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另辟蹊径探讨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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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 楼                                  为什么它们不敢公布？？？？？你说不死人，那你就公布说没死人，敢吗？？？不敢公布，说明真的死几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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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2 楼                                  高唱“东方红”迎来苦日子——看《解放》有感在革命史诗《解放》第15集，1947年3月胡宗南大军占领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率精干的统帅机关转战陕北，在偏僻的山沟王家湾短暂停留。这时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取得青化砭、羊马河两次胜利后，正在攻打胡宗南的补给基地蟠龙。在房东的农家院里，毛泽东、周恩来与房东李老汉和他的孙子，有一段精彩的对话。话题由周恩来抱起孩子说起。都5月初了，孩子还裹着不合体的老羊皮袄，周恩来问，你为什么不换单衣服？奶奶替孙子回答：没有单衣。毛泽东岔开话题，说吃黑豆便秘。孩子说想吃饺子。爷爷说过年才能吃，因为饺子是元宝，吃了要长一岁。陕北出了个李闯王，特别爱吃饺子，后来在北京坐了天下，叫御膳房天天给他包饺子吃，连续吃了十八天，把江山就吃丢了。毛泽东领悟到坐天下不容易，不能忘了艰苦奋斗，不能忘了老百姓。这时周恩来想到蟠龙快打下来了，告诉孩子，打完这一仗让你吃上饺子。孩子很认真地问：不骗人？毛泽东插话：你胡爷爷（周恩来的代号是胡必成，所以称胡爷爷）绝不骗人。后来蟠龙打下来了，缴获粮食被服武器弹药无数。周恩来立即兑现，叫警卫员给李老汉家送去一袋面粉，孩子终于吃上了饺子。他还脱下羊皮袄，换上一件拖地的军上衣，脚下穿一双不跟脚的军用皮靴，高兴地跳起来喊：我有衣服喽！我有衣服喽！这段剧情，生动直观地告诉人们：革命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应该是个什么关系。打下蟠龙就能让老百姓吃上饺子，打下天下应该怎样报答这些出粮出草、出兵出民夫，出担架出大车，甚至毁家纾难支持革命战争的农民呢？毛泽东交了一份不合格的答卷。陕北农民支持和追随毛泽东打下了江山，为的是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坐江山以后，剥夺了他们的一切。在公社化年代，他们只剩下“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后来连一铺一盖也没有了，全家人盖一床被子。他们向往的好日子竟然是“老边区”时代，即毛主席转战陕北那个时代。1980年6月，新华社几个记者到陕北安塞县王家湾公社，拜访了1947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时任公社党委委员的高文秀。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其时已经七十二岁。记者先看了看高文秀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但是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都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公社副书记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已卧病不起多时了。记者打量了一下，炕上还算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一听说来人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高文秀的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在一阵沉默之后，记者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老雷在一旁代为叙述：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靠糠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树叶充饥，槐树花叶、柠条花、枸杞叶子、臭椿叶子都摘来煮着吃。有的社员实在饿得不行了，只好去偷荞麦叶子。家里凡能变卖的东西，都换了粮吃，好多人家还断盐。差不多的人都是面黄肌瘦。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这些情景，实在太惨了。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记者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接着，他慢慢拉开话闸，回忆起当年的情景：“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儿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我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同志那年就住在薛如宪老汉家的大屋里。起先俺们只知道住的是大首长，不知是谁，后来，被俺村薛富荣老汉认出来了。他在瓦窑堡开会时见过毛主席……”从高文秀老汉的回忆中，记者们明显地感到，此时1980年王家湾人的生活，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第二天，记者们访问了1947年跟随中央机关的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等人住过的地方——王家湾大队高川生产队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了。高川生产队离王家湾约莫三里地，由于有一点沟台地，在王家湾公社算是最富的队了。记者们找到范长江1947年住的高长生家时，果然见比高文秀家好得多，炕上铺的白毡，被褥、穿着也较干净，吃的饭也好一点。但是高长生老汉一谈起来，还是流露着对老边区生活的无限怀恋。他说：当年俺家一共八口人，有两条牛，三头驴，一百多只羊，两头肥猪一群鸡，一年打五六十石粮食，平均一人二千多斤，咋也吃不完。老范他们来的时候，俺家光余粮就存了三十石（一万多斤），腌的酸菜四五大缸。养羊多，抓的羊毛也多，除了卖钱，就擀毡、织毛衣、毛裤、毛袜，打毛口袋，缝老羊皮袄，穿得暖烘烘。还时常用粮换布，三升米换一尺老布。肉也多，老历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都要宰几头牛，过年时宰的更多，腌猪肉要吃到老历五月。等到六月六，就吃“新麦泡羊肉”了。一说到眼前，高长生就皱了眉头。他说：1979年，俺家六口人，从队里分到一千八百斤粮，自留地打八百斤，总共二千四百斤，一人四百斤。这算是这几年分得最多的了。羊，被割尾巴割光了，“四人帮”捣乱最厉害的1976年，只剩下了一只，现在虽有六只了，还不及当年一个零头。打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没分到过钱。他说，比起王家湾，我们日子还算好，要是跟老边区时比，远远比不上。1973年6月9日，周恩来视察延安，曾任中共延安地委副书记的王金璋大胆对他说：“总理，延安地区14个县，130多万人口，南边7个县群众生活还可以，北边7个县群众生活很贫困。最近我到子长县李家岔村去看了一下，那里的群众连苞谷面都吃不饱，其中有一家五口人合盖一床被子。”“战争年代都没有这么苦！这是为什么？”周恩来很震惊。“这可能和政策有关系。老百姓在院子里种几颗南瓜、苞谷，也都被铲掉。”……周恩来说：“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24年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毛主席要求“全国农业学大寨”，自家院子里种东西，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大寨模式的东西，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属于铲掉之列，周恩来也不能逆毛主席之意而行。陕北老乡真苦，一家六七口人，只有一两床棉被，孩子们就靠着烧热了的炕席过夜。除了年节，一年四季炕桌上的菜总是老三样：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碟酸菜，客人来了，把那碟酸菜添得上了尖，就算招待客人了。为了省灯油，灯盏里常常是半截子油半截子水，水沉到底下，油浮在上头，有水的冷却作用，灯火不至于太旺。粮是队里种的，布是自己织的，现钱是很难分到手的。到年底分红的时候，有的队里把分钱户跟欠钱户一一相抵，就算平账了，因为欠钱户永远拿不出钱来，所以分钱户也就永远拿不到现钱，大家都习惯了。1942年最早唱《东方红》的李有源，陕西省佳县（即葭县）张庄农民。在1956年毛泽东强制农民进入集体化以后，尤其是1958年强制农民进入公社化以后，张庄农民们穷得一塌糊涂。因为靠公社过不下去了，有一段时间张庄人盗墓成风。张庄离县城近，城里谁家白天埋了人，张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来，加工成风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去卖，然后用卖得的钱在“黑市”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这当然要引起墓主的抗议和告状。但由于这是因为大家穷，没法子才干的，也不是盗什么金银财宝，再加上法不责众，县里也没办法。1980年记者去李有源家时，看见了他的大儿媳。她告诉记者们，他们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是后来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实在没法子了，她出去讨过饭。陕北农民唱着《东方红》迎来的是这种苦日子，他们不唱《东方红》了。但一些怀有政治目的的城里人继续唱。好像一唱《东方红》，就代表农民，就代表几亿群众，气就特别粗，胆就特别壮。改革开放30年，邓小平等后任领导替毛泽东还了帐。延安地区也发展起来了，老百姓过上了小康日子，有吃有穿了。尽管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要靠继续改革开放来解决。现在有人歌颂合作化，歌颂人民公社，歌颂大跃进，歌颂文化大革命，说现在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要回到毛泽东设计的那个“共产主义天堂”里去，建议这些“革命左派”，去访问以下王家湾，访问一下李有源的家乡，问问那里的老百姓，他们愿意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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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3 楼                                   大饑荒中的周恩來    （１）周恩來對於各地大量死人和農民缺糧是知情的    　　１９５８年冬就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１９５９年春天餓死人更多。也就是說１９５９年春天，大饑荒已經全面出現。面對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執政者在糧食上沒有採取應急救助措施，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裡剝奪糧食，繼續出口糧食。  　　國務院秘書廳１９５９年４月６日，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４月９日，又送上了１５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２５１７萬人無飯吃。  　　早在１９５９年１月至２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連續收到了大量的群眾來信，反映河南省東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縣發生大量的浮腫病人和死人情況。　１９６０年２月，江蘇省省委向周恩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就有１２萬多。農村的的情況比城市更為嚴重。  　　１９６０年初，周恩來收到有關部門轉來的安徽省一個政協委員的來信，信中反映安徽省和縣、無為縣餓死人情況。周恩來於３月２９日致函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要求查明情況後回復。  　　信件全文如下：  　　希聖同志：  　　轉上一信，請閱後派人前往兩縣一查，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辭，但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災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轉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文件上，也曾著重指出這一點。請查明後復我一信。  　　敬禮！    　　周恩來      　楊繼繩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下冊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８月第２版　第７５０頁  　楊繼繩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上冊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８月第２版　第９７頁  　江渭清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　江蘇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版　第４４８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周恩來書信選集》　中央文獻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１月版　第５６６頁  一九六零三月二十九日  周恩來並沒有認真對待此事，僅是表示「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辭」。同時此信表明了周恩來知道「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  　　隨即在４、５月份，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和中央監察委員副書記王從吾分別寫關於信陽事件的書面報告，上報周恩來。周恩來決定成立中央工作組，馬上深入信陽地區，進一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的匯報。事後周恩來也只是表示「信陽發生這麼大的事，我有責任。」　有人說，周恩來得知信陽事件中有許多群眾被餓死，而國家的糧庫就在附近，受飢餓的群眾卻沒有一人去搶倉庫時，被深深地震動了，他整整一夜沒合眼。  　　但是整整一夜沒有合眼的周恩來又採取了那些有效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有開倉放糧麼？沒有。相反，周恩來還採取了相反的動作，在造成幾千萬的死亡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楊繼繩先生在其《墓碑》一書中講述了這麼一個情節：由於非正常死亡大量發生，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黨委發出密電：《關於必須及時發現和制止死人問題的緊急通知》。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級注意解決死人問題，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級完成糧食徵購任。前者只是口頭上的號召，而後者卻是加速死亡的切實行動。１９６１年９月１５日，省委召開了電話會議，要求「在政策範圍內多購一些，少銷一些」，「全省全年的徵購任務堅決完成３２.１億斤」，並把這個指標分配到了各專區。滄州專區接到２.４億斤的徵購任務後，再向縣分配下去，有的縣農民的平均吃糧水平每天只有２兩多一點。河北省這樣做也是中央逼出來的。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５日晚，周恩來總理召開了全國糧食問題會議，他強調指出：各省務必抓緊進行徵購。李先念副總理在會上還批評河北省徵購任務完成得極為緩慢。１０月１６日，參加這個會議的省長劉子厚給在省裡的領導人閻達開、李硯農、萬曉塘打回緊急電話，提出「首先把徵購任務切切實實地肯定下來（不是力爭，而是堅決）完成３３億斤。」「我們必須向各級幹部進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幫助他們提高認識，端正思想，明大義，顧大局。要瞭解在目前情況下，還要少吃一點，多拿一點。動員起來，做好群眾工作，堅決完成今年的徵購任務。」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各地區派大批幹部深入農村。僅邯鄲地區就派出了３６３８名幹部下鄉，分片包干抓糧食入庫運動，入庫糧食在增加，但農民和基層牴觸情緒也在增加，他們質問：今徵購任務增加了兩次，為會麼還要增加？在這場「糧食入庫運動」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淚？這是可想而知的。  　　宋任窮回憶：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周恩來要求繼續從黑龍江、吉林調撥糧食，並詢問黑龍江省，糧食是不是要緊張？並說，過去說保證不餓死一個人，現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　但是心中不安並沒有影響周恩來繼續徵糧的決心。宋任窮還回憶到，當時他派了大批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調查黑龍江省的情況，寫了不少報告。周恩來就看了１９篇。但是這並不影響周恩來在１９６２年繼續從黑龍江徵收大量糧食。  　　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的楊易辰回憶：１９６２年，中央給黑龍江省下達了調撥２８億斤糧食的任務。黑龍江雖說是全國重要的產糧基地，比有些省稍微好過一點，但當時的經濟狀況也已經十分困難，糧食非常緊張。人吃馬料，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腫，患肝炎的相當普遍。我主管財貿工作，負責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既感到責任重大，也感到壓力很大。１９６２年３月，總理到遼寧召集東北三省領導同志開會，調糧問題是一個主要議題。黑龍江省是歐陽欽同志和我參加的。會上，當總理向我提出要黑龍江省再增撥２億斤糧食支援外地時，我就有些想不通了。覺得黑龍江已經調出了不少糧食，為國家作出很大貢獻，再要多調出２億斤糧食，實在困難太大，如果因為糧食出了問題，也無法向全省人民交代。我是個直性子，想不通的事就不容易轉彎。因此，就同總理爭了起來，表示對再調撥２億斤糧食有意見，要求中央考慮黑龍江的實際困難。總理表現出高度民主的作風，他並不打斷我的話，也沒有強迫我執行命令，而是耐心地聽我講完，然後循循善誘地與我談，要樹立全局觀念，服從大局。黑龍江有困難，但其他省份更困難，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國家要拿出糧食來幫助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過難關。每一個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一定要顧全大局，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堅決支持和執行中央的統一部署。總理的一席話，使我深受教育。我感到自己確實是考慮本地區的利益多了，想整體的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動上我堅決執行了中央的調糧計劃，想辦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與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調糧３０億斤的任務。  　　結果卻是黑龍江餓死了１９萬多人！  　　真的拿出糧食來幫助其它省了？還是出口了？此問題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一書對於糧食的去向分析的非常透徹，在此，筆者僅引用當時的庫存糧來說明問題。  　　對於當時（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間的糧食情況，周恩來是瞭如指掌的。僅僅從１９６０年６月到１９６２年９月，根據不完全統計，周恩來就糧食問題談話就多達１１５次，在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的３２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９９４處。　但是這些談話和筆跡中可以看出，周恩來關注的主要是城市糧食供應，然而死亡幾近都在農村！顯然周恩來考慮的是政治影響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別是幾個類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餓死人，一旦傳播出去，政治影響不可估量。但是農村即使餓死人，但是由於地處偏僻，在中共當時的封鎖體制下，很難象大城市那樣容易傳播出去。１９６１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涉及估產、徵購、銷售、調撥、進口和集中運輸的等多項議題，唯獨沒有提到甚至也無建議：開倉放糧！  　　當時的庫存到底有多少糧呢？  　    　　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周恩來無需說什麼大話，只要下令開倉放糧就可以了！而在個別地方，確實有地方官員開倉放糧而導致本縣死亡人數大大低於鄰縣！　就連信陽那麼死亡嚴重的地方，都沒有運糧進來！後來還是信陽自己庫裡的糧食解決的！　而作爲罪魁禍首之一的吳之圃在６７年因病去世時，周恩來竟然還提齣要爲他舉行追悼會！　可見當官和老百姓在周恩來的心目中是不一樣的。可見為了調糧到中央，為了出口，為了其它，但不是為了救人命，周恩來謊言說盡！    （２）周恩來仍然決定賣糧食換黃金    　　應當說，當時很多的決策是毛澤東或者當時的體制決定，周恩來並無太多主動權。例如在造成如此重大死亡的大饑荒原因之一就在與不准老百姓逃荒！根據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一書的記載，地方官員根據１９５９年３月頒布的《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制止百姓逃荒，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而此文件正是周恩來根據根據鄭州會議精神親手改寫制定的！　顯然這是針對當時饑荒日益嚴重，百姓逃荒事件劇增而出台的。此事如果完全算到周恩來頭上是不公平的。  　　但是並非說明周恩來手裡毫無一張牌可打！  　　正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１９６０年開始。當事人回憶說：  　　「１９６０年，我國財政赤字已經高達８０億元，但為保證最低限度的國計民生的需要，還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國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他強調，在外匯的使用上，我們花一個美元都要認真考慮考慮！周總理這種一心一意為國家、為人民的利益著想的崇高思想品質，使我們感動不已。事隔這麼多年後，每當我想起他這兩句言簡意賅鏗鏘有力的話，仍然感慨萬千。在周總理直接過問下，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１９７０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  　　一兩是１.６１３盎司，當時黃金價格是一盎司約為４０美元，當時匯率為一美元對２.４６１８元人民幣，糧食價格大米約為０.２元人民幣每公斤，１０萬兩黃金就需要近１億公斤大米！且不說具體的糧食用量，但是這個決定本身就是極其荒誕無比！而且１９６１年也還是如此買進！１９６１年發生了什麼？  　　１９６１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對於事無鉅細，事必親躬的周恩來，可以理解不能違背中央政策不開倉放糧，不能違背中央政策制定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中央文件，但是賣糧食換黃金卻是周恩來一手決定的！是錢重要？外匯重要？還是人的生命重要？！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對於本國人民的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對於那些死亡的證據又是如此的敏感保密，這個是何等的諷刺！  　　從中央到地方，從毛澤東到周恩來，在到地方大員，廬山會議後，從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不再像１９５９年那樣，把大批人因飢餓而死說成是瘟疫流行。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  　　從好處著眼，是維護大局，是防止黨的分裂，但是如果從官場進退，政治沉浮、個人得失等角度來看，周恩來等順從毛澤東的意志，明明知道問題的嚴重性，絲毫不敢進言，而是推波助瀾，落井下石，共同把災難推向極端。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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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4 楼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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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5 楼                                   关于毛主席“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的最高指示。 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批周恩来、陈云，说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政治方向错误 ... 1958年， 据新华社的公开报道,水稻亩产量最高达130434斤10两4钱,小麦亩产量最高为8585斤6两,玉米亩产量最高为35393斤，山药亩产120万斤， 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毛泽东开始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1958年夏天，毛泽东请来访的赫鲁晓夫吃饭时，问到苏联有无 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赫答：苏联没有这种经验。(《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和思》，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第69页)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时说：“你们全县 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8月6日晚，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并讨论毛泽东的指示。8月7日下午，在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上，再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8月中旬， 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避暑，各部部长们都去那里开会，研究毛泽东提出的题目：粮食多了怎么办？ 毛泽东不仅非常着急地要求大家一起想办法，亲自下达指示，要求科学家一起参与到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中来，与农民一起想想办法，拿出切实的措施，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自己也想了三个办法。　 　　办法1、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毛泽东）算帐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 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徐水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毛泽东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 “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泽东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 “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泽东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来源：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 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 康濯） 为了响应号召，解决粮食吃不了的问题,江苏省苏州地区有个县下发文件鼓励农民“放开肚皮吃饭”，甚至提出了要放吃饭的“卫星”，文件明确规定：一天要吃五顿干饭，如要换换口味，改吃稀饭必须打报告经上级批准后方才可行。 1958年8月下旬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为了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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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6 楼                                   爆罕见大饥荒 惨绝人寰  近日大陆南方都市报以两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首席记者韩福东的长篇纪实报道《跃进过后是饥荒──川东三年〝灾害〞纪实》讲述：1958年－1962年期间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长篇纪实报道，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记录了那场曾经饿死几千万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绝人寰的灾难。 当局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在当时制造一派亩产万吨粮的假象，最终爆发了中国大饥荒和数千万民众死亡的惨剧。（网络图片无法上传,略） 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在当时中国各地农村制造一派亩产万吨粮的假象，最终爆发了全国大饥荒和数千万民众死亡的惨剧。 韩福东在四川东部达州市找到了几位经历过大饥荒年代的人，他们讲述亲身目睹的历史。9月28日南方都市报以两个版面的篇幅刊载这个在中国现今仍是少有人触及的敏感话题。 人吃人不止一地 《南方都市报》报道，1959年，当饥饿在四川省东部蔓延开来时，26周岁的朱全森是四川达州市碑庙乡中心校教师，〝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数十年后，他参与《达州市志》三卷本的编纂工作，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对那段岁月有刻骨铭心的反思。 朱全森说，在三年灾害期间，达县专区（现在的达州市）出现过数十起人吃人的案例，人吃人不止一地，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并非秘密。在王光美、刘源等人所着《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曾记载，刘少奇曾在〝七千人大会〞后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这一年〝大放卫星〞的风气开始在中国流行，粮食都估产从亩产千斤到亩产万斤，实际上目前的超级稻亩产都没有突破900公斤。 一分天灾，九分人祸 1959年春大饥荒开始蔓延之际，18岁的杨继绳的父亲活活被饿死，杨后来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当了35年记者，从90年代起他花了10余年的时间，跑遍了中央和中国十几个省的档案馆，走访了大量的当事人，积累了近千万字的资料，2008年他在香港出版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他说，大饥荒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样一场国家、民族的重大灾难必须要记录下来， 让后人不能忘却这段历史。是他父亲的去世和记者的责任感鞭策他完成了这本书。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指出，1958年底到1962年初全国的气候属正常年景，而这期间中国各地共饿死了3600万人，其中山东、湖南、四川、安徽、甘肃、青海等省份情况最为严重。 1961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44天的考察后说，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要毛泽东公开检讨。 杨继绳则认为，大饥荒的祸根是集权制度，应该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当时政治的权力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大脑，控制着每一个人的肠胃。吃什么、吃多少，都是权力控制的，权力不给他就饿死。 有关〝大饥荒〞中死亡人数，冯客书中指出当时的死亡人数约为4500万。 冯客指出这段历史中人的死亡还不是最惨重的记忆，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摧毁了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体系。人先是被统治者变成了工具，人和人之间为了生存丢掉了基本的伦理和文明。在书中他也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人吃人〞现象。 冯客认为，〝大饥荒〞是研究现代史的一个关键，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大饥荒，继而在接下来毛决定发动〝***〞，两个事件在历史上是有因果关系。 评审团主席马辛.泰尔赞扬这本书对于任何要了解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出版人鲍朴强调这本书于经历者和未曾经历的中国人来说，都会帮助厘清这段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在中共当局并不愿意让公众知道真正的历史的情况下，这非常重要。 《毛泽东的大饥荒》在香港发行 《德国之声》报导，9月28日，荷兰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的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中文版在香港正式发行。冯客为完成这本著作经过6个月的资料收集，并历时3年多访问了四川、河南、安徽、山东、广东等地的20多个档案馆和许多受害者。 冯客表示，他跟随这个故事是从1957年开始到1962年，毛的〝超英赶美〝的计划不得不作出让步，可有上千万人在大饥荒中死于非命，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为此负责，为这起非正常的灾难负责，这可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祸，这要追究当时的发动人毛泽东他确实是非常独裁的人，但如果没有共产党内的人去支持他，去实施他的命令，去推动大跃进，大饥荒就从来不会发生。 另外出版人鲍朴认为，冯客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大饥荒〞本身，提出了新的史学观点，那就是：〝大饥荒〞是研究现代史的一个关键，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大饥荒，继而在接下来毛决定发动"***"，两个事件在历史上是有因果关系的。 有关〝大饥荒〞中死亡人数，一直在学界颇有争议，冯客的这本书指出当时的死亡人数约为4500万。 20多年前，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学陈一谘根据赵紫阳指示，曾作过一次调查统计，得出的数字也为四千五百万。 对此鲍朴认为，这本书的贡献是材料、史学观点、写法。至于〝大饥荒〞到底死亡人数到底是4500万、3000万还是1000万，人数的多少并不改变〝大饥荒〞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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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7 楼                                   这可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研究机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向全世界公开承认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饿死了3000多万人”！难道这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献礼成果的形式泼向中国共产党的一盆污水吗!难道这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献礼成果的形式射向中国共产党的一支毒箭吗！近些年来，某些人打着所谓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迎合国际上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的需要，杜撰所谓“改写”、“重写”甚至“戏说”历史的文章，大做包括中国社会和共产党历史的翻案文章，极尽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之能事。他们污蔑栽赃毛泽东同志、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妄图达到搞臭、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和抹黑、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他们与混进党和政府内的腐败分子一起，败坏了党风，污染了社会风气，毒化了人们的思想，致使本有的社会诚信严重缺失，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受到了强烈的损害。西方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国内的自由化分子不厌其烦地拿我国六十年代暂时困难人口非正常减少问题来说事，就是目前污流浊浪中泛起的很不可小视一股。他们把这作为毛泽东的一大“罪过”，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块“软肋”，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的绝好“例证”。在六十年代我国人口问题上做文章，就成了他们的撒手锏，作为泼向中国共产党的一盆污水。比如，军事科学院的辛子凌就写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万8千人，并引用某个刊物发表的所谓研究结果说，这比中共上台前2129年中国历史发生的203次(死亡人数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万多人还多764万!其他诸如海淀进修学校历史教师袁腾飞等人，也如是说。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563页的谬误笔者不得不深为遗憾地指出的是，刚刚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563页在“继续大跃进和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标题下行文的最后，就写有这样一段话：“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①]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根据“正式统计”中的两个注释中，1000万的数字注明出处是：1、国家统计局编：《1983年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信阳地区的数字的由来是《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那末，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即《1983年统计年鉴》中的数字有无错误和造假呢？没有，没有错误，也没有造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既无错误，也没有造假。那么，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和资料汇编有无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之说?没有，也没有说。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得出减少1000万人口结论呢？他们没有对我国六十年代户籍人口变动进行任何的研究，仅凭主观推断就轻率地把户籍人口的减少完全当成了真实人口的减少！大家请看啊！三年自然灾害，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那么三年不就正是3000多万吗？这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和自由化分子们的说法不正好一致吗？这可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研究机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向全世界公开承认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饿死了300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作者的这一主观推断，不仅配合了全世界所有敌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攻击和污蔑，更为严重的是，它数十倍地夸大了党所曾经犯过的而又改正了的错误，它严重地误导了社会舆论，抹黑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抹黑了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求之不得的举动。难道这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献礼成果的形式泼向中国共产党的一盆污水吗!难道这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献礼成果的形式射向中国共产党的一支毒箭吗！二、孙景泽先生解开户籍统计结果矛盾之谜六十年代，尤其是1960年我国人口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由于我国六十年代自然灾害影响和党内某些领导人的不实事求是、浮夸风等，1960年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呢？这是一切好心的人的一个疑问，也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1960年我国统计局数据之间有个不能解释的矛盾：1960年底的户籍人数应该=1959年底户籍人数+1960年出生人数―1960年死亡人数+外国移民迁入国内——中国公民迁移国外。由于国际移民当时很少，忽略不计。可是这样统计的结果，却少了1000万户籍人口！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户籍人口的减少是否就是真实人口的减少呢！孙景泽先生，通过对1954年(即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至1982年期间29年我国户籍人口变化的研究，解开了人口户籍统计结果矛盾这个历史之谜!也就是说，在国家统计局数据中，我国五六十年代的户籍人口的统计数据与实际人口数超出寻常的不一致之谜被解开了！那么孙先生是如何解开这个谜的呢？他通过研究发现，在29年期间户籍人口的统计结果出现了非正常变化，这一变化大大超出了统计逻辑误差。由于工业发展和生产大跃进，我国在1956年-至1959年期间出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人口大迁移，由于户籍管理法规规定的漏洞(不用迁移证只凭其他证明就可以落户籍，等)和管理不严格，在大迁移中，发生户籍人口非正常大量增加现象，是由于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44万人的结果。这些重报、虚报的户籍在1960年至1964年期间，由于户籍管理趋于严格等原因(诸如核实人口以计划供应粮油等)而被注销。由于遇上经济困难，我国在1960年9月至1964年期间进行了城市人口大精简工作，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由于农村当时对于户籍的依赖性差，不少人迁出了城镇户籍，而没有迁入农村，就是说，在大迁移期间，有部分人拿到迁出城镇的户籍后，不想或者没有很快迁入农村户籍。(尤其是1960年底拿到迁出城镇户籍的，因1960年初已经领到该领的票证了，就没有在当年底迁入农村户籍，这样1960年的户籍统计人口就减少了。[②])结果出现户籍人口非正常大量减少的现象，这是因为有1510万人口漏报了户籍的结果。上述漏报户籍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1970年至1979年期间又补报了户籍。由于上述原因，造成1960年至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这是我国六十年代初户籍人口非正常大幅度减少的根本原因。这一减少与人口死亡无关。孙景泽先生研究得出：关于1960年我国户籍人口统计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其中695万是由人口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同时，他还研究并论证了，所谓“死亡漏报是造成户籍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是错误的。因为漏报死亡的人口数字只可能是短期的，不可能在以后多次的人口普查中仍然保存户籍。倒是出生漏报影响户籍统计数据结果，即减少户籍人口。例如：截止2000年11月1日，人口普查结果1960年出生的还存活(40岁)的有14684726人，可是1960年户籍统计出生人数仅有1391万多人，就是说经过了40年了，出生的人，非但无一人死亡，反而增加了77万多人!根据1959年出生2000年存活的1305万人推算，1960年比1959年实际出生应多162万！根据国家统计局《1982统计年鉴》的数据，1959年出生1650万，孙先生研究并论证，如按照1960年实际出生人数比1959年多162万调整，那么该年出生人数应为1811万，与 《1982统计年鉴》的数据1391万比较，漏报人数为420万!由于1960年漏报出生人口420万，所以1960年实际人口比1959年至少增加115万。由此得出，我国1960年比1959年的真实人口绝不是如户籍统计数字那样减少了1000万，反倒是增加了115万!(户籍变动少登记的695万加上漏报出生420万，共1115万)同时，孙景泽先生还指出，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通过汇总全国户籍登记得到的真实数据，没有经过人为的修改和伪造。数据中的所有人口数字都是户籍数字，所出现的所有矛盾都只是表面上的，都可以用本文的方法加以合理的解释。六十年代初我国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包含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死亡率之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因出生人数漏报应当下调，具体下调幅度有待进一步研究。1960年我国真实人口比1959年增加115万，而不是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所说的减少1000万！三、孙学文研究员已指出过因饥饿引起死亡的人数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在2009年12月，几个网站就发表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孙学文研究员的文章：“毛泽东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③]孙在文章中，也得出了与孙景泽先生相似的结论。他在文章中写道：关于此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问题。由于1958、1959年和1962年都比上年新增人口1200多万人，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问题，问题出在1960-1961年，这两年总人口分别比上年减少1000万和348万人(顺便说一下，改革开放31年来，每年人口死亡总数在800-1000万左右)，表现在这两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和14.24‰。考虑到出生率等因素，西安交大蒋正华教授采用历年生命表参数计算和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对美国科尔教授线性公式计算结果进行技术性修订(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他们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691―2158万人，那种估算在3000-4000万人以上则是高估。至于说“三年大跃进活活饿死了3755万人”，那完全是复辟狂捏造。因为这是毫无根据的信口雌黄。人口专家一般讲的是“非正常死亡”，包括饥饿死亡及由营养不良引起其他疾病死亡、自杀、他杀及各种交通事故和自然灾害(如地震灾害、火灾、矿难、台风)等死亡，还包括一个大项，即营养不良造成出生率的下降而使新出生人口减少。前文引用蒋正华、李成瑞和美国科尔教授测算的数据是“非正常死亡”，而非复辟狂所说的“活活饿死的”。如果只算饿死的，不包括少出生的人口，那么把所有死亡人口全部算作“饿死的”也根本不到复辟狂捏造的3755万人的数字。按复辟派的说法是“三年大跃进”饿死人，是指1958-1960年，不包括1961-1962年开始经济调整时期。我在前文已说了，1958年、1959年和1962年比上年新增人口都在1200万人以上，比2008年新增人口673万人增长将近1倍(以本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得出)，得出这三年不存在“非正常人口死亡。”那么只剩下1960年存在“非正常死亡”的问题，按国家统计局后来经过核实的死亡率测算，1960年死亡人口测算公式是：上年底总人口×当年死亡率，即67207万人×25.43‰=1709万人，虽然复辟狂未列入1961年开始调整的年份，但因为1961年年底总人口比上年减少348万人，我认为存在非正常死亡问题，按上述计算公式计算，1961年各种原因死亡人数为940万。把这两年死亡汇总共计只有2649万人，比复辟狂所说的3755万人少了1106万人;况且中国历来统计，病死的要占死亡人口的绝大多数，至少占80%以上，2008年包括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呼吸系病、损伤和中毒、内分泌营养和代谢及免疫疾病，消化系统病(包括营养不良和冻饿夭亡)、泌尿、生殖系病、神经系病和传染病等十种疾病死亡人数占城乡死亡总人数的92.55%和93.53%。即使按80%最低比例扣除疾病死亡，也应该从这两年总死亡中减去2119.2万人(2649×0.8)，那么充其量称为饿死或营养不良引起死亡的为529.8万人。前文我将1960-1961年与1959年相比，这两年多死亡721万人;与2008年相比多死亡783.4万人。按80%病亡扣除，其中因饥饿或营养不良引起死亡的人数充其量在144.2-156.7万人。仅及复辟狂捏造的3755万人的3.8%-4.2%之间。也就是复辟狂们在这里夸大了23-25.1倍。这两年确实存在饿死人的问题，尤其在我的家乡——安徽部分农村，这与当时粮食生产浮夸风和随后的高征购政策有关，但粮食放卫星和随后的高征购政策不能只归罪于毛泽东一个人，用邓小平重新复出后所说，当时毛主席头脑发热，刘少奇、周恩来和我，头脑都发热，只有陈云未吭声。但陈云、薄一波等在1958年钢铁产量翻一番运动中提倡土法炼钢，也有责任。“三面红旗”都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而是别的领导人率先提出。[④]该文发表在2010年1月，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后记是2010年12月写的!对于这篇研究我国问题包括人口问题如此重要的文章已经发表了整整一年。在此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早在这年的4月21日乌有之乡就发表过名为邋遢道人题为“五六十年代人口统计数字的困惑”[⑤]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就对六十年代真实人口大量减少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质疑。《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们，是没有看过这些文章呢?还是看过文章之后对其观点不以为然呢?若是前者，那就说明他们生活在信息社会时代，在网络作为信息最新和传播速度最快的载体时代，却无视网络的存在，看来他们确实是落伍了。由于他们视野的渺小，眼界的狭窄，导致他们头脑的僵化和偏执，才得出那样错误的结论。他们脱离了社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甚至也脱离了中国学术界!他们丧失了研究和撰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应有素质，辜负了党中央、数千万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若是后者，他们就把中国传统正直文人的那点良知和德行丧失了，那就是执意与中国共产党的敌人同流合污，与人民为敌，从而才故意向我党泼污水！但愿他们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四、承认和改正错误是有力量和自信的表现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历史书籍的编纂，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件极为严肃的重大事项。它不仅如江泽民同志所说起着“资政育人”[⑥]的重要作用，也是关系到对党、对人民、对历史是否负责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党史撰写者党性和史德的一次检验。党史著述，既根本区别于文学创作的所谓“戏说”，也不同于某人传记的撰写，它是一项通过认真、严谨和艰苦的科学研究，从而准确、全面、客观、公正地再现党的历史真相的工作。建国后，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国的社会风气和人们的道德状况，得到全世界一切正直人士的高度赞誉。仅《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就有五次明确地谈到，那时我国的社会风气“是健康的”、“是非常好的”、“社会秩序很好”。[⑦]我国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毫不夸张地说，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不仅数千年旧社会积淀下来的污泥浊水，诸如吸毒、卖淫、赌博、绑票等，荡然无存;而且人际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助人为乐，团结互助，蔚然成风;尔虞我诈、欺蒙拐骗现象很快消失;夜不闭户、拾金不昧等中华民族世代渴望的优良道德成为真正的现实，友好、合作、助人、救人的感人事迹随处可闻。当时的社会犯罪率和自杀率是属于世界上最低的国家!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雷锋式的好公民，成千上万！人间确实是充满了真正的爱!这种面貌和状态的形成有各种因素，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它与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绝大多数党史研究者不仅具备高尚的史德，而且具有高度的党性，他们的著述经得起历史检验，确实发挥了资政育人的作用不无关系。作为当时在校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他们不但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而且也通过阅读包括党史之类的书籍报刊(六十年代普通高校开设有三门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如“红球飘飘”丛书等，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想当年，争做“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学生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争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共产主义接班人是一种自豪和时髦;学校的好风气和社会的好面貌，令那个时代的人们终生难忘。邓小平在1980年谈到那个时代的时候说，是“值得回忆的”，目前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中，不少就是那时的过来人。薄一波同志在给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的信中说：“要写出一部真正好的、站得住脚的、传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绝非易事，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史实资料收集、核实、研究工作。希望全体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能够发扬拼搏奉献精神，并以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严谨、精炼的文风来写作，把撰写这部巨著当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来完成。我认为，写历史很重要的一点是尊重事实。古人赞誉良史‘在齐太史公，在晋董狐笔’，讲的也是一个实字，内容要实，文风也要实。”[⑧]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们并不是这样做的！谎言，只能欺骗于某时、某地和某些人，不能在所有时间、任何地方欺骗所有的人。列宁早就尖锐地指出：“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是本身有力量和自信的表现，有错不要紧，知错改错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的传统作风。“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⑨]笔者相信，作为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们，即该书的作者们，大概不会对《毛泽东选集》中的这段话生疏吧!党史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部分，笔者相信并期盼，《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尤其是负责同志，是会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的，是把党的声誉摆在个人所谓的“面子”之上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前夕，他们主观上绝不会故意向中国共产党来泼这盆污水的，他们是会发现和改正这一严重错误的，是会主动自觉地坚决清除这盆泼向党的污水的！[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第563页[②]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说：“1959年、1960年、1961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值得回忆的，两千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现在就不容易。”(《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68页)[③]首先发表于2009年12月31月乌有之乡，之后登在毛泽东旗帜网、主人公等网站[④]中国社会科学院孙学文研究员的文章：“毛泽东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12/123057.html[⑤]邋遢道人：“五六十年代人口统计数字的困惑”，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4/80217.html[⑥]转引自《薄一波书信集》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第811页[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7、233、296页；第三卷，第153、318页[⑧] 转引自《薄一波书信集》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第808―809页[⑨] 《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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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8 楼                                      “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档案解密死亡原始数据3755万   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看杨继绳先生的《墓碑》，这部著作当是反映1959-1962这四年中国大饥饿最翔实的纪录。杨先生据他自己掌握的材料推算，这四年中国大陆在未发生战争的境况下，非正常死亡（饿死）3600万人。这一数字一直遭到某些人的断然否定，而当这一段时间的国家档案终于有限度“解封”时，实际死亡数字竟然大于杨先生的推算。 这组数字“解封”如下： 2005年，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 二月、七月，中央政治局二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达命令解封。但迟至九月中旬才正式执行解封命令。因为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虽然收到解封命令，但有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手续，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 过去通称“三年自然灾害”（实为4年）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后，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 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522万人；其中城市： 9万5800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1155万人；中城市： 272万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1327万人；其中城市： 211万7000 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751万8000；其中城市： 107万8000 合计 3755万800；其中城市 601万800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四 一九六O年为负百分之四点七 一九六一年为负百分之五点二 一九六二年为负百分之三点八   从1959至1961年，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造成了严重的全国性饥荒，不少地方饿死了人。究竟饿死多少人，国家没有公布具体数字。国外媒体利用这件事情对中国进行恶毒攻击，宣称饿死了三千万人，而国内众说纷纭。对于三千万人这个数字，有网友问：这相当于20个人中死一个，你问问你周围的人，有这种情况吗？他问得有道理。 　　下面，我企图通过我国公布的2004年人口年鉴中的数字，进行推算。 　　请看为1960年前后几年的我国总人口表：跟帖1 　　从表中可以看出，1960年，1961年，我国总人口持续下降。 请看1954至1966年我国的人口变化图：跟帖2 　　从图中可以看出，从1961年起，我国人口较正常年份减少了将近4500万（图中AB线为正常年份的人口值）。必须说明，这减少的人口并不全是饿死的，很大原因是由于出生率降低引起的，请看1954至2004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图：跟帖3 　　从图中可以看出，从1959年开始，我国的出生率（蓝线）就开始下降，到1961年降到接近正常年份的一半，而死亡率（红线）上升，1961年达到正常年份的2倍还多。二者相作用的作用的结果是，人口增长率（黄线）下降。甚至到负值。 　　为了求出在这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了多少人，我的做法是，为了排除出生率下降对人口数量的影响，我只考核死亡率。先求出没有自然灾害年份的死亡率的平均值，再用这三年的实际死亡率减去这个平均值，其差，我认为就是由于自然灾害而额外死的人，包括饿、病而死的人。 　　为了求得正常年份的死亡率，我选取了1956至1958年三年，其平均值经计算为11.40‰。再根据当时人口数和实际死亡率与这个平死亡率之差求出额外死亡人数。1959至1961年的实际死亡率与这个平均值之差、实际额外死亡人数见下表： 　　年份 死亡率与正常值之差 额外死亡人数 　　1959 3.19 215 　　1960 14.03 929 　　1961 2.84 187 　　结论：三年额外死亡人数总共为1331万人。我们可以认为，这1331万人就是因自然灾害而病、饿而死的人数。 　　这是个令人痛心的数字。 　　文中所有数据均采自2004年国家人口统计年鉴，计算方法见温勇等主编的“人口统计学”一书。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1/10/25 22:08:08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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