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012年：中国人口危机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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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楼                                  《大国空巢》幻灯片： http://daguokongchao.orangecabin.com/ (定期更新版）http://www.hanminzu.com/doc/daguokongcao.ppt易富贤博客中国专栏：http://vip.bokee.com/name/fuxianyi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易富贤文集: http://guancha.gmw.cn/author.aspx?id=265

二月花香

第 12 楼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本页位置： 光明网-光明观察 首页 > 学术.新知 　　　　　　二胎方案是错误的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9-05-04 16:34:10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易富贤 （中山水寒）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　　　　　　　　　　　　目录　　　　一、与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商榷　　　　二、二胎方案已经证明是错误的　　　　三、叶廷芳提案与纪宝成建议的差别　　　　四、中国人口学界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　　　　五、学者的职责是告知真相　　　　六、放开二胎将使得人口政策变成夹生饭　　　　七、当断立断，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笔者在2003年就认识到计划生育的后果非常严重，2004年明确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笔者一直认为需要彻底停止计划生育而不是仅仅放开二胎。2004年以来多次驳斥了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本文将过去的观点整理在一起，以说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应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能将仅仅放开二胎作为政策选项。　　　　　　一、与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商榷　　　　　　2008年和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连续两年提交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建议将目前的“一孩化”政策逐步（三五年过渡期）转变为“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纪校长说：“现在的情况是，据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低于1.8，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那1.8是一个什么概念？‘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基本上就是1.8。”[1]　　纪宝成校长显然更加相信几十个人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而不相信更加权威的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人民大学的1.6的生育率从哪里来的？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城市生育率为1.23，那么扣除15%的不生育人群外，另外85%的妇女平均生了1.45个孩子，也就是说城市生育妇女接近一半的人生育了2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结论可信吗？即便不生育人口只有5%，那么也有意味着有30%的城市生育妇女生了2胎。请纪宝成校长看看周围的城市家庭是否有如此高比例人口生了二胎。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认为“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可以将生育率提高到1.8。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医学界普遍认为不孕发病率在10-15%，而用当前国际上的不孕率标准口径对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7%[2]。此外，在没有鼓励的情况下，就已经有相当比例单身、丁克等不生育人群。就算以最保守的15%不生育人群（不孕、单身、丁克等）计算，100个妇女只有85个生育孩子，根据纪宝成的建议，每人只能生育2个，那么这100个妇女最多只生育170个孩子，也就是生育率只能在1.7。而这85个生育妇女只要再有5个人响应纪校长提出的“奖励不生育”，那么生育率连1.6都达不到。　　　　　　纪宝成校长显然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成了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其实，世代更替水平是一个变量，不是衡量，取决于婴幼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青少年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等多项指标。比如，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只有3‰到5‰，5岁一下儿童死亡率只有6‰左右，而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和5岁说下儿童死亡率却分别高达30‰、37‰。发达国家出生性别比保持在正常的105左右，而中国出生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就不断攀升，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0-4岁性别比高达123。中国的儿童死亡率、青少年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也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远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需要平均每个妇产生育2.3个以上孩子才能保持世代更替[3]。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翟振武院长也认为 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31或者更高一点”[4]。中国的最佳生育不是1.8，而是2.3以上，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个、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1.8的生育率是非常危险的（何况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可能将生育率提升到1.8的）！　　　　　　依照纪宝成的逐渐过渡、三五年全面放开二胎的观点，意味着绝大多数1970年代的人都丧失了再生育的机会，连1980年代初出生的也已经错过了黄金生育年龄。　　　　　　二、二胎方案已经证明是错误的　　　　　　1、2003年世界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生育率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生育率为1.9。新加坡、韩国1988年的HDI为0.8，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泰国的HDI与中国非常接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现在生育率分别只有1.6。2008年中国的HDI达0.8，人均GDP达2000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各国经验，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很难稳定在1.8。　　　　　　2、越南、朝鲜都是中华文化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朝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生育，但是现在朝鲜生育率只有1.9。越南计划生育比中国晚十几年(生育文化破坏没有中国严重)，都允许生2胎，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多生，执行力度没有中国大，2003年人均购买力只有中国一半，人类发展指数为0.704(相当于中国1997年的水平)，政策生育率高于2.1，但2008年生育率只有1.8了(低于政策生育率)。　　　　　　3、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1989年开始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2个孩子，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5.3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2005年内贾德当选总统，他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虽然伊朗的计划生育只是提倡生育二胎，而总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由于“提倡二胎”的计划生育破坏了生育文化，生育率却难以回升(预计还将继续下降)，2008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伊朗如此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二胎)就已弱不经风，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停止计划生育后伊朗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中国还会出现高的生育高峰？2005年伊朗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59，比中国的0.777还要低，而伊朗在没有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8年生育率只有1.7。　　　　　　4、韩国1962年、台湾1965年仅提倡二胎，但是由于生育文化的破坏，现在虽然在努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1了，后悔莫及。而中国的生育文化遭到多重打击，更加难阻生育率的下降。　　　　　　5、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八百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试点"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了。八百多万人口的长达二十多年的试点难道还不说明问题？　　　　　　6、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由于形成了“生育爬蚤心态”，“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湖北省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在全县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以来，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这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了。　　　　　　7、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认为全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双独可以生二胎，将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其实就算这“近1亿独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分配，那么每年只有370万独生子女（其实不到370万，因为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目前政策只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河南还例外）。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1980年到1990年出生性别比平均为109，那么每年的370万独生子女中只有177万独生女；而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总出生人口2200多万。就是说，今后几年1个育龄独生女面对的是1.1个独生子和5.4个非独生子，她们的配偶是独生子的概率很低，这177万独生女中只有30万左右与独生子结婚，对总人口增加几乎没有影响。即便每年177万独生女全部可以生二胎（政策生育率为2.0，比目前的1.38多0.62），考虑到15%左右的单身、不孕不育人群，也不过多出生93万人口；即便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每年多出生不超过170万人口，相对于上千万总出生人口来说比例也不大，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样的微调不能成为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理由。有人可能会说，城市在1980年开始就是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双独夫妇就很高了。那么，我们看看1980年代出生的城市独生子女到底有多少？中国城镇人口比例1982年为20.6%，1990年为26.23%，2000年为36.09%，2005年为42.99%。就是说，整个1980年代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为23%。以平均25岁生孩子计算，1980年到1990年孩子的母亲是1955年到1965年出生的女孩（共1.01亿，平均每年918万），23%是城市人口的话，每年211万。这些女孩到1980年代是育龄妇女，都生一孩的话，每年出生211万（依105：100的出生性别比计算，每年出生女孩102万），1980年代出生的这些女孩现在开始成为生育妇女。而2005年相对于1980年代来说，城市人口比例增加1倍(而年轻人比例远不止增长1倍)。这增加的城市人口中，大多是农村素质比较高的，他们进城后在婚配选择中并不居于弱势，就是说城市的每年102万的女孩最多只有一半（不到50万）是与城市的男孩结婚，每人多生育1个孩子，每年也只多出生50万。并且1980年代城市人口并不全部是独生子女，那么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城市夫妇平均每年不到50万对，对总人口影响更小。　　　　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说明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够，二胎方案是错误的。为什么要用已证明是错误的方案(二孩政策)取代另一个错误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为什么不直接采纳正确的方案（停止计划生育）？　　　　 三、叶廷芳提案与纪宝成建议的差别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教授联名29位政协委员提交了要求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并做成书面发言，使得该提案的内容得以在3月15日见报，3月16日上电视，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该提案认为：“独生子女不能跟兄弟姐妹一起玩乐，只能成天围着父母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亲情方面包括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等。现在堂、表这些层次都没有了！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 　　叶教授等人的这个提案除了是第一个向外公布的明确提出“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外，还有浓浓的人文气息，该提案必将载入史册。该提案既没有提“逐步过渡”，也没有提“杜绝生三个、严格控制农村地区的多胎生育”，更没有提“奖励不生育”。 叶教授是1930年代出生的，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比较好的传统人文熏导。而后面由于政治运动频繁，1940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多没有接受完整的人文教育。叶教授等人的提案唯一的遗憾的地方是“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必须是自愿），两个正好’方针”，如果不提这一点，将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提案。　　叶教授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当时对网络反思计划生育的观点并不熟悉，他本着自己对人口问题的理解，提出“两个正好”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几十年来计生委开动强大的舆论工具，宣传中国人口会失控、人均资源短缺，叶教授可能对停止计划生育也有顾虑。后面叶教授看了我的观点之后，表示认同我的观点，他说：“目前的计生政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失误!”我想如果叶教授在了解我们网络反思计划生育的观点之后，还能连任政协委员的话，他应该不会只提放开二胎，而会提停止计划生育的提案。　　而纪教授作为人民大学校长，有人民大学人口所为理论后盾，但他所提的人大建议，既缺乏人文关怀（比如“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从人口学角度也还达不到叶廷芳的政协提案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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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楼                                  四、中国人口学界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人口学的主要发源地（以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理论为理论基础）。但是事实表明，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学者几十年来主要“研究成果”都是错误的。从1970年代的刘铮、邬沧萍到现在的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在中国人口政策制定和调整上自始至终都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邬沧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学术泰斗。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邬沧萍教授主要有以下成就[5]：　　1、在1979年撰写了全国第一份人口研究报告，"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后患无穷。　　2、率先提出了"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的理论，这一极为荒谬的观点误导了几代决策层。　　3、虽然提出了"未富先老"这个概念，但是却用“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的思路“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来解决。　　4、参加了十一五规划，做出结论，还是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现在中国生育率是1.8（篡改的数据），认为在十一五时期，就是到2010年以前，还是稳定在1.8这个水平为好。从而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　　　　　　2004年于学军提出“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被邬沧萍在媒体上骂了一通，认为于学军只能代表个人[6]。　　　　　　邬沧萍在《同舟共进》杂志2009年第4期发表文章《合理控制人口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再次反对调整人口政策，他认为：“用放宽生育率的方法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过是‘扬汤止沸’”[7]。邬沧萍的这一观点与翟振武以前提出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在2006年就驳斥了翟振武的这一观点以及其他更为荒谬的观点[8]。　　　　其他主流人口学家也一样，在国际国内权威刊物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是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比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但是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曾毅等人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女婴漏报。国家计生委在1994年公布的《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国家计生委的这一观点就是采用曾毅等人的分析结论和观点。现在证明是错误的，连国家计生委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出生性别比确实严重失衡。他们的错误理论导致中国错过了治理性别比的时机。　　　　　　1992年调查第一次出现低生育率时，曾毅等主流人口学家在国际国内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出生漏报。他们的“成果”误导性非常大，国家计生委一直用类似的思路一次次将1.2到1.3的超低生育率篡改成1.8，从而一再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现在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漏报”的孩子并没有找回来，国家统计局多次调查和人口普查结果都显示当年确实是低生育率。　　　　　　胡鞍钢在1980年代就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为计划生育提供理论依据。1999年胡鞍钢向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9]。　　　　　　海涅说过：“我相信妨碍大多数德国学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论述宗教和哲学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乏才能。我相信他们不敢把自己思维的种种结果告诉人民，是由于他们对这些结果有所顾虑。”现在一些学者只敢提二胎，是因为他们对停止计划生育有顾虑。比如现在曾毅、胡鞍钢等人又臆想调整人口政策会出现堆积高峰，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提出“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这一看似开明的建议，其实是让现在的绝大多数育龄人口基本没有生育二胎的机会）。曾毅说：“我在很多学术会议上也反复的强调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人口增长一定要非常慎重，千万不能够“一窝蜂”的一下子来个突然的改变，因为人口问题有一个关系，而且可能会产生堆积的问题，如果你突然一下子把政策放宽，大家都来生男孩，那你这个麻烦了，一两年之内产生生育高峰，大批的孩子就集中到这一两年，等这些孩子长到4、5岁要上幼儿园了，幼儿园紧张，上小学了，学校没有，但是等这些人一过了，你新盖的又空了，整个社会会带来很大的混乱，所以我非常赞成现在政府的决策就是要慎重，要充分的研究，要充分的试点，逐步的来完善，而且我一直主张要继续抓紧晚婚晚育这个人口问题治理和把关，因为有晚婚晚育就不会造成这种堆积，造成这种短时间的失控。”[10]胡鞍钢说：“调整生育政策，至少需要花一代人时间，并且需要精心设计，同时要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支持和监督，总结经验、稳步实施，不应急于一下子推开，以免引起国内外强烈震动。”[11] 　　　　　　由于“学术爬蚤心态”，这些年来一些开明派学者胆战心惊地多次向中央建议，“在国家计生委指导下”，“经过试点”，“先点后面”，有条件地逐步放开二胎，防止多孩。他们的建议甚至还不如纪宝成的提议。依照他们的“试点”、“逐渐过渡”的观点（1980年代，八百多万人口的二胎试点，一试就二十多年，难道还不够？），1970年代出生的根本没有生育二胎的希望。　　　　　　而计生委系统和保守派人口学家却“非常自信”，他们也给中央上了书，呼吁稳定现行政策不动摇。最后中央采纳的是保守派的观点。“十一五规划”时人口政策纹丝不动。中国社科院全部委员程恩富与一些保守派人口学家合作，更是得出了要实行比现在更加严格计划生育的结论。程恩富在200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理直气壮”地正式提交了“城乡一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建议，并在媒体高调宣传[12]。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认为计划生育计划掉了3亿多人，但还不够[13]；魏津生（国务院参事、国家计生委人口杂志社社长）认为现行生育政策在“十二五”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不能变[14]。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更是提出要将中国人降低到3亿。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杨支柱先生感叹说：“没研究的气壮如牛，有研究的心惊胆战”。　　　　　　笔者对人口学界的这种保守观点虽然也一直很气愤，但是也还是有一些理解。因为就像三只小猪的故事一样，大家都是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笼子里面的小鸟，农民和自由职业者是稻草笼子里的小鸟（毕竟还有相当部分勇敢的小鸟能够冲出笼子），公务员、国企单位的员工是木头笼子的小鸟（冲出笼子的可能性大为减少），而人口学界是铁笼子里面的小鸟。中国人口学会的名誉会长、会长都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常务副会长是国家计生委副主任，人口学界的所有利益都捏在计生委手上，人口学学界向中央的一些提议都还是委托计生委代为提交的；人口学界超生率都几乎为零，就更加没有从理论上冲出笼子、颠覆笼子的能力和勇气了。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总结说：“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苟且偷生真要义，理直气壮说假话。”稻草笼子和木头笼子的绝大多数小鸟连超生都不敢，那么也就不要过于苛求铁笼子的小鸟的勇气了（他们在笼中叽叽喳喳叫几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他们需要有比常人更大的勇气才能做到这一点）。只能说，大家都不容易。　　　　　　由于人口问题的高度远远高于铁笼子，而铁笼中的小鸟连笼子都没有冲出过，更没有在人类屋顶上站过，那么也就别指望他们对人口问题有什么前瞻性的观点了（从人口学泰斗邬沧萍、中华人口奖获得者曾毅等人的观点就可见一斑）。因此颠覆笼子的任务根本不能苛求铁笼中的小鸟（他们如果能够使上一点力就不错了），而只能指望铁笼外的力量（非人口学科）。但是比较滑稽的社会现实是，铁笼外的民众、社会贤达（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和媒体人士却反而一个劲地往铁笼里钻，附和着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给人一种假象：只有独生子女政策是错误的，而二胎方案是正确的。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这些年来，人口学界胆战心惊地提了很多个“逐渐过渡”的二胎方案，但是在计生委和保守派人口学家的大胆狙击下，人口政策纹丝不动（“无所得矣”）。如果人口学界真的是想调整人口政策，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心安，那么就不应该只提放开二胎了！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家是“纯粹的江湖骗子”。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讲过:“我学习经济学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们的骗。”其实在国际上，人口学比经济学更加不成熟，所有人口理论的实践者（如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伊朗、越南、中国大陆），从长远看，都是受害者。而没有受人口理论影响的印度、巴西等国，却相对来说能够保持比较好的人口结构。这是因为国际人口学也是建立在马尔萨斯理论基础上的，国际主流人口学家也不过是马尔萨斯笼子里的小鸟，现在这些小鸟们仍然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出共鸣声：呼吁发展中国家积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　　药理学虽然也出过错，比如反应停事件，但是如果没有药理学这个学科，不可能有大量新药研制出来，因此整个学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从来就没有人口学这门学科，世界人口问题不会比现在差。韩国人口政策调整也因为人口学家的参与而变成了夹生饭。就是说，人口学的过去是黑暗的，是一门不应该存在的学科。人口政策攸关每一个家庭的利益，涉及到很多学科内容，对人口政策调整最没有发言权的恰恰是人口学界。　　　　　　可见，主流人口学家根本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他们过去的观点一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现在还迷信他们的观点？　　　　　　五、学者的职责是告知真相　　　　学者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判断，而不是根据价值判断。学者的作用是告知真相，高举明灯，引导民意，而不是跟着民意走。虽然普通老百姓和决策层暂时不一定走得那么远，但是如果有明灯在那里，至少让大家知道了方向。如果学者提前“妥协”自己的观点，等于自己将水搅浑，那么决策层和公众怎么能够知道人口真相？　　　　　　一些学者内心确实是以为“妥协”容易为决策层接受。而另外一些人口学家与其说是为了政策连续，为了让政府容易接受，不如说是自己的认识不足，缺乏反省过去观点、与过去错误观点决裂的勇气。他们表面上是为政府找台阶，其实是为自己找台阶，将责任往决策层推。与其说是妥协，不如说是“误导”。人口学界妥协了十多年，也误导了十多年。民族的衰亡往往从学者的短视开始！人口学家要学“发扬”的左宗棠，不要学“忍耐”的李鸿章。　　　　　　有什么样的认识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结论。梁中堂1979年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提出用二胎方案替代独生子女政策；李建新教授多年前也提出放开二胎。在当初那种时代背景下，他们提出二胎方案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认识的深入，梁中堂明确提出“不如让人们自由决定婚育”[15]，李建新提出“开放生育政策，天塌不下来！”[16]　　　　　　战略的准确比战术的精确更为重要。战术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的（名校出经理），但是战略能力却不容易通过学习而提高（只有10%的企业家毕业于名校）。但是中国的学界普遍“重战术”而“轻战略”。梁中堂在战术能力可能不如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但是在战略上他却远远比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站得更高。比如曾毅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有数据有模型，完全可以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好几篇文章，但是从战略角度看，还不如梁中堂1980年代的二胎方案。梁中堂1980年代的二胎方案虽然也是妥协方案，但是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进步，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梁中堂教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积极上书让中央采纳他的观点试点，其道德勇气和政治勇气是非常令人敬佩的！现在停止计划生育也难以防止人口锐减，而网络民意也已经觉醒，停止计划生育的呼声已经很高，笔者的停止计划生育的提案在2009年人民网E两会3691个提案中高居榜首[17]。这个时候提二胎方案从微观上看似乎仍然是进步力量，但是从宏观上看其实是阻碍力量了。民意可用，要利用强大的民意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要将停止计划生育的民意稀释成“放开二胎”。　　　　　　学术研究（research）本身就是探索的过程，Search + search = research。尤其是中国人口学生存环境非常差，在过去那种为计划生育服务的宏观指导思想下，学者得出一些错误结论是难免的，不必苛求他们过去的观点都正确。人口学者应勇于修正自己过去的一些观点，而不必有太多的顾虑。应该面向未来，而不应拘泥于与过去观点的衔接。人口学必须浴火重生，学者要勇于冲出铁笼、违师背祖（中国人口学的祖师是马尔萨斯、马寅初、宋健、田雪原等人），而不能抱残守阙。梁中堂、郭志刚、陈友华、穆光宗、李建新等人也确实是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的，开展独立研究，他们让人敬佩和感动！还有更多的年轻学者正在“违师背祖”，他们是中国人学的希望！　　　　　　中国人口学的当务之急是逆转研究方向，摆脱新马尔萨斯人口论束缚。方向转变之后，中青年人口学者再精刻细雕，完善新人口理论。旧人口学是一门走入死胡同的学科。新人口学却有光明的未来，由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高度相关（比如美国的保险业就高度重视人口结构），今后的人口学将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

零蛋哥

第 14 楼                                  四、中国人口学界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人口学的主要发源地（以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理论为理论基础）。但是事实表明，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学者几十年来主要“研究成果”都是错误的。从1970年代的刘铮、邬沧萍到现在的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在中国人口政策制定和调整上自始至终都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邬沧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学术泰斗。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邬沧萍教授主要有以下成就[5]：　　1、在1979年撰写了全国第一份人口研究报告，"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后患无穷。　　2、率先提出了"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的理论，这一极为荒谬的观点误导了几代决策层。　　3、虽然提出了"未富先老"这个概念，但是却用“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的思路“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来解决。　　4、参加了十一五规划，做出结论，还是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现在中国生育率是1.8（篡改的数据），认为在十一五时期，就是到2010年以前，还是稳定在1.8这个水平为好。从而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　　　　　　2004年于学军提出“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被邬沧萍在媒体上骂了一通，认为于学军只能代表个人[6]。　　　　　　邬沧萍在《同舟共进》杂志2009年第4期发表文章《合理控制人口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再次反对调整人口政策，他认为：“用放宽生育率的方法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过是‘扬汤止沸’”[7]。邬沧萍的这一观点与翟振武以前提出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在2006年就驳斥了翟振武的这一观点以及其他更为荒谬的观点[8]。　　　　其他主流人口学家也一样，在国际国内权威刊物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是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比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但是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曾毅等人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女婴漏报。国家计生委在1994年公布的《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国家计生委的这一观点就是采用曾毅等人的分析结论和观点。现在证明是错误的，连国家计生委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出生性别比确实严重失衡。他们的错误理论导致中国错过了治理性别比的时机。　　　　　　1992年调查第一次出现低生育率时，曾毅等主流人口学家在国际国内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出生漏报。他们的“成果”误导性非常大，国家计生委一直用类似的思路一次次将1.2到1.3的超低生育率篡改成1.8，从而一再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现在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漏报”的孩子并没有找回来，国家统计局多次调查和人口普查结果都显示当年确实是低生育率。　　　　　　胡鞍钢在1980年代就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为计划生育提供理论依据。1999年胡鞍钢向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9]。　　　　　　海涅说过：“我相信妨碍大多数德国学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论述宗教和哲学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乏才能。我相信他们不敢把自己思维的种种结果告诉人民，是由于他们对这些结果有所顾虑。”现在一些学者只敢提二胎，是因为他们对停止计划生育有顾虑。比如现在曾毅、胡鞍钢等人又臆想调整人口政策会出现堆积高峰，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提出“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这一看似开明的建议，其实是让现在的绝大多数育龄人口基本没有生育二胎的机会）。曾毅说：“我在很多学术会议上也反复的强调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人口增长一定要非常慎重，千万不能够“一窝蜂”的一下子来个突然的改变，因为人口问题有一个关系，而且可能会产生堆积的问题，如果你突然一下子把政策放宽，大家都来生男孩，那你这个麻烦了，一两年之内产生生育高峰，大批的孩子就集中到这一两年，等这些孩子长到4、5岁要上幼儿园了，幼儿园紧张，上小学了，学校没有，但是等这些人一过了，你新盖的又空了，整个社会会带来很大的混乱，所以我非常赞成现在政府的决策就是要慎重，要充分的研究，要充分的试点，逐步的来完善，而且我一直主张要继续抓紧晚婚晚育这个人口问题治理和把关，因为有晚婚晚育就不会造成这种堆积，造成这种短时间的失控。”[10]胡鞍钢说：“调整生育政策，至少需要花一代人时间，并且需要精心设计，同时要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支持和监督，总结经验、稳步实施，不应急于一下子推开，以免引起国内外强烈震动。”[11] 　　　　　　由于“学术爬蚤心态”，这些年来一些开明派学者胆战心惊地多次向中央建议，“在国家计生委指导下”，“经过试点”，“先点后面”，有条件地逐步放开二胎，防止多孩。他们的建议甚至还不如纪宝成的提议。依照他们的“试点”、“逐渐过渡”的观点（1980年代，八百多万人口的二胎试点，一试就二十多年，难道还不够？），1970年代出生的根本没有生育二胎的希望。　　　　　　而计生委系统和保守派人口学家却“非常自信”，他们也给中央上了书，呼吁稳定现行政策不动摇。最后中央采纳的是保守派的观点。“十一五规划”时人口政策纹丝不动。中国社科院全部委员程恩富与一些保守派人口学家合作，更是得出了要实行比现在更加严格计划生育的结论。程恩富在200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理直气壮”地正式提交了“城乡一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建议，并在媒体高调宣传[12]。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认为计划生育计划掉了3亿多人，但还不够[13]；魏津生（国务院参事、国家计生委人口杂志社社长）认为现行生育政策在“十二五”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不能变[14]。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更是提出要将中国人降低到3亿。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杨支柱先生感叹说：“没研究的气壮如牛，有研究的心惊胆战”。　　　　　　笔者对人口学界的这种保守观点虽然也一直很气愤，但是也还是有一些理解。因为就像三只小猪的故事一样，大家都是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笼子里面的小鸟，农民和自由职业者是稻草笼子里的小鸟（毕竟还有相当部分勇敢的小鸟能够冲出笼子），公务员、国企单位的员工是木头笼子的小鸟（冲出笼子的可能性大为减少），而人口学界是铁笼子里面的小鸟。中国人口学会的名誉会长、会长都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常务副会长是国家计生委副主任，人口学界的所有利益都捏在计生委手上，人口学学界向中央的一些提议都还是委托计生委代为提交的；人口学界超生率都几乎为零，就更加没有从理论上冲出笼子、颠覆笼子的能力和勇气了。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总结说：“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苟且偷生真要义，理直气壮说假话。”稻草笼子和木头笼子的绝大多数小鸟连超生都不敢，那么也就不要过于苛求铁笼子的小鸟的勇气了（他们在笼中叽叽喳喳叫几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他们需要有比常人更大的勇气才能做到这一点）。只能说，大家都不容易。　　　　　　由于人口问题的高度远远高于铁笼子，而铁笼中的小鸟连笼子都没有冲出过，更没有在人类屋顶上站过，那么也就别指望他们对人口问题有什么前瞻性的观点了（从人口学泰斗邬沧萍、中华人口奖获得者曾毅等人的观点就可见一斑）。因此颠覆笼子的任务根本不能苛求铁笼中的小鸟（他们如果能够使上一点力就不错了），而只能指望铁笼外的力量（非人口学科）。但是比较滑稽的社会现实是，铁笼外的民众、社会贤达（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和媒体人士却反而一个劲地往铁笼里钻，附和着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给人一种假象：只有独生子女政策是错误的，而二胎方案是正确的。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这些年来，人口学界胆战心惊地提了很多个“逐渐过渡”的二胎方案，但是在计生委和保守派人口学家的大胆狙击下，人口政策纹丝不动（“无所得矣”）。如果人口学界真的是想调整人口政策，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心安，那么就不应该只提放开二胎了！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家是“纯粹的江湖骗子”。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讲过:“我学习经济学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们的骗。”其实在国际上，人口学比经济学更加不成熟，所有人口理论的实践者（如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伊朗、越南、中国大陆），从长远看，都是受害者。而没有受人口理论影响的印度、巴西等国，却相对来说能够保持比较好的人口结构。这是因为国际人口学也是建立在马尔萨斯理论基础上的，国际主流人口学家也不过是马尔萨斯笼子里的小鸟，现在这些小鸟们仍然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出共鸣声：呼吁发展中国家积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　　药理学虽然也出过错，比如反应停事件，但是如果没有药理学这个学科，不可能有大量新药研制出来，因此整个学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从来就没有人口学这门学科，世界人口问题不会比现在差。韩国人口政策调整也因为人口学家的参与而变成了夹生饭。就是说，人口学的过去是黑暗的，是一门不应该存在的学科。人口政策攸关每一个家庭的利益，涉及到很多学科内容，对人口政策调整最没有发言权的恰恰是人口学界。　　　　　　可见，主流人口学家根本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他们过去的观点一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现在还迷信他们的观点？　　　　　　五、学者的职责是告知真相　　　　学者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判断，而不是根据价值判断。学者的作用是告知真相，高举明灯，引导民意，而不是跟着民意走。虽然普通老百姓和决策层暂时不一定走得那么远，但是如果有明灯在那里，至少让大家知道了方向。如果学者提前“妥协”自己的观点，等于自己将水搅浑，那么决策层和公众怎么能够知道人口真相？　　　　　　一些学者内心确实是以为“妥协”容易为决策层接受。而另外一些人口学家与其说是为了政策连续，为了让政府容易接受，不如说是自己的认识不足，缺乏反省过去观点、与过去错误观点决裂的勇气。他们表面上是为政府找台阶，其实是为自己找台阶，将责任往决策层推。与其说是妥协，不如说是“误导”。人口学界妥协了十多年，也误导了十多年。民族的衰亡往往从学者的短视开始！人口学家要学“发扬”的左宗棠，不要学“忍耐”的李鸿章。　　　　　　有什么样的认识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结论。梁中堂1979年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提出用二胎方案替代独生子女政策；李建新教授多年前也提出放开二胎。在当初那种时代背景下，他们提出二胎方案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认识的深入，梁中堂明确提出“不如让人们自由决定婚育”[15]，李建新提出“开放生育政策，天塌不下来！”[16]　　　　　　战略的准确比战术的精确更为重要。战术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的（名校出经理），但是战略能力却不容易通过学习而提高（只有10%的企业家毕业于名校）。但是中国的学界普遍“重战术”而“轻战略”。梁中堂在战术能力可能不如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但是在战略上他却远远比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站得更高。比如曾毅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有数据有模型，完全可以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好几篇文章，但是从战略角度看，还不如梁中堂1980年代的二胎方案。梁中堂1980年代的二胎方案虽然也是妥协方案，但是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进步，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梁中堂教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积极上书让中央采纳他的观点试点，其道德勇气和政治勇气是非常令人敬佩的！现在停止计划生育也难以防止人口锐减，而网络民意也已经觉醒，停止计划生育的呼声已经很高，笔者的停止计划生育的提案在2009年人民网E两会3691个提案中高居榜首[17]。这个时候提二胎方案从微观上看似乎仍然是进步力量，但是从宏观上看其实是阻碍力量了。民意可用，要利用强大的民意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要将停止计划生育的民意稀释成“放开二胎”。　　　　　　学术研究（research）本身就是探索的过程，Search + search = research。尤其是中国人口学生存环境非常差，在过去那种为计划生育服务的宏观指导思想下，学者得出一些错误结论是难免的，不必苛求他们过去的观点都正确。人口学者应勇于修正自己过去的一些观点，而不必有太多的顾虑。应该面向未来，而不应拘泥于与过去观点的衔接。人口学必须浴火重生，学者要勇于冲出铁笼、违师背祖（中国人口学的祖师是马尔萨斯、马寅初、宋健、田雪原等人），而不能抱残守阙。梁中堂、郭志刚、陈友华、穆光宗、李建新等人也确实是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的，开展独立研究，他们让人敬佩和感动！还有更多的年轻学者正在“违师背祖”，他们是中国人学的希望！　　　　　　中国人口学的当务之急是逆转研究方向，摆脱新马尔萨斯人口论束缚。方向转变之后，中青年人口学者再精刻细雕，完善新人口理论。旧人口学是一门走入死胡同的学科。新人口学却有光明的未来，由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高度相关（比如美国的保险业就高度重视人口结构），今后的人口学将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

好哥哥

第 15 楼                                  六、放开二胎将使得人口政策变成夹生饭　　　　人口是国家的根本。从历史角度看，现在人口政策微小的差异，其后果的差异都是巨大的。人口政策的失误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纪宝成校长提出三五年之后才全面放开二胎，对于这个二胎政策到底延续多长，没有下文。我想作为一项政策，至少需要稳定10年（如果二胎政策只执行三五年的话，那还不如一次性停止计划生育），也就是到2025年左右才有望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学界的“逐渐过渡”比纪宝成还要保守。汪苹委员2009年的提案比纪宝成的提案要开明，她提出现在立即放开二胎，在20至30年间，逐步放开至没有生育限制。依照汪苹委员的提案，也要到2030年之后才能完全停止计划生育。　　目前20-29岁育龄妇女超过1亿，但是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而从2010年开始，20-29岁育龄妇女人数将直线下降，到2025年只有6000万（每年600万），下降40%。即便放开二胎，生育率也难以稳定在1.6。就算以纪宝成教授的1.8的生育率计算，那么每年出生人口也将从1800万急剧下降到2025年的1000万左右。而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将出现一个长达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放开二胎不但近期都难以防止人口减少，并且将使得今后的育龄妇女数量不足，无法应对人口泄洪。　　　　笔者一直认为，多样性非常重要，笔者在《环球》杂志2009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多样比完美更重要[18]。陈友华教授认为生育的多样性尤为重要。生育的多样性是人类能够繁衍下来的重要保证，古代很多妇女生育十多个，但是也有很多妇女的孩子全部夭折，由于生育的多样性，人类社会能够繁衍下来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现在美国有生育18个孩子的夫妇，但是更有大量单身和丁克，由于生育的多样性，使得美国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1附近。韩国现在生育率只有1.1，但是仍然有生育13个孩子的夫妇；如果韩国没有生育多样性，那么韩国的生育率将连0.8都达不到。而二胎方案与独生子女一样破坏了生育的多样性，中国生育率根本不可能如纪宝成所说的稳定在1。8，而是不断下降，在可预见的将来将连1.1都难以维持。　　　　放开二胎，不能有效“稀释”光棍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性别比不断攀升。1980年以后的出生人口中，累计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万以上。这三千多万光棍的存在将使得今后家庭不稳定，很多家庭将长期处于内战状态。而解决性别比问题，除了停止计划生育外（通过婚姻的时差现象），别无他法。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够的。1980年到2009年是“制造”光棍的年段，这个时段的育龄母亲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育龄妇女高峰，而2010年开始，育龄妇女将急剧减少（2025年的20-25岁育龄妇女将不到1992年的一半），所生女孩数本身就少，而积累的光棍数是三千万。如果仅仅只是放开二胎的话，所生的女孩绝对数更是非常有限，更难以稀释积累的男光棍。　　　　放开二胎，由于大幅增加出生人口，不能有效缓解老年化。　　放开二胎，生育权只得到部分归还，还有很多问题（如强制结扎、上户口、准生证、罚款等）是无法解决的。现在农村有一半的人本来就可以生二胎，仅仅放开二胎的话，这一半农村人口根本没有获益。　　　　七、当断立断，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韩国1962年开始提倡二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1990年代初期只徘徊在1.65左右。1996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调整人口政策，放开对生育的限制，这本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但是可惜的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强调“政策连续性”，担心会出现“堆积生育高峰”，滑稽地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6，提出要“稳定低生育率”、“关爱女孩”，缩手缩脚，没有逆转生育文化，没有出台提升生育率的的政策，韩国的人口政策变成了夹生饭，生育率不升反降，生育率下降到2000年的1.47和2005年的1.08。本来金泳三有望因为调整人口政策而成为韩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人口政策调整变成夹生饭，没有任何政绩可言。　　　　台湾、新加坡等地的人口政策调整也静悄悄了，没有逆转生育文化，以致生育率不断下降，现在只有1.1左右了。　　　　韩国、台湾、新加坡、伊朗等地仅仅是因为提倡二胎，生育文化就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已经三十年了，漫天铺地的计划生育宣传已经使得少生文化在民众心里根深蒂固。从长阳、五峰、新疆建设兵团等地情况看，仅仅放开二胎根本无法撼动生育文化，也因此难以真正提升生育率。　　　　笔者担心的是，即便中国真的停止计划生育，但是用一个肯定过去计划生育的成就、平稳过渡的方式，由于不能触动生育文化，那么今后生育率也很难提升。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　　　　人口政策的调整不要拘泥于政策连续性，不要先仅仅放开二胎（尤其是不要采纳“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过五、十年又调一次人口政策。老子曾经说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左传》叔向也说，“国将亡，必多制”。频繁地改动法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容易让利益集团“挟法以自肥”。仅放开二胎一方面对政策没有震动力，一方面将使得人口政策调整变成夹生饭，今后将非常被动。即便真的放开二胎，很快就会形成制度定势，漫长的时间内又将难以改正。1980年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依照一些中央高层的说法，是只能实行15年（邓小平等领导也说只能实行30年），并且在13大报告中根本没有提"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但是一旦形成利益集团，制度就必然形成定势，独生子女政策快30年了还没有废除；八百万人口的二胎试点，二十多年了，还只是试点。　　　　由于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阻拦，中国早已错过了最佳的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已经太晚了，如果再用“二胎方案”耽误一段时间，那么是万劫不复了！　　　　计生委利益集团的阻拦是天然的，根本不必看他们的眼色。关键是需要依赖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3月13日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也指出，中国的人口优势是发展的重要条件。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方论坛都允许讨论“停止计划生育”。可见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不在高层，而在计生委和人口学界。　　　　2008年国家部委编制调整，国家计生委缩编到只有143个，不到国家发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国家计生委也说，全国计生系统也只有50万（相当部分还是兼职）。撤销计生委并不是难事。并且不能因为顾忌到这50万人的利益，而每年损失数百万可世代相传的人口。对于社会来说，停止计划生育和放开二胎的冲击力是一样的。对于决策层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而放开二胎将使得人口政策变成夹生饭。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不见得比放开二胎大（停止计划生育，等于无视计生委；放开二胎，时刻面临计生委的阻力）。　　　　当年大跃进的时候，如果当时决策层采纳学者“妥协”、“政协连续性”的观点而逐渐过渡政策，那么情况会怎么样？人命关天的事情能够“过渡”吗？　　　因此这次人口政策调整要面向未来，高调停止计划生育，轰轰烈烈，给大众一击惊醒，逆转生育文化。　　　　注释：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

haoma

第 16 楼                                  我2010年5月31日回国，7月16日返回美国。6月4日到7月5日这一个月时间内，先后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传知行研究所、改革内参、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乌有之乡、中南大学、西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与腾讯网合办的燕山大讲堂、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机构讲演，呼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并受重庆市政府的邀请去重庆交流。回国期间，拜访了各界社会贤达。接受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新华社、第一财经电视、中国经济时报、第一财经日报、东方早报、商业周刊等多家媒体采访。但由于时间原因，错过了另外几个讲座和袁隆平教授的接见。下面是我此次回国的详细行程。请到下面网站下载《2010年易富贤回国行程详录》(文件名：2010summer.doc)：http://daguokongchao.orangecab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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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楼                                  凤凰卫视8月12日播出《易富贤：中国人口危机2012年将全面爆发》=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可通过下面网站观看视频：http://v.ifeng.com/opinion/china/201008/766cd17c-3223-476d-8e07-0b2c4479bb1c.shtml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8/13/1943893_0.shtml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YMzQ2NorxA/第一财经电视2010年6月4日采访的视频：=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http://video.sina.com.cn/v/b/37209475-1570296191.htmlhttp://v.ku6.com/show/Us7aaMzsP9A9L7VQ.html[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9-2 11:35:10编辑过]

qiyi

第 18 楼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12/30/content_1030084.htm本页位置： 光明网-光明观察 首页 > 学术.新知 神州陆沉，谁任其责？-人口学界无能无信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9-12-30 02:23:15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王衍（256~311年），字夷甫，西晋大臣，名士。当他还在幼年时，有一次去拜访当时的名士山涛。王衍离开的时候，山涛感慨说：“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不知道是哪位老妇人，竟然生出了这样的好儿子！然而误尽天下老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啊！）王衍才华横溢，容貌俊雅，一心企求玄虚悠远，从来不谈利字，有很好的名望。王敦称赞他说：“夷甫处在人群之中，犹如明珠美玉落在瓦片石块之间。”顾恺之在王衍的画像上作赞词，也称赞他人品如青山耸峙，千仞壁立。晋武帝司马炎听到王衍的名声，就问王戎当世哪个人可以跟王衍相比，王戎说：“没有见到当世谁能跟王衍相比，应该从古人中去寻求。”对他十分推重。但据《晋书.王衍传》说，王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西晋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大纷争。晋武帝死后，惠帝即位，皇后贾南风掌权，爆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当时王衍任宰相，专谋自保。他的女儿是愍怀太子司马遹的妃子，愍怀太子被贾后所诬陷，王衍却不能拼死坚持正义，竟随即要求离婚。八王之乱引起政局的动荡，导致五胡乱华，使西晋局势岌岌可危。王衍虽然担任国家宰相的重任，但是却不认真考虑国家的治理，只想方设法保全自己。当时有见识的人都很鄙视他。五胡乱华的时候，众人共同推举他为元帅，王衍认为这时战争频繁，惧怕因而不敢担当。不久，五胡之一的石勒灭西晋，史称“永嘉之乱”。王衍被俘，向石勒陈说了西晋败亡的原因，并说责任不在自己，自己是“自少不豫事”，并劝石勒称帝，想求自身避免祸患。石勒怒曰:“君名著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罪。”王衍终于被杀。王衍临死前说：“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虚浮，戮力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我们即使不如古人，平时如果不崇尚浮华虚诞，勉力来匡扶天下，也不至于到今天的地步）。王衍身居三公之位，但却喜好清谈，明哲保身，不作为，影响一代民风和官风，引发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汉民族几乎灭绝，王衍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衍去世几十年以后，东晋大将桓温北伐时，在中原登临远眺，感慨地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国土失陷，中原百年来成为一片废墟，王衍等人摆脱不了他们的罪责）。参谋袁宏为王衍开脱说：“天命运数自有兴废，不一定是那些人的过错。”桓公凛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桓公沉下脸色，环顾四周凛然说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荆州刘表？他有一头重达千斤的肥牛，吃食料是普通牛的十倍，但负重行远，还不如一头瘦弱的母牛。曹操攻破荆州的时候，宰了这头牛，犒劳士卒，在当时没有人不拍手称快的。”）中国人口学界就是现代版的王衍。中国人口危机如此严重，就是这群“千斤之牛”的“功劳”！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决策层有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强烈愿望，但心里是没有底，召开五次座谈会进行论证，经过宋健、田雪原的"科学诠释"，决策层才下决心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但是毕竟还心虚，一些领导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只能实行15年，最高决策层并在1980年代中期批准梁中堂等人的建议，在全国两百多个地方试点二胎，13大报告中根本没有提"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但是随着田雪原、邬沧萍、胡鞍钢、翟振武、曾毅等人口学家的"深入论证"，决策层越来越相信独生子女政策是"科学合理"的，1989年之后取消了大多数二胎试点，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也变得心安理得了。1980年代，人口学界和计生委一再提议要制定计划生育法，但是当时的决策层坚决反对；比较滑稽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了，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了，反而于2001年制定了计划生育法。 自从1980年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对"权威"迷信的"专家治国"文化。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人口学是一门宏观学科，足以指导人口政策。无论是政界、媒体界、学术界，一提到人口问题，就说需要征求人口学家们的意见，寄希望于人口学家拿出合适的方案出来。而人口学家们也"不负众望"，大言不惭地指手画脚，好像真能提供有价值的观点一样。事实却并非如此，人口学（Demography）的英文定义：Demography is the statistical study of all populations.可见人口学家只是统计学的一个分支，而统计学又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性质决定了人口学只是一门很不成熟的"术"的学科，根本无力承担"策"的重担。就像不能因为冠以"宇宙"的名称就能代表宇宙一样，"人口学"其实是根本解决不了人口问题的。人口政策是国家的大政策，其影响超过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需要大视野，需要战略眼光，人口学最多只能充当一个小配角。何况中国人口学界习惯于在核桃壳里做道场，连"术"都做不好，是无力指导人口政策的。将人口政策调整的重担交给人口学界，等于是赶鸭子上架。 尤其是中国人口学科从一开始就是为计划生育服务，学术上一直受制于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学术标准，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会长都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常务副会长是现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人口学科的唯一学部委员田雪原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副总设计师。人口学科的基金、荣誉全部来自国家计生委，人口学界已经与国家计生委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在这种学术框架下，在几十年"不争论"（经不起争论）的政策压力下，人口学界早已形成了爬蚤心态。将人口政策交给人口学界和计生委来决定，就像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 一些具有"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几百年、上千年也难以争论出一个对错；而人口学是一门注重实证的微观学科，是一门"事实判断"的学科，人口学的成果只需要几年时间就能获得验证。但是中国人口学却被国家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赋予了浓重的"价值判断"的色彩。因此中国人口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学，而是"政治人口学"。由于有了"价值判断"的色彩，就无法完成"事实判断"的本职任务，一再为了"价值"而篡改"事实"。本来应该是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来验证人口学界的观点，但是比较滑稽的是，中国人口学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篡改客观数据的历史。 人口数据最权威的是人口普查，其次是每五年一次的1%人口抽样调查，然后是年度千分之一抽样调查。199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38万人调查申报的全国1991年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5和1.52，大大低于替代水平，人口学家们不相信38万人调查的结果；曾毅等人口学家率先将生育率篡改成1.8。于是大家期待着1995年国家统计局的"小普查"结果，然而结果令人失望，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连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56了；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又将生育率篡改成1.8。大家又等待2000年人口普查，然而结果更令他们吃惊，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到1.22；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又将生育率篡改成1.8。大家又等待2005年的"小普查"，然而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33。年度千分之一抽样调查也证实生育率只有1.2-1.3。 如果承认1992年和1995年的客观资料，那么在1996年开始的九五规划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由于资料被篡改成1.8了，人口政策就纹丝不动。如果承认2000年的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这是最可靠的资料了），2001年开始的十五规划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了，但是由于生育率被篡改成1.8，而胡鞍钢等人又特别上书中央要求千万不要调整人口政策。 2003年之后决策层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允许我们在网络（从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官方网站开始）质疑计划生育，质疑生育率资料，我们在网上已经造成很大的声势， 2004年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刊物也发表我的文章，人民网请我主持节目讨论人口政策调整。2004年中央成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本意是准备调整人口政策，将民族的千秋命运交给这个三百多人的战略组（就像当年推举王衍为元帅抗击五胡一样）。我当时真的以为会调整人口政策。但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胆大包天，根本无视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又一次将生育率篡改成1.8，并根据1.8的生育率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结果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没有调整人口政策。如果2006年能够停止计划生育，绝对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可惜这个政治大礼包硬是被三百多位人口学家撕得粉碎，现在他们又故伎重演，想用二胎方案来阻止停止计划生育。 几十年的实践表明，中国人口学界根本没有为人口政策作出正确建议的信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邬沧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学术泰斗。率先提出了"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的理论，这一极为荒谬的观点误导了几代决策层。 田雪原是人口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人口学界的唯一的学部委员，他说"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口问题属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性质，因而要控制人口增长。"田雪原的这种观点不但在人口学界占主流，而且在经济学界也很有市场。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2009年12月还说："我讲过多次，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就业问题，这是中国最根本的国情……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有七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他们的人口总数加在一起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还少3亿，这就是中国的就业压力。" 劳动力是否过剩是相对于总消费人口，2009年巴西人口有1.98亿而阿根廷人口只有4000万，但不能说巴西人口和劳动力过剩而阿根廷人口和劳动力短缺。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中国少，同样他们的总人口也比中国少。中国就业压力大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多，而是因为中国的消费人口（尤其是年幼消费人口）太少。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上述七个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与总消费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因此就业压力不大。而中国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年幼消费者，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导致高就业压力。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一方面导致"总劳动力过剩"（相对于消费人口），增加总失业率；一方面却又导致"年轻劳动力短缺"。通过计划生育来缓解就业压力是南辕北辙。 胡鞍钢在1980年代就开始人口研究，断言中国人口上限，认为计划生育促进经济发展，他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89年在《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一书中，从就业适度人口推算中国经济适度人口在2000年为10亿左右。 从就业角度看，就业人口与消费人口相关，是变量，不存在什么最适人口。200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在胡鞍钢写文章的1989年之前就出生了，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7.844亿。如果依照胡鞍钢的说法，最适人口为10亿，那么中国劳动力与总消费者的比例高达78.84%，如此比例怎么保证就业？而依照国际标准，劳动力与总消费者比例为50%左右，那么10亿消费人口只能提供5亿就业机会，另外2.8亿人口就得失业！胡鞍钢如此荒谬的观点竟然引起高层重视，并将胡鞍钢选为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专家。2000年中国生育率只有1.22了，但胡鞍钢还上书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胡鞍钢除了直接插手人口政策、一再阻拦人口政策调整外，还间接地对生育率下降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分税制改革。胡鞍钢的分税制使得老百姓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升，养育孩子的能力大为降低，是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年的1.2（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是中国人口崩溃和经济崩溃的开始）、并持续低迷的最直接的原因，并奠定了中国一个家庭只能养活一个孩子的经济学基础，今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难以提升。几年之前胡鞍钢还认为人口是负担，需要减少人口；现在胡鞍钢的观点倒是部分地转变了，开始认识到人口是资源了，提出了二胎方案。但是人口再生产的周期长达二十多年，是跟不上胡鞍钢的思想转变的。等到胡鞍钢的思想完全转变过来，那个时候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可能提高了，已经是无力回天了！人命堆成的理论的代价！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将人口高利贷当成人口红利，认为计划生育降低总抚养比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2009年9月9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文里蔡昉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如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会消失，而且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方面扩大就业，可以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这些措施合起来，不但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且等于把两次人口红利重合了。"蔡昉却不知道，正是计划生育减少了上亿消费者而导致中国就业压力大，消费者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去扩大就业？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是内需不足，储蓄率太高，需要鼓励大家消费而不是储蓄，而蔡昉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形成新的储蓄动机"。 应该说曾毅在微观战术上算是有水平的，但是他的所有战略研究全部是错误的，却有效地阻拦了人口政策调整。比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但是曾毅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女婴漏报，导致中国错过了治理性别比的时机。1992年调查第一次出现低生育率时，曾毅在国际国内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出生漏报，并将生育率篡改成1.8，从而一再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并没有将"漏报"的女婴和"漏报"的孩子找出来，说明当年出生性别比失衡是真实的，中国也确实只有1.2-1.3左右的生育率。现在曾毅又用"堆积高峰"来阻拦人口政策的根本性调整。想请曾毅教授谈一下，根据您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漏报"的数千万女婴嫁人之后（数千万光棍有福了）能不能生二胎？什么时候可以生二胎？曾毅教授还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这是根据正常的出生性别比来计算的，看来曾毅教授还是念念不忘被您"漏报"的数千万女婴。请曾毅教授还是先找出"漏报"的女婴和生育率之后，再推销您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吧。 由于人口学家的阻拦，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现在人口问题已经是纸包不住火了，民众已经开始觉醒，各界名流也在媒体撰文呼吁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学家应该有一种赎罪的心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是他们既不知错，更没有真正能改，估计只不过在目前人口大背景下伪装蒙混一下罢了，试图将水搅浑，好浑水摸鱼,收获民意，将人口政策调整的强大民意收获到"放开二胎"中，一方面曲线救计生委，一方面避免自己的学术信用破产。他们的观点看似开明，其实是非常保守，与他们过去的错误观点是一脉相传的，是被迫跟着形势走，而不是引领形势走。他们是放下屠刀，拿起匕首。当初中国生育文化是活泼乱跳，需要屠刀才能制服；现在已经是气息奄奄，匕首就足够了。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是大势所趋，但是他们仍然用"二胎方案"来阻止人口政策的根本调整，其实是继续对历史的犯罪！何新还知道"用我今日之是攻我昨日之非"，而人口学家们却没有何新的这种雅量，还在坚持错误。 如果没有宋健、田雪原的"科学诠释"，决策层敢贸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如果没有胡鞍钢、翟振武等人的"深入论证"，没有曾毅等人一再篡改生育率资料，独生子女政策还坚持到现在？没有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强力阻拦，十一五规划会不调整人口政策？ 人口学家惹了弥天大祸，但是却不敢正视现实，还在装鸵鸟，用二胎方案来一方面安慰自己，一方面继续愚弄大众！田雪原、翟振武、曾毅、胡鞍钢等人真的是"不豫世事"？ 神州陆沉，百年丘墟，人口学诸君，谁任其责？千斤之牛，烹以飨士卒可矣！人口学界是“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希望能够“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8-30 23:45:46编辑过]

将梦洁

第 19 楼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本页位置： 光明网-光明观察 首页 > 编辑推荐 计生的最大阻力是大家的心魔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10-01-13 19:47:34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中国缺乏形而上理念的坚守。而这种理念的坚守是人文的基础。文化是一个总体结构，不但包括形而下“用”的层面，而且还包括形而上“体”的层面。近百余年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出现形而上文化层面的严重缺失（并且还遭受批判）。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沉沦在实用主义的层面上。这是中 国当代很多问题（包括人口问题）的根源。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减员增效是时代的主旋律，人口分子分母论大行其道，必然通过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人口以提高人均GDP，人口政策也就迟迟不动摇。如果继续这种实用主义理论，中国人口政策不会根本性改变。现在民众和人口学者都是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哪个方案越“现实”（越能取悦决策层），就都往这个方案钻，没有坚守自己的人生理念和学术理念。对理念的坚守被视为“理想派”，在崇尚实用的社会，“理想”是“不现实”和“过激”的代名词，要贬低某种观点，最好的方式就贴上“理想”的标签。为了迎合这种实用主义心理，田雪原抛出了三套“实用主义”方案，今后无论实行哪一套方案，他都“算准”了，中了六合彩。 很多学者抱怨知识分子的意见得不到尊重。其实只是“贫富不均”而已，总体来说，还是“专家治国”的，只是“专家建议”被少数“奏折派”学者“代表”了，而这些所谓的智囊学者根本提不出有远见的建议，又不用为自己的馊主意承担责任，却能从中谋取私利。问题来了，摇身一变，反而成为了解决问题的“能手”，将责任往决策层推，让决策层为自己的馊主意承担政治责任。比如胡鞍钢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三农问题，但是他现在又以三农、四农专家自居了。田雪原是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当初信誓旦旦说独生子女政策不会出现男多女少的情况，现在性别比失衡问题严重了，田雪原却提出用放开农村二胎来解决性别比失衡，全无羞耻感和内疚感，反而又成了功臣了。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1980年领导有强烈的实行独生子女的意愿，只是缺乏“科学依据”，1980年学者们一窝蜂地团结在宋健、田雪原的独生子女旗帜下，揣摩上意（揣摩上意从短期看让决策层很“受用”，但从长远看是政治陷害决策层），为决策层的一胎化意图进行“科学诠释”；现在人口学界揣摩决策层将放开二胎（其实只是自作多情），又一窝蜂地团结在田雪原、胡鞍钢的二胎方案旗帜下了，为之进行“科学诠释”，毫无独立思想！由于大家都喜欢揣摩上意，缺乏探索真理的动力和信心，结果大家都在和稀泥，反正今后出问题之后可以用“政治现实”来安慰自己。其实这是在逃避责任！这种学术的不作为，后果是严重的。从1980年的《人口控制论》到2006年的260万字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都是字字见血，章章杀人！一部计划生育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泪史，一部民族衰亡史，一部知识精英的耻辱史！ 如果说人口学界是因为“握薪藏胆”，那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人士、其他学科的学者、普通百姓也有这种想法就太不应该了！ 无论官方学者还是民间学者，都有作茧自缚的倾向。停止计划生育本来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但一些学者一方面害怕政治，一方面却又将本来很单纯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将决策层推到对立面。等于是自己将眼睛捂着，在内心里将这件事情倒腾得非常复杂，越想越害怕，然后说政治太黑暗，为自己的短视、胆怯、思想懒惰找“政治”借口。这是心本无声声自流！ 学者是职责是根据事实判断，引导决策。但中国人口学者却角色错位，体制内的学者总是以决策层自居，而体制外的人士（以及媒体人士）比体制内的学者还要“体制内”。也就是说，计划生育的最大阻力不在计生委（没有这个能力），更不在决策层（没有这个必要），而在大家的心魔。而计生委正好利用这种心理，狐假虎威，挟天子（基本国策）以令诸侯。利益集团总是试图给人一种错觉，自己与当政者是一伙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各界都根据事实说话，将决策层置于一个超然的位置，那么在博弈中，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根本是不堪一击，决策层必然选择停止计划生育。但是由于各界自发地将决策层与计生委“绑”在一起，在心理上增加他们的砝码。而利益集团又必然想办法来掩盖事实，欺下瞒上，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存在很多弊端（比如政治压制学术的现象仍然很严重），最高层也多次提出需要完善政治制度。但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下至少还有一些学术空间。在1980年代初期，决策层有强烈的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意图，但还是举办了五次座谈会。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梁中堂都能坚持己见，他至今安然无恙。并且虽然他的观点不能在公开刊物发表，但是由于个人的争取，还是能够引起最高决策层的重视，并批准试点。如果大家都能像他那样，全国都变成试点了，一胎化也就不存在了。也有个别学者因为学术、政治气候的原因而淡出人口学领域的（如果都像他们那样，就没人为计划生育进行“科学诠释”了），但是事实上有更多的人蜂拥而至（比如胡鞍钢就从自动化领域插手人口学，与当年宋健一样），竞相为计划生育理论进行“科学诠释”。现在人口方面的政治气氛远远比当时要好（连民间人士都有发出声音的机会），人口学家占有那么好的资源，为什么不敢能说停止计划生育？一个几乎人人利益受损的政策，还有什么理由要持续下去？ 至少在人口问题上，与其说是政治家掐着学者的脖子，不如说是学者捂着政治家的眼睛。现在中国的政治与学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学者“臆想着”决策层会掐住自己的脖子，于是就“真实地”捂住了决策层的眼睛。 为了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当政者应该向古人学习。赵匡胤有一个“佑文政策”，这个政策重要的特点就是不杀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就可以大胆的发言。朱熹上奏折的时候，他就大胆地说，皇帝的“心术不正”。 本来应该是学术为政策保驾护航，但是中国却相反。再拙劣的学术问题一旦罩上政治的保护层，就变得刀枪不入了。比如中国“1.8的生育率”、“15亿人口高峰”等，从学术角度上不堪一击，但是由于有政治为学术“保驾护航”，“1.8的生育率”竟然“稳定”了20年！我这些年一直为计划生育问题脱敏，将人口问题从政治分离，将人口问题从政治问题还原成学术问题，一层层“解剖”掉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的保护壳，也引导大众剥开自制的心理之“茧”，将问题简化简化再简化。一旦计划生育理论露出原形，决策层才能下决心雷霆一击。 本来人口问题就远远超越意识形态，何必一定要用政治眼光来解决，难道停止计划生育不利于决策层？在人口问题上，我们的诉求与决策层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决策层与普通老百姓一样是计生政策的受害者（一方面计生也让他们少生了后代，一方面计生委掩盖真相将让他们错过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决策层也都是希望中国好，这种想法比普通老百姓更加强烈，面对真实的人口资料，他们难道会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决策层需要正确的信息，然后据此作出正确的决策。学者自我妥协，将水搅浑，决策层凭什么作出正确的决策？ 一些人指责我，要我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现实，谦虚地团结在二胎方案下。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不是决策层，因此不能自作多情地用决策层的眼光看问题，我必须坚守理念。我不能连笼子都没有进，就学狗叫。宁狂不狷，不为乡原。孔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乡原，德之贼也”。朱熹解释说，乡原者，似德非德，而反乱其德。胡鞍钢、曾毅、田雪原等二胎学者就是典型的乡原。因此对伪开明派学者的观点就更加需要揭露。在通常情况下，大家都能成为不作为的狷者，也是好事（中国人都喜欢谦谦君子，而不喜欢春秋时期商鞅、苏秦、张仪这类狂人）。但计划生育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现在更需要的是积极进取“做事”的狂者，而不是洁身自好“做人”的狷者（如西晋的王衍），当然更加不需要同流合污、伪善的“乡原”（中国人口学界就是乡原太多）。 《孟子.公孙丑上》：“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译文：自我反省，如果自己理亏，哪怕面对手无寸铁的布衣百姓，我能不害怕得心惊肉跳吗？相反，如果自我反省之后能够理直气壮，无愧于良心道理，即使面前是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决不退缩！[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8-30 22:56:45编辑过]

小胖子

第 20 楼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2009年10月01日 《商界评论》杂志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091001/013868http://china.zyw.com/sq/newsFile/2009-10/03/1254536551083.shtml12140.shtml中国流：人口的另一面易富贤　　美国之所以能超越其他老牌西方国家，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就在于美国当时有超过其他任何西方国家几倍的人口。而现在，俄罗斯要重新崛起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日益减少的人口，在未来某个时候，俄罗斯族或许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许多发达国家，以奖金鼓励生育，并给予孩子很多福利，目的是为了增加劳动力。因为，阻止国家和文明衰落需要人口来保护，同样，崛起也需要人口来成就。　　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人口红利　　2008年末，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冲击了全球经济，也检阅了各国的“人力”和“能力”。由于社会老龄化，政府债务很高，社会福利成本也很高，面对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欧洲各国政府力不从心，无力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而美国却有能力出台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金额高达23.7万亿美元，比二战时美国军费还多了六倍。中国能首先走出经济危机，成为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一个关键的因素也在于中国目前有8亿劳动力和13亿人口的大市场。　　美国人口多，中国人口众，两个人口大国在抵御经济危机中，再一次显示了人口的优势。　　历史地看，人口与经济总是同步增长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资源也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古代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稀少的人口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对高产美洲作物(土豆、玉米、红薯等)的引入使得全球人口在18世纪后快速增加。　　人口增长虽然降低了人均资源占有量，但人口增长却增加了社会动力，从而间接地促使人类科技水平的提高，恰好是科技水平的提高，把人类以前未发现的资源变为现实可用的资源，增加了资源总量，实际上提高了人均资源占有量。　　比如，氮气和阳光，在前科技时代没有人把它看作能源，人口增加的后科技时代，它们“变身”为氮肥和太阳能。又如，蒸汽机使“非资源”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启动了工业革命，内燃机使“非资源”石油成为工业血液。　　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传播加速和市场容量扩大，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也从过去的二十多岁延长到现在近七十岁。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将近4倍，同样的时间内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增长5倍。而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　　在西方，人口增长是工业革命的真正动因　　工业革命的真正兴盛还是始于人口增长。这场革命于1759年左右发源于英国，但直到1830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1830年后工业革命真正启动，原因就在于人口的增长。这期间，英国人口由1800年的1600万增加到1950年的5000万，美国人口更是从1800年的530万增加到1830年的1287万，1900年的7621万，1950年的1.51亿。新增人口对工业革命的价值为，一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二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这样，刺激创新和经济的活力，让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现代化。美国卡托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Daniel T. Griswold曾经说，美国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上升成正比。　　在中国，经济成就仰赖于人口增长　　从1830年到1950年，中国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仅仅从4亿增加到5.6亿，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也从40%下降到22%，中国GDP占世界比例也从27.6%下降到4.5%。解放前的中国国贫民弱，国力与人口是互为因果的。　　解放后中国人口恢复性增长，1950年代和1960年代维持在6.0的高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孩子数)，1970年代的平均生育率也在4.5左右，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1980年的9.87亿，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也从1950年的21.9%上升到1980年的22.4%。而欧美国家在1960年代开始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左右跌到1.8左右，目前欧洲平均不到1.4，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以德国为例，1970年德国人口为7778万，占全球人口的2.1%，200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8200万左右，但只占全球人口的1.2%了。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一个例外，1980年代美国的生育率突然开始扭转其下降趋势，到1990年开始，美国的生育率恢复到了世代更替水平2.1(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附近，并且稳定至今。美国人口从1970年的2.05亿增加到2009年的3.07亿，但美国人口增长仍然赶不上全球增长速度，美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970年的5.5%下降到2009年的4.5%。　　人口增长对于经济的推动具有滞后性，而中国恰好是1950至1979年之间繁衍的6亿多人口，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繁荣奠定了人口基础。1950年中国20岁到40岁这一黄金年龄人口只有1.60亿，而到1979年增加到2.9亿，2008年增加到4.7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得力于充沛的年轻有活力的劳动力资源和旺盛的消费市场。　　“只生一个”与内需之困　　人是消费的主体，人口数量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没有健康的人口结构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消费结构，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就业结构，“只生一个”所引起的家庭人口结构畸形所继发的家庭消费结构畸形可能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　　无人消费——中国消费者数量在减少　　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投资率一直居高不下，而消费率则明显偏低，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一个事实：内需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的最大障碍。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消费内需不足是中国经济结构薄弱环节，面对金融危机，迅速推出了4万亿投资组合，企图以扩大投资来拉动内需。在政府一揽子计划带动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进一步发挥，有效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但是中国这种以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产业链较短，虽然能够快速拉动内需，但效果不能持久。　　前些时日一些地方政府用各种办法(比如发消费券、家电下乡等)来鼓励消费，用提高人均消费能力的方法来长效拉动内需是解决当下困局的应时之举。长远来看，中国今后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够，更主要的是消费者数量不够。即便中国的人均消费能力达到国际正常标准，中国仍然面临内需不足。　　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业是一个对相关产业有巨大带动作用的领域，该行业的投资占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四分之一以及GDP的十分之一，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但是中国目前的高房价不但不利于拉动内需，反而降低了民众对其他产品的购买力，抑制了内需。中国目前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目前城市化率只有45%，而到2030年将超过65%。年轻农民工进城需要买房，城市年轻人结婚也需要买房，降低房价并提高人均购买力，确实是能够拉动内需的。但是如果考虑人口结构的话，就会发现中国房地产今后将面临很大问题。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以24岁到29岁为购房的主体人群计算，这个人群的人口在2009年为1.21亿，到2014年将增加到1.46亿，然后就快速减少，到2027年降低到0.80亿，比2014年减少45%，而那个时候城市化也接近完成，进城的农村人口也将大为减少。现在很多老人有房子，他们去世后，他们孩子将这些房子推向市场，将进一步改变供求关系。届时，楼房空置率将提高，同时房地产投资的收益率和房地产价格将不断下跌。　　再以高等教育为例，如果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够让更多的人读得起大学，高校就能够容纳较多的就业人员。但是2009年全国高校招生报名人数已经开始减少，比2008年减少了3.8%。2009年高考应届生为750万名，计划招生数629万。而根据人口普查资料，2019年大学年龄(18-22岁)人口将只是2009年的53%，这就意味着大量高校工作人员将面临失业。　　因此，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提高人均消费能力，更需要增加消费者数量。　　无钱消费——中国失业率将急剧上升　　由于有老人和小孩，由于妇女需要花费时间用来养育孩子，一般而言，一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是1：2，也就是一个人生产，两个人消费。笔者比较过全世界人口上千万的国家的劳动力(生产者)与总人口(消费者)的比例，发现大多数国家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而中国由于倡导“只生一个”，致使减少了上亿年幼消费人口，等于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且由于孩子少，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这两方面原因使得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　　假如中国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像巴西和美国那样为50.5%的话，那么中国的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只能提供6.565亿个就业机会，中国目前的8亿劳动力中将有1.4亿人会失业，失业率高达18%。目前中国之所以失业问题还不严重，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给中国提供了上亿个就业机会。国际市场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光是北美和欧盟两大经济体，即占全球货物进口总额的近60%。但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的这种外向型经济敲响了警钟。发达国家何时能够走出这场经济危机还难以预料，即便能够走出这场经济危机，几年后也还有更大的危机等在后头。　　日本和欧洲的生育率在1970年代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老年化将使得经济逐渐丧失活力，欧盟和日本两大经济体的衰退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贸易规模收缩。依照人们在工作时期进行储蓄，退休以后花费储蓄的理论，经济学家预测，2015~2030年，发达国家的储蓄额将呈现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则会上升。发达国家经济活力的减弱和储蓄额下降将导致购买力下降，向中国进口也将减少，并且印度等人口大国正在崛起，又将抢走一些国际市场，中国的失业率将急剧上升。　　拉动消费——“婴童经济”　　人口与内需的密切关联，在“婴童经济”这种产业形态中有趣地呈现。孩子出生，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婴童经济所带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　　婴童经济的产业链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婴儿食品、玩具、游戏软件、多层次的教育、流行音乐、房地产、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婴童经济还可以将家庭服务业激活成一个职业，使得广大妈妈在家中就可以“就业”。美国现在不把家庭妇女叫house wife了，而是叫home maker，是为了给她们更多的尊重，同时也正式赋予家庭妇女一个新的职位。　　人口老龄化，慢火煮青蛙　　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甚至认为，如果欧洲和日本政府不采取紧急措施，解决人口迅速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费用和退休金问题，那么世界稳定将受到威胁。人口老龄化现象将调整经济、重组金融市场、改变家庭结构、重新定义政治学，甚至重新制定世界秩序。　　人口老化对经济的拖累将逐渐显现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笑少年穷”。这句话其实揭示了一个人口经济学规律：年轻人口结构推动经济发展，但是这种推动作用有二三十年的滞后性。　　英国、美国当年的崛起，都得益于年轻的人口结构。日本在1940年代经济仍然落后，但是那段时间繁衍的人口却为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人口学基础。印度虽然目前经济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但是印度的人口结构比中国合理，中国2009年中位年龄(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排序，位于中点的那个人的年龄)为34.1岁，印度只有25.3岁。印度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差不多是中国的两倍，意味着今后印度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将是中国的两倍。　　日本和欧洲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是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直到近年才明显地显露出来。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在未来20年里，日本家庭的金融财富将停止增长并开始减少，到2024年，日本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1997年的水平，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将划上一个句号。到2025年，每五个欧洲人中将有一个超过65岁，工作人口减少而退休人数则猛增。老龄化的结果是老无所养1980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认为“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但是事实上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则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在5千至1万美元，而中国只有1千美元。日本在1960年代后期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达到0.8的时候，中位年龄只有20出头；日本在1975年HDI为0.857的时候，中位年龄还只有30岁。中国2008年HDI为0.8，但中位年龄已达34岁了，可见中国老年化来势之凶猛。　　中国目前是8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今后将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1.6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享受社会养老，但养老金缺口已经很大；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达到4亿，将老无所养。■[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8-11 11:51:0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