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深入了解反思“文革”系列专题讨论贴

好哥哥

第 51 楼                                  文革中被打倒的王力反思：文革后对康生的栽赃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王力简介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今江苏省淮安市），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1955年10月，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966年6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次年1月，中宣部长陶铸被打倒，中宣部更名中央宣传组，毛提名他任组长。因武汉事件与江青意见相左，1968年1月26日被关入秦城监狱14年，直到1982年才被释放。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著有《王力反思录》，在其死后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初露锋芒调到中联部后，王力曾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受命参加中共与苏共的谈判。他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之后，王力曾参与写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此文起草工作。文革干将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七•二O”事件。作为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谢富治趁周恩来离开之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有意加剧两派之间的矛盾，在“工总”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在演讲中，王力等还把拥有一百多万人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王力等讲话后，“工总”派立即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这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七二O事件”后，王力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8月7日，王力对外交系统造反派发表讲话（即著名的“王八七讲话”），一些极左分子受到王力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8月22日，在外交部造反派的策划组织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导致了文革期间最严重的外交事件。一朝覆灭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特别谈到王力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8月25日，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认为，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8月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会议开始时，周恩来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1967年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1968年1月26日，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并被开除党籍。晚年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王力被释放。组织上给他安排了房子。王力和老伴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王力喜欢读书，还动笔写一点小文章。1982年以来，王力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qiyi

第 52 楼                                  该用户发言已被管理员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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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楼                                  彻底否定文革是早晚的事.

小七哥

第 54 楼                                  d

小同

第 55 楼                                  文革十年，说复杂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今天我整你，明天你整我，后天别人再来收拾咱。

nishishui

第 56 楼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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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楼                                  毛泽东批彭德怀有野心怕死后党内无人制约来源:彭德怀传　　核心提示：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叫做“对事不对人”。但在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就在指示下达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印发给到会人员。写信的人名叫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在信里反映了许多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和严重问题。　　毛泽东在《评论》的开头写道：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是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等。毛泽东称写信人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甚至是“有失无得”论者。　　《评论》的后半部分，着重谈的是庐山会议形势。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大，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大了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了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的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毛泽东最后写道：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　　毛泽东的“划清界线。不仅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对会议起了加温的作用，使批评的调子再度升高。　　在批判彭德怀的会上，有人发言开始涉及到他写信的动机和出发点，说“不管彭德怀写信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向总路线的进攻”。　　会内的紧张气氛，波及到了会外。负责彭德怀保健工作的护士惴惴不安，不仅每天晚上只给他两片安眠药，而且开始要求他必须当面服下去。彭德怀会心地笑了，他说：“小同志，放心吧，我决不会自杀!”他顺手从抽屉里抓出一大把药片。护士定睛一看，全是安眠药，不禁伸了一下舌头，把安眠药全部拿走了。　　7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大区负责人会上宣布准备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和叶剑英一起来到彭德怀住处。彭德怀追忆道：“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事实有些出入，总是难免的)，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检讨的时候，就要能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更会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同日上午，毛泽东找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和他们谈话。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历史谈起，谈到当时一、三军团的情况，引导大家重温党和军队的历史，暗示他们要注意同彭德怀划清界线。毛泽东还希望周小舟“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内容广泛。毛泽东对在座的几个人尽管有批评，但总的调子使周小舟几个人感到宽慰。　　7月31日一早，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电话，通知他到毛泽东处去开会。彭德怀走进“美庐”二楼客厅，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已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这是一次中央常委会，黄克诚他们几个人是被召来列席旁听的。　　会议从上午10点50分开始，一直开到下午5点。首先是毛泽东讲话。他没有谈7月14日彭德怀的信，却系统地讲起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向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接着说，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毛泽东讲到这里，彭德怀说了一句：“我都六十一岁了，耳已顺了，不要紧的。”　　毛泽东又问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没有正面反驳毛泽东，而是从具体问题作解释。他说：“政治与感情，你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彭德怀接着讲了一些往事。一方面是想表明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另一方面是想说明他不同意毛泽东说的他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　　最后，彭德怀勉强表示：“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毛泽东依然说：“还是三七开。”　　在对半开还是三七开上，二人一来一往。最后是以彭德怀的沉默做结束。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进行。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仍然是原来的一些人。彭真让李锐做记录。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有多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讲话，他谈的内容很广泛：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等等。他的讲话是漫谈式的，但观点是很鲜明的，批评彭德怀。　　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话，大都是向彭德怀提一两个具体问题或对前面的发言作点补充和说明。　　一直沉默的林彪则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林彪是7月29日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他的发言，加重了火药气味，给问题升了格，也给彭德怀定了性。　　林彪批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说完，毛泽东再次讲话，从哲学问题谈起，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说彭德怀这个人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是积极的，但革命的方法也有错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有了变化。他对社会主义也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要群众又害怕群众。9000万人上山炼铁的革命热情，他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还说，彭德怀这次对时局估计错了，对自己威信估计高了，对党内同志政治水平估计低了……　　随后，毛泽东又谈到党的历史，批评彭德怀曾在1935年长征中鼓动林彪要求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这时，林彪插话说，长征他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作战，这事他并未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决定写这封信的。　　就为林彪写的这封信，当年，在中共中央于四川会理城外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发言申明他在会前并不知道林彪写这封信。过后，毛泽东曾屡次提及，彭德怀总持“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不想毛泽东在今天庐山这一历史时刻，旧话重提，使彭德怀既惊讶又伤心。　　之后，彭德怀在他于1962年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叙及此事，说：“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从语气看，彭德怀对林彪挺身而出洗雪了他这一段冤情颇为感动。至于林彪何以缄口25年，这时才出来说明真相，胸怀坦荡的彭德怀，似乎没有顾得上去想它。　　林彪申明之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回到彭德怀7月14日的信上，说彭德怀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锋芒是对着中央的，是攻击中央，反对中央;说彭德怀写那封信是准备发表的，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用他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说他要修正总路线，另搞一个出来;说彭德怀那封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毫无感情”，全部感情放在后半部分。讲到这里，毛泽东严厉地说：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　　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机会到了，出去考察，到了湖南。　　上海会议重点是批评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明显地流露出对彭德怀很不放心，也反映出他发动这场斗争的某些考虑。　　毛泽东的批评使彭德怀难以容忍，但他还是忍住了。他没有正面反驳，只在两个问题上作了委婉的解释：　　一、说明他的问题与国外无关。出国访问他实在不想去。出访期间，只是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为回答对方的提问，就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作过一点解释，除此之外，在其他国家访问时，关于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从未谈过。他既没有捞什么“资本”，也没有“取经”。　　二、承认7月14日的那封信有些问题考虑的不成熟，如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些问题是带“政治性”的等等，但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当时想的主要是看到会议快结束了，写个信供主席参考，有无价值，请主席斟酌。没有想过信还要发表。　　经过两天非同寻常的常委会，彭德怀终于明白，毛泽东所要发动的斗争，已远远超出了那封信的范围。最后，他表示：　　不管最后会议给他做出什么结论，他保证做到三条：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到京后，彭德怀将五十多天辛苦调查的结果——5份报告送到杨尚昆手里，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并希望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能如约和他谈谈，他仍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为党做一点工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以书面形式先发到与会者手中，进行讨论评议。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接到了报告全文。　　他仔细读下去，对报告很满意。报告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工农业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在一个时期内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　　对错误产生的原因，报告说，一方面是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动员全党切实地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确定了坚决下马的方针。　　然而，彭德怀向中央请了假，不去参加会议，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斗争的胜利，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彭德怀看到，即使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意见没有错，他也难于平反。他按下满腹委屈，说道：“我也不希望平反，只要群众有饭吃。”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在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不是为这封信，又是为了什么呢?彭德怀疑惑不解，急急看下去：　　“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脸色陡变。在庐山上也没有听到的新罪名突然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接下去：“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彭德怀拍案而起，心胆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伸手抓起电话筒，就找中共中央办公厅：“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　　从此，“里通外国”就成了彭德怀的第一罪名，他的生命进入了一个真正险恶的历程，呈现出日愈悲凉的色调。　　原来这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是由于1959年5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8个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一次宴会前，遇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两人曾寒暄过几句。在东欧各国，兄弟党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很关注，不免问及，彭德怀除谈成绩外，也承认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庐山会议批彭时，有人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是不是和出国时“取了什么经有关”。这种捕风捉影的说法，彭德怀当时没有看得怎样严重。而今天，竟把出访中这种正常的交往，说成是和赫鲁晓夫通谋，搞颠覆，又以此作为不能给他平反的理由。问题不但没有澄清，反而又升了一级。　　“七千人大会”结束，彭德怀继写《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之后，又奋笔写下了对刘少奇报告中有关庐山会议一段讲话的评论。对于报告所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之说，他问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有哪些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　　对于里通外国，他愤愤写道：“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　　最后，彭德怀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证明它是错误的，……这对我是诬蔑!”　　冬去春回，彭德怀每日黎明即起，到园子里翻土施肥。晚饭后，仍然到园外去散步，有时到群众家中访问。但他读书的时候少了，上午、下午、夜间，总是在想问题，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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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 楼                                  转载：我怎样熬过大饥荒年月我48年出生，湖南岳阳人，祖父是－名中医郎中，父亲是铁路工人，中共建政初响应号召支援湘桂线而从衡山到广西，后在－名叫伶俐的小站任站务员丶站长，我的童年也在那里度过。56年时我巳过读书年龄，因小站太小无学校，只好将我送回祖父毌处岳阳来读小学。57年祖父病故，毌亲带着两个也到读书年龄的弟弟回到岳阳来照顾祖母及我们读书。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当时每月工资74元5角(这在当时己算髙工资了)，毌亲没工作，三个孩子读书，两地分居，赡养祖母，日子也还能过得下去。当时物价水平低，每学期的学杂费只要几元钱，岳阳是漁米之乡，物产丰富，东西便宜，记得当时大米是9分3厘－斤(囯营粮店统一价，延续了很多年)，家里养了猫，妈妈常常拿5分钱叫我买些小干鱼喂猫，5分钱就可以买回－大包，足够喂一段时间。夜市里挑着各种小吃担子的小贩到处都是，包面(馄饨).百粒丸(米豆腐).油炸葱油饼.灯盏窝(油炸糖糍粑).糖炒板栗等等，只要花上三丶五分钱就可以大享囗福，绝对配料全丶味道好.份量足。不过好景不长，58年突于其来刮起的"共产风"将－切吹得烟消云散。"伟光正"告诉人们:中国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办起了大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我家的－张八仙桌，两把靠背椅和两条长条凳也被拿到食堂去充了公，炒菜锅等铁噐也被居委会搜去炼钢铁，家里除了床和一个老衣柜外空空如也。当时也确实热闹了－阵，大人们天天忙于砌高炉炼钢铁，处处青烟袅袅，阵阵锣鼓喧天，大红喜报铺天盖地。吃饭时食堂里人声鼎沸，八个人－桌，菜是每桌固定的－大盆或几大碗，饭则可以敞开肚皮吃。至于食堂吃过些什么菜，因年代久远己无记忆。当时年纪小，只觉得吃食堂新鲜丶热闹丶好玩，肚子也能吃饱，所以在接蹱而来的大饥荒中还时不时地怀念那段短暂而美好的日子呢。在我的记忆中，大食堂好象只维持了短短的个把两个月就宣布解散了，改为每歺到食堂按定量打取做好的饭，拿回家自己解決菜的问题。可当时家里给折腾得一没有锅二没有灶三没有煤，街上根夲无菜可买，商店货架上有架无货，所有能吃的东西－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天堂与地獄距离如此之近，只有一步之遙。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无菜光吃白饭的情景，俗话说"饥不择食"，确实如此，当你饥肠沥沥，面对一块蒸成四四方方小方块的白米饭时，在你的眼中这就是最好吃的美味佳肴。我们兄弟三人狼吞虎咽，几囗就全部下了肚，然后仔细搜索散落的饭粒，一粒也不放过，这时毌亲常常把她碗中的饭赶一点到我们的碗中。后来推广一种叫"双蒸饭"的技术，就是将蒸好的饭加水再蒸一次，使其体积膨大，二两米可以蒸一大碗，营养并未増加，哄哄肚子而已。就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我终生难忘的母亲的一次生日。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晚上我们兄弟放学回来，家中黒漆漆，冷嗖嗖的的，只点了一根薄薄的竹片照明，(因当时岳阳居民大多数还没有用上电，平时都是用煤油灯照明，而在大饥荒中煤油是紧缺物资，根本没有买，后来有买时也是定量供应。)当毌亲将饭分发给我们后，我们突然想起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应该给妈妈庆祝一下，这种时候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吃的东西了，那时生日蛋糕大多数囯人尚不知何物，要是有一片肉丶一条鱼丶一块鸡该有多好啊，可惜统统没有，什么菜也没有，只有一碗白米饭，望着母亲消瘦的愁眉不展的过早衰老的脸，对毌亲的爱与说不出的悲凉一同从心底升起，我们不约而同地从自已的碗中夹了一坨饭到妈妈的碗中，对妈妈说，妈妈，平时都是你把饭匀给我们吃，今天是你的寿辰，这几坨饭就当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吧，你一定要收下。我们长大后一定好好工作，让你以后的每一个生日都过得快快乐乐，想吃什么有什么。毌亲听后没有多说话，眼泪象断线的珍珠一样直往下落，最后四娘崽哭成一团。毌亲的这次"生日宴"就这样用白米饭和着泪水吃下去的。五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当我写到这段短短的文字时，好几次不得不停下来拭去不由自主夺眶而出的悲伤的泪水，平复一下悲痛的心情，否则根本无法写下去。粮食不够吃，各种代食品应运而生。有用树叶熬成的绿糊糊，美其名曰"叶绿素"，用莲子壳丶湖草根熬成的黑糊糊，用树皮做的粑粑，还有被认为最有营养最好吃的糠粑粑，榨完糠油剩下的糠饼当时也很受欢迎，简单地用火烧一下就可以吃，香香的，也并不坚硬难啃。当然，那时候只要是能吃的，哪怕是块石头也要啃一啃。饥饿迫使人们四处寻找吃的，秋后我们兄弟曾随城里人到乡下去，在农民收完红薯的地里搜寻没有挖干净的漏网红薯，只是搜寻的人太多，多数地里已被反复搜索过，难有新发现。偶尓运气好挖到几个，立刻象宝贝一样高高兴兴带回家，放到锅里一蒸，一股香气扑鼻，吃在嘴里甜甜的，别提有多好吃啦，我常说这辈子最好吃的东西都是在大饥荒中吃到的，那种美妙的感觉永远也再难体会得到了。59－60年的冬春是段难熬的日子，腹中空空，自然寒冷难耐。从我家到岳阳铁小去上学，要路过火车站，那段时间早上去上学时在火车站附近的屋檐下丶道路边经常可以看到冻饿致死的人，他们都是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衣衫褴褛丶单薄，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谁来收尸，他们的亲人会不会知道他们巳客死异乡，他们的魂魄能魂归故里吗？开始看到这些，感到非常害怕，急冲冲加快脚步赶紧跑开，不敢多看一眼，后来看多了也就见怪不怪，有时甚至还会围观一小会。还有一些饿急了的流浪汉不顾一切从行人手中抢东西吃，甚至被抓后仍一个劲只顾往嘴里塞，全然不管对方拳脚相加。这种经常在影视剧中出现的镜头，当时我己看到了它的真实版。我还记得这年春天，有位沅江乡下舅妈有亊到岳阳，曾在我家住过两三天，与妈妈说起乡下有人饿得吃观音土，结果不消化又拉屎不出活活腹脹至死的亊情。她还带来一小袋新鲜蚕豆，放点盐用水一煮，好吃极了，也是我在大饥荒中畄下深刻记忆的美食之一。当然，也有例外，这就是洋葱。我家住在洞庭湖边，我们兄弟三人都是游泳好手，每年夏天基本上都泡在湖水里。有一次游泳时突然踩到一个鼓鼓的草包袋，捞起来一看，原来是袋洋葱，可能是船只装卸时不小心掉入湖中的。我们将洋葱抬回家，也是放点盐用水煮着吃，每天煮一大锅，连续吃了十几天。肚子倒是哄了个半饱，胃囗却吃坏了，因水煮洋葱确实难吃，又连续吃了十几天，不倒胃囗才怪。许多年后，兄弟三人都患有"洋葱恐惧症"，一闻到洋葱味就反胃恶心想吐。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水肿病开始曼延，我父亲母亲都患上了此症。后来上面给病人分配供应了一点"营养品"，不过是斤把黄豆，几两糖，几包不知用什么东西做的饼干而己，现在也许不值一提，在当时那可是好久难得一见的稀罕物，救命的仙丹。再到后来，市场上出现了"高价食品"，肉丶蛋丶糖丶面食等都有，不过价格高得吓人，一般人还是无福消受。比如说一碗馄饨，以前只要三丶五分钱，现在却要卖五元，贵了百多倍。72年我招工到铁路机务段做学徒时工资才19.5元，只够买四碗高价馄饨。时至今日五元一碗的馄饨是正常价，可在当时确实是天价。就在这时我13岁的生日到了，这天母亲瞒着弟弟给我请了半天假，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今天你过生日，街河囗(岳阳一街道名)有家包面馆，每天傍晚卖一次，你早点去排队。说完递给我一两粮票和五元钱。我吃完中饭就兴冲冲赶到那家包面馆，只见长方形的店内摆了两排八仙桌，每排四张，已经有人在桌旁等侯，我也赶紧找了个座位坐下。原来这家歺馆只在晚歺时卖一轮馄饨，以八张桌子坐滿为限，多的就没有卖的了。接下来的等待漫长而又难受，时间仿佛被凝固，迟迟不见天黒，肚子开始咕咕呌起来，眼见人越来越多，坐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连厕所也不敢去，生怕一离座就会被别人抢占。美食的诱惑使我耐心地一等再等，终于看到服务员陆续来上班并开始忙碌起来，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动听的交响曲，接着又飘来阵阵葱油香，引得人馋涎欲滴。终于一碗热腾腾丶香喷喷的馄饨端到了我的面前，急不可耐地拿起汤勺一番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之后连汤带水全部进了肚，连一粒小小的葱花也没有放过。那时候我们同学间聚在一起的话题总离不开吃的，比如说回忆以前吃过的种种美味，妈妈会做什么什么好菜，今天又吃到什么什么好东西等等，谓之曰"精神会歺"十分贴切，纯粹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也。我的这碗生日绲饨使我在同学面前炫燿了好几天，引得同学们羨慕不己。不过你若要问这碗馄伅味道如何，我可说不出，当时吃得太快，哪有工夫品味！光阴似箭，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成了六十多岁的老头，许多的人与亊如浮云散去无觅处，唯有大饥荒中经历的种种还是那样清晰地印在脑海中，不思量，自难忘。每当站在父母的墓前，每当家里人为我庆祝生日时，每当我们兄弟聚在一起时，常常就会在不经意间谈到大饥荒的话题，谈到那两个生日，真有点祥林嫂的味道。大饥荒唯一带给我的正面影响就是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特别是节约粮食的好习惯，这么多年以来，我吃饭时碗里从不剩饭，一粒也不剩，巳是积习难改。1969——1972年，我曾下乡插队落户，亲身体验到农民生产粮食的艰辛，对"谁知盘中歺，粒粒皆辛苦"深有体会，加上大饥荒的经历，共同促成此习惯的养成。经过许许多多如杨继绳们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们前赴后继的努力，大饥荒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伟光正]的"自然灾害"说，"苏修逼债"说等谎言已沦为笑柄，历史已把那位"人民的大救星"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祭奠四千万饿死的冤魂。为使这古今中外丶空前绝后的人类大灾难，人间大惨剧不再发生，以亲历者的身份特作此文，并愿为所记录之事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溥泉先生，最后提点小建议，书名中的[大灾荒]是否改为[大饥荒]为妥，灾荒使人容易想到天灾，而忽略人祸，这正是[伟光正]所希望的。饥荒则使人容易想到饿死人的事实，灾荒年年有，而饥荒历史上屈指可数。仅供参考，不知你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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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 楼                                  ｄｄ

将梦洁

第 60 楼                                  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