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不同角度了解历史（持续更新）

蓝蓝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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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1957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4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32. 在四十年代，晚胡适他们那一代的青年学人中，最为老辈学者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看好的两个学者，一个是出身燕京的周一良，另一个就是出身清华的杨联陞。杨联陞、何柄棣、徐高阮他们，先后去了美国和台湾，大体上是过着学者的生活。杨联陞是幸运的，他要是回到北平，命运最好，也不过就是后来的周一良，周一良是回来了，但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到当年同在哈佛读书的周、杨二人不同的人生命运，我们该做何感想呢？

    33. 周一良对自己中年的否定，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反省，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评价，他晚年多次对陈寅恪的怀念，正寄托着他心中的理想，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独立性，悲剧早晚会降临，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周一良的经历是最典型的，由盛而衰，本来是学者却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34. 50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35. 周一良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组的顾问。

    36. 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37.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经济的人来设计的，不仅最初具体掌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层官员如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人不了解现代经济，就是当时中共的经济学家如沈志远、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的了解，也根本无法和那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家相比。

    38. 从科学家的角度讲，我也以为邓稼先、朱光亚他们是不幸的，他们俩和杨振宁、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杨、李在美国研究科学，邓、朱在中国研究军火，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工作没有价值，但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我总以为他们有点遗憾。

    39. 王实味到了延安，但延安最终不要他了，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延安不需要这个，有一种思想就够了。不要个性，不要独立思考，只要服从即可。所以那些到了延安而还想用自己头脑思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都不适应了。王实味是最典型的，还有高长虹，还有萧军。他们都是些不受延安欢迎的人。

    40. 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作为同时代3位著名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现象。这几位哲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41. 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1949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3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42. 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43. 钱锺书先生很厌恶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是眼见的政治太让他寒心了。他不是一个有意要做隐士的人，而是现实让他太失望，到最后他连说一说的兴趣都没有了。沈从文先生在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沈先生是一个弱者，但他临终的这句话却是强音。

    44. 像钱锺书先生一样，王力先生后来也是一个不再多说话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沉默，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一个可耻时代的控诉，但那样的屈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打击是毁灭性的，长时期的这样生活，有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坏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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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在同时代的朋友中，费孝通是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烈。

    46. 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在1957年，费孝通敢于写出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被称为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给人以不减当年勇的感觉，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我们仍能在他那些远离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但我们却很难再读到他早年《观察》文章和《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令人振奋的论文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晚年费孝通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从理论上讲，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亦或不幸。

    47. 贾植芳先生曾说过大约是这样意思的一段话，从创造社、太阳社到左联直到四九年以后，可以说从来都是窝里斗，斗到最后就是五五年的胡风集团，就是五七年的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成为右派，就是文革时期周扬那样的结局。新月社成员也不是没有矛盾，他们也为一些问题争吵过，但新月作家就没有个人恩怨，他们一生都是朋友。

    48. 对延安知识分子，要稍加定义：主要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左倾教授和左倾青年，在教授中以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乔木、于光远、胡绳为代表。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延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延安确有新文化，那么创造这些新文化并为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识分子，才可以视为是“延安知识分子”，有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而像王实味、肖军、高长虹虽然到了延安，但最终无法和延安文化达成平衡，所以也不应当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

    49. 1949年以后，主要活跃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作家，而是从延安和更为广泛的解放区来的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由于这个时代对于过去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不放心，但一时又没有更多新的知识分子来满足时代的需要，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是一个什么都可以速成的时期，作家也不例外。

    50. 大体上可以说，左翼作家在婚姻的责任感上，一般来说是比较不负责的。在左翼知识分子和左翼革命者的婚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的婚姻对象常常在同伴中转移，而同伴之间并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左翼作家间婚姻对象的变换，常常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和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他们很快能把失败的婚姻用更高的革命热情抚平，虽然彼此的婚姻对象发生了变化，但左翼革命者之间产生情敌的现象一般来说并不严重。

    51. 萧军虽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种见风就转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为此受到过主流政治领袖的批评，最后出走延安，他和那里达不成平衡。在当年左翼作家中，与鲁迅关系好而还有独立思想的人，一个是胡风，还有一个就是萧军，他们才可以看成是鲁迅的传人，可惜到了后来他们的命运都不好。

    52. 丁玲不会想到她早年对萧军的批判，过不了几年就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没有能力对延安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大家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生活，自以为找到了真理，其实是不但失去了良知而且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最后与早年被自己所批判的对象同归于尽，甚至结局常常更惨，这不是因果报应的循环，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所内含的必然逻辑。

    53. 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早已是世人公认的。四九年以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像鲁迅、郁达夫、施蜇存、沈从文、巴金、张爱玲、老舍、茅盾、丁玲、钱钟书、无名氏、路翎等许多优秀的小说家，还有更多优秀的诗人。但这些人的成就，都是四九年以前完成的，他们在四九以后要么不能再从事文学写作，像沈从文，要么虽然还能从事文学写作，但已完全没有了自由写作的心态和自由写作的精神，最典型的就是老舍。他在四九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虽然和新时代达成了平衡，但他最终的命运却是投湖自尽。

    54. 早年左翼文人留下来的文学作品，现在评价，不如新月文人的文学作品更有生命力，因为新月文人的写作精神是自由的，而左翼文人的写作却受制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丁玲是一个典型。她到了延安以后，经过一点曲折，最终为延安文化所化，而成了一个在新时代为延安文化所驯服的作家。她不但自已失去了自由写作精神，而且还要用那种精神来领导文学，她在五十年代主办中央文学讲习所，以延安文化为基本思想，试图为新时代造就一代新作家，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就是这些人的天下。

    55.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有几个人的经历和命运特别耐人寻味，他们是周扬、冯雪峰、胡风、丁玲。他们四人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终还是带着恩怨离开了世界。他们的命运又和两个伟人有关，一是政治领袖毛泽东，一是文化旗手鲁迅。

    56. 在关于冯雪峰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在困惑着人们，因为以冯的资历和与毛的关系，他不应该有那样的结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给人们留下的却是另外一种感觉，研究冯的思想历程，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冯后来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主要人物，与他和毛个人的关系有关。1949年后，对冯的安排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冯的资历，这种安排似乎不能说是很高。1954年，冯就开始受到批判，显然，毛对冯是有看法的。对冯的不满，最初是由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两个小人物”给《文艺报》投稿受到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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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馬英九：中國大陸仍是我們領土】

馬英九在國慶文告宣示「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在國民黨中常會又把兩岸航線比喻為美國國內航線。馬17日強調，根據《憲法》，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中國大陸仍然是我們的領土，因此和大陸的關係不可能是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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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进步不了，因为作家们在他们写作的时候，没有自由的心灵，不是他们不知道该写什么，而是他们太知道他们该写什么了。

    59. 胡风事件发生时，在权力中心几乎没有人同情胡风。因为当时负责胡风事件的具体部门中的领导都是胡风的对立面，在中宣部的周扬、林默涵、胡绳和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人邵荃麟、刘白羽、何其芳等人，基本上都是早年批判过胡风文艺思想的人。

    60. 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以后，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他们基本上承担的是助纣为虐的工作，在具体执行中，宁左勿右是他们的工作特点。因为这种东西已成为一种文化，深刻地沉淀在从政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心中，所以他们处在权力中心的时候，都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一旦被权力抛弃，面临的是比他们当年所面对的弱者更为悲惨的结局。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罗瑞卿、陆定一（特别是他妻子严慰冰的遭遇）、周扬、乔冠华、章汉夫、邵荃麟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延安文化里没有对政治斗争中弱者的同情，因而使所有参预斗争的人，没有最后的胜利者，因为他们的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61. 同是左翼知识分子，周扬与胡风、冯雪峰之间始终关系紧张，而鲁迅却对胡风和冯雪峰最有好感。同是延安知识分子，周扬和丁玲的关系几成水火。他和胡乔木的最后关系，都可以解读出丰富的历史内容。

    62. 历史著作的叙事风格，1949年以后有一个大的变化，大体可以称之为“联共布党史的”风格，它的实质就是自说自话，对于历史事实缺乏起码的尊重，一切服从意识形态的要求。

    63. 从1949年后，我们评价往日历史有一个荒唐的逻辑，那就是不顾及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之心，而一味地以党派的立场，以是否同一个将要夺取政权的政党所持的理论一致为基本的判断尺度，只要有利于夺取政权的，即给予高度评价，反之即斥之为反动、倒退、不现实等等。这种对历史的态度长时期以来混淆了许多理论问题，也导致了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无知和轻信，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有深入阅读原始材料的耐心和勇气，许多被误解了的历史不知还要被遗忘多少时日。

    64. 以傅斯年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史料学派”，本来已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因为后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统天下，不但使已有良好训练的学者不能在学术上再做出更大的学术成就，而且使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歧途。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第一代的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由于早年的训练还是受史料学派的影响，所以他们早年的研究还可以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稍后的吴晗、尹达、吴泽等学者，早年也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他们后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以后，他们的学术研究是退步了；到了他们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华岗、胡华、胡绳、何干之、刘大年、张如心等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看来很少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65. 对于傅斯年和史料学派的批判，使四九年以后成长的史学研究者当中很难出现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史学家，因为训练不足或者说曾经误入歧途，他们已经回不到傅斯年的路上去了。破坏比建设要容易得多，四九年以年，中国并不是没有史学方面的青年才俊，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制约，那些颇具文史才华的青年才俊，都在学术上走过弯路。像李泽厚、李希凡、蓝翎、冯天瑜、朱永嘉、戴逸等先生，甚至姚文元、余秋雨，他们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学者的。中国现代史学的道路是曲折的，绕了五十载，还得回到傅斯年，这是很让人感慨的。

    66. 胡适这个人的价值，我们今天已经看得比过去清楚了，进入下一个世纪，我们就更需要读懂胡适了。为什么呢？因为胡适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差不多在七八十年前就看出了世界的趋势，这是很不容易的。胡适是一个没有排斥性的人，他一生中有那么多朋友，不是偶然的。他有一个看法，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这是何等境界！他是一个胸怀非常坦荡的人，知人论事，常能出以公心，一生说话，多为持平之论。

    67.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文章简洁明快，是用平常话讲大道理的人。他的思想有开放性，他的方法有科学性。他的文章又最平易近人，是那种可以学，也能学的文章。过去语文教材里不选胡适的文章，最大的损失还不是在文章的做法和文风的变化上，而是我们失去了像胡适那样想问题、看问题、做学问的方法。

    68. 1952年11月，胡适到台湾讲学，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胡适还写信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这些事，都是需要勇气的。胡适敢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劝毛泽东不要连任党主席的。

    69.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我们可以说，凡是早年听了胡适的话或者诚心要像胡适那样研究学术的人，多数都在学术上做出了较大的成就。而早年没有听胡的话的那些有才华的学者，像吴晗、王瑶、赵俪生等人，到了晚年结帐，他们对学术的贡献大体上赶不上那些走了胡适的路的那些学者，比如杨联陞、何柄棣和殷海光。

    70.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为尺度，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个人的道德。就鲁迅和胡适两个人来说，我要先问一下，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我们可以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就以在同道当中作一个测量的话，我们还是得承认，胡适的朋友要多过鲁迅。这只是一个事实的评价，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一个人一生总和他的朋友发生冲突，我们也不能就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认同了他那样的做人方式。

    71. 红卫兵文章的文风，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鲁迅，这是一个事实判断。

    72. 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国民党时期当局是排斥鲁迅的，胡适有时则在官方的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则借鲁迅作了这么多的文章，把这么多的东西强加给鲁迅，利用鲁迅愚弄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四九年后，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我感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测试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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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格言】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在庆祝会上）他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厚的菜，像油炸辣椒，这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的革命者的食粮食红辣椒。”他关于红辣椒的格言也是随形势而变化的。在云南时，真正的革命者的标志是生鸦片，因为当时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不是银洋而是鸦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标志是虱子，在那里我们几乎让虱子给吞吃了。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李德《中国纪事》

将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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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什么原因呢】

     1917年的北大，有一群教授：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林损,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朱希祖,39岁…校长是蔡元培,50岁。最年轻的是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23岁。这个年龄,搁现在许多人还是"啃老一族",而前辈们已经成为大师了。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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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王强_99
  【为人民服务！】当你还在失业的时候，他们就为你设计好了延迟至65岁退休；当你还在蚁族、蜗居的苦逼状态下奋斗的时候，他们就为你设计好了以房养老；当你和心爱的人在为一个70年产权房，不敢吃不敢喝、辛苦还贷、甚至都不敢要孩子的时候，他们就为你设计好了以整个厕所面积为起征点的遗产税。 ——有这样的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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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 皖南事变真相】

   皖南事变不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与国民政府诸多争端中伤亡最重的，却是最复杂的，其真相至今扑朔。目前根据各种回忆录综合来看，或可有一些不完全清晰的脉络。

   当时的中国，重庆政府、南京政府、延安政府、日军4派力量互相纠缠，错综复杂。在江南，更是复杂，有顾祝同领导的第三战区正规军，戴笠的“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及其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几股力量互相争斗，导致了皖南事变：1941年1月4日－1月14日，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发生冲突，新四军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新四军3000余人被击毙，4000余人投降，近2000人逃脱。

问题之一：黄桥事件是否自杀？  

   皖南事变事件起因是黄桥事件。

   1940年4月15日，毛泽东、王稼祥电令项英、刘少奇发动黄桥事件夹击国民革命军韩德勤的部队:“第115师彭明治吴法宪支队约一万二千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北前进，估计约三个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1940年10月4日-6日，八路军、新四军突然袭击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全军覆没，军长李守维牺牲。借此，本来仅驻安徽的共产党新四军，控制了江苏部分地盘。此役引起第三战区极大不满，为皖南事变埋下祸根。
   我看到 @甲申年一片石发的一条微博——大顺军与关宁铁骑血战。突然一万辫子兵现，大顺军兵败如山倒。吴三桂元气大损，不得不臣服满清。抗战“千古奇冤”前三月，数万新四军突然向黄桥国军进攻，几千日军几里外观战，国军大溃。红方得胜，日军唱军歌返。几日后红弃黄桥，日白得据。我一直在想，若蓝军得胜，观战日军会不会参战呢？——此微博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蒋、汪、毛、日4派力量互相牵扯、来回勾结，背后互相打黑枪是常有的事。如果因为后来共产党的某些行为，而把黄桥事变说成是共产党不地道，把国民革命军说得多么无辜，也不合史实。

   对于背后打黑枪，我可以理解，黄桥事变的黑枪也不是最大，在山西，阎锡山的部队遭受过更大的黑枪，伤亡几万人。问题在于：在华北，中共势力比较强，而在江南，新四军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打这么大一黑枪，实在有自杀之嫌。难道当时中共领导人连这一点都看不出？难道有人希望新四军送死，就如同当年希望张国焘的西路军送死？？   

问题之二：新四军转移路线之迷

   黄桥事件之后，国民革命军必须灭掉新四军，否则其他官兵愤怒难消。但国民党栽赃陷害的能力一直很差，居然没有好好利用黄桥事件。半年后，机会来了，是新四军自己给国民革命军提供了口实。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命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并规定了行军路线。军队必须服从上级调动指令，并且必须按规定时间、路线行军，这是常识。而新四军此番转移，在时间、路线两方面均与国民政府命令不合。

   时间方面，中共教科书的口径是：中央对新四军一再拖延、迟迟不北移提出了批评，要求立即撤离，而多位历史学者都确切地证实：新四军迟迟不北上是奉了毛泽东命令的。

   路线方面，蒋给新四军的命令是走皖东路，毛泽东却突然打电报要新四军改走蒋不允许的苏南路线。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首领项英发现蒋并不知路线已改变，赶紧在1月4日给蒋发电报，想通知他。可蒋根本没有接到这封关键性的电报，因为，毛泽东有令，中共的所有将领不得私自与蒋通电，一切电文都要经毛，这样，项的一份救命电报被毛扣下了。

问题之三：新四军在中共内部地位如何？

   我在《毛泽东高超的派系整合术》中写过中共军队的派系。1940年代，中共军队大致分三块：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华南游击队没什么实力，基本可忽略。八路军经过毛多年的经营，逐渐由其信任的林彪等人掌握。而新四军派系就复杂多了。

   军长叶挺，早年参加中共，后来退出该党，跑到欧洲，生活困难时曾炸油条赚钱。西安事变后要收编共产党的军队，江南一带的武装合并为新四军。中央政府和共产党彼此不同意对方提出的军长人选，最后，中央政府提出让叶挺做军长，中共方面很犹豫地同意了。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后不久，杀了手下的高敬亭，这也愈加让毛不放心。

   政委项英。新四军的大部分人马都是项英带了几年的，再加上中共命项英为政委（中共军队特色），项英实际上是新四军的一把手。

   项英与叶挺矛盾甚大，这一点非常明确。项英认为叶是国民党的人，所以处处排挤叶。陈毅曾回忆说：“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需要说明的是，退出中共的叶挺，固然不招毛泽东待见，就连对中共很忠诚的项英，也与毛泽东不合，起因可以追述到1930年的富田兵变。项对毛一直持批评态度，反对毛在富田事变等作派，与毛争夺税收上缴和军队归中央领导权。

   项英的秘书扬帆在口述中明确说：中央与我们皖南军队有点矛盾，皖南军队被国民党特务名之为“朱毛不要的部队”。实际上，党中央对皖南部队，与对八路军不同。以前还好，但是到毛泽东把项英免职，由刘少奇同志担任政委时，部队归他指挥，这时情况变化了……（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21877179.html

问题之四：皖南事变谁受损，谁受益？

   国民政府给新四军的编制是1万人，实际人数远不止，当时中共在各个小编制下藏匿了大量编制外军队。皖南事变消灭的七八千人，只是新四军的军部和皖南的一部分士兵。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迅速组织起9万人马。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陈毅成为新四军的首领。刘少奇何时接过项英的职务，不同人的回忆记录不同。对于刘少奇和陈毅，毛是信任的。

   在日常生活中，当一件事情找不到操作者时，你可以去看看，谁是受益者，然后进行分析。但在历史学上，你得有证据。

问题之五：周恩来的“同室操戈”指的是什么？

   项英、叶挺与毛泽东关系不好，但与周恩来关系都不错。周恩来在中共内部地位原本在毛泽东之上，但由于他手下没有军队，所以地位逐渐被毛泽东超过。周恩来的基本力量，本应是南昌暴动那帮人。但南昌暴动后他带领的人马全军覆灭，剩下的人马很莫名其妙地归了朱德，此后周在江西、在延安都没有自己的军队势力。   

   叶挺当年南昌暴动时就是周恩来的直接手下。在八路军军官基本上由毛泽东的湖南湖北江西三大力量掌握的情况下，叶挺似乎可算成周恩来的力量，再加上新四军在周恩来的家乡江南一带，可以理解周对新四军的器重。

   项英1930年代初是中共主要领导，与周恩来一在沪一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很是耐人寻味——国共两党同室操戈多少年了，怎么消灭新四军几千人就是千古奇冤，相煎何急？江南一叶的叶，当然是叶挺，同时，是否周在暗示自己在江南仅有的一叶力量给没了？
   皖南战事期间，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似乎不是什么奇冤。倒是项英被自己的副官暗杀，或许有蹊跷。

   总的说来，把皖南事变的责任推到国民政府头上是说不通的。某些不喜欢毛泽东的人，把这一事件说成毛借刀杀人，也无充足证据。过去，一些喜欢毛的人，把什么功劳都放在毛头上；现在，一些不喜欢毛的人，把不好的事情都推在毛身上。这都不是严肃的历史思维。只能期待中共解密一些历史资料后，能够让我们获知

作者：王思想

绿山游客

第 109 楼
                                       
                           
                                   
                  
                                                               
                                            83）     【糜烂至极──马恩列斯的淫乱史】

    马克思：搞大陪嫁女仆肚子的犹太伪君子

    马克思生于一个德国犹太家庭，少年时改信基督教，并彻底地与犹太人划清了界限，成为一个与希特勒相似的激烈的反犹太分子，他咒骂犹太人的脏话比泼妇骂街更胜十分，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奸”。

    他青年时屡屡酗酒闹事而被收审处罚，且负债累累，又从不打工挣钱，只知道伸手向父母要。父亲死后，母亲度日艰难，不能再满足其贪欲，老马大怒，宣布与其母断绝关系，转而追求大他四岁的贵族女郎燕妮，遭到燕妮家人的激烈反对。但老马登龙有术，终赢得芳心，娶了燕妮，同时得到一笔丰厚的嫁妆，财色双收。更让老马色心大快的是燕妮还带来一个陪嫁丫环海伦，只要有机会就背着燕妮拉海伦上床，直到把海伦的肚子搞大，燕妮才发觉，于是火山爆发，一场大闹，之后更是冲突不断，让老马非常头疼。

    不久，海伦生了个儿子，取名亨利，因不见容于燕妮，老马就与恩格斯商量，让恩格斯对外承认亨利是他与海伦私通所生，因恩格斯是单身且常到老马家串门，外界能接受这一说法。为了平息燕妮的怒火，也是为了维护老马光辉的领袖形象，恩格斯就咬牙背了这个黑锅，领走了亨利，花钱寄养在一个工人家里。亨利也偶尔会回家探亲，但只有从厨房的边门偷偷溜进去，以免被燕妮发现。可怜海伦为老马一家做牛做马使唤了一辈子，连一个铜板的工钱也未拿到，不仅所有的“剩馀价值”被榨取殆尽，还沦为老马的性奴隶。马克思这个以解放无产阶级为己任的伟大导师，一贯痛恨剥削和雇佣劳动，就是这样对待最彻底的无产者海伦的。

    老马一生既然从未打过工挣过钱，又不能喝西北风，只得靠乞讨度日，让海伦从她娘家弄钱。海伦母亲去世时，给海伦留下一大笔遗产，海伦叔叔去世时又捞到一笔钱，老马喜出望外，立即搬到上流住宅区，很神气了一段时间。但坐吃山空,钱越来越少，只得搬回贫民区，不久又没米下锅了。幸好有好友恩格斯相助，每年给他300英镑，成了他的衣食父母。300英镑对一般普通人家已绰绰有馀，但却不够老马的花销，还得不断地向恩格斯要，有时竟伤了和气。

    恩格斯的女友玛丽去世时，恩格斯很悲痛，写信给马诉说哀思。不料老马回信时仅敷衍式地安慰了老恩一句，马上开始诉苦，说生活困难，要老恩寄钱来。老恩很愤怒，两人就翻了脸。过了好几天，没米下锅，老马扛不住了，只得去信沉痛检讨自己，同时哭穷，老恩不记前嫌，寄给他100英镑，解了燃眉之急，老马也从此学乖，嘴巴变得甜多了。

    马克思最恨资本家，说凡是资本家都是喝工人血的，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一家连同他的理论都是靠资本家养活的，先是靠燕妮家的施舍吃软饭，后来靠恩格斯。恩格斯本人就是个资本家，经营着好几家纺织厂。一边喝着工人的血，一边把血又输进马克思身上。马克思号称是无产阶级的导师，但一生中从未去过一家工厂实地考察体验一下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状况，只是闭门造出一个乌托邦的奇妙理论，为祸人间100多年。至于他如何抄袭、纂改、编造数据已见到有专文评论，兹不赘述。据马克思说他自己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换句话说，他的那套理论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景哥哥

第 110 楼
                                       
                           
                                   
                  
                                                               
                                            恩格斯：享受一龙三凤的快乐生活

    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从未为钱发过愁。他很务实，亲手管理着好几家工厂，压榨工人，积累财富。其父死后，他得到一笔巨款，还有他父亲所有企业利润的20％，是个大阔少。虽然是个社会既得利益者，他却是个反传统反社会的叛逆分子。在他与马克思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宣称要消灭家庭，实行共产制和共妻制。恩格斯更进一步阐述：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也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必将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灭亡。到了共产主义，没有了家庭，人们就有了最自由的性交方式。

    恩格斯既发明了伟大的理论，就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从我做起，宣称一生不结婚，不要家庭。并在曼彻斯特就与玛丽，玛丽的妹妹莉西（Lizzie）还有她们的侄女同居一室，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玛丽姊妹系爱尔兰人，都是恩格斯的纺织厂里的女工，革命导师与阶级姐妹水乳交融，鱼水情深。不像马克思口是心非，只爱资产阶级阔小姐。玛丽姊妹虽然日夜接受着“导师的薰陶和滋润”，但思想境界和阶级觉悟与导师相比，还有这十万八千里的差距。尤其是玛丽，一心想嫁给恩格斯，当个幸福的妻子和资本家的阔太太。但恩格斯党性是何等坚定，决不拿原则作交易，此事成了玛丽心中永远的痛，终于积郁成疾，命归黄泉。临咽气前，玛丽最后一次恳求恩格斯给她一个妻子的名分，否则死不瞑目。面对挚爱自己十多年的爱人，恩格斯终于作了革命的妥协，违心地答应了，且以玛丽希望的宗教仪式举办了婚礼，于是玛丽含笑撒手人寰，由其妹莉西继承遗志，完成她未竟的事业。但莉西没有她姐姐幸运，当了恩格斯一世的情人，从未得到恩格斯的婚姻许诺，玛丽的侄女就更不用说了，但恩格斯在遗嘱中留给她一笔遗产，也算没白忙乎。

    恩格斯十分敬重马克思，当马克思与女仆私通生下亨利而发生家庭危机时，就挺身而出，不惜自污名誉，承认自己是亨利的父亲并承担养育费用。虽然瞒过了世人耳目，但心中颇不自安，亨利明明是马克思辛勤劳动的果实，自己却掠人之美，不劳而获，甚为愧疚。但碍于马克思的请求，又不便说破。后来马克思，燕妮相继去世，自己也是疾病缠身，来日无多，才下决心把真相告诉世人。可那时他的食道癌已到了晚期，已不能说出话来。就挣扎着用笔在一个盘子上写道：“法拉第（即亨利）是马克思的儿子，托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托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在她的心目中父亲是个圣洁高尚的完人，想不到竟会干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