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评两晋南北朝的历史 长篇连载

小七哥

第三节司马氏称帝 来自家族内部的阻力     一、从安献平王司马孚谈起   司马家族一直无法称帝，很大原因也是源于自己家族内部的阻力。因为基于司马家族许多重要成员的利益，他们都也不会希望司马家族篡位的。  因为皇帝只有一个人能当。司马家族篡位之后，这个皇帝由谁当呢？在当时去看，显然得由司马懿的子孙来当。问题是，司马懿的几个弟弟愿意接受这种事实吗？显然是不愿意的。  如果司马家族做为曹魏帝国的执政家族，那司马懿几个弟弟所代表的势力，就不会与司马懿子孙有着天差地别的距离。因为大家都是曹魏帝国的臣子。 如果司马家族篡了位，那司马懿的儿子、或孙子当皇帝，那司马家族共同拥有的权力，自然就会渐渐朝司马懿的子孙集中，最后司马懿几个弟弟的势力就会越来越无法与司马懿子孙相提并论了。司马炎称帝之初，共分封诸王27人。在这27个王爷中，司马懿的子孙共占了9个位置；而司马懿三弟司马孚的一系却占了10个位置。 从晋帝国最初的权力分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在司马炎称帝之时，司马孚一系所代表的地位、实力，也是足以与司马懿一系相提并论的。事实上，司马孚一直就是与司马懿相提并论的政治人物；他这一系所代表的势力，一直也可以与自己二哥哥那一系相提并论的。 所以从利益上来说，司马孚不会同意司马家族取代曹魏的。这绝不是源于他的忠心，而是源于他的利益。如果司马氏不称帝，那曹魏皇帝就会依然高高在上。司马孚做为曹魏最重要的官员之一，自然可以与司马懿及其子孙分庭抗礼。但在司马氏称帝之后。司马孚一系的力量，虽然依然显赫，却再也不具备与司马懿一系分庭抗礼的资格了；因为他只是一个王爷，而自己二哥的孙子却是皇帝，虽然因为辈份高、地位显赫，司马孚一直在大晋帝国享有尊荣的地位；但他已显然不能与自己二哥的孙子相提并论了。至于他那一系的力量，就更不可能与自己二哥那一系的势力相提并论了。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出在司马懿那一系里面，司马懿那一系的力量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司马孚那一系的力量虽然在晋帝国建立之初还十分显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变得越来越普通了。 帝国分封诸王27人，司马孚家就有10被封为王爷。这样一个显赫的家庭，在帝国后来的影响渐渐越来越弱了；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的河间王（后来八王之一）出自这个家庭，那这个曾经辉煌过的家族也许后来就被人们淡忘了。 从司马孚家庭，在司马家族称帝前的显赫，在司马家族称帝后的日趋没落。我们就可以知道，司马孚对司马家族称帝态度暧昧的原因所在了。 基于司马懿一系的利益，他们自然想早日爬上帝位。 但基于司马孚的利益，他显然不会支持这种想法的。

二月花香

二、司马孚与司马懿、曹魏皇帝的微妙关系司马孚与自己二哥司马懿的关系是微妙的；换而言之他不是自己二哥的附属，他只是自己二哥的盟友。司马孚本身就拥有着与司马懿分庭抗礼的实力。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根本就不屑做司马昭的附属。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他对司马懿一系篡夺帝位，一直报以明显的排斥态度。 但泪痕以为，司马孚实在说不上是曹魏的忠臣。因为当曹魏皇帝与司马家族根本利益发生冲突之时，司马孚总会毫不犹豫的站在司马家族一边，而绝不会站在曹魏皇帝一边的。司马孚一再表现出忠于曹魏皇帝，仅仅是借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阻止司马懿一系力量的膨胀罢了。但他的努力终于没有改变帝国权力向司马懿一系集中的趋势，最后司马孚也只有接受自己侄孙称帝的事实。虽然以司马孚的实力、地位、辈份，晋武帝并不敢把他当臣子去看待，但司马孚一系渐渐再也不能与司马懿一系的势力相提并论了。司马孚一直以魏国臣子自命。这种态度里面，表面上是基于忠君的思想，但实际上却显然是基于功利的算计。 司马孚最初绝不是魏国的臣子。因为在汉帝国灭亡之时，司马孚早已走上了政治舞台，汉帝国灭亡之时司马孚已40岁了。从这层意义上，他最初是汉帝国的臣子，但为了利益他却成了曹魏篡权的帮凶；这种人真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忠君思想吗？显然是不会有的！ 他后来一直标榜自己是曹魏的臣子，一直大打忠君的牌；绝不是因为他忠于皇帝，一切仅仅是因为篡夺皇权，很大程度上只代表着自己二哥司马懿家的利益；并不代表着他的利益。恰恰相反，只有让曹魏皇帝一直存在着，以的地位、实力才能与一直与自己二哥家分庭抗礼成为帝国最有影响力的家庭。但皇权政治的历史，喜欢抛开人们的利害关系说臣子的忠心。泪痕不否认有超越利害的忠君行为，也有超越利害的忠君之人，但这种人通常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因为如果一个人能欺负皇帝，那这个人实在没有理由不去这样干！从人的私心本能来说，他很难拒绝这一切；从公众的利益来说，忠于一个没有本事的皇帝，这是对国家、百姓不负责任行为。 但历史喜欢编造这种故事，于是面对一个弱智的皇帝，臣子有机会取代他就是不取代他；于是面对一个卖国的皇帝，臣子有机会取代他就是不取代他。诸葛亮与后主主刘禅就是这种关系，岳飞与宋高宗就是这种关系。但真实的历史呢？显然从来不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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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忠君思想是如何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思想绝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会是超越利害关系而存在的。许多人常说马克思主义是道德说教，泪痕以为说这种话的人，肯定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最起码的了解。人都是自私的；追求现实利益是人最神圣的权力。这句话表面是上市俗的；但它却是民权思想最核心的部分。所有的专制者对这种观点都是深恶痛绝的，于是他们就用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驳斥这个表面市俗的观点。 皇权思想永远不敢宣称人是自私的，更不敢宣扬追求现实利益是人最神圣的权力。因为顺着这种观点，那就会很容易推论出来，如果一个统治者不能代表普遍老百姓的现实利益，那老百姓想推翻它自然就是天经地意的。因为顺着这种观点，那最高统治者的终身制、世袭制、专制权力无非是代表着某个人、某个家族的利益，天下百姓根本没有任何义务尊重它。 皇权时代占时代主流地位的思想就是忠君爱国；忠君爱国这种思想自然没有错，问题是单方面要求弱势者尽义务，却不说他们应该享受的各种权利，就显然不对了。问题是单方面强调强势者应享受巨大的权利，却模糊他们应该承担的义务，那显然也不对了。在皇权势力巨大之时，忠君爱国的思想就会极力模糊统治者应尽的义务，而只是一昧的强调统治者应该享受的权力。总而言之，无论统治者有多少不是，臣民也应该忠于他；无论帝国有多少不是，臣民也应该忠于他。 皇权神圣的思想，在两晋南北朝、甚至隋唐之时，却显然一再受到了冲击。但冲击皇权神圣的力量不是源于底层最普遍的民众，而是源于社会上众多豪门贵族、政治强人。所以他们一方面做着乱臣贼子的勾当，一方面却仍然高举皇权神圣的思想。因为他们做为专制力量的代表，也绝不会用现实的利益关系去解释王朝的兴衰灭亡；因为用现实的利益关系去解释王朝的兴衰灭亡，很容易推导出民权性质的思想。 所有专制者，都不敢宣扬人是自私的，更不敢宣扬追求现实利益是人最神圣的权力。他们总会编造种种思想、主义，更会鼓吹这些思想、主义是最神圣的，他远远高于人们的现实利益，为了这种思想、主义，人们应该抛弃自己的现实利益。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恩格斯则说了：经济基础的核心内容，无非是两个字，那就是利益！但后来马克思主义成了御用思想，于是御用学者在宣扬马克思主义之时，就习惯性的给马克思主义披上了道德说教的外衣。问题是，如果马克思主义真是是一种道德说教，那马克思当时何以让普遍国家视为洪水猛兽呢？ 泪痕写两晋南北朝历史时的原则是，在解释历史变迁之时尽力从利害关系中寻找原因，尽力挖掘历史中模糊不清的利害关系。泪痕的主旨非常清楚，所谓的忠君思想、所谓的皇权神圣思想都是建立在利害之上的。在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时期，因为豪门贵族成为社会最重要的一个阶层、阶级，所以皇权在驾驭社会之时变得力不从心了；因为任何一个崛起的豪门家族都会成为皇权的威胁者、挑战者，在这种背景下皇帝想维持自己的权力，就需要玩种种危险的、而且从结果看来好象错误的政治平衡了。  泪痕之所以在这里列出一节写司马孚，就好象在前晋时代（司马懿时代）列出一节写诸葛亮一样。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两个人无疑是那个时代忠君的典范，泪痕之所以要证明这两个忠君典范不能超越利害关系去忠君，无非是想说所谓的忠君典范都无法超越利害关系去忠君，那其它的臣子就更不需要说了。

大哥大

第五章修成正果的司马家族第一节     自古皇帝轮着做，明年轮到我家来     一、司马家族欺凌皇帝，一步步篡夺皇权。基于皇权的立场去看，自然是大逆不道的。问题是：哪个家族拥有皇权，不是依靠抢夺、篡夺呢？当然了，他们可以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吊民伐罪、统一天下、反抗暴君、昏君、天数使然；但总的来说，自古皇帝轮着坐，明天轮到我家来。他们后来修成正果了，所以就一再强迫人们接受天下就是他们家的事实，然后把任何试图抢夺他们天下的人都说成是大逆不道的。问题是在他们干这种事时，他们怎么不发表这种**呢？ 泪痕在看魏晋史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象曹操、司马懿、司马昭那种政治强人，其道德才能都有可称道的地方，但历史对他们做为帝国帝国男一号的地位，显然报以了排斥的态度；总而言之敢与他们争权夺势的人物都是好样的。而象司马炎、司马衷、曹芳、曹髦那种人物，历史对他们做为帝国男一号的地位，显然报以了认可的态度；总而言之谁敢与他们争权夺势都是大逆不道的。 这种奇怪现象的出现，无非是因为皇权政治宣传的结果。如果说曹操、司马懿、司马昭是“贼”，那曹芳、曹髦、司马炎、司马衷都不过是在享受自己前辈得来的“贼赃”罢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有什么合法的。别人与他们争夺这一切，又有什么大逆不道可言？ 但皇权政治下，写历史的人必须得先为天下找一个合法的主人来供他们尊崇。否则历史就会写成“天下本无主，谁有实力谁得之。”而这种观点显然是与皇权思想背道而驰的。所以皇权写政治下写出来的历史，总会先把天下先假定为某个皇帝、某个皇族的；别人与这个皇帝、这个皇族争权夺势就是大逆不道的。最初写历史的人，把天下假定为是刘氏皇族的，所以任何外姓之个敢与刘氏皇族成员争天下就是大逆不道的。后来刘氏皇族彻底衰亡了，但写历史的人仍然得为天下再找一个新主人，于是曹氏家族这个从前盗取天下的“贼”，现在摇身一变就成了天下合理、合法的主人了。于是再现在谁再与曹氏皇族争权夺势就是大逆不道了。后来曹氏皇族彻底衰亡了，但写历史的人仍然得为天下再找一个主人。于是司马家族这个从前盗取天下的“贼”，现在也摇身一变成了天下合理、合法的新主人了；现在谁再与司马皇族争夺天下就是大逆不道的了。  其实呢？天下从来也不属于刘氏，也不属于曹氏、更不属于司马氏；天下本无主，谁有实力谁夺之。如果说得冠冕堂皇些，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谁代表天下人的利益谁配执掌天下。皇权本身并不没有什么神圣的。如果那个控制天下的家族实力足够，皇权自然是神圣的；问题是如果这个家族实力衰弱之后呢？那所谓的乱臣自然会纷涌而出。真实的历史是，皇帝自古轮流做，明年轮到我家来。 从曹魏帝国开始，皇权就已没有什么神圣、神秘可言了。因为此后四五百年，所谓的帝国那是走马灯一样的出来；所谓的皇帝，那是接二连三的死于非命；至于所谓的乱臣贼子，那更是成群结队的出来进去。曹氏家族崛起历史舞台，大约是公元196年，那一年曹操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在那一年，曹操还是汉帝国的臣子。但他却实没有把皇帝真正当过回事。那一年司马懿17岁！曹氏以臣子的身份凌驾于皇帝头上足足有24年，在公元220年时，曹丕遂把汉献帝踢下政治舞台。那一年司马懿41岁。 换而言之，直到司马懿41岁时；曹氏家族才刚刚脱去贼皮变成皇帝的。再换而言之，曹氏皇权在司马懿一辈人眼中，哪有什么神秘、神圣可言？再换而言之，曹氏皇族给大家讲什么臣子忠于皇帝是天经地义的义务之时，大家有几个会发自心底的把他当回事呢？ 曹氏家族这种至尊地位，也就维持了29年。在公元249年时，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使曹氏皇帝开始变成傀儡。那一年司马懿70岁。 皇权有什么神圣的？ 谁家的实力大，谁就拥有他。 司马家族后来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从前曹氏家族行为的翻版罢了。 司马家族以臣子身份凌驾于皇帝头上一共16年。 在公元265年时，正式把曹魏皇帝踢下皇帝宝座。于是司马家族现在也脱去了贼皮，开始装模作样的当皇帝了。但司马家族这种至尊地位；实际上也不过维持了36年，因为在公元300年开始，皇帝就已正式变成了傀儡。现在帝国内部那是谁的实力大谁说了算。晋帝国灭亡的形式，与曹魏帝国不同。那是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吸取曹魏灭亡的教训，他大肆分封诸王。在这种背景下，另一个豪门大族想取代司马家族地位的机会等于没有。 但晋帝国终于在诸王火并中四分五裂走向灭亡。在八九十年的时间里，两大帝国先后灭亡。一个长寿的人，那是一生实际上经历了三次帝国灭亡。公元220年汉帝国灭亡，公元265年曹魏帝国灭亡，公元308匈奴汉等帝国开始先后建立。如果他是吴国、或蜀国人，那实际上等于经历过四次、甚至是五次的帝国灭亡。在这种皇权交替，帝国走马灯一样来回乱转的年代里。皇权有多神圣？皇权有多神秘？ 而后来的帝国成长、兴盛、灭亡就更快了。 东晋、南北朝。这些帝国死于非命的皇帝层出不穷，这些帝国成为傀儡的皇帝数不胜数。 隋帝国的短命，实际上只是两晋南北朝政治的延续罢了。李唐帝国手足相残、父子相逼、相残，皇后、太后专权，大规模的叛乱，实权派与皇权公然分庭抗礼，都也不过是两晋、南北朝政治的延续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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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始皇帝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始皇帝的这种狂言，只是一种梦想。但历史有哪个开国皇帝曾放弃过这种梦想呢？显然一个也没有。晋武帝司马炎在取代曹魏帝国之后，当然也是心怀着这个梦想，开始思考着如何让这个梦想变成现实。在魏晋南北朝之时，威胁皇权的力量主要来自豪门家族。在那个年代里，一人成为高官，其兄弟、子侄都会身居高位的；甚至帝国一再变迁也改变不这种事实在这种背景下，终身制、世袭制已不是皇帝的专利了，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拥有与此类似的权力。在这种背景下，一个高级官员通常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官僚，他更是一个兄弟、子侄都身居高位的家族首脑。这种强大的豪门家族势力，永远是皇帝心中的梦魇。司马炎能取代曹魏政权，绝不是因为司马炎本事有多大。主要原因无非是经过司马懿、司马昭两代人几十年的努力，已让司马家族成为帝国最强大的家族了；司马炎成为这个家族的掌门人后，取代曹氏家族当皇帝，已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司马炎想让自己的子孙长久的主宰帝国；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打击日益兴起的豪门家族势力，总而言之一人成为高官，其兄弟、子侄都会身居高位的局面，绝对不能再继续了。但在司马炎时代，这一切几乎是无可改变的。因为后来三百多年时间里，比司马炎本事大的人多的是，但谁也不能改变这种局面，他们都也得必须承认一人当高官，其兄弟、子侄都会身居高位的历史事实。他们所能做的事，就是如何避免让某个豪门家族一枝独大；换句话说，就是让众多豪门之间相互牵制。在这种背景下，皇帝不要说想让自己的子孙二世、三世至于万世的统治天下了，就是想让自己、或自己的儿子高高在上，恐怕也只能危险的平衡了。所以在那个年代里，皇帝变成傀儡、被废、被杀，帝国兴亡交替，已成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了。 这一切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出现，才渐渐变成历史的。因为科举制度的出现，一个人无论曾做过多大的官，如果他的后代没有杰出的人物出现，那到了他孙子一辈恐怕就已默默无闻了。 换而言之，在科举制度成熟之后，官员只是官员，他不再是豪门家族的首脑了；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官员想挑战皇帝的权力，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我们常常会把科举制度的出现，归于某个政治人物的偶然灵感或聪明才智。泪痕以为这纯粹是一种唯心的观点。在隋帝国之前，未必没有人会想到所谓的科举制度；问题是把这种方法变成现实的条件却是不具备的。豪门家族自然会极力反对科举制度的出现。因为这种方法一旦变成现实，那豪门家族垄断帝国人事权力的优势就会丧失。而在交通、媒介相对落后社会中，最高统治者也无法把自己的统治触角伸到帝国各个角落。在这种背景下，当时所有的帝国都只有承认豪门家族把持帝国人事权力的事实。 我们可以找出一百种理由非议古代的科举制度；但两点永远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在科举制度下造就的历史名臣数不胜数；那就是科举制度的出现，毕竟使人才选拔有了一定的规矩，这使豪门大族操纵人才进退的年代渐渐成为历史了。科举制度的出现、成熟，使豪门大族控制帝国中央、地方权力的局面越来越罕见了。因为各级官员，都是源于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是因为考试的成功而走入仕途的。靠血缘、关系挤入仕途的机会自然存在，但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了。从这层意义上，一个奋斗来的一切，越来越缺乏让兄弟、子侄分享的机会了，更越来越缺乏让子孙继承的机会了。但在司马炎称帝之时，帝国还需要面对一人成为高官，其兄弟、子侄都会身居高位的历史事实。而且不论那些官员说自己是如何的忠君爱国，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他们普遍的家族都也是三姓家奴，总而言之他们家族恐怕大都先后在汉、魏、晋三朝拥有过重要的职位、地位。司马炎为帝国制订的政策，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所以那些制度表面看起来都是错误的、愚蠢的；但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去看，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所有政策都是深谋远虑的；以至后来三百年的历史中，普遍开国皇帝除了照抄他的创意之外，实在没有过多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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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分封诸王    一、司马炎为什么要分封诸王  人们常常在分封诸王的问题上非议司马炎，泪痕以为在进行这种非议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正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当时三四百年间，所有的帝国都是分封诸王的。我们在非议司马炎分封诸王之时，最起码应该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如果说分封诸王是错误的，为什么那三四百年间出现的枭雄、英雄、政治强人都在重复这种错误？ 如果我们没有正视这种历史事实，如果我们没有心存这种最起码的疑问，那对于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我们就永远只有象盲人摸象一样的去看它；而永远难以真正看清它的全貌。   即使孤立的去看司马炎分封诸王；司马炎分封诸王存在着众多不得已的因素。首先司马家族成员众多、势力巨大，那是既成事实。这绝不是司马炎造成的，也不是司马炎所能改变的。司马炎几个叔祖、叔父所代表的势力都是巨大的，这种势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是司马家族可以凌驾于众多豪门代表之上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他也会成为司马炎当皇帝的阻力。  在曹魏帝国里，因为司马家族是帝国的执政家族，所以司马炎几个叔祖、叔父的家庭都拥有着巨大的军事、政治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司马家族就是出了一个皇帝，也很难让他们再拥有更多的利益了。换而言之，司马炎除了给他封王之外，已实在不能给他们更多的利益了。 从这层意义上，司马炎想让司马家族支持自己当皇帝，就必须得分封诸王；因为只有大封同姓诸王，司马炎祖父、父亲的各枝成员才会能获得在曹魏帝国中无法获得的利益。否则，司马炎的叔祖、叔叔们，实在没有支持司马炎当皇帝的理由。  而且从曹魏帝国灭亡的去看，皇族力量的衰弱是它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一个高级官员的兄弟、子侄都遍布政府权力机构的年代里，皇帝压制自己家族成员的势力的结果，通常就是会让某个豪门家族能与皇族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皇族之上。这种局面一旦出现，那皇帝再想让那个豪门家族首脑臣服自己就变得越来越难了。在这种背景下，司马家族自然不敢舍弃分封诸王的政策。 分封诸王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历史也一再证实这种弊端是难以克服的。但司马炎却选择了分封诸王，我们自然有理由嘲笑司马炎的愚蠢。问题是，如果司马炎因此值得我们嘲笑，那司马炎之后的帝国皇帝呢？因为他们看着晋帝国在骨肉相残中覆灭，但他们建立了帝国之后，却显然都在大封同姓诸王；当然了这些帝国普遍的命运也都是在骨肉相残中走向灭亡。 我们回看历史，总会觉得当事人很愚蠢；但如果我们处于其间，真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显然是很难的。马克思曾说过，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非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二、分藩、削藩一块完成     司马炎在分封诸王之时，显然已全面分析了汉帝国分藩、削藩的历史教训。从秦、汉、魏三朝去看，汉帝国分封同姓诸王的政策虽然弊端重重，但它显然是成功的。在借鉴历史经验之时，晋帝国能不能既分封诸王，却又能去除由此而来的弊端呢？这从一切从理论是可以做到的。 汉帝国的诸王之所以敢做乱，主要是诸王的实力太大了。后来文、景、武帝消除分封制的弊端之时，都无非削弱诸王的实力。而最成功的方法，大约就是贾谊、主父偃异曲同工的政策；总而言之诸王的子孙都有权继承王国的权力、财产。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老国王死后，王国马上就分成好几个小国家了；这样用不了几代人，所谓的诸侯恐怕也就与一个县官、乡官的权势差不多了。这样皇族势力虽然遍及帝国各个角落，却一点也具备危及皇权的可能性了。 司马炎在分封诸王的过程中，就已完全借鉴了汉帝国的削藩政；并通过另一种方式把他付之了实践。因为后来汉帝国削藩最成功的步骤实际上就是把强大的王国，不断的分割、切碎，让他们的实力越来越有限，最终无法威胁帝国中央政府了。 汉帝国最初诸王威胁帝国。就是因为帝国所分封的诸王太少了，当时全国只有54个郡，而9个诸侯王国就占据了39个郡。所以随便拿出一个王爷来，其所代表的实力都隐然能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后来贾谊的削藩之策，也无非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就是把诸侯分得多一些，使每一个诸侯王都势力变得越来越单薄。文帝遂让齐国一分为六，淮南一分为三。而这是后来景帝能打败诸侯作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越来越多的诸侯王，他们之间实现协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每一个王国所代表的力量越来越弱了。 至于后来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更是把这一切进行到了极致。总而言之，所有谓的诸侯王国变得越来越多，随便拿出一个所谓的诸侯，恐怕也就与个县官、乡官实力差不多了。凭这种实力，自然不可能危及到皇权了。 从这层意义上，晋武帝司马炎在分封诸王之时，就已完成了削藩任务。这些藩王的力量拱卫皇权有余，却实在难以构成威胁皇权的力量。因为晋武帝生前一共分了57个王，而且后来皇族成员依然有着很多封王的机会。这样众多的王爷，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自然远远无法具备威胁皇权的实力了。这样众多的诸王，他们之间想实现协作的机会实际上也等于没有。晋帝国的执政官员，想保证自己家族利益的方法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尊崇皇权。谁敢对此报以怀疑，实际上都等于把自己全家往死路上领。但在利益的驱使下，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已没有人能看见了。   晋帝国试图控制皇帝的人，下场都是全家人走上了刑场，但大家依然前仆后继的跟着上。司马炎有理由相信自己构建权力格局非常稳固，问题是他实在低估了权力、利益对人们智力的腐蚀。 我们在非议司马炎分封诸王之时，也许都忘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没有强大诸王势力，那以杨骏、贾南风曾拥有的地位；晋帝国还会一直姓司马吗？ 三、 帝国崩溃的原因泪痕打一个大不敬的比方，晋帝国的皇族诸王实际上就象我朝的“党代表”；他们分散于中央、地方各个权力机构，在各个权力机构之中都处于优势的地位。但他们的存在，实际上只是用来保证了帝国政治色彩无法改变；因为他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分散了，凭这种力量巩卫皇权有余，而想威胁皇权却实在是太难了。    那些曾最具实力的亲王；比如汝南王、楚王、赵王、淮南王、齐王、成都王、河间王；他们不要说想威胁皇权了，凭他们的实力就是去当帝国执政官，恐怕都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想成为帝国执政官的惟一可行方式，就是与其它实权派在尊崇皇权的基础上联合执政，但他们哪有份胸襟呢？于是他们都有着独自控制皇帝的野心，最后的结果自然都是毫无例外的全家死于非命。 这些皇族亲王缺乏威胁皇权的实力，但他们在巩卫皇权之时却是力量巨大的。也正因为如此，杨骏、贾南风一旦心生轻视皇权之心，马上就被打得万劫不复了。如果司马炎没有分封诸王，那杨氏、贾氏恐怕都会成为司马家族第二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有可能凌驾于司马家族之上的。从这层意义上，晋武帝分封诸王是必须的；也是成功的。     晋帝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在豪门贵族政治下；一个人只要投胎投的好，随时都可以身居高位的。在这种背景下，帝国的高级官员，对控制权力的困难与风险都缺乏清醒的估计。所以他们一旦成为皇帝的高级助理后，马上就会以为整个天下就是他们的了。这种念头是可笑的，是危险的；但一个人处于杨骏、贾南风、赵王、齐王类似的地位，都很容易产生与此类似的想法。他们做为帝国的执政官员，却很少想着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竟然都是在破坏着中央政府的权威。在这方面，杨骏所做的事最为经典了，这位老兄把汝南王赶出中央政府；他以为从此中央政府就属于他自己的了，问题是在皇族势力巨大的背景下，一个缺乏重要皇族亲王参与的中央政府，它实际的权威到底有多大；恐怕除了自欺欺人的骗自己外，谁也不敢做乐观的估计。 如果仅是一个杨骏做事如此不着调，那它实在不足以导致帝国的灭亡。问题是后来的执政官员（贾氏、赵王）都以这种态度行事，那帝国中央政府代表的权威自然只有一点点的缩小，最后全面崩溃了。中央政府崩溃了，就是没有皇族诸王；在豪门贵族势力越来越大的社会中，外姓的权力者也会成为诸侯割据一方的。就好象董卓入洛阳，当时大汉皇族诸王势力非常有限，但大汉帝国马上也就陷入十几路诸侯割据一方的状态之中。   在晋帝国皇族诸王林立，豪门贵族遍布的社会中，无论谁做为帝国的执政官，他应该做的事就是尊崇皇权；否则随时都会把全家带入死路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因为任何一个执政官员可能控制的权力资源，都不足以让帝国围绕他旋转的；任何一个执政官员想让帝国围绕自己旋转的方法，就是尽力让自己成为皇帝的帖心管家，就是代表皇帝去管理帝国。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杨氏、贾氏、赵王都利令智晕的以为自己就能让帝国围绕自己旋转；杨氏敢把皇族最重要的成员（汝南王）排挤出局；贾氏竟然敢把皇族最重要的成员（太子）杀掉，；至于赵王也是敢皇族中几个重要的成员（皇帝的几个弟弟、堂弟）一便排挤出局，他们都也太高估自己的实力。司马炎分封诸王，是因为他害怕曹魏帝国灭亡的悲剧再次落入晋帝国头上。从这层意义上，他的努力是成功的。 司马炎广封诸王（让皇族权力分散开），是因为害怕帝国诸王有挑战皇权的力量。从这层意义上，他的努力也是成功的。 但帝国还是迅速灭亡了；因为在一个遍布豪门贵族的社会中，皇帝想把最高权力长久的留在自己家里本身就是困难重重的。翻开魏晋南北朝、甚至隋唐去看，哪个家族都是在危险的平衡中握着最高权力，随时一个不小心就会丧失这种权力。

哈哈呀

第三节  贵族政治的开始一、    皇帝权力是如何变神圣的？皇帝只是一个级别最高的官员，他下面的官员想取代他的地位，那是合情合理的。 但基于人的私心本能而言，无论谁拥有了最高权力，都会希望这最高权力能留在自己、自己子孙手里。道德永远无力压制人的这种私心本能，因为道德从来都是不可靠的。 许多人常说美国总统华盛顿道德非常高，因为这位老兄拥有了最高权力之后，马上废除了终身制与世袭制。泪痕以为说这种话的人，真是在把政治当童话去讲了。如果说美国的民权政治是源于几个奴隶主的道德，源于几个种族主义者的道德，那真等于说母猪也能上树了。最高权力者想让权力永远留在自己手中，所用的方法无非有三种。  第一种方法是最常见的方法；那就是在法律上、在思想上神话最高统治者；总而言之谁敢挑战最高统治者的地位那就是大逆不道的、那就是该千刀万剐的。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国家处于广阔的小农社会中。只有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想约束最高统治者之时才难以实现联合，所以整个社会就只有在法律、思想上承认最高统治者神圣不可侵犯。在工商业社会中，最高统治者已丧失了用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因为在工商业社会中，社会在限制最高统治者之时能很容易的实现某种联合。在这种背景下，最高统治无论道德有多低，他都只有时刻高呼我是人民的仆人，我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了，事实上是不是如此，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否则，他根本就无法维持自己的最高权力。 在两晋南北朝之时，皇帝自然能在法律、思想上做到神话自己。但这种法律与思想，在事实上总是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因为两晋南北朝之时，豪门贵族已成为了一种最重要的社会群体了，这种社会群体很容易形成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实力，所以皇权在这种社会中通常总是很容易就受到挑战。但这种社会力量本身也是代表着专制，所以他们挑战最高权力者的结果并不会有着民权的性质，依然还会继续神话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最高权力者想让权力一直留在自己手里、自己家里。所用的第二种方法，就是层层分割其它权力者的权力。总而言之，中央、地方之间权力者之间相互牵制，各个系统之内的权力者也相互牵制。在这种背景下，官员想与皇帝竞争最高权力自然又是困难重重了。   这种方法在任何时代都是管用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中效果是不一样的。在小农经济下，这种方法效果非常明显；因为整个社会就处于封闭、孤立之中；最高权力者想分割官员的权力自然容易极了；而且官员也很难改变这种现状。在工商业社会中，中央、地方的权力自然也能分割的非常细；但如果最高统治者违背了社会广泛的利益、公认的法律，那在交通媒介都非常发达的工商业社会中，有人振臂一呼官员们就会轻而易举的实现联合。比如袁世凯一称帝，马上让反对派们实现了联合；面对这种联合袁世凯是无力应对。  在两晋南北朝之时，皇帝自然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了。只是在豪强地主经济兴起的社会中，这种方法的效果却显然非常有限。因为帝国的权力通常是集中在一些豪门贵族家里，只要几大家族之间达成默契，那皇帝在最高权力的竞争中就无法真正占有优势了。在这种背景下，最高统治者自然难以让最高权力长久的留在自己家里了。  最高权力者想让权力一直留在自己手中，甚至是自己家里。所用的第三种方法，就是加强自己血亲、姻亲、亲信的权力；让他们成为自己权力的外延。这种方法在工商业社会之前，一直是非常管用的。在工商业社会中，因为最高统治者只是为人民服务的仆人。（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但对此显然没有一个统治者敢公然否定的）；他如果过分应用这种方法，那实在等于是在滥用权力。所以他们尽量会避免用这种方。在小农社会中，如果统治者能很好的分割官员的权力，通常也不会用这种方法的，因为这种方法的弊端太多了，也太明显了。但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统治者在分割官员权力之时有些困难；所以只有在这种方法上大做文章。而且结果呢？第三种方法的弊端自然突显了出来，让人觉得帝国的动荡与短命都是因此造成的。但这种结论在当时也不会被某一个统治者所接受，因为普遍统治者都也是死守这种方法的不变的；因为他们实在想不出一种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二、贵族是如何形成的基于人的私心本能，一个人成为官员后，总希望自己家人都拥有许多特权。基于人的私心本能，一个人成为官员后，也总希望这权力永远留在自己家里面。官员如果能让自己的家人拥有许多特权；官员如果能让拥有的权力一代一代的留在自己家里面。那官员就已贵族化了，如果官员能让社会在法律、思想上承认他们这一切的合法性、合理姓；那官员就已成为贵族了。在小农社会中，官僚集团想实现自身的贵族化；通常是受制于皇权约束的。因为基于皇帝的利益，他绝不会希望官僚集团贵族化的。因为官僚集团的贵族化，就意味着皇帝会丧失许多权力；因为官僚集团贵族化，就意味着皇帝会受到更多的挑战与威胁。但许多时候，皇帝与官僚集团搏奕之时并不占绝对优势；所以皇帝也无法阻止官僚集团贵族化的。  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之所以混乱不堪，主要原因就在于官僚集团已贵族化了。所以皇帝开始面对的不再是普通的官僚；而是众多豪门贵族的代表。在这种背景下，皇帝拥有的权力随时会面对来自下面的挑战与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皇帝自然不断被废、被杀，王朝自然没完没了的更替。贵族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说白了，贵族无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官二代”。所谓的“官二代”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之中，只是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之中，所谓的“官二代”都会保持着应有的低调；因为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之中，如果一个人敢公然叫嚣：“我爹是当官的，所以我生来就高人一等；我爹是当官的，所以我当官那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他肯定会被唾沫水给淹没的。但在一个皇权衰弱的小农社会之中，“官二代”通常就没有这种低调了，“官二代”们总是在集体公然叫嚣：“我爹是当官的，所以我生来就高人一等；我爹是当官的，所以我当官那是天经地义的事。”面对他们这种无耻的叫嚣的，整个社会都只有保持沉默了，因为敢表示反对通常是没有好果子的吃的。 当然了，泪痕说贵族就是今天所说的“官二代”。一定会惹得许多人表示反对；因为贵族哪是什么“官二代”，贵族那至少也得是“官七代”，“官八代”，甚至是“官十几代”啊。泪痕以为，这哪是五十步在笑一百步，这分明是一百步在笑五十步啊！ 就好象几个小朋友在攀比；一个小朋友说：“我爹是当官的，所以我的身份比你们高。”另一个小朋友说了：“你爹是当官的有什么了不起，我爹和和爷爷都是当官的，我的身份才叫高呢！”另一个小朋友说了：“你爹、你爷爷是当官的有什么了不起，我祖爷爷、爷爷、爹都还是当官的呢！所以我的身份才叫高。”所谓贵族与官二代不同，与上面几个小朋友的争论有什么不同呢？   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一个人想当官的主要途径通常就是源于官员们的推荐。而这种选拔官员的方法，显然不象科举制度有一定的客观标准；结果自然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官员的兄弟、子侄、亲信总是容易得到推荐的。在这种背景下，高级官员自然会形成以自己兄弟、子侄、亲信为纽带的贵族集团。  但官员们的这种努力，通常总会受到来自皇权的约束。皇帝与官员的权力竞争从皇帝出现那一天就开始，皇帝约束官员权力膨胀的主要方式无非是下面这一种。   那就是把实权交给缺乏家族背景、社会背景的亲信。这种方法自然总会受到官僚集团（美其名曰士大夫集团）的一致反对，因为皇帝重用的这种亲信通常绝不是世家子弟，更不是士大夫集团所互相吹捧的人。  而且皇帝重用的这些亲信通常都是政治暴发户；官员反对他们之时自然很容易找到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我们在看历史之时自然很容易把他们当成反面角色，而把所谓的士大夫集团（官员）当成正面角色。  但我们在非议皇帝重用所谓的小人之时，我们在谴责所谓的小人罪恶之时，却常常忘了所谓的士大夫集团，他们同样也不见得的怎样高尚，他们得势力之后也总是在追求着自己的利益。   皇帝想消除贵族权力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分割官员的权力。但这一切说来容易，在魏晋南北朝之际，却绝无实施的可能性。所以皇帝只能在加强自己血亲、姻亲、亲信来与贵族集团相抗衡，但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让众多利益不同的贵族集团之间相互牵制罢了。所以皇权依然无法真正消除贵族集团的影响；而一个庞大的贵族集团存在，皇帝的权力就无法真正变得神圣起来。因为随时会有一个贵族首脑在权势上超过皇帝，从而把皇帝踩在脚下，更动不动就会杀掉皇帝全

将梦洁

三、贵族社会的主流思想两晋南北朝之时的贵族，与现在所说的“官二代”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如果真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当时的“官二代”能用权力让人接受了他们高人一等的观点；而现在的“官二代”无法让人接受他们高人一等的观点罢了。 两晋南北朝之时的“官二代”，虽然让人接受了他们高人一等的观点。但想证明自己高人一等，总得有外在的表现吧。贵族之所以能高人一等；绝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一切无非是他们有个好爸爸、好爷爷、好祖宗罢了。对于这个事实，贵族们既骄傲，又自卑；因为这个事实虽然能勉强证明他们血统高贵，但另一方面却更证明他们都是靠自己父亲、爷爷、祖宗混日子罢了。 贵族们哪能接受这种事实呢？贵族想向世人证明的是，他们从父亲、爷爷、祖宗那里只是继承了高贵的血统；他们之所以能高人一等，完全是因为这高贵的血统能赋予人高人一等的修养与能力。 对于个别优秀的贵族而言，他们自然能向世人证明这一点。因为他们在提高自己文化、军事、政治素养之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普通老百姓想认几个字都是一种奢求，他们哪敢奢望接受高等教育呢？普通老百姓成天种地、放牛，哪有机会在政治、军事方面进行学习实践呢？所以从正理而言，贵族们的文化、政治、军事素养应该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但这只是从正理而言，因为普遍贵族成员都是败家的“官二代”罢了，他们虽然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文化、军事、政治素养上却常常比不上普通老百姓。 所以除了个别优秀的贵族成员外，普遍贵族成员都无法在这种方面证明他们高人一等的。于是有一些贵族成员，就退而求次用“扯淡”（清谈）的方式证明自己高人一等了。 “扯淡”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的确需要非常高的文化素养；而擅长这种“扯淡”的通常都是贵族成员，单看这一方面好象真能证明贵族成员高人一等。但实际上，哪是这么回事呢？ 贵族成员可以天天“扯淡”玩，天天不务正业。但依然高官得坐、高工资照拿、酒照喝、肉照吃；如果普通老百姓也天天玩这种高雅，恐怕最后也就是孔乙己那种生活状态；总而言之会沦为一个让最底层百姓都看不起的穷酸。更主要的是这种“扯淡”的内容，虽然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但这种内容的优劣、是非对错，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要说你“扯淡”的水平有限了，就是你“扯淡”的水平真的非常高，在人们眼中也无非是妄附风雅罢了。 但泪痕还是前面的话，这种“扯淡”虽然毫无意义，但这毕竟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对于普遍贵族而言，他们同样无法在这种方面证明自己高人一等。于是普遍贵族就更退而求其次，那就是玩颓废。当然了他们总会美其名曰自己这叫豁达、这叫清高、这叫对世风日下的无声抗议。但实际这纯粹是混吃等死罢了。 于是晋代文化中非常推崇一些人，但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表现，总而言之他们的特点无非是酗酒、吸毒（吃五石散）、说怪话、干怪事、精通一些娱乐消遣的行为；再总而言之他们都是什么正经事也不干，就干些不着调的事、一些娱乐消谴的事。 泪痕以为这种人之所以出名，无非是因为他们符合了贵族的主流生活方式；贵族在推崇他们之时，无非是想证明自己那种混吃等死的生活方式高人一等罢了。泪痕上面所说的那些生活特征，实际上只有贵族成员才能普遍拥有；普通老百姓对此只能望而兴叹。贵族成员把上述行为玩个遍，也照样衣食无忧、高官得坐、高工资照拿、没事去旅旅游、有事了就去扯扯淡。普通老百姓不要说把上述行为玩个遍了，他就是迷恋上其中几样，恐怕也要把家败光了；更弄得老婆孩子都要跟着饿肚皮。所谓名士的生活习惯，通常都是贵族的专利，所以贵族社会才会大肆吹嘘这种人。总而言之，那些天天干正经事的人都是俗人；只有他们这种天天混吃等死的人才叫高人一等。贵族们终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证明了他们比普通人高贵；而这种方式普遍贵族都喜欢也能做到，所以社会自然开始美化这种混吃等死的思想行为。 如果说名士跟那些混吃等死的贵族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名士们都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而普通的贵族大都没有他们那种文化素养。但他们那种不务正业、哗众取宠、混吃等死的人生态度是一样的；但那们那种不嫁不穑、不工不商的寄生生活是一样的。贵族社会中占主流的思想，自然是贵族们的思想流露。而所谓的名士被推崇，无非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符合了贵族们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因为他们都是一群社会寄生虫，所以他们就把扯淡、酗酒、吃五石散、娱乐消遣做为生活的全部；所以他们就视不务正业为豁达、清高。而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大约就是这种思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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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围绕皇权继承人的明争暗斗       第一节 从太子司马衷谈起一、司马衷的太子地位何以稳固 从历史上看，围绕太子而产生的权力争斗，那从来都是非常激烈的。为此引得帝国形成几大集团，一派支持太子，一派支持某个亲王，最后引得几大集团之间火并、两败俱伤的事实在太多了。 我们去三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曹丕兄弟争得差点煮豆燃了豆萁；孙权两个儿子争得更是死伤狼籍；至于从前的袁绍两个儿子争得更是各率数万大军玩命打仗，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引狼入室。刘表两个儿子争得就更不成器了，弟弟刘琮费尽心机从哥哥刘琦手中夺来了权力，却把所有地盘拱手让给了敌人。但晋帝国却从来没有发生这种太子之争。司马衷在毫无竞争的背景下，足足当了22年的太子。这本身就说明帝国内部支持司马衷当太子的力量一直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这绝不是他的父皇、母后支持他就能做到的。太子的智力有问题，对普遍军政大佬而言；绝不是坏消息。所以帝国普遍军政大佬都是支持司马衷当太子的。只要细心看晋初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反对司马衷当太子的人，实际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历史上明确记载反对太子司马衷当太子的人，好象只有卫瓘与和峤，而这两个人也只是含糊其词的表达过一两次。除此之外，我们实在没有看到别人曾公开反对过司马衷当太子。 做为军政大佬们，实际上很少有人反对司马衷当太子的。未来皇帝智力有问题，那属于皇帝的权力，自然就得让军政大佬们共同分配。辅政大臣会行使皇帝的权力，但辅政大臣再怎么也不是皇帝；基于避嫌的理智，他也会把皇帝的权力分给其它军政大佬一部分。 仅基于这种可能的利益，就会让他们会支持司马衷当太子。  更可况，与一个强势皇帝相处，那是伴君如伴虎。汉帝国的文、景皇帝是优秀的皇帝；清康熙皇帝是优秀的皇帝，但这些人成为皇帝后，那都是报着先发制人处世风格；总而言之那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他们喊的口号通常是：“削亦反，不削亦反；早削早反祸小，晚削晚反祸大。”总而言之，谁敢拥有强大的势力，皇帝不杀了他肯定会睡不着觉的。 这种优秀的皇帝，也许是帝国的福音；但对那些拥有太多既得利益的贵族而言，恐怕实在是一种噩耗。司马衷那种人当了皇帝，他们自然不会有这种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军政大佬、豪门代表们自然不会反对司马衷的太子地位。既然普遍军政大佬、豪门代表都不反对司马衷的太子地位，那有心反对司马衷太子地位的人，自然也就只有闭上嘴了。在贵族政治的权力搏奕中，很容易搏奕出一个低能、软弱、幼小的皇帝。因为在正常的权力搏奕中，普遍贵族都喜欢这种皇帝。从这层意义上说，司马衷能稳坐太子之位二十多年，绝不是某个偶然原因造成的。后来的愍怀太子（司马衷的儿子）之所以死于非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太刚强、太有能力了；虽然他一再装出混吃等死的庸人模样；但那些处于强势的贵族们，都依然认为他是一个最危险的竞争对手。贾氏因此一心往死整他，他好容易躲过了这一劫，赵王却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希望他快点死掉。 我们常认为愍怀太子后来太不求上进了，但我们却常常忘了，假如贵族们真认为愍怀太子不求上进，那他就用不着死了。假如愍怀太子就那父亲那种智商，那他就更用不着死了。因为一个无所是事的太子，一个智商有问题的太子，绝不会对贾后、赵王等贵族代表构成威胁。

太上老君

二、卫瓘对太子地位的挑战   司马衷在当太子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其地位实际上只受过一次温和的挑战。那是在司马衷十九岁时，卫瓘含糊其词的对皇帝说太子能力太差。那一年的某次宴会上，卫瓘假装喝醉了酒，指着武帝的座位说“此座可惜了。”虽然晋武帝知道卫瓘这是在说司马衷不能胜任太子职，但晋武帝却没有搭理他这种话题。但在不久后的一次宴会中，晋武帝却找了一些疑难问题，叫人拿给太子作答。太子把相关问题都一一写在纸上，让人拿回给皇帝去看。皇帝把太子写的内容让全体政府官员去看；对于太子所写的这些内容，大家都认为太子写的字句粗浅，但见解高明（这绝非阿谀之词，事实就是如此）；总而言之，太子最大的缺点无非不好读书罢了。 但有一个明摆着的疑问，却显然没有人去提出来。那就是这些内容虽然是太子亲笔所书，但真是太子独自完成的吗？因为皇帝让太子解答疑难时事问题时，根本没有设置任何监考措施。总而言之，太子当时完全有机会叫几十个高材生集体解答这些问题然后抄一遍。事实上，太子也正是通过种方式解答这些疑难问题的。想证明太子的智力；叫太子出来随便问几个问题就可以了。真用得着考试吗？即使考试也总得有一点监考的措施呀；这种所谓的考试也实在太如同儿戏了。  对于这种疑问，随便拉个人出来都是会有的。但晋武帝、及晋帝国满朝文武都对此视而不见，为什么呢？因为基于他们的利益，他们都也希望太子的地位得以巩固。晋武帝用这样一种离奇的方式证明太子的能力，也许并不是想证明太子的能力有多高，而只是想证明太子的人气有多；你看满朝文武除了你卫瓘之外，还有一人个试图去摇太子的地位吗？显然一个也没有！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说区区一个卫瓘了，就是晋武帝本人想动摇太子的地位，恐怕也是难以成功的。谁当太子，绝不是某个人说了就能算的。从前汉高祖刘邦够牛了，但这位老兄一心想废掉太子刘盈，最后结果却只能无奈的安慰戚夫人：“你们母子以后的命运，就听老天安排吧！”因为刘邦实在没有能力废掉太子，而太子当了皇帝后，即使太子想饶掉戚夫人母子，但他们母子恐怕也只有死路一条了。权力顶峰上的争斗，失败者从那样高的地方摔下去，想活下去恐怕只有求上帝保佑了。刘邦在废太子的过程中，终于发现支持太子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在这种背景下强行废掉太子，恐怕随时都可能把帝国的天给捅下来。以刘邦一代开国皇帝，尚且不能随心所欲的决定太子的人选，一个继承父祖之业的晋武帝就更不用说了。一个人气超高的太子即使被废掉了，新立的太子就能安心在位吗？甚至新立的太子当了皇帝，如果许多人都拿旧太子来作文章，新皇帝能安于其位吗？ 于是晋武帝指着太子所做出的答案，更指着纷纷称颂太子的群臣问卫瓘：“太子将来能不能胜任皇帝的职责？”晋武帝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明显。太子能不能胜任皇帝之职责，不是你卫瓘说了算，甚至也不是我这个当皇帝的人说了算。请你老兄以后再提这种话题时，想好了前因后果再说吧！卫瓘看到动摇太子之位的举动，竟然是自己完全孤立的行为，于是大为紧张与惶恐，从此再也不敢提此类的话题了。因为太子地位的稳固，绝不是源于皇帝一个人的意思，而是帝国普遍军政大佬、豪门代表们共同的意思；如果一个人非要这个问题大唱对台戏，那岂不真是想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吗？     如果真有许多人想动摇太子的地位，那太子恐怕一天也混不下去。因为太子是成年人了，因为太子是帝国的二号人物，他总会出席众多大型宴会、庆典活动的；如果人们非要收集太子智力有问题的证据，那有意无意的设一些小局，那太子恐怕随时会说出一大堆关于时事的经典名言。     如果事实总是一再表明太子是智力有问题的人，如果普遍人都有无意的表示太子的智力有问题，那这种声音自然会变得越来越无可抑制；到时皇帝想证明太子只是不好读书但智力超群，恐怕比证明公鸡能下蛋也难。用一种近于儿戏的智力测验证明太子的智力与能力，所证明的绝不是太子的智力与能力，他证明的只是太子的人气。太子的人气实在太高了，高到了根本没有一个人愿意、也不敢公开说太子坏话的地步。既然如此，太子的地位怎么可能遇到危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