曹（植）、谢（灵运）”；并把自己比作价值连城的宝壁，认为自己如此的才能觅取“青紫”（官职），简直垂手可得。于是公元786年的时候，一个行李寒酸但却气宇轩昂的少年就奔向京城，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去了：“我年十九岁，壮气起胸中：作书上云阙，辞家逐秋蓬”。可当韩愈去参加进士考试之后却使他一下子掉到冰窟窿里了：从贞观二年到贞观七年，韩愈接连应试，全部以失败告终。是韩愈的才华不够么？不是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世人根本识不得大才之人！如此一来，家境贫寒的韩愈在生活费用不菲的京城几乎无法生活，就只能靠到处乞求来维持生计了。韩愈的才华得不到官方的认可，即使在考取进士之后仍然被冷遇，于是贞观十一年，韩愈在一个多月内连续给宰相们上书三次：“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请求帮助他做一个小官：可是结果却是无人理睬。是韩愈的才华不够么？不是的；是官僚们根本就不知道韩愈是个有才华之人：人们根本不知道韩愈其实是一代大师！　　　　因为韩愈如此的才能却有如此的被长期埋没的遭遇，所以他对世俗之人有眼无珠不识哲人与大师的情况倍有感触，于是便孕育出了一篇千古名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而世界思想史中类似的情况更是经常出现。叔本华是哲学大师吧？可是他却长期不被人们认可：　　　　“1814年—1819年间，在理智的孤独中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部作品受到了印度哲学的影响，被认为是将东方和西方思想融合的首部作品，但发表后无人问津。叔本华这么说他的这本书: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但凭这部作品他获得了柏林大学编外教授的资格，在这里的一件著名的事情是他选择与自己认为是沽名钓誉的诡辩家的黑格尔同一时间授课。但黑格尔当时正处于他声名的顶峰，叔本华自然没能成功，很快他的班上就只剩下两三个人，最后一个也不剩了，只能凄凉地离开柏林大学。”　　　　“1833年在大学里受挫之后，他移居法兰克福，并在那儿渡过了最后寂寞的27年。1837年，他首个指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重大差异。之后他出版了多种著述，1841年出版了《论意志的自由》和《论道德的基础》两篇论文的合集，由于这两篇是丹麦科学院的有奖征文，于是他郑重的说明，第一篇论文获科学院褒奖，第二篇未获科学院褒奖，在之后的书中他一再对丹麦科学院冷嘲热讽，在他成名后，丹麦科学院也成了一时间的笑柄。但这本书也几乎无人问津。1844年，在他坚持下，《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了第二版。第一版此时已早已绝版，且未能引起评论家和学术界丝毫兴趣，第二版的购者结果也寥寥无几。1851年，他完成了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补充与说明，结果就是这篇以格言体写成的《附录与补遗》使他获得了声誉，使他瞬间成了名人。有人写了《叔本华大辞典》和《叔本华全集》，有人评论说他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家。”　　　　这真是绝妙的讽刺！一个哲学大师公开的认为自己的哲学举世无双，却被世人不屑一顾；而就在哲学家万念俱灰是却被社会承认了。　　　　再看另外一位哲人：德国思想家康德。　　　　“去世时的康德似乎仅仅是自己的一个影子，临死前的若干年里，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极为衰弱，作为哲学家的康德也只剩下了一个影子，那时德国哲学界的风云人物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他们作为德国唯心主义的领军人物誉满天下。1799年，康德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论与费希特科学学之关系”。在这篇封笔之作中，康德对费希特的科学哲学给予的评价是：一钱不值。这是康德作为哲学家的最后一句话，从此他就告别了哲学舞台－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康德在初期是根本不被世人重视的，曾经是那些著名哲学家眼中的“笑料”；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最终康德的哲学发光了，人们不得不承认康德是一位世界级的大师。　　　　而世界文豪安徒生的辛酸更是世人皆知的：因为写作童话而长期被正统、上流的作家长期看不起；而后来却被世界大文豪极力推崇：于是安徒生才成名了。因为对自己受到长期的世人的蔑视感触颇深，于是安徒生便创作了《丑小鸭》这篇童话，以叙述自己的这段不幸的遭遇。　　　　而中国的情况呢？我们都知道马寅初被迫害的故事、也知道张颖清的故事：“张颖清，1947年生，生物学家，山东大学教授,山东大学全息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息生物学的创始人。2004年10月20日病逝。1982年，张颖清全息生物学的奠基性著作《生物体结构的三定律》出版。同年，山东大学把这位只有电大毕业文凭的青年调入，一年后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后又晋升为教授。1985年，张颖清的动物体细胞全能性理论为克隆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1990年，山东大学创建全息生物学研究所，张颖清任所长，并被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0年，张颖清被选为国际全息生物学会终身主席。1995年，张颖清的生物全息学理论被何祚庥指为伪科学。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研究成功正式了张颖清的理论。2000年，张颖清因遭受何祚庥等人的严重的打击积怨成疾。2004年10月20日，山东大学全息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张颖清教授不幸逝世，在科学界引起强烈震动。”　　　　从上述的许多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哲人和大师都曾经经历过长期被世人冷遇的过程：人们其实常常是有眼无珠识不得真大师和真哲人的；对此韩愈在《马说》中已经表达的很充分了。而对于人们无法辨认的哲人与大师，我们这里用“潜在的哲人与大师”来称呼。其实历史上的许多哲人与大师大概都需要有这种“被迫潜在”的过程，而且即使你自己公开的称呼自己的才华是举世无双人们还是不承认你：叔本华就是有如此遭遇的一位。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哲人和大师常常要经过此一磨难；那么世俗的人们就要对这样的人士格外的小心：不要去做压迫和迫害那些潜在哲人与潜在大师的事情——因为这些潜在的哲人和大师极可能就是自己民族的瑰宝，是将给民族带来荣誉和辉煌的人物、是民族的灵魂。善待这样的人物，民族并不会有什么损失；却反而可能将是光辉民族的契机呢。　　　　难道一个民族不应该去设法保护那些有可能将是民族灵魂的人物吗？这样的人物我们不爱护，难道就把精力和尊崇都放在金钱、歌星、影星和权力上才是最应当的吗？　　　　而看看我们中华民族当今实际上是怎样对待我们民族自己的潜在哲人与潜在大师的吧：　　　　王洪成被关进监狱了，判刑十年，罪名是诈骗；胡万林被关进牢房了，一审被判刑十五年；张颖清被指为“伪科学”，遭受严重的打击积怨成疾，最后抑郁而死；蒋春喧的数学成就尽管已经在国外获奖，但他数学论文却被国内各个数学刊物明确的给予一概拒绝采用的待遇；研究出地球上的水资源总量从古至今其实是一直在减少下去的“奇才大师”杨怀辉，目前仅有退休工资一千五百元，老婆没工作，两个女儿上大学。同时杨怀辉和人共同研究的治愈狂犬病非常有效的医疗方法，虽经宣昶玮多次向社会呼吁，可是却无一人表示支持；耿庆国的早震地震预报理论曾经准确的预报辽宁海城大地震、预报过唐山大地震、也预报过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可是他的理论却被一些人指责为“伪科学”，连退休后继续搞研究都没有丝毫的经费支持······如果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就一直如此这般的对待自己民族的这些思想的、科学的、医学的探索者、异端、和潜在大师的话，那么这样的民族还能进步吗？　　　　另外笔者要在这里说明的是，迫害潜在的哲人和大师，和正常的学术质疑与交流是两回事情：对这些潜在的哲人与大师不是不允许任何人对他们质疑与讨论；而是不允许对他们进行迫害与压制，特别是不允许把他们关进监狱中去，包括以法律的名义关进去——因为历史上这样做的，常常是以法律的名义，行迫害之实际。因为当法律上的事情涉及思想和学术、特别是涉及异端的时候，人类更应该特别小心：因为历史上许多落后反动当局正是如此的迫害思想家和哲人大师的。　　　　当今的社会还有一个大缺陷：就是几乎所有的公益和慈善家们都不注意关心自己民族的最重要的这些潜在的哲人与大师、也完全不关心那些探索者特别是医学探索者。可是资助这些探索者和潜在的哲人与潜在的大师，应该是和资助残疾人同样意义重大的事情呀？甚至意义更大。　　　　这说明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社会大众和我们的新闻媒体都从来就不对那些处在社会尖端和学术顶端的人们有什么关注和重视：这不能说不是一项历来被人们遗忘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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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6 楼                                  　　　　　　四．一个民族、国家、政权、政治领袖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思想异端？　　　　今天，宣昶玮向世界各个民族、特别是向中华民族发出自己的天下第一质问：　　　　一个民族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思想异端；一个国家应该怎样对待自己国家的异端；一个政权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异端；一个领袖人物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异端？　　　　　　　　一个民族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潜在哲人与潜在的大师；一个国家应该怎样对待自己国家的潜在哲人与潜在的大师；一个政权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潜在哲人与潜在的大师；一个领袖人物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潜在哲人与潜在的大师？　　　　　　　　一个民族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医学家；一个国家应该怎样对待自己国家的医学家；一个政权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医学家；一个领袖人物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医学家？　　　　　　　　一个民族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思想家；一个国家应该怎样对待自己国家的思想家；一个政权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思想家；一个领袖人物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思想家？　　　　　　　　一个民族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律师；一个国家应该怎样对待自己国家的律师；一个政权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律师；一个领袖人物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律师？　　　　　　　　一个民族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作家；一个国家应该怎样对待自己国家的作家；一个政权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作家；一个领袖人物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作家？　　　　　　　　一个民族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记者；一个国家应该怎样对待自己国家的记者；一个政权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记者；一个领袖人物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记者？　　　　　　　　一个民族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政治人士；一个国家应该怎样对待自己国家的政治人士；一个政权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政治人士；一个领袖人物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政治人士？　　　　　　　　一个民族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人权活动者；一个国家应该怎样对待自己国家的人权活动者；一个政权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人权活动者；一个领袖人物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的人权活动者？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领袖人物在对待自己民族的异端、思想家、潜在的哲人与大师、学术探索、律师、记者、作家、政治人士和人权活动者的时候，是一概的给予各种限制、监视、窃听电话和所有通讯、镇压、迫害、暗中压迫、投入监狱、压迫经济等等，那么这样的民族、国家、政权、领袖就是在断绝其民族的慧根、压迫其民族的活力、阻绝其民族的发展呢。　　　　例如一个人权活动人士刚刚在试图宣传人权保护、对不合理的侵犯人权的现象进行指责的时候，突然被警察拘捕，说是其破坏了社会安定云云；　　　　如果一个律师在依法为某被迫害和被陷害者进行法律辩护的时候突然被人夜晚袭击；而报案之后警察局却拒绝破案；而且事后却以别的什么罪名“依法吊销”了该律师的执业资格；　　　　如果一个异端医学研究家研究出了神奇的方法，治疗患者疗效神奇：而且已经治愈了上百万严重疾病患者；但却被当局以其他的名义抓进监狱，并判决十多年之巨：　　　　在这种时刻，在这样的当下，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政权、这个领袖人物正在竭力的打击和迫害自己民族中的一切智慧和进步促进分子：他们要致自己民族的灵魂人物于死地。　　　　如果发生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领袖人物治下的所有事情都是迫害异端、陷害医学家、残害律师、钳制思想、禁止政治活动和人权保护、把一切潜在的哲人与潜在的大师统统扼杀在萌芽阶段；却还要振振有词的宣扬什么这个民族怎么伟大、这个国家是如何的进步、这个社会的制度怎么的先进和无与伦比、这个政权是如何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政治领袖又是如何如何英明、智慧和大公无私、他一直是怎么的带领中华民族奋勇前进；尽管你说得如何的动听和美妙：吾乃怎么也不会相信也。　　　　　　　　五．摧残自己民族的潜在的哲人与潜在的大师，将是对民族的无法饶恕的犯罪　　　　由我们前面的叙述与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哲人与大师，对于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等意义重大，因此哲人与大师对于一个民族的价值就远不是金钱等所能衡量的了。　　　　可是，历史上和今天的社会也常常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摧残或迫害哲人与大师的情况，特别是摧残和迫害那些潜在的哲人与大师。例如社会主流学术或主流政治、主流文化容不得异端，于是便对那些尚未成名的潜在的哲人与潜在大师大肆进行各种各样的、名正言顺的压迫和迫害：这方面的事实历史上出现的很多，在此就不再叙述了。　　　　而这种摧残和迫害潜在哲人与潜在大师的情况，例如把这些异端投入监狱、封锁其思想和学术传播、禁止他们进行各种学术讨论、禁止他们出版著作、用各种手段使他们陷入贫困境地、破坏他们的家庭和正常的生活等等，都是对这些潜在哲人与潜在大师的压迫和迫害；而如此的所作所为，就是一种对于自己整个民族的犯罪。　　　　也有整个社会愚昧的知识学术界和愚昧的人民的对于潜在哲人与潜在大师的反对和迫害的情形。正如梁启超所说：　　　　“凡真人物者，非为一世人所誉，则必为一世人所毁；非为一世人所膜拜，则必为一世人所践踏。何以故？或顺势而为社会导，或逆势而与社会战。不能为社会导者，非人物也；不敢与社会战者，非人物也。然则其战亦有胜败乎？曰：无有。凡真人物者，必得最后之战胜者也。是故有早岁败而晚年胜者焉，有及身败而身后胜者焉。大抵其先时愈久者，则其激战也愈甚，而其获胜也愈迟。”　　　　梁启超所说的“早岁败”，其实就是真人物在生前一直被社会压迫、反对和迫害：一生不被社会所理解；反而却遭到强烈的反对的情况：“及身败而身后胜者焉”。一个人物生前被社会迫害、反对、压迫、投入监狱：死后才被社会承认。原因和责任是在愚昧的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和愚昧的人民大众群体。　　　　这种摧残自己民族潜在哲人与潜在大师的犯罪常常会造成如下后果：　　　　①摧残和断绝一个民族的慧根：因为摧残这些人士，客观上具有警示社会不得进行智慧思索和任何异端思考的作用，因此具有断绝民族慧根的效果。　　　　②摧残一个民族的精魂：因为哲人与大师是民族精魂和活力的象征。　　　　③扼杀一个民族的灵魂：因为哲人与大师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塑造者，而现在却发生了摧残这些民族灵魂塑造者的事件，因此客观上具有扼杀民族灵魂的后果。　　　　④对民族繁衍生息与体格强壮有害：这些哲人与大师之中有许多是医学方面的天才思想家和实践家；而医学进步则是关系到自己民族的繁衍生息与体格强壮的。因此扼杀潜在的哲人与潜在的大师就具有了对民族繁衍生息与体格强壮有害的效果。　　　　⑤具有扼杀与限制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力和灵魂活力的后果。　　　　⑥客观上具有损害整个民族长期凝聚力和发展力、和损害整个民族繁衍生息活力的后果。　　　　由以上种种后果来看，一个民族发生对于自己民族内部潜在哲人与潜在大师的迫害与压迫，其长久、远期效果远远大于外部民族的对于自己民族的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　　　　　　　　当然，那种统治集团中的有权力者对于自己整个民族的犯罪，在没有人正式的指出来的时候也许是可以给予部分原谅的：因为毕竟压迫和迫害的实施者并不清醒的意识到自己是要主动的对整个民族进行犯罪；由于实施者并没有对自己罪行后果的清醒的意识，所以尽管这种犯罪曾经发生，但性质上尚有可以原谅的地方；而如果象今天这样已经有人正式的、和清清楚楚的、明白无误的指出：这种压迫和迫害自己民族的潜在的哲人与潜在大师的行为，是一种对于自己整个民族犯罪的时候再继续去做这种压迫和迫害，那么这种行为的性质就大大的改变了：犯罪者是要公开的、不顾任何后果的与整个民族对抗——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行为的性质，却还要一意孤行的实施，那只能说明这种人已经把民族视为草芥、民族的利益远远低于自己家族的利益甚至远远低于自己个人的暂时的、稍纵即逝的利益：有这样的企图的人，不管他曾经有过多大的控制社会的强权，那么他都将注定成为历史罪人——一个十恶不赦的民族的罪人，比历史上的秦桧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那么他的子孙后代也将注定要被千秋万代整个民族唾骂而惶惶不可终日了。　　　　希望今天的和未来的想对自己民族的潜在哲人或潜在大师进行压迫和迫害的人们，从此改邪归正并悬崖勒马：从此停止对自己民族潜在的哲人与潜在大师的任何的有后果的相关动作，不管是公开的还是暗中进行的。　　　　现在已经到了你们应该认真反省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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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 楼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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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8 楼                                  反右运动档案解密：实划右派三百多万！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暴露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滔天罪行。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毛泽东：阶级斗争要持续一百年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内容如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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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9 楼                                  转贴：文革已经过去30多年了。如果是一具尸体，早已腐烂。但令人费解的是近年，一股文革的阴霾之风又悄悄在中国大地生发。个中玄机不能不使正直的中国人陷入沉思。“文革”是什么？太过复杂。应该说，从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务实派与空头革命家的权力斗争。文革只是这个隐性脓包的破裂。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在缺少一种畸形的政治氛围中理解文革。那么就再看看"三种人“的本质，能帮助理解当下的”文革翻案之风“。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并不明白，以为文革是毛派造资派的反。其实不然。所有的运动派都是拥毛派。他们之间相互残杀，或迫害百姓，只是个人权利欲作怪，什么阶级，什么思想全是幌子。如今在网络里很容易辨别三种人的计俩。1，三种人知道四人帮不得人心。必须抬毛。抓住了当权者的软肋，毛旗不能倒。只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会以“听毛话”为借口，开脱罪行。2，三种人要抬头，必须倒邓。邓的成绩在于经济。只有无限夸大前30年的所谓经济成就，才能达到贬低邓的目的。3，三种人会利用当今的种种社会弊端，攻击改革开放换取同情。但是他们从不分析社会弊端的深层次原因。目的还是回到文革的老路。4，三种人永远改不了文革思维。任何时候都代表无产阶级。他们的逻辑就是-----我既人民-----即无产阶级------反我即反人民。5，三种人一边鼓吹独裁，反民主，去迎合一些当权者的集权思想，获得保护。又一边煽动群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起来造反。6，三种人贩卖冷战思维，鼓吹极端封闭主义，民族主义。妄图使民众回到愚昧时代，争得对他们的理解。但是骨子里就像“乌有之乡‘网，不给任何人批评反驳，论证的权力。他们是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最危险敌人。如邓所言：搞不好就是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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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 楼                                  转载：贴身秘书忆王洪文：读不进马列毛的书私生活规矩因“偷渡”成了王洪文的秘书当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王洪文时，我注意到证人证言中不时提及廖祖康的名字。廖祖康是王洪文的贴身秘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廖祖康一直在王洪文身边工作。斯文、秀气，一副金丝边眼镜，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廖祖康一派“上海型”知识分子模样。深灰色的中山装领扣扣得整整齐齐，外边套着一件蓝大褂工作服。谈话时，他的习惯动作是把蓝大褂的下摆拉平拉直，大抵几分钟便要拉一次。看得出，他爱整洁干净。在一个很难寻找的单位里，我找到了他。他希望今生今世能过平静的生活，所以他谢绝采访，不愿重提往事。与关锋一样，他对我算是破例，第一次与外人谈“文化大革命”。他希望只此一次，所以叮嘱我不要透露他在什么城市工作。至于他所在的单位，不费一番周折，也是难以跨进大门的。他的企望平静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1976年10月6日，那四颗灾星被一举扫落，而他却是10月5日在上海举行婚礼！新婚才九天，他奉命于10月14日飞往北京。一到那里便被送入北京卫戍区隔离审查。从此，与新婚之妻天各一方。然而，她一直等着他。等了那么些年，终于等到他恢复人身自由。他们这才有了一个小女儿。不过，那十年的经历，毕竟是他并不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不可磨灭的一段。他平素很关心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见到了就要买。当然，对于那些胡编乱写的文章，他也颇为反感。据云，当时尚在服刑之中的徐景贤等也非常仔细阅读报刊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纪实文学，有时还一起进行讨论，指出不少谬误之处。廖祖康的记忆力很好，表达也很清楚，但似乎还有点拘谨，有些顾虑，有的事大抵还不到可以彻底“透明”的时候。廖祖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不过十八岁。他的经历很简单：从小学到中学，因养父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当工人(他的养父即他的伯父，无子女，廖祖康过继给他)，便入该厂技校念书。当时，王洪文为上海国棉十七厂基干民兵连长，廖祖康成了民兵班长，算是有点工作关系，但很一般。我问廖祖康怎么会成为王洪文的贴身秘书，他很爽快地说出了其中的缘由——1966年夏天，他和技校里的几个同学在黄浦江游泳，看到一艘轮船停在江中，他爬了上去，想歇个脚。不料，那是一艘外轮，穿着一条游泳裤衩的他被边防人员扣住。当时，王洪文是厂保卫科干事，前来处理，并未说他“偷渡国境”之类，保了他。从此，他打心底里感激王洪文。因为那件事一旦上了大字报，他就怎么也洗刷不清。后来，王洪文从北京串联回来，在厂门口受到围攻。廖祖康带着一批技校红卫兵把他救出重围。这样，王洪文看中了他。王洪文在安亭闹事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有了张春桥的撑腰，安亭事件后，“王司令”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首领，成天在司令部工作，很少回厂，也很少回到就在厂附近的定海路家中。王洪文需要一个人跑跑腿，送送厂里的材料，送送家里的衣服，他选中了头脑灵活的廖祖康。“胜者为王”。王洪文击败了耿金章，成了上海滩的“王”。他需要秘书，廖祖康从跑跑腿正式成为他的秘书。王洪文不断升迁，从“工总司”的“司令”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一直跟随左右，做他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