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图解空前的人口危机--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方君瑛

第 41 楼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人口变迁与大国实力兴衰2010年10月09日 经济观察报 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0/10/11/182196.shtml李建新 （北京大学人口学博士、社会学教授）国家实力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对于这样一个概念，专家学者还是有不少共识的，如国家实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政治稳定及能力等。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有关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中，课题组所引用的国外专家或机构关于国家实力或权力(power)概念，皆把人口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要素；而引用的国内同行的研究中，都没有出现人口要素，这或许与我国长期宣传我国人口众多是一个沉重负担有关。在分析国家的综合国力时，可以从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来分析。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Hard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Po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加突出。大国硬实力的或文明的能量在一些国外学者，如亨廷顿看来，主要是由一国的领土、人口、经济实力、军事能力等构成，而在构成大国实力的要素中经济力量又是关键。《大国的兴衰》作者肯尼迪指出，世界上有一种变革的动力，这个动力主要由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驱动。如果说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力量的关键，而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然成为各个大国优先保证的发展战略核心，那么大国的人口要素与大国核心实力——经济成长又是什么关系呢？怎样的人口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有利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哈佛大学教授DavidE.Bloom和JeffreyG.Williamson以动态的人口结构视角做出了回答。从人口要素上讲，稳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积极条件。大国实力的较量也是软实力的较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以其文明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是由一套价值体系和制度构成的。如果说一个文明价值体系及观念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那么软实力的规模和能量就与这个文明价值系统的共同体——人口紧密相连。具体说来，首先，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是文明价值体系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其三，人口素质则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人口要素在文明价值体系中所起的作用。20世纪末科索沃战争直接导因是科索沃的民族矛盾，而单单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分析，这是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两个民族人口规模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这是禀赋两种不同文明的共同体冲突替代的结果。长久以来，虽然塞族将科索沃视为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摇篮，不愿放弃那里的一寸土地。但现实是，科索沃两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在约220万的科索沃人口中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等，主要信仰东正教。这就是科索沃民族冲突以及当今要求独立的人口学背景，在这里一个人口规模扩张的民族正在取代另一个人口规模缩减的民族，从而一个旧有的文明价值体系也被另一个新的所取代更换。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当代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2008年的美国选举将载入美国历史史册，也将载入人口史史册。于多种成分(血统、族裔、文化、信仰等)聚于一身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胜利固然有多方解读，但单单从人口学的角度去观察，从动态的结构视角去分析，奥巴马的胜利首先来自于美国社会人口族裔结构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奥巴马的当选是以美国社会人口的族裔结构改变为基础的。1950年，白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近90%，1990年降至80%，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非白裔的美国人已经上升到了25%，2008年总统选举之时，非白裔美国人口已接近30%，而且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与选民结构有关)。美国选民族裔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变化都是奥巴马当选的基础。由于奥巴马身上的“多元”背景(血缘、族裔、信仰等)，他的美国价值取向必定与布什不同。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人口要素对一国软实力影响的表现形式：或以 “刀光剑影”式文明共同体——人口规模的“征服替代”，或以“兵不血刃”式文明结构——人口族裔结构的“颜色革命”。从大国实力竞争的较量历史看，也有许多深刻的启示。19世纪是西欧大国角逐的世纪，更是英法“两雄”竞争的世纪。大国实力竞争的背后也是人口的较量，英国的人口优势在19世纪超过法国，也超过其他国家，如人口增长快、年轻型人口有活力、有生机，最终成为19世纪欧洲大国的“领头羊”。历史是如此诡异，当年英国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潮的“刺激”而写就的，不过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未在英国“结果”，却在法国“生根”。马尔萨斯人口论发表200多年后今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世界的文明版图，这是一个英文主宰的世界，而法语却只能偏于一隅，还在为主权而战，谁能否定这事实上是当年英国人口增长扩张的胜利呢？20世纪是美苏世界争霸的世纪，同样也是美日经济竞争的世纪，是一场轮番上阵的 “三国演义”。如果从人口学的角度去解读，同样会看到，美国无论是在人口数量规模的增长上，还是人口结构变化上，都毫无疑问占据了优势。以日本与美国经济实力的较量为例，20世纪80年代，创造了东亚奇迹的日本曾经是一派光彩夺目的景象：日本经济傲视群雄，日本制造、日本文化被人们津津乐道。然而仅仅过了20年，这一切就像过眼云烟，日本现如今根本没了对美国说“不”的底气了。探究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回答，一目了然。也就在这短短的20年间日本人口进入了加速老化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17.2%，翻了近一番；而同期美国老龄化指数则是由11.2%微升到12.3%，变化不大。请注意，是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如此急速老化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使其丧失了与美国竞争的人口实力。再来看看21世纪大国之争，如今有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四国“后起之秀”，21世纪是这“金砖四国”竞争的时代。在这四国之中，中印“龙象”之争更为引人关注，更被认为是“龙象崛起”的世纪。中印之争中国的人口准备好了吗？谁将走得更远？从人口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的人口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特别是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加速的老龄化过程。因此，仅从人口学的角度，从动态的结构视角，从中印两国人口要素的动态比较上看，无论是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如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化，还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过程如老年人口比例的变化、劳动力人口中的年轻人口比重的变化，中国人口实力明显不占优势。当我们自信满满地追赶美国并与印度形成竞争之时，我们需要从人口的角度，认真地审视比较一下大国人口方面的变化趋势。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间，面临着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加速老龄化、人口总量减少三大变化。毫不夸张地说，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正常人口最大的人口变化。与我们的追赶目标美国相比，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快于美国，但却没有像美国那样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与竞争对手印度相比，虽然目前我国人口占有优势，但未来劳动力人口剧减和加速老龄化会使我们的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大国实力的人口较量不是“短跑”，也不是“中长跑”，而是一场艰辛的“马拉松”！单单从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比较上看，我们处在极为不利的境地，我们的大国实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有可能不仅追不上我们的目标——美国，而且有可能被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印度所赶超。目前我国的人口政策本质上是人口自身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衰落”之源，无论是对我国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持续和增强，都是削弱的，是完全不利的。不彻底废除，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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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楼                                  人口政策调整迫在眉睫--人口减少将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2010年10月09日 经济观察报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01009/2686840.shtml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0/10/11/182194.shtml李红刚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即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今年有一个看起来比较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第二季度，中国GDP超过了日本，坐上了世界第二把交椅。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认真地在 《外交政策》（2010年1、2月合刊）杂志上发文预测说，2040年中国GDP规模将相当于全球 GDP的 40%，远超过美国（14%），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这样一个预测应该很鼓舞中国人心，因为中国多少年来说要复兴，至少在GDP总量上我们要复兴。显然以上预言是很乐观的，因为它基本建立在趋势外推的基础上。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未来30年会重复过去10年的故事吗？未来30年会怎么走，当然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潜力、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的环境，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变量。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未来30年的人口演化绝对不同于过去30年，它注定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前车之鉴是日本。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也大致有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号称“日本奇迹”，使它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但就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有人喊“日本第一”的时候，日本迎来了“失去的10年”，甚至有人说是“失去的20年”，从那时候起日本经济增长基本上就停滞了。一些人把失去年代归因于日元被迫升值、泡沫经济等，但这些金融因素恐怕很难真正解释。现在看来，失去年代最重要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人口问题。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14-60岁的劳动人口总量开始减少，而且其总人口在2005年左右开始下降。中国现在的人口演变趋势已经跟它20多年前高度疑似了。我们已经在前30年重复了日本奇迹，会不会也重蹈日本随后20年的覆辙？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而且，与日本比较舒坦地度过“失去的十年”不同，中国的感受会痛苦很多，因为中国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远不及20年前的日本。为什么人口减少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现代经济学一般把经济增长归因于五大源泉，即物质资本、劳动数量、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和自然资源。而人口变动跟其他四个因素的变动有很强的关联，人口要是减少了，可能就是一损俱损。经济与人口的正相关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GDP总量？因为经济总量直接跟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关。我们国家目前还不富裕，人均收入仍在世界100位左右。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大国，甚至被人家称为超级大国，被捧为G2，主要原因是我们人口多，使得我们总量比较大，展现了综合实力。其实，谈及综合国力，完全可以抛开GDP因素，因为人口数量本身就反映国力。如果人口萎缩，即使国民很富裕，这个综合国力也够呛。有的人可能不屑于这种大国情怀，强调更要关注人民的富裕，人均GDP比总量GDP更重要。因为人均GDP等于总量GDP除以人口数量，有人就认为如果能把人口分母减少，人均GDP就自然上升了。这是一种典型的线性思维，把复杂事情极端简单化了。有人专门做过一个统计分析，把人均GDP和人口密度做了一个相关分析，发现其实两者没有统计相关性。如果把中国各省作为一个经济体，你再做一个人均GDP和人口密度相关性分析，你会发现两者呈现很强的正相关。也就是说，人口密度越大的地方，它越富裕。为什么以上线性思维是错误的？理论逻辑在于，如果没有其它经济要素额外抵补，当人均GDP公式中分母减少时，分子可能减少得更快。因为，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有效需求对GDP具有主导作用，而人口减少导致的基本消费减少和自发投资减少会引起有效需求更大程度的减少（乘数效应），进而导致GDP减少快于人口减少；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人口减少会导致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降低，导致供给的规模经济效益降低，从而减少人均产出。人口密度下降可能是许多嫌人太多的国人梦寐以求的，以为这样可以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殊不知人口密度快速下降，也可能带来的严重问题。曾经的世界汽车之都——美国底特律1950年有185万人口，但今天其人口数量不足当年的一半，成为美国过去60年来人口锐减最多的城市之一，而人口失业率却高达13%。福布斯甚至预言她在2100年后会消失。如果一个城市童话般干干净净地人间蒸发，也许并不可怕。但实际的衰亡过程对该城市的居民不啻为长期折磨。其实，现在欧洲许多地方都在上演类似的村庄、城镇消失的故事，扩展的并非悦目的绿地而是破败的废墟。至于人口密度急剧下降所造成公共设施维护不足、局部或全局的公共财政危机，则是更多的人口衰减的地方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人口结构失调的风险谈到人口结构问题，我这里主要谈两类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关于年龄结构，人口金字塔可以直观地把它表现出来。但是，现在我国的金字塔是个明显倒立的金字塔。这种倒立金字塔显现的问题是年轻人相对过少、老龄人口比例增长太快的问题。年轻人过少首先会带来劳动力短缺问题。自2003年左右珠三角地区已现民工荒，在2010年在东部甚至中部都普遍出现了民工荒，大有全面爆发之势。对此现象有不同解读，但我认为我国自2009年左右19-22岁劳动力达到高峰（大约1亿人）后开始快速减少应该是主要因素，而且在未来十年该年龄段人口会减少一半。这是一个很大的减少，显然经济应对不了这么快的调整。实际上中国经济近30年发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比较优势上，比较优势就是人口红利，这个用完了以后，问题就来了。如果制造业开始空洞化的时候，我们经济转型不顺，别的产业不能填补空缺，这对经济是一个致命冲击。有人认为劳动短缺是期盼已久的好事，表明我们将告别失业（剩余劳动力），进而提高工人议价能力。这些说法乍听有理，细究不然。劳动力短缺会最终引致本国投资减少、企业倒闭，使得就业岗位也减少，也就是说人口少未必失业率就低。而且，失业是有结构性的，年轻人短缺并不能消减大龄工人失业，民工荒也不能自然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有效地利用了所谓“人口红利”，但与此同时也切切实实地累积了大量 “人口欠账”。“人口红利”的另一面也许就是“人口高利贷”，而这个高利贷一定是要还的。老龄人口比例增长过快（老龄化）既是我们社会发展进步的自然结果，但也是人口控制政策进一步有力地推进的。与发达国家自然演化的结果不同，我们的典型特征是“未富先老”。老龄化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也涉及到一个基本的人道主义问题，或者老年人养老问题。试想世代独生子女家庭，倘若三代共处，一对年轻人就要赡养4位老人；如果四世同堂，一对年轻人甚至要赡养12位老人。即使心存孝道，恐怕也会力所不能及。有人据此提出社会化养老可能解决问题，可严峻的现实意味着这种想法无异于画饼充饥。联合国估算数据显示，如果目前人口变化趋势不变，到204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将占总人口的28%，远高于目前的11%。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就有可能崩溃。事实上，目前我国能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只有4000多万，而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离传说中的“社会养老”还很远。人口结构的另一个表征是性别比例。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每出生100个0至4岁的女孩，相应会出生123.26个同年龄段的男孩。如此发展下去，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那时，每5个成年男性中就会有一个“光棍”。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以及极端的反社会行为。这无疑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观念、性别筛选技术是人口比例失调的动因和凶器，但政府生育控制政策也显然是一大推手。中国台湾、日本的人口密度显著大于中国大陆，但少子化已经引起了他们的人口焦虑。根据最新人口报告推估，台湾生育率逐年滑落，今年跌至0.94人。为鼓动大家生育，台湾有关部门专门特举办“鼓励生育创意标语竞赛”。台中市民张芝菁以“孩子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力拔头筹赢得大奖。我很欣赏这个有些回归传统说法，孩子，不仅是传家宝，也是社会传承的唯一载体。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的数据显示，到2030年日本劳动人口会比目前少一千万，在那之后会出现经济负增长。日本要面对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克服人口减少带来的问题。厚生劳动省的报告悲观指出，劳动力衰退将影响日本市场规模，还将损害多项国民利益。日本如果无法及时补救，在一连串的恶性循环中，就将面对在二十多年后走向贫困。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似乎 “急中生智”，在2006年新年记者会上提出日本人应该“像狗那样生儿育女”，一时成为国际笑谈。2009年日本领导人提议给新生育家庭每月发放补贴，直至孩子年满15周岁。经过30年的社会巨变，伴随30年的生育控制，中国人口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已经进入“低生育率、低惯性增长和老龄化加速”的时代。随着人口形势从量变到质变，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社会风险也在一天天积累，“人口安全”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必须应对的课题。人口演化有其自身规律，并非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的。比如，我们知道强制减少生育不易，但国际经验表明，鼓励甚至强制增加生育更难。一种生育模式一旦形成，它将有巨大的社会惯性，改变它需要百倍费力。考虑到人口变动惯性和有关指标显现的长时间滞后性，当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再来解决，就为时已晚了。中国港台、韩国、日本等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当今的焦虑已经给我们发出了强烈的信号。面对目前人口的新局面，现在人口政策调整应该已是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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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楼                                  即将到来的第四波移民潮2010年10月09日 经济观察报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1009/2686842.shtml杨支柱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副教授）青年作家韩寒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爱国，就是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你还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至少从网上舆论看，这句话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人口流动障碍，以后会越来越少，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从能力层面。有了选择的自由，你还愿不愿留在这儿，确实是爱不爱这个国家的一个重要尺度。前段时间第三次移民潮炒得很热。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规模不断扩大，被称为第三波移民潮。与第一、二波移民潮(“文革”后和“八九”后)相比，第三波移民潮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但移民成分更复杂，政治选择的含量更少。我不认为第三波移民潮对中国社会、中国构成多大的危机。投资移民虽然带走了大量的财富，但带走财富的速度还远没有赶上外资流入中国的速度。有两个问题显然比资金和人才外流更重要：第一，区分正常的外流和不正常的外流，后者才是我们应该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第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能维持多久？一旦中国经济减速、停滞、衰退，流入和流出的平衡就会被彻底打破，那时的资金和人才外流才会构成真正的危机。因为“一胎化”生育控制政策而发生的人才、资金外流，显然属于富有中国特色的不正常的人才和资本外流。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育意愿普遍比较低，因为“一胎化”政策而发生的人才外流一直存在，但不是很严重。最近几年因为农民生育意愿普遍下降，计生系统为了维持自己存在的理由抛出所谓“富人、名人超生论”，加重对有钱人生第二个孩子的处罚，进一步刺激了出于生育目的的人才、资金外流。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但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本流动和移民的影响我们显然估计不足。将来人口老化了，劳动力短缺了，印度、越南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工作，我们少生了孩子，给人家腾出了生存空间。果真如此，我看也是不错的。人家在本国或欧美受了教育，到我们这儿来打工，我们是捡便宜的。但是实际后果可能不是这样的。人家今天之所以愿意到我们这儿打工，因为我们充裕的劳动力吸引了太多资本，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等到我们本土劳动力短缺，没有这个比较优势以后，资本可能大量外逃，经济萧条，人家就不愿意到我们这儿来打工了。相反，可能我们的劳动力要外流了，因为我们的养老负担沉重、税收太高。那时候我们的劳动力由于受教育程度提高，也不像我们60后、70后对出国那么恐惧了。移民出去的越多，那么剩下的人承受的负担就更重，可能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在我看来，第四波移民潮将是因为三十年生育控制后果总爆发而行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移民潮。与前三次移民潮主要是精英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第四波移民潮流失的不只是精英，流向的也不只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它的另一特点是发生在经济衰退过程中，流入和流出的平衡被彻底打破。由于人口生产的长周期性，第四波移民潮持续的时间也要长得多。靠什么来减轻它的危害？国家不可能禁止国民出国，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那只能依靠二战后犹太人在沙漠上建立以色列那样的爱国心和凝聚力，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如果一个人爱这个国家，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他可能不愿意出去；如果一个人跟兄弟姐妹和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比较和谐，他可能不愿意出去。但是在这方面，实行了三十年的现行人口政策的影响同样是负面的。我们先看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到80年代初发展成“一胎化”。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出生人口，整个80年代大概是2.3到2.4之间，远远超过了政策生育率。原来政府计划在2000年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1亿，但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政府公布的人口数据是12.6亿。姑且以这个数据为准，那么11亿到12.6亿之间，这多出来的1.6亿“超生”的人，他们肯定有兄弟姐妹，加上父母，以一家四口计，“超生”者家庭人口高达6.4亿，超过总人口12.6亿的一半。这6.4亿人的生活水平曾受到“超生”罚款的严重影响。那1.6亿“超生”的人，政府既然认为他们是多余的，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你让他怎么效忠这个国家，怎么爱这个国家？还有一些人受到的影响更明显，这就是所谓“黑人”。“黑人”最大的一部分是所谓“超生”而又没有交足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的，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非婚生育的，还有80年代“黑人”的孩子，也就是“黑二代”。2007年公安部公布的户口数据比社会发展公告公布的人口数据少4000多万。如果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准确的，那么就有4000多万的黑人。我们这样的国家无证寸步难行，“黑人”基本上都是穷人，他不可能上好的学校，“黑人”不能办营业执照，不能办外出务工证明，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不能结婚，不能在银行开户，不能从邮局取款。他只能打黑工，住黑屋，因为房子没有身份证也租不了。另外，被强制堕胎和被强制上环、结扎的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也会比被罚款或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人受到更大的影响。国家对这部分公民的凝聚力是很弱的。他们之所以现在还住在这里，一个是因为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二是因为上一代人受教育水平较低不敢出去闯荡。下一代除“黑人”之外受教育程度较高，如果他对国家不满，同时又遭遇经济不景气，那么他们出走他国将是非常自然的事。不要说上述受到直接而且比较严重的损害的人，就是没有受到生育控制直接严重损害的人，也会受到轻微的损害，比如说为了办“准生证”折腾来、折腾去多跑几千里路，或者自愿上环、结扎但不堪定期查环、查孕的羞辱。国家对人口的观念，涉及到公民个人对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感受。源自计划生育意识形态的宣传，也会影响到国民对国家的忠诚。计划生育意识形态把人口看成负担，看成包袱，动不动就讲“人均GDP”，似乎GDP是恒定的，人多了，人均GDP就少了。这当然是错误的。之所以有这么大的GDP，因为有那么多劳动力在创造它。社会总人口减少，劳动力自然也会减少。但是这样一种说法导致人们把人当成一种负担，认为人少就好，每个人把别人都看成多余的。这样没有尊严的人，他怎么可能效忠于国家？这种没有尊严的状况，必然也会波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家庭的凝聚力，不但来自于对父母的感恩，也来源于兄弟姐妹的和睦。如果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和睦，那么孩子们就更愿意留在或者回到父母的家里。在计划生育的意识形态下，每个人都把他人看成与自己争夺资源的敌人。如果兄弟姐妹都成了跟自己争夺父母财产和爱心的敌人，那么跟其他的人，你能够营造一种和谐的关系吗？所以很多表面看起来跟计划生育没有关系的领域，譬如说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其实都跟计划生育把人当成负担这样一种观念有关。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看作是资源争夺的关系，那么这个部门跟那个部门之间、这个地区跟那个地区之间、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之间还能不是资源争夺的敌对关系吗？因此令人恐惧的不是第三波移民潮，而是三十年强制计划生育后果总爆发引起的第四波移民潮。现在看来无论政府多么英明，第四波移民潮都已不可避免。但是如果政府尽快改变使人口负债和性别比失衡越来越严重的人口政策，裁撤不必要的衙门、减少官员的数量，实行惠民政策使年轻人养得起孩子，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改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增强公民的主人翁地位和社会责任感，可以将第四波移民潮带来的危害程度降到最低。

大哥大

第 44 楼                                  人口是国土安全的基石2010年10月09日 经济观察报王鑫海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如果将国家看作是一座大厦，那么最基层的就是人口安全。它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国防安全，一个是环境安全，他们共同支撑着屋顶——国土安全。国土与人口是分不开的。《大学》中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如果君王有德，国家就能吸引人，留住人；百姓在国土上安居乐业，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丧失国土。孟子说，“诸侯之宝三：人民、土地、政事”。孔子指出，一个国家兴盛的标志，就是四方之民背着襁褓中的孩子前来投奔。人口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人口政策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推行已经有30年了，这期间全球人口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很多原先推行节育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早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前，就开始转变为鼓励生育。我国由于人口基数较大，尽管老龄化危机逐步显现，年轻人口的锐减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警觉。人口政策的影响有20到30年的延后性，所以1980年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人口老龄化危机现在才暴露出来。从时机上讲，现在提出全面鼓励生育已经为时已晚，但多少可以缓解正在爆发的人口危机。人口安全出了问题，必然导致国土安全受到威胁。国土安全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国防安全、环境安全。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对国防安全的影响当前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和平崛起是中国一贯的战略定位。今后十年将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然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远非高枕无忧。尽管“兵凶战危”，但是“忘战必危”，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从历史上看，可以说没有连续维持60年以上的和平，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0岁，也就是说每个人仍然可能经历战争，国不可一日无防。即使像瑞士那样的永久中立国，也时刻保持完备的军事力量，建立了严密的国防动员体系。人力资源短缺与流失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人口部的统计数据，假如目前中国的人口政策延续下去，0至14岁的人口占世界同年龄段人口的比例，将由现在的18.6%，逐步变为2020年的12%，2030年的9.7%，2040年的 8.5%，2050年的7.3%。就算接下来10年全力鼓励生育，也仅仅可能提高一两个百分点，这对中国将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几十年来人口政策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摸到人口老龄化危机这条鳄鱼了。到2012年，15-64岁总劳动力开始减少。2015年，总抚养比快速上升，也就是出现养老育幼“两头沉”危机，这将伴生严重的经济压力。2009-2018年，19-22岁黄金劳动力将减少一半，从1亿左右减少到5000万左右。这意味着，如果要维持现有的武装力量人数，10年后适龄男青年要有20%参军。有人认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战斗力和人数基本上没有关系，而是取决于科技和经济实力。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现在军队的质量很重要，但是数量仍然重要。一个10人的美国特种兵小分队需要1000个人在后面支持，每一样装备，包括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产品，都需要大量人力去开发、生产、运输、维护。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各地严惩富人超生，征收几十万、上百万的天价社会抚养费，这笔钱足够一家人轻松移民，这个商机已被人发掘。大多数移民广告在移民好处一栏都列明：无计划生育限制，甚至有的移民广告说只要花20万美元就可以做美国人的爸爸。很多高层次海外学人不归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这种现实的问题让很多海外学人望国兴叹。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移民现象，但是大多数是有进有出，各阶层都有。不像中国，富人、人才大量流失。此消彼长，发达国家由于吸收中国的财富、人才，国力更加强大。独生子女、独子军人比例高目前中国现役军人超过70%无兄弟姐妹，超过90%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或者有姐妹无兄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首次出现，已引起军事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历来有独子不当兵的传统。大家都知道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当时魏王派晋鄙率军10万救赵，观望不战。信陵君盗得虎符，带勇士椎杀晋鄙，夺其兵权，并下令说，父子都在军中，父回国；兄弟都在军中，兄回国；没有兄弟的独子，回家奉养父母，最后，挑选出8万精兵，救了赵国。抗日战争期间，兵役法规定五丁抽二，三丁抽一。除了独子不当兵，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传统，美国影片《拯救大兵雷恩》就反映了军方不惜一切代价，不让一位母亲失去所有的孩子。有几个子女的父母，失去任何一个子女都会感到无比悲痛，但是只要还有其他子女活着，他们大多数可以继续生活下去，而独生子女一旦牺牲，他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六位老人无依无靠，当时很难度过心理危机，过后则面临很大的养老危机。穷二代与“黑二代”以前总有人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然而现实更残酷，如今穷二代面临不婚不育的窘境。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由于计划生育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即将出现几千万光棍，第二是高房价粉碎了他们成家立业的梦想。现在网上已经在公开讨论 “不给穷老公生孩子”的合理性，赞成的居多。什么样的军人有战斗力？一种是为了保卫家园，保卫老婆孩子，一种是为了战争胜利后能够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穷人生孩子，说明他们对社会还抱有希望。穷二代不婚不育，说明他们已经绝望。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穷二代得不到良好教育，无法脱贫，就是因为他们是超生孩子，他们的父母被迫缴纳巨额罚款变穷或者变得更穷。而所谓的黑人就是没有户口的人，主要原因是超生人口无法上户口，现在已经出现了“黑二代”，生活比“穷二代”更困难，他们完全脱离了政府的管理。在战争状态下，生活状况不佳的几千万黑人，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削弱国防力量。假设100个士兵能够产生100个单位的战斗力，如果其中一个人有异心，整体战斗力马上削弱一半，只有50个单位。对环境安全的影响国土安全的第二个方面是环境安全，就是要保护环境与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几年前就曾提出了一个观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危害中国的环境安全。片面宣传妨碍解决环境根源问题一些人口学家宣称 “人口多了肯定会破坏环境”，而且它被知识分子，特别是环境保护界的知识分子认为是一个当然的前提。我阅读了几百本有关环境保护的著作，其中谈到人口与环境关系的，套路都差不多，先谈人口爆炸，然后谈环境危机，说人口多导致了各种环境问题。于是很多人以“人口多破坏环境”为“理论根据”支持现行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要求把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甚至3亿。由于“环境保护”天然的“正义性”，这些人自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然而“人口过多”与“环境危机”之间并非只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如果盲目地把减少人口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灵丹妙药，忽视对环境问题根源的探索，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左腿有病锯右腿，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人口危机接踵而至。谁消费谁担责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讨论减排问题，世界各国都说减排好，中国也这样说，但是等到分配义务的时候，各国都在争取自己少减排，别国多减排，因为减排意味着消耗真金白银。只有中国例外，有个官员说我们通过计划生育减少了4亿人，为世界做出了贡献，外国人就说你再减几亿好不好。“环保圣经”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现在老是说欧美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根据我跟欧美学者的接触，他们95%以上支持中国减少人口，尽管他们也说妨碍人权不好，但这里有个资源竞争的问题。现在一个美国人消耗的资源相当于10个中国人，美国每年增长200万到300万人，而中国通过计划生育减少的人口节省下来的资源还不够美国一家所增加的人口的资源消耗。在减排问题上，中国不能强调减了几亿人为减排做贡献，而是要理直气壮地讲历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中国当然支持节能减排，但是，如果欧美日要求中国承担减排的责任，他们就必须无偿向中国提供节能减排技术和设备。从人均角度来说，我们排的很少，更何况我们的人均排放量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生产供外国人消费的产品，也就是说我们还要讲人均消费排放量，谁消费谁承担责任。另外，在中国国内，还存在一种叫“连坐惩罚”的制度，把极少数人破坏环境的责任强加到所有的中国人身上，比如说每100个中国人，99个要保护环境，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很多受到环境危害的群众跪求政府，要保护他们的家园，而真正破坏环境的人只有1%，但这些人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行贿，造成政府监管不力。由于破坏环境，不用污染处理设施，降低了成本，而在市场上以市场价销售，他们就获得了超额利润，而且还富有竞争力。他们把环境转变成金钱，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而责任由所有中国人负担。廉价消费劳动力的恶性循环在环境监管方面有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现在环境监察人员很少，一般的县级单位或区级单位，环境监察人员只有十几个人，而搞计划生育的专干有几百人。名义上说人口多破坏了环境，但实际上我们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减少人口上去，而没有真正地保护环境。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廉价出口人力和资源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借了人口高利贷和环境高利贷。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背后，是老化的人口、破坏的环境、资源浪费式采掘。以后劳动力严重不足，人才、富人流失，中国可能只能依靠进一步廉价出售环境资源换取外汇，而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这几十年中国低价提供给他们的人力物力，养老育幼。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红利，依靠减少人口缓解环境危机，技术进步就被忽视甚至放弃，而适度人口压力可以促使环境保护技术的进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指出，“一胎化”计划生育导致了暂时的“人口红利”，但是，一旦人口红利、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中国将变成一个无增长潜力的工业废墟。三个误解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用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中国人还不够多吗？这是一个常见的担心。我的回答是，中国用占世界20%的粮食产量，养活了不到世界20%的人口。单纯谈耕地数量是片面的，重点在于粮食产量。另外，大家要注意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早就不是上个世纪的22%，而是不到20%。第二个问题是，房价这么高，不是人口多造成的吗？房价高，是政府管制公民的建房权，容许投机炒作造成的。历史也有这样的例子，政府管制农民的种粮权导致大饥荒。中国三年自然灾害，其中有一个地方没有饿死人，山东昌乐县，一个地方政府用活了7%自留地政策，并且把最好的耕地给老百姓自己种，老百姓仅仅靠这7%的自留地活下来了。包产到户不到一年，中国就解决了粮食问题。现在各地实行的以房入户政策，就是所谓的买房子上户口。我建议实行入户免闲置税政策，恢复房屋的居住功能，抑制过度投机，立即降低房价。凡是商品房，都必须根据面积大小，登记一定人数的居住者，公民只能在一套房子登记户口，没有人登记的房屋，按照市场价的10%每年收取闲置税。计划生育是为了节约资源，闲置房屋是无可置疑的资源浪费，征收房屋闲置税，可以比减少人口更好地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第三个问题：北京交通拥堵，不正好说明人口过多吗？最近我对中关村大街做了实地考察，查清为什么会产生交通拥堵问题。我发现这完全是管理问题。在科贸前面的，这里有一条公交车道，很多人骑自行车到这儿之后，他就拐到公交车左侧，占据机动车道，把路面占掉了。从道路设计上讲，完全可以修一个“几”字形弯道，让自行车从公交车站台右侧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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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楼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冰点时评倒三角结构考验人口政策童大焕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10-13 [打印] [关闭]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0/13/content_3424686.htm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科学家、人口问题研究专家易富贤在10月9日的《经济观察报》撰文，建议2011年将开始的“十二五”规划，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以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和光棍问题，从而弥补今后的劳动力短缺，将经济模式由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 文章指出，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2.1。而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世界各国经验表明，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 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1990年的 2.17，1995 年的1.43。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是不稳定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不稳定，导致养老危机；性别结构不稳定，导致光棍危机；民族结构不稳定，可能导致民族矛盾。而美国和印度都有稳定的人口结构：美国是柱状人口结构，印度是正三角人口结构。 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但也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已经刚好三十年过去，中国也正处在新的紧要发展关头：一是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型；二是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运动正在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大大下降；三是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挑战。如今，甚至连一些东部地区的二三线城市，也已经广泛存在招工不足的问题。 这一切都需要重新审视实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和文化再生产。而人口的正常再生产则是物质和文化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中国正处在1840年以来难得的和平条件下物质财富极大增长的时代，很多人据此天真地认为，只要我们积累下足够的财富，养老问题就可以“自我解决”，而无须通过代际养老来完成。实际上，这是对财富的极大误解。没有足够的当期劳动力创造当期财富和价值，所谓的财富积累，不论是以货币形式存在，还是以房屋等实物形式存在，都无法呈现出应有的价值。一个社会的健康成长，合理的人口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迟退休年龄之类的权宜之计，只能局部缓解中国未富先老的物质财富问题，不能解决年轻人不足导致的服务严重匮乏、亲情和温情迅速弱化的社会问题。调整生育政策，是重构合理的中国人口结构的必要和必然之举。 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也指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有一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不改，中国就无法维持近年来的高经济增长率，而老龄社会的快速到来，也让我们反思现行的生育政策。

欣欣

第 46 楼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易富贤：中国人口危机开始全面爆发2010年12月03日 23:08经济观察报【大 中 小】【打印】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mssd/20101203/3002436.shtml易富贤  2010年中国经济热点是劳动力短缺、富士康事件、罢工潮、大学生就业难。这些看似并不相关的事件其实有共同的原因：计划生育破坏人口结构；也共同地标志着人口危机开始全面爆发。人们从来就没有想到，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003年之前，媒体都在炒作“民工潮”，然而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用工荒”。2008年“用工荒”又戛然而止。然而，2010年春节刚过，用工荒卷土重来。这次用工荒与前几年不一样，这次是全线告急：珠三角告急，长三角告急，甚至江西、四川这些以往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全面告急。深圳发生富士康事件，并在全国多地引发罢工潮。但是另一方面，大量大学生却又找不到工作。对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忽冷忽热的现象，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大惑不解。其实从人口学角度是能够解释的。“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与亚里士多德的 “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一样荒谬。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理解不了“两个铁球”的原理。如果说中国就业压力大是因为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太少，那么阿根廷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人口只有4000万，陆地面积却有278万平方公里，人均陆地面积是美国的2.1倍，是中国的9.2倍，但是2008年阿根廷的失业率却高达7.9%，比美国的5.8%还要高。社会作为整体，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与总消费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也就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假如中国保持同样的比例的话，那么13亿消费人口只能提供6.5亿个就业机会，意味着中国目前8亿总劳动力有1.5亿是“额外”过剩。究其原因，是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上亿年幼消费人口，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且由于孩子少，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这两方面原因使得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现在总人口14亿多；由于妇女需要照看孩子，劳动参与率降低，总劳动力反而只有7亿多。那么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也在50%左右，就业压力大为降低。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过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年，但由于劳动力“额外”过剩，中国工人平均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4%。工人敢怒不敢言，根本不敢罢工。计划生育又导致年轻劳动力减少，但是有20多年的滞后性。2003年中国20-39岁劳动力开始负增长，也开始出现民工荒。但是由于1980年代出生高峰的人口 (1960年代出生高峰人口的孩子)进入劳动年龄，企业最需要的19-22岁人口反而在增加，因此当时的民工荒并不严重。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向中国进口减少，“用工荒”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力过剩。但是19-22岁劳动力在2009年达到1亿的顶峰之后开始快速减少，到2018年只剩下5000多万，也就是说最有活力的劳动力在9年之内下降一半，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年龄劳动力的减少导致2010年全国范围的用工荒，并且将越演越烈。劳动力“额外”过剩导致的低工资和计划生育导致的“80后”一代抗压能力差，是富士康事件的人口学基础。而计划生育引起的年轻劳动力短缺，2010年开始逆转了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工人们变得敢怒又敢言了，结果出现了罢工浪潮，工资即将全面上涨。蔡窻等学者认为这是好事，标志着中国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了。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日本在196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韩国、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但是这些地区当时是工资和劳动力双增长，有利于产业升级。中国现在是劳动力减少后才涨工资，性质完全不一样。中国经济比韩国、台湾地区落后20多年，但是中国15-64岁总劳动力将在2012年开始减少，比韩国和台湾还要早3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国未富，民已荒”的国家，这比“未富先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劳动力是国家的“精气”。中国工资太低，需要提高，但应有一个度。提高工资，并不提高劳动力价值，只是提高劳动力价格(成本)。中国这种被动的涨工资，一方面导致一些企业破产，一方面导致一些企业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结果国内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反过来又加剧劳动力(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额外”过剩。尽管劳动力过剩，但中国目前失业问题还不十分严重，是因为国际社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中国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等人口开始占领国际市场(印度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目前只有14%，等到增加到中国目前的27%，将彻底改变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由于人口结构老化，购买力下降，从国外进口也将减少。中国经济将越来越依赖于内需，但相对于内需市场来说，中国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人口)。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使得“用工荒”(年轻劳动力短缺)与“就业难”(中老年人口“过剩”)长期并存。如果工资合理，那么一个劳动力的收入就完全能够让全家进城生活；由于消费在城市，又增加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也有产业升级的动力。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它们经济起飞的18年-40年间，城市化水平分别提高了38、35和5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百分点分别为1.52、1.94和1.28。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导致消费者数量和人均消费能力双重降低，使得中国工业化不能转变为城市化。农民工无法承担全家人进城的开销，出现了中国独特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现象。生产与消费异地，导致城市消费不足，第三产业迟迟发展不起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只增加到2008年的45.68%，年均只0.93个百分点。如果中国城市化率像韩、日、台在经济起飞期间那样年均提高1.52%、1.94%、1.28%，那么2008年中国城市化应为63.5%、76.1%、56.3%。培养大学生的目的不是回农村当农民，不是当产业工人，而主要是在城市从事第三产业。但由于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太低，目前只占总劳动力的33%(而韩国却占总劳动力的68%)，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并且低工资成本使得企业缺乏产业升级的动力，自主创新落后，对大学生需求不足。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不仅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足，更主要是消费者数量不足。化解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停止计划生育，发展婴童经济。孩子出生，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并且因为照顾孩子还将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婴童经济所带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pp哥

第 47 楼                                    BAIDU_CLB_fillSlot("28925");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南方周末》一周高论（101021）　　作者: 编辑部 　　2010-10-21 　　　　http://www.infzm.com/content/51538　　　　No.2 倒三角结构考验人口政策　　　　《中国青年报》，10月13日，作者：童大焕　　　　（原文摘编）人口问题研究专家易富贤撰文建议中国从2011年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2.1。而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2005年的1.33。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是不稳定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不稳定，导致养老危机；性别结构不稳定，导致光棍危机；民族结构不稳定，可能导致民族矛盾。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但也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已经刚好三十年过去，中国也正处在新的紧要发展关头：一是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型；二是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运动正在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大大下降；三是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挑战。　　　　很多人天真地认为，只要我们积累下足够的财富，养老问题就可以“自我解决”，而无须通过代际养老来完成。实际上，这是对财富的极大误解。没有足够的当期劳动力创造当期财富和价值，所谓的财富积累，不论是以货币形式存在，还是以房屋等实物形式存在，都无法呈现出应有的价值。调整生育政策，是重构合理的中国人口结构的必要和必然之举。　　　　【推荐理由】一项长期性的政策，必须定期地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验，这才是科学的施政、理性的施政。事实上，中国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考虑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这无疑是一个颇为积极的动向。

太上老君

第 48 楼                                  今年夏天我回国，曾在重庆交流，还从世界和中国人口结构分析了中国经济中心即将西移，印度将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今后最大的发展机遇来自西部，而国防压力也来自西部，应该从战略角度积极布局西部的人口、经济和国防，重庆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2万多字的内容）。华龙网摘要发表了部分采访内容。=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人口专家预言：重庆都市圈将成中国最有经济活力地区 记者 何青枚2010年11月03日 12:14:32 华龙网http://cq.cqnews.net/szjz/hqm/201011/t20101103_4687879.htmhttp://cq.people.com.cn/news/2010113/2010113125023586h.htm核心提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专家易富贤出生于中国西部，非常关心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尤其对重庆十分关注。近年来，他从人口结构角度出发，对重庆甚至是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充分说明了重庆在西部地区的重要地位和经济、文化等领域崛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易富贤认为从人口学角度出发，重庆应该首先成为人口盆地，进而发展为经济盆地和国防盆地，这样重庆经济圈将是今后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近期易富贤借回北京学术交流的机会，也顺便到重庆走访。记者借此机会对其进行了采访。 华龙网11月3日11时30分讯（数字记者 何青枚） 未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在西部，西部的经济中心在重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专家易富贤，向记者阐述了“世界人口结构决定中国经济中心西移和重庆崛起”的观点。他表示，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敲响警钟，中国经济必须从依赖出口转向为依赖内需。中国经济中心即将停止东移而转向内地。而以重庆为中心的都市圈将成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人口资源推动经济发展 　　“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发现人口资源才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易富贤的观点正基于此。 　　相似的论证来自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员院长张维迎。他认为，在170年前，中国人口规模与GDP成趋同，中国人口占世界的37%，GDP占33%左右。而从1830年到1950年，中国人口却增长非常缓慢，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2%，中国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不断下降。与之相反，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人口快速增长，经济迅速崛起。由此，张维迎预测，未来国家发展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成趋同。 　　　中国经济中心将西移 　　不过，发达国家的发展黄金期已渐至尽头。“年轻人口结构推动经济发展，年老的人口结构拖累经济发展，虽然这种作用有二三十年的滞后性”，易富贤认为，15-64岁总劳动力对于国家而言是“精气”所在，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虽然发达国家此前就出现了老年化，人口占全球比例在降低，但由于2010年前总劳动力仍在增加、总抚养比（非劳动力人口与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仍然很低，因而经济发展未受明显制约。 　　不过，2010年进入拐点。“从今年开始，发达国家总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减少，总抚养比将快速增加，意味着发达国家将出现经济乏力。”易富贤认为，人口结构决定了发达国家经济即将衰退，占全球经济份额即将下降。这意味着中国沿海贸易规模将收缩。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就给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敲响了警钟，依赖内需的重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明显小于依赖国际市场的广东沿海城市，中国经济必须从依赖出口转向为依赖内需。中国经济中心即将停止东移而转而移向内地，近年来郑州、武汉、长沙等中部城市的崛起即可看出这种趋势。 　　重庆将成为西部中心城市 　　易富贤说，在城市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地位，是由对较大地域范围具有强大吸引力和辐射力的综合性职能的中心城市的地位所决定的。今后的竞争主要是大城市圈之间的竞争，西部必须有一座中心城市，像北方的北京、南方的广州、东部的上海一样，与周边较大城市形成都市圈，辐射各自周边的县域经济，才能从经济学角度防止人口东流。 　　易富贤认为，从承载人口能力（水资源是关键）、区位优势等因素综合评估，重庆胜出成都、西安等，将是西部中心城市的不二选择。 　　他解释说，中心城市必须具有人口规模优势。古代人口稀少，运输成本高，制约区域人口规模的最重要因素是粮食。因此当时的中心城市都在粮食产区。但现代农业技术的提高和运输业的发展，粮食已不是制约城市人口的因素了。而由于水的输运、转移代价昂贵，水资源缺口很难以进口的方式加以平衡，是一个地区发展的硬约束。人类从来都是逐水而居，纽约、伦敦、东京、香港、上海都是靠江沿海发展起来的大都市。现在内地城市要崛起，也要尽量往水的边上靠。“重庆位于长江边，在水资源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周边建设面积广阔，完全可以建成一座3000万以上人口的国际大都市”。 　　　重庆都市圈将成为中国最有经济活力地区 　　易富贤说，重庆将肩负辐射西部其他地区的任务，形成九鸟（成都、宜宾、万州、怀化、贵阳、昆明、大理、兰州、西安）朝凤（重庆）的格局。 　　“今后印度将是世界经济中心，而重庆是离印度最近的都市圈；重庆有水资源优势，有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重庆离西北矿产资源腹地最近，有矿产资源优势”，易富贤断言，今后重庆都市圈将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易富贤建议，重庆今后的发展要科学利用水资源、布局人口发布；在提高交通枢纽地位的同时需要兼顾所辐射城市的利益；此外，城市规划要有利于今后人口发展。

将梦洁

第 49 楼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本页位置： 光明观察> 时政·法制 再质疑政策生育率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10-10-09 10:26:43　光明网 　[字体：大 中 小]　   BAIDU_CLB_SLOT_ID = "49035";http://guancha.gmw.cn/2010-10/09/content_1296031.htm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 个孩子。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孩子数）需要在2.3以上。所有的客观数据都表明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2-1.3，但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都将生育率修正成1.8 ，依据是中国的政策生育率（依照政策，平均每个妇女被允许生孩子数）为1.5，实际生育率不应低于政策生育率，加上超生和漏报，因此生育率为1.8 是可信的。由于中央相信了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1.8的生育率，从而导致“九五”规划、“十五”规划、“十一五” 规划的人口目标都相继破产。现在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又在用1.8的生育率误导“十二五”规划，认为“十二五”期末，中国人口将达到13.9 亿。我在《计生委用虚假数据误导十二五规划》已经驳斥了国家计生委的这一预测。计生委官员宣称的1.5的政策生育率是依据2003年《人口研究》第5期的文章《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简称《政策生育率》）（ 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430 ），并因为中国生育政策多样性而否认中国是“一孩政策”。该文是郭志刚、顾宝昌、王丰等教授于1999 年通过国家计生委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的关系，用从计生委获得的资料计算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原始资料，全国允许生1孩的占35.4%，允许生1.5 孩（头胎是女孩的可以生二胎）占53.6%，允许生2孩的站9.7%，允许生3孩的占1.3%。郭志刚教授等人是假设出生性别比为107，计算出政策生育率为 1.38，然后再额外修正6%，从而变成了1.47。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该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些学者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我对这种修正方式不敢苟同，曾在《质疑计划生育的三个关键数据》（ http://www.cssm.gov.cn/view.php?id=26535）一文与郭志刚教授商榷，认为不应该额外修正6% ，并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不是2.1而是2.3以上，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可能的。很显然，我的观点并没有被人口学界采纳，近年在多篇论文以及给中央的建议信中仍然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而政策生育率是1.47 ，并建议中央逐步调整人口政策，“精心组织，平稳过渡”，“选择若干生育水平长期偏低、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大城市如上海，和较发达的省份如江苏、浙江的部分县市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然后“认真总结和吸取这些地区在努力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上，放开二孩、防止多孩”。《财经》杂志2010年第7期《独生子女政策谋变》一文中透露，“一个拟从2011 年开始，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首批先行，总计分三批，逐步在全国开放‘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修改意见，正在完善中。” 似乎人口学家们的建议已经引起高层的重视。美国 《科学》期刊2010年9月17日发表文章《Has China Outgrown The One-Child Policy? 》，介绍了中国人口学界对推动中国逐步放开二胎所做出的努力（比如曾毅教授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李树茁教授的放开二胎并允许同性恋生育和未婚生育，王丰教授认为最终需要由二胎方案过渡到自主生育），也说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 1.47。现在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而1980年《公开信》也明确提出一胎化只能实行30年，2011 年又将开始十二五规划。就是说，人口政策不是能否调整的问题（没有谁敢承担不调整人口政策历史责任了，最差的方案也是逐步二胎过渡，其后果远远超过当初的一胎化），而是如何调整的问题。现在是制定十二五的关键时刻，这次人口政策调整决定中华民族的前途。我首先向人口学家们为推动人口政策调整表示敬意！他们在突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学术框架以及自己的心魔的过程中做出的艰难努力是外人所难以理解的。但是我再次重申我不能认同人口学家们的建议，我认为《二胎方案是错误的》（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将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定为2.1，将政策生育率定为1.47，预测现行人口政策的弊端，提出逐渐放开二胎的建议，我认为这种方法的误导性极强。本文就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再与人口学家们商榷。《政策生育率》将生育政策分为几类：（1）全国城镇地区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四川等6 省、市（占全国人口的18.2%）的农村基本实行汉族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2）对农村居民有云南、青海、宁夏、海南、新疆等5 个省、区规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3）有19个省、区规定农村居民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间隔几年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4 ）各地条例还对少数民族、残疾、再婚、归侨、特殊职业等各种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可以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孩子。《政策生育率》将浙江、河南列为农村独女户可生二胎的19省之列，但是浙江省计生条例规定：“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已生育一个女孩，但一方为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或一方从事工商业一年以上以及双方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一年以上的除外”。浙江省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很多农村夫妇（单方或双方）在城市打工多年，因此浙江农村独女户也很少有机会生二胎。河南省计生条例对农村独女户则是这样规定的：“夫妻只生育一个女孩，家庭又确有困难的”。就是说河南并不是所有农村独生户都被允许合法生二胎的，只有困难家庭才能生二胎，这个尺度把握在基层计生委手上。《政策生育率》认为云南、青海、宁夏、海南、新疆等5个省、区农村居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其实这并不十分准确，比如云南省计生条例就说：“提倡农业人口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由夫妻双方申请，经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青海省计生条例说：“农村一对夫妻生育过一个子女，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以根据当地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经济条件，有计划地安排生育。”梁中堂教授认为云南省和青海省的这种表述实际上就是 1982年中央11号文件中中央同意国家计生委建议的“女儿户”的特殊表述方式，说明这两个省农村实行的是“女儿户”的政策。考虑到这些因素，《政策生育率》一文的1.38的生育率还需要打折扣。《政策生育率》的资料是1990年代的，当时是“全国允许生1孩的占35.4%”。 1990年代城市化水平还很低（1990年是26.3%，2000年是 36.09%）。时间过去了十多年，人口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策生育率也发生了改变。相对于1990 年代，影响政策生育率的有两大因素：可以生二胎的双独（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者）家庭比例增加、城市化比例提高。1990年代的生育妇女主体是1970年代的出生的女孩，独生子女的比例还很低，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1975-1980 年出生的人口中独生子女占同年龄比重为15.8%，双独家庭概率很小。2010年的生育妇女主体是1980年代出生的女孩，当时中国的生育率稳定在2.4 左右，独生子女比例仍然不高，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1981-1990年出生人口中独生子女占同年龄比重为20%，比1970 年代稍高，也就是说现在双独家庭比例仍然很低，对政策生育率影响不是很大。并且占全国人口的7.3%的河南并不允许双独家庭生二胎。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城镇化水平为36%，但20-44岁人口城市化比例为41%。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城镇化率为43%，但20-44 岁人口城市化比例为50%，20-34岁人口城市化比例为52%。也就是说，育龄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总人口城市化水平。2010年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50% 了，并且老人和小孩大多保留农村户口，而相当一部分年轻夫妇也为了兼顾农村土地利益（为了在农村保留根据地，老年后可以回农村养老），只让一人转为城市户口（但是夫妇俩与城市人口一样只能生 1个孩子了），因此育龄家庭城市化水平已经在60%左右了，“全国允许生1孩”的就远不止《政策生育率》所说的占“35.4% ”了。政策生育率也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所计算的1.38，很可能只有1.2多一点。就像实际生育率不可能稳定在1.8一样，政策生育率也不是稳定不变的。等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出生的女孩（独生子女占同年龄比重超过40% ）成为生育主体，虽然因为双独家庭比例增加而提升政策生育率，但那个时候育龄妇女人数已经大幅降低，生育意愿很低，停止计划生育也为时已晚了。现在原发性不孕比例已经是高达17%（高峻 ,高尔生; 中国育龄妇女不孕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卫生统计; 2005年01期; 27-29. ），丁克、晚婚、单身比例也很高，即便有超生，第六次人口普查如果生育率低于1.2（甚至低于1.1）是可信的，高于1.4 是不可信的。负责人口普查的官员千万不要受人口学家的误导，一味高调生育率（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1.33的生育率就有明显人工高调的痕迹）。这次人口普查要尽量获得准确数据，普查之后要树立人口普查的权威性，为决策提供依据，不容学者随意篡改普查数据。人口政策已经没有退路了，已经没有过渡的余地了。应该果断、高调停止计划生育，既能一举扭转过去的被动局面，又能抢救出生堆积高峰、逆转不断下降的生育意愿，为今后的人口发展赢得宝贵的时间。 [责任编辑： 钟晓军 ]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小七哥

第 50 楼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本页位置： 光明观察> 学术·新知 曾毅的“二孩晚育”方案是错误的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10-10-19 10:10:49　光明网 　[字体：大 中 小]　    BAIDU_CLB_SLOT_ID = "49035";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到了关键时刻，各派也纷纷亮出自己的底线。其中曾毅教授的《关于推动“二孩晚育软着陆”实现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已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成果要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阅”。近日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已经形成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专家治国文化，而曾毅教授是纯正的科班出身的人口学家，他的简历让人肃然起敬(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2808): 曾毅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人口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人口所所长，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高级专家，获得联合国人口基金多项资助，现在又是美国杜克大学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决策层和老百姓会想当然地认为曾毅对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具有权威看法。人口政策的主动权很容易落到曾毅等人手上。其实人口学还远远不是科学，还没有走出伪科学的框架。我在《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计划曝光》（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6/17/content_936306.htm）已经揭露，中国人口学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其目的是减少中国人口。曾毅做博士后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长期属于外交学院而不是属于社会学院，一开始就是为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服务的。在伪科学框架内，谁的成就越大，误导性和危害性也就越大。比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但是曾毅等人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女婴漏报，导致中国错过了治理性别比的时机。1992年调查第一次出现低生育率时，曾毅等主流人口学家在国际国内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出生漏报，国家计生委一直用他们的研究思路一次次将1.2到1.3的超低生育率篡改成1.8，从而一再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现在《公开信》已经30年，人口政策调整已经难以阻拦了，曾毅等人又以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出生堆积高峰”为由阻止停止计划生育，而是推荐他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可以说，曾毅是国家计生委最得力的理论保卫者，难怪获得中华人口奖。曾毅在国际国内权威期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是ISI公布的全球引用率高的“高影响力论文”学者之一，很多人对此非常迷信。其实现有的学术论文发表模式是建立在纸媒体的基础上的。但现在已经是电子媒体时代，学术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革命。美国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马克·泰勒（Mark C. Taylor）说："我的建议是期刊杂志已经完蛋了，我在多年前就已经不再阅读任何学术期刊了，也不再为它们投稿了。期刊杂志的唯一功能是给予在越来越小的圈子里撰写学术文章的人学术地位。如果观点才是最重要的话，我相信这是学术期刊的价值所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彻底改变观点交流的方式。"我几年前就看过曾毅教授的“二孩晚育软着陆”，当时就感叹：想不到中国人口学最高水平的学者竟然是这种水平！曾毅从2005年开始提出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这些年多次修改“完善”，题目也不断变化：2006年：《关于我国生育政策调整时机与方案的探讨》（http://guancha.gmw.cn/uploadfile/2006-9/19/20069191565513.PDF）2006年：《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http://www.usc.cuhk.edu.hk/webmanager/wkfiles/5678_1_paper.pdf2009年：《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战略与策略的探讨》（www.ccer.edu.cn/download/9713-1.pdf）2010年：《关于推动“二孩晚育软着陆”实现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虽然时间改变、题目改变，但主体内容都没有改，都是以2005年的那套预测为蓝本的，都认为依照他的二孩晚育软着陆，中国人口将在2038年达到14.81亿人口高峰；而继续现行政策，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达到14.05亿的高峰。其实曾毅的预测的关键依据全部是错误的：1、曾毅反对停止计划生育，是因为他担心会出现出生堆积高峰。但曾毅凭什么认为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很高的堆积高峰（他没有任何依据），这个高峰会达到1980年代后期和印度现在的出生人口？会比中国1963年还要高？曾毅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出生堆积高峰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连农民都知道一年有四季（生育高峰和低谷）之分，知道季节工（生育高峰期间解决很多人就业问题）的概念，但曾毅这种权威人口学家连农民都不如。曾毅也发表文章认为印度的前途比中国好，因为印度每年出生人口比中国多，但即便根据他的二孩晚育软着陆，中国每年出生人口还是远远比印度少；即便停止计划生育，每年出生人口仍然会比印度要少。曾毅等于是自己打自己耳光。2、曾毅认为2000年中国总人口为12.71亿。其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总人口只有12.4亿，即便后面凭空修正进去两千多万，也只有12.658亿，但不知曾毅凭什么认为2000年中国人口有12.71亿。别看这几千万人口的差距，以此进行长期预测，可谓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3、曾毅认为200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7，继续现行政策，到2012年总和生育率仍然还有1.61。但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全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33。曾毅的预测是建立在将近年出生人口虚夸近40%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中国生育率真有1.7，那么意味着存在出生漏报（包括女婴漏报），今后就不会有光棍问题。但非常滑稽的是，曾毅现在却摇身一变，以性别比失衡治理专家自居，认为“2020年可能有四五千万婚龄男子难以找到妻子”，建议用他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来治理性别比问题（《中国新生儿性别比失调 10年后5000万男人打光棍》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2942240.html）。曾毅的笔下有数千万漏报的女孩，交出来就可以解决数千万光棍问题了，还用得着费尽心血研究二孩晚育软着陆？曾毅是用自己的矛攻自己的盾，他的理论陷入了悖论之中：如果承认出生漏报（包括女婴漏报），那么生育率有1.7，性别比就不会有问题；如果认为2020年后有四五千万光棍，那么意味着当初就不存在女婴漏报和出生漏报，那么生育率只有1.3左右。4、曾毅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中国的政策生育率为1.47。我在《质疑计划生育的三个关键数据》（ http://www.cssm.gov.cn/view.php?id=26535）、《再质疑政策生育率》（http://guancha.gmw.cn/2010-10/09/content_1295969.htm）两次质疑了这两个核心数据。5、曾毅认为依照他的二孩晚育软着陆，生育率会一直稳定在2.0左右(2012年为2.05，2022年为2.01，2030年为1.98，2080年为1.85))，稍低于他认为的世代更替水平2.1，因此直到2038年之后才会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高峰将达到14.81亿。这是最为滑稽的预测了。首先，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在2.3以上（而不是2.1），即便生育率真的能够稳定在2.0左右，也不可能在2038年人口才开始负增长，人口总数也不可能达到14.81亿。其次，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并稳定在2.0。曾毅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预测的实现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以后的全国时期实际平均总和生育率与全国实行二孩政策地区2000年排除漏报后的实际总和生育率差不多。”曾毅这是在信口雌黄！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4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只有1.47，承德只有1.6。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并没有出现生育率反弹，“十五”时期，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湖北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放开二胎，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没有一个二孩试点地区的生育率稳定在2.0，但曾毅却硬是将二孩试点地区的生育率篡改成2.0以上。越南现在也是实行二孩政策（比曾毅的方案还要宽松），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但生育率只有1.8、1.9了。泰国、伊朗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在没有生育限制的情况下，生育率只有1.6左右，中国在有生育上限（二孩）的情况下，生育率竟然能够稳定在2.0？到2030年生育率还有1.98？韩国、台湾地区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年左右，但是现在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的情况下，在政策生育率无限大的情况下，在有人生12个孩子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只有1.0了。依照曾毅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政策生育率只有2.0，毫无生育多样性可言，而不孕、单身、丁克比例在不断攀升，生育率竟然能够稳定在2.0？如果这样的话，建议韩国、台湾取消鼓励生育的政策，采纳曾毅的二孩晚育政策，将生育率提升到2.0。6、曾毅认为2012年、2022年、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分别为47.4%、55.3%、61.7%。但国家发改委宣布中国2009年城市化率为46.6%，每年提高差不到1个百分点。城市化超过40%后，将出现加速阶段，现在中国就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化率将快速提高，到2022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55.3%？即便2022年中国城市化率真的只有55.3%，那么育龄年龄人口的城市化也远远超过60%，甚至接近65%（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城镇化率为43%，但20-44岁人口城市化比例为50%，20-34岁人口城市化比例为52%）。但是曾毅却说继续现行政策的话，2022年农村生育率为1.98（其实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农村生育率只有1.43了），城市为1.22，全国1.55，他是简单地将育龄人口城市化率与全国城市化率等同，这是缺乏起码的人口学常识。7、曾毅很多资料是引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是臭名昭著的。8、妇女在27岁之后生殖能力将开始下降，晚育增加出生缺陷率，曾毅的晚育政策人为降低国民素质。媒体称：“‘二孩晚育软着陆’是曾毅教授近年来花了大量心血阐释的一个政策建议。”心血估计是化了很多，但可惜的是仍然是一个错误的建议。曾毅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让人感到恶心。曾毅的手伸进妇女的体内，捏着妇女的输卵管，然后隔几年放一次手，让一些妇女有一个卵子能够通过，然后生二胎。还有什么比这“扯鸡巴蛋”的理论更变态的？中国今后面临的问题是人口萎缩，需要人口发展，而不是人口控制。但现代人口学的宗旨就是为了减少人口而不是为了人口发展。人口控制的学者和人口发展的学者就像刽子手和接生婆一样，性质完全不同。曾毅等人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炼炉里烧制的 “学术砖瓦”成品，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官员和高级专家，要他们的思维方式从人口控制向人口发展比登天还要难。比如曾毅在他在2009年的《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战略与策略的探讨》中说：“中国目前实行一孩或一孩半政策的多数地区的文化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比实行二孩政策的少数地区要高得多。因此，我们关于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下全国时期实际总和生育率以及人口总数峰值14.8亿，然后平缓下降的预测，是现实可行并留有余地的”。他本意还是希望减少人口的，只是希望平缓地减少。用曾毅的“二孩晚育软着陆”理论来指导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相当于是用屠夫理论指导养猪。 [责任编辑： 钟晓军 ]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