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众志成城，誓把傅传耀及腐败众亲属拉下马

蓝蓝的天

第 21 楼                                  叶小文:我们是“老百姓”不能“老不信”2011年10月17日 06:34来源：中国青年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叶小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繁荣，但中国的社会信任却未能得到同步发展。诸如街头有老人摔倒，鲜有人愿意上前扶一把的现象频频发生，不免让人感慨：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由此，我们更联想到：信任，本是一个和谐社会里最基本的要求—— 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 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 也许这个话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正如学者们尖锐指出的：社会信任远不是靠一个时期的舆论引导或政治动员就能建立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重建中国的社会信任？《思想者》特邀3位学者就此发表看法，以飨读者。  毕竟，我们是“老百姓”，不要变成“老不信”。十人中有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 重建信任：“原汤化原食” “信任危机”来自“信仰危机”。毋庸讳言，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信仰危机，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加上中国传统信仰的世俗性与西方信仰的崇高性简单对接，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和社会问题，一时间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虽有好的顶层设计却难接地气，在耀眼的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当前信任危机的蔓延，主因是传统的信任在市场经济面前遭遇了尴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信”也低头，熙熙攘攘，信任没了！但是，尽管我们痛心疾首地呼喊“民无信不立”，也不可能像孔夫子极而言之的那样，“去食”而立，“去市场经济”而立。民以食为天，“去食”何以立？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们吃够了藐视市场、不要市场的苦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特就特在能更好地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重建信任，我们别无选择。 信任日渐式微，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是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伴生物。许多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发达相关的。俗话说，“原汤化原食”，重建信任，要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中努力。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信用经济”，没有信任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发达的信任、信用密不可分。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体系，它通过供求、价格竞争这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机制，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调动起来，并加以合理配置，从而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市场经济毕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其道德的进步性在于：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人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发展，从而归根到底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解放和推动作用。正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前提下，才产生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维度，即，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相关内容，这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找回信任、重建信任的“内生”基础。 “市场经济”≠“市场社会” 发达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自发的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当然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但信任出问题，往往在于“看得见的手”不受制衡。从政治学的原理看，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从经济运行的现实看，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放大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绝对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导致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 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传统社会，以吏为师。但如果“吏”变成了“经济人”，且得不到有力的监督与约束，何堪为师？各级政府部门及有关组织必须主动作为，一方面接受公众的监督，遵循必要的法规，约束自身的行为；另一方面适应当前渠道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多元的新情况，建立并完善鼓励诚信、有利于重构社会信任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经济体制蕴含诚信的伦理道德，最终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这包括，对所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一视同仁。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但应当有明确的边界。政府参与市场行为，需要有严格的法律限定，政府不能“越位”，不能随意决策，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行为后果，必须追究决策者的行政责任。 从个体来看，市场竞争中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每个人——“老百姓”也要注重自己的名声。仅就利弊核算来讲，如果人们背信的风险成本很小而收益很高，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背信；如果人们背信风险成本很高而收益不大，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守信。社会要快捷地重建信任，就要以制度促进人们追求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 面对利润这个“聚宝盆”，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市场这个逐利场，要坚守伦理底线，明晰道德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社会”。经济追求无止境，社会道德有底线。背信则名不达，名不达则利难至。要让守信重义者“名利双收”，背信弃义者身败名裂。 重建信任：弥补市场缺陷 既要通过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把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把蛋糕分好。普遍平等产生普遍信任。信任不会在一个等级社会中生根。贫富过度悬殊，富人警惕穷人，穷人不会信任富人。只有当人们相互视为平等的成员时，他们才易于相处，易于相信陌生人，易于形成共同的价值，易于彼此结合凝聚力量。世界上贫富差距大的国家都是普遍信任度低、而小团体信任发达的国家，贫富差距小的国家都是普遍信任发达、而小团体信任趋于平淡的国家。 前些天，李光耀在新加坡圣淘沙圆桌论坛上，在回答“您认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表示，“我想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特别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其实，邓小平早就说得很明白：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议题。 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政策想办法。现在既然信任问题已反复出现、普遍出现，就必须加大政策力度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追求普遍平等。 重建信任，不能仅靠发展市场经济，还要为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而努力。因为：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恶，不能规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或不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只要双方自愿交换，平等互利，就不与市场经济“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原则相悖。于是，市场就可以容纳各种各样对整个社会来说极不道德的交易，如开设赌场、卖淫等。 ——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竞争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契约能够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不可能消除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何况，人类的许多活动不是靠市场契约，而是靠信任去连接运转的。 ——主要靠驱动个体利益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不会自动产生为社会整体利益着想的道德意识。例如，市场经济本身只关注资源配置的最佳有效方式，却缺少对资源贮存和来源的合理考量。盲目开采、掠夺性的能源攫取、无节制的资源浪费和不负责任的环境污染，造成了当今人类日趋严重的“生态伦理问题”。 可见，市场经济对道德需求存在“二律背反”：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导致拜金主义泛滥，排斥道德；另一方面，社会追求公平、整体要求正义，导致市场要求自律，遵守道德。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还写下了《道德情操论》，这本书至少被温总理5次公开推荐，还大声疾呼，企业家的血管里要流着道德的血液。斯密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市场经济对道德需求的“二律背反”问题，但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倡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在基督教文明中推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靠一种“宗教精神的力量”来维持和制衡。据说这一套也曾管用，可在华尔街鼓捣出的金融危机面前，显然失灵。这些“金融大鳄”的血管里，流着的是金融衍生品的血液。“二律背反”的难题，仍在困惑当代市场经济。 因此，必须通过道德规范和道德教化的力量，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克服市场主体因片面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而削弱社会整体利益的自发倾向，从而实现由对个体道德进行调节达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为重建信任奠定社会基础。 重建信任：“信任”自己的努力 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人如果在金钱面前什么都不管不顾不怕不要了，人就病入膏肓了；社会如果利令智昏恬不知耻肆无忌惮之徒比比皆是了，社会就危在旦夕了！ 人之所以能“自律”，是因为人有敬畏之心的“他律”。这个“他”或许看不见却总在你心中。这个“律”可以支配一切而不被一切所支配。“守信”所以能“守”，是因为心存“敬畏”。人应该不怕鬼神，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人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不能没有精神信仰，没有“敬畏”。 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重建信任，更需要起码的“信任”。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有一种美丽叫信任：一个信任的眼神可以化解矛盾的坚冰，一个信任的口吻，足以让人刻骨铭心，永难忘记。与欺骗一样，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伤害，尤其当它指向一个原本应该给予信任的事物时，这样一种伤害对于社会诚信建设的破坏力，可能比欺骗造成的伤害更大。 让我们在努力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市场机制中，都来积德、厚德，都来重建信任，开创“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责任编辑：佟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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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楼                                  转帖：贵州：对网传傅传耀的问题应该有个回应了！来源：《援民律师博客》http://lawyerym.blog.163.com/blog/static/71218243201141064447976/近日，一篇《传贵州省人大副主任傅传耀“双规”孰真孰假？》（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09030358）的新闻在各大网站迅速转载并引发网民热议。过几日，另一版本帖子《贵州：网传省人大副主任傅传耀、闵崇艺夫妻双双被“双规”孰真孰假？》（http://www.zjzyff.com/article/show.asp?id=8984）又出现在各大网站。据得知，贵州省遵义市党员干部群众对傅传耀被查的事早已是奔走相告，家喻户晓，身受其害的苦主们还准备一旦有正式消息，就放鞭炮庆祝。据传前不久傅传耀到遵义参加一个企业的活动后当天被“规”的。有遵义老同志每天看“贵州新闻”后计算，傅传耀有近两月没在电视上露面。但也有跟帖说傅传耀到国防大学学习去了，6月中旬结束。又有网友跟帖说，人（傅传耀）在哪不重要，重要的是网上举报的问题是否属实。与网络盛传傅传耀及妻子闵崇艺、亲属被“规”所引发的热闹反响相左，地处漩涡中心的贵州省却显得异常冷清，没有任何官员对网上曝光的傅传耀等人的触目惊心的贪腐及司法腐败等问题出面 解释，不说“有”或“没有”。泰然处之，是否和贵州没关系。实际上，网友曝出来的相关信息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新鲜曝料”。据媒体、网络报道和我们曾亲历的，十几来，贵州省遵义市的广大老干部、人民群众对傅传耀及妻子、亲属的腐败问题不断揭露，社会各界也给予长期的声援，中央领导及中央有关部门批示不断，但就“拿”他不下，某网友跟帖：傅传耀不知用了多重的“金娃娃”……保平安。建议贵州省是不是按照政务党务公开制度增加“透明度”，对网上举报的贵州省傅传耀这样的省级领导干部的贪腐问题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发布新闻？这也正好发挥今年3月贵州省委等13个党委部门确定的13位新闻发言人的作用。贵州省对举报的贵州省人大副主任傅传耀的严重腐败问题应该有一个“说法”了，以取信于民！ 北京老同志委托代理人：赵来群 北京汉威律师事务所：蒋援民 2011年4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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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楼                                   女法官闵崇艺的高利贷传奇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  女法官闵崇艺的高利贷传奇张耀杰据《21世纪经济报道》9月28日披露的消息，温州高利贷老板举家潜逃，八成债主为当地公务员。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温州地区如此，在市场经济相对滞后的革命老区贵州遵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几天前，贵州省遵义市76岁的陈维垣老人，辗转交来一份写给中央纪委和监察部的实名举报材料。他所举报的是贵州省人大副主任傅传耀的妻子，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正县级审判员、三级高级法官闵崇艺，通过其弟弟、已经被带走“双规”的遵义市汇川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闵从昭，向何超发放600万元高利贷引出的一系列颇具传奇色彩的经济纠纷。陈维垣早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1957年在遵义湄潭县建设科任职期间，因为“脾气很倔，老爱和人争论吵架”而被打成“右派分子”。1993年，58岁的陈维垣以遵义地区老龄问题委员会春晖公司的名义，申请组建遵义金城房地产开发公司。1997年3月20日，与老龄委脱离关系的遵义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金城公司），正式办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陈维垣为法定代表人。随后，该公司取得遵义中心城区黄金地段公园路的开发项目，拟建“遵义湘江大厦”。由于有融资需求，陈维垣经人介绍与遵义务川人何超、佘英夫妇认识，双方于1998年1月24日签订《联营合同》。同年3月，在对公司营业执照申请年检时，何超对申请书作了涂改，将法人代表改成了何超自己，从而把陈维垣的公司非法夺走。陈维垣发现后，多次找经办此事的遵义市工商局理论，却没有得到合理的答复。他一怒之下，于1999年8月16日向遵义市中院提请行政诉讼，状告遵义市工商局行政行为违法，并将何超列为第三人。2000年7月5日，遵义市中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撤销遵义市工商局变更金城公司法人代表的具体行政行为，并由该局发还该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以及《企业法人证明书》。一审判决后，遵义市工商局及第三人何超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这一次，陈维垣“不明不白”地输了官司，公司还是被何超夺走了。这时，已是2001年的10月26日。此后，陈维垣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上访申诉之路，包括《法制日报》、《工人日报》、《贵州都市报》在内的多家报刊，也反复进行了跟踪报道。7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审了此案，并于2008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2009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贵州省高院判决，维持遵义市中院作出的一审行政判决。然而，又是两年过去，陈维垣的维护诉讼依然没有任何结果，其症结就在于升任贵州省人大副主任后分管（联系）贵州省政法口工作的傅传耀，为了维护何超与闵崇艺、闵崇昭姐弟之间授受高利贷之类的利益捆绑关系，曾经多次出面向相关部门“打招呼”和“做工作”。据《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07）遵市法民二初字第10号》记载，2005年1月至11月期间，金城公司（股东为何超、佘英）分别向张显超等21人借款1222万元（其中张显超140万元，简明40万元，王淑媛50万元，王荣蓉40万元，闵从玉20万元，闵从华40万元，吴炜40万元，闵晓燕320万元，陈颖玉60万元，陈麦隆60万元，杨蕊30万元，王勇80万元，王娅12万元，周庆华24万元，王代成10万元，闵德勋66万元，王永琴16万元，袁正洪28万元，闵劲松46万元，郭正容60万元，张炜40万元），约定在2006年8月归还。借款期限到后，金城公司未归还如上借款。2006年11月29日，前述债权人委托张显超、余向阳诉至本院，请求判令金城公司、何超、佘英返还借款1222万元。经陈维垣多方取证调查，该案中的21名债权人中，有5人无身份证信息，另有5人的身份证号码不是18位数而是15位数，还有一个人的身份证号码竟然是17位数，其中竟然有8个人是闵崇艺、闵崇照姐妹的同姓本家。而该案的实际放贷人，其实只是借给何超600万元的闵崇艺，1222万是何超应该归还给闵崇艺的本金和利息。就是这样一份既没有21名债权人签字，也没有何超、佘英两被告签字的无法调解书，在被强制执行的过程中，直接导致陈维垣及其金城公司既丧失了拟建“遵义湘江大厦”的部分地块的开发使用权，而且被非法扣缴了150万元资金。执行拍卖的贵州春秋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师李鹏告诉陈维垣，此次拍卖的委托方为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奇怪的是，在被吊销执照前，那块地的合法所有人依旧是金城公司，法院有何权利剥夺法人的合法财产？”另据当地的知情人士介绍，比起借出600万元、收回1222万元的高利贷，傅传耀、闵崇艺夫妇通过闵崇艺在遵义市汇川区国土资源局任副局长的弟弟闵从昭和傅传耀在遵义九园房地产开发公司任老总的侄儿傅芝国构建的房地产开发的利益链条，所贪污吸纳的公共利益，更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黑洞。附：74岁老人走过11载艰难诉讼路文载2009年10月28日《贵州都市报》，http://www.gzdsw.com/thread-432205-1-1.htmlhttp://xueyexiaoyinzff.blog.163.com/blog/static/9723750720099276714645/食不知味夜不成寐 74岁老人走过11载艰难诉讼路却赢了官司要不回公司 申请国家赔偿能否如愿？2009年7月14日下午14时30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大门外，74岁的陈维垣焦急地等待着。他的身旁站着60岁的妻子，脚底下躺着一地烟头。十多分钟后，贵州省高院行政庭的工作人员给他带来了一份判决书。签收后，陈维垣立即将其打开，翻到印有“判决如下”字样的页码。“（遵义）市工商局对遵义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公司变更登记行为违法……应予撤销”，读到此处，陈维垣兴奋得手直哆嗦，“当时感觉头一阵晕眩，差一点就倒了下去，幸亏妻子把我扶住了”。那是一份他苦盼了11年的判决书。11年前，他是一位资产数百万的公司老总，11年后，他背负60多万的债务，住着不足100平米的福利房，整日为打官司四处奔走，食不知味，夜不成寐。公司被“盗”，他踏上长达11年的诉讼路1993年，时年58岁的遵义市赤水人陈维垣作为法人代表，创办了遵义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文内简称金城公司）。1997年，该公司取得了遵义中心城区黄金地段公园路的开发项目，拟建“遵义湘江大厦”。之后，由于有融资需求，经人介绍，陈维垣与遵义务川人何超认识，双方于1998年1月24日签订了《联营合同》。回忆起当初的情形，陈维垣依旧怒不可遏。据他介绍，在与何超签订合同后，因未及时向他支付20万的合同款，何曾多次登门致歉，甚至两次向他下跪，以换取他的同情和信任，“我一时心软，没有撕毁合同，以致给自己埋下了后患。”当年3月，在对公司营业执照申请年检时，何超对申请书作了涂改，将法人代表改成了何超自己，从而把陈维垣的公司非法夺走。陈维垣发现后，多次找经办此事的遵义市工商局理论，却没有得到合理的答复。他一怒之下，于1999年8月16日，向遵义市中院提请行政诉讼，状告遵义市工商局行政行为违法，并将何超列为第三人。（2001年5月31日，本报以《怪，一个公司两名法人》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2000年7月5日，遵义市中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撤销遵义市工商局变更金城公司法人代表的具体行政行为，并由该局发还该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以及《企业法人证明书》。一审判决后，遵义市工商局及第三人何超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这一次，陈维垣“不明不白”地输了官司，公司还是被何超夺走了。这时，已是2001年的10月26日。此后，陈维垣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上访申诉之路。7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审了此案，并于2008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撤销贵州省高院判决，维持遵义市中院作出的一审行政判决。（2009年7月21日，本报以《11年后，公司终于赢回来了》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压在陈维垣心头11年的巨石终于落下。“7月14日在省高院领到判决书后，我们三人立即开车赶回遵义，巴不得马上找到遵义市工商局，向它要回我的营业执照。” 陈维垣回忆说。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所愿。几经周折，3个月后，遵义市工商局给予了他回复，称：由于遵义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未按规定参加2006年度企业年检，其行为违反了相关管理规定，已于2007年12月3日被我局依法吊销了工商注册登记。因此，我局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履行不能，即不能发还遵义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2009年9月15日，本报以《赢了官司，公司已成镜中花》为题目对此行了报道）。事实上，在被吊销执照前的2007年5月，金城公司所属的原“湘江大厦”项目的建设用地就已经被拍卖。执行拍卖的是贵州春秋拍卖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拍卖师李鹏告诉陈维垣，此次拍卖的委托方为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奇怪的是，在被吊销执照前，那块地的合法所有人依旧是金城公司，法院有何权利剥夺法人的合法财产？”不管如何，遵义市工商局的回复意味着陈维垣已经难以拿回属于自己的公司，他再一次陷入沉痛中。60多万的债务，让他成了人见人躲的“糟老头”陈维垣告诉记者，他的沉痛来自于这11年来的巨大损失。陈维垣算了一笔账，11年间，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达941.3万元，这包括那块地被拍卖出去的价格568万，利算，个人（包括3名前公司领导）停业期间的损失，公司其它12名职工停业后的基本生活费等，“间接损失就无法估量了。要是公司不被非法夺走，‘湘江大厦’项目能顺利动工，至少可以带来数千万的收入。”“这些损失都是由于有人违法操作造成的，我要讨回这个公道。”陈维垣说。为了这个公道，陈维垣花掉了人生中本该颐享天年的11年光景，以及60多万的差旅费、诉讼费和律师费。“说是60多万，其实有据可查的也就33万，许多花销都没有发票和凭证。”他说。“早年赚来的钱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到了公司，存在银行的已经无几了。”巨额的开销不仅让他花光了积蓄，还让他背上了60多万的债务。如今，嗜好吸烟的陈维垣只能抽3元钱一包的遵义。然而，11年前的那场骗局，改变的不仅是陈维垣的经济能力。“这是艰难的11年，我数着日子过完了这4128天，连睡梦中都在思考打官司的事。”陈维垣告诉记者，由于负债累累，他已经无力支付律师费，于是干脆自己学起了法律。重庆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的他学起知识毫不含糊，“每天我都要花七、八个小时学法律”。如今，陈维垣已经成为了“知名”的委托人，还帮别人打过十几起官司。一贫如洗的日子让陈维垣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60多万的债务，更让他成了人见人躲的“糟老头”，“亲戚朋友都怕我开口借钱呀！”“我家所在的院子里有一块小坝子，平日里，老友们都爱聚在那里聊天。可一旦我走过去，他们仿佛见到瘟神似的立刻就散了，这是在躲避我呀。”找不到人诉苦，陈维垣只能将多年的愁怨积压在心头，“留在梦里说给自己听。”“这么多年的打拼，给我落下了不少病根，糖尿病、冠心病、骨质增生等等一大箩筐。”身体的疼痛加上心理上的压力，使得陈维垣的精神状态一日不如一日。然而，更让他难过的是家人的不理解。11年前，为了相互照应，陈维垣在离家不足20分钟路程的地方给女儿买了一套房子，“可是，自打我‘迷恋’上打官司以后，她就很少来我家了。”逢年过节，冷清的家中只有陈维垣与爱人一起自娱自乐，相互举杯。孤独，也成为了陈维垣11年来最大的痛苦。11年的痛苦遭遇，让陈维垣的性格开始了悄然的变化，“我现在轻易不相信人了。以前我虽然脑筋灵活不安份，但对人没有太重的防范心理，否则也不会被骗成这样。这十几年里，我被骗被搪塞得太多了，现在谁给我说什么我都要打个问号。”在陈维垣家附近经营一个小店的店主告诉记者，陈老头让人烦得很，他比划说：“你卖些核桃给他，给保证每个都是好的。他还不相信，硬是当人家面拿个夹钳一个一个的夹开来证实，简直拿他没办法。”用陈维垣的话来说，自己是“学聪明”了。如今，每当和政府、法院打交道，他都会带上录音笔，暗中留下证据，“好叫他们往后无法抵赖。”陈维垣：“三个理由，支撑我打了11年官司”不变的是陈维垣的倔强。遵义市检察院的退休工作人员陈育熙，是陈维垣在赤水中学的同学。在他的眼中，陈维垣是一个凡事认死理的人，“我们都70多岁了，一般人都经不起这个折腾，但是他非常执着。这种坚持原则为自己维权的精神我十分佩服。”谈到自己倔强、不服输的性格，陈维垣为记者讲述了另一个故事。那是1957年前后，陈维垣在遵义湄潭县建设科任职，负责当地许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工作。“虽然我技术过硬，但脾气很倔，老爱和人争论吵架，所以得罪了不少人。那时流行抓右派，由于单位差两个右派名额，我就莫明其妙地被顶了上去，成了右派分子。”“我就不服气啊，于是就跑到北京去告状！”陈维垣精神抖擞地说，“我去了好几个部门，有法院的信访部门，有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还有宋庆龄办公室。”经过陈维垣的不懈努力，后来中央领导亲自批示，督促贵州省的相关部门和遵义当地部门，“把我头上的右派帽子摘了，还重新给我安排了工作。”40多年前的这次成功上访，更加坚定了陈维垣打赢官司的信心。陈维垣说，“我有三个理由，支撑我打了这么多年的官司：理由一：我始终相信，只要共产党还是执政党，党章不变，我的官司就有打赢的一天。尤其是近几年，看到中央反腐打黑的决心和举措，我就更有信心。既然我们执政党都有不断自我清洁的决心与勇气，我为什么不把我的官司打下去，给自己讨一个公道和清白？理由二：我懂法。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条。我先后请过8个律师，后来我学了法律，就决定自己辩护。这不仅节省了一大笔钱，一些事情自己说起来也更加有理有据。理由三：我的项目“湘江大厦”的那块地增值了，虽然它被低价强制拍卖了，但是如果我能申请到国家赔偿，或者能申请到执行回转，还是可以有几百万到上千万的金额，这让我有点盼头，可以支持我完成未尽的许多事业。”必胜的信念支撑着陈维垣走过了11载春夏，如今，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为他伸张了正义。然而，在大喜不久，他得到的却是遵义市工商局“履行不能”的回复，他无法节制自己悲痛的心情，“难道自己耗时11年才打赢的官司就这样变得毫无意义？”阵痛之后，陈维垣又一次下定了决心，他决定依法申请国家赔偿，“我已经写了8千多字的申请书，申请的国家赔偿包括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941.3万元，以及11年来花在打官司上的33万，共计974.3万元。”“拿到赔偿金后，我打算再搞几个项目，为这个城市留下几栋高楼；或者就到遵义近郊的农村租几千亩地，搞一个大型生态园，种上果林，养猪、养鸭，搞旅游；我还要给山区捐建几所希望小学。”陈维垣规划着自己的晚年生活蓝图。可是，对于陈维垣来说，申请国家赔偿注定又是一段漫长的征途，74岁的他还有多少个11年可以等待呢？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001023.html?time=131829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