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献上文艺复兴以来最美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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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1 楼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一些思想家坚持用人的眼光来研究国家问题。反映这一思想的有马基雅维利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等。马基雅维利的国家观，完全抛弃了君权神授说，把国家从神学羁绊中解放出来。他反对国家屈从教会，国王屈从教皇。他虽然主张宗教在国家中应当占显要地位，但只把它当作社会联结的纽带。马基雅维利是西欧宣扬君主专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从市民资产阶级要求结束动乱；实现统一的愿望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君主专制的主张。他在《论李维》一书中，把国家的基本形式分为君主制和共和制两种。他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好的政体形式是共和制，但是要实现共和政体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当时的意大利，政治异常腐败，特别是分裂割据状态使他感到异常愤慨。在他看来，为了结束分裂，首先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政权。只有这种君主专制，才能使意大利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才能抑制封建贵族，也才能对付被统治者。他认为人类生性卑劣，反复无常，忘恩负义，唯利是图，而又怯懦、虚假、伪善、妒嫉，对别人满怀敌意；人的能力有限，但欲望无穷，因此，君主必须把统治建立在使人畏惧的暴力上。马基雅维利十分重视权术，主张政治和道德截然不同。君主为了实现其强有力的统治，可以不顾道德原则，一切手段在政治领域中都是可取的。他劝告君主“应该效法狐狸与狮子。因为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不能抵抗豺狼，因此一位君主，必须是狐狸，以便认出那些陷阱；同时又是狮子，以便使豺狼恐惧。”（《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集》，第79页）马基雅维利虽然宣扬君主应有绝对权力，但不赞成君主个人独裁，主张实现君主、贵族、平民三种势力彼此交互制约的分权思想。他虽然认为君主可以无所不为，但警告君主．“决不能侵犯别人的财产”。在他看来，人都是爱财如命的，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忘记父亲的亡故，却难以忘记遗产的丧失。这样，保护私有财产被他规定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这思想对后来的洛克、卢梭都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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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 楼                                  霍布斯是十七一一十八世纪流行的自然法和契约论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国家不是由神所给予，而是由人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国家是人的意志的产物。霍布斯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们处于自由放任的“自然状态”当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人享有同等的“自然权利”。“每一个人对每一样事物都有权利，甚至对彼此的身体也有权利。”（《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95页）而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支配人们行动的基本动力是“自我保存”。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存和利益，可以侵犯别人的利益，甚至不借牺牲他人的生命。反之，他人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存权利和幸福，也可侵犯你的权利乃致于你的生命。因此，在自然状态里，你争我夺，人对人象狼一样。这种互相为敌的战争状态，使任何人的生命和自由都得不到保障。人们为了保存自己，为了自由、和平，就必须摆脱野蛮的战争状态，于是人们情愿订立一个“社会契约”，大家都把“自然权利”转让出去。这种“权利的相互转让就是人们所谓契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96页）当大家都把自己的权利转让给契约的掌握者君主或一个会议时，人们便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于是就产生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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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3 楼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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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 楼                                  洛克所描绘的自然状态，不是霍布斯描绘的那种弱肉强食的状态，而是一个人人有自由、有平等、有自己财产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统治一切；人人既享有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又都遵从理性，遵守自然法。自然状态是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善意、互助和自由的状态。洛克认为人们在缔约成立政府时，并没有放弃一切自然权利，而是仍保留着生命、自由和财产等不可转让的权利，任何人无权侵犯；君主不是缔约的第三者，而是缔约的一方，他必须受契约的约束，有履行契约的义务。洛克认为，人民订立契约，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君主如果破坏契约就是暴君，人们有权反抗，甚至有权推翻它，再建立新的政府。（关于私有财产“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还认为，在政府与人民的争执中，“人民应该是裁判者”（洛克：《政府论))下篇，第149页）。他明确指出：“滥用职权并违反对他的委托而施强力于人民，这是与人民为敌，人民有权恢复立法机关，使它重新行使权力……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洛克：《政府论》下篇，第95页）他在这里反映出来的人民主权思想，对后来的卢梭有很大影响，并被美国《独立宣言》采纳。洛克抨击了君主专制主义。他说：“虽然有些人认为君主专制政体是世界上唯一的政体，其实是和公民社会不相调和的，因而它完全不可能是公民政府的一种形式。”（洛克：《政府论》下篇，第55页）他不赞成君主专制，也不主张共和制，而是主张建立一种既保留君主，又由民选的国会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他把这种政体看成社会契约所能产生的最好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君主只是被赋有法律权力的公仆。为了防止君主专制，他继承和发展了共和主义思想家哈灵顿的分权思想。哈灵顿认为，“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与选择”。“谁应该分”，“谁应该选”，必须由上、下两院分别掌管。他形象地比喻说：假如有两位姑娘共同接到一块没有分开的饼，两人都应分得一份。这时其中的一位对另一位说，你分吧，我来选，要不然我来分，你挑选。不管谁分，分得不均自己要吃亏，因此她就会分得很平均。这样，两人都享受了权利（这就是著名的分饼说）。洛克发展了这种分权与相互制约的学说，他把国家权力分为三个部分，即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三权分别由不同机关来掌握。立法权是三权中最高的权力、由民选的国会掌握，行政权和联盟权属于国王。分权制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种普遍形式。他的分权思想对孟德斯鸣的三权分立说有着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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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5 楼                                  =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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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 楼                                  孟德斯鸠十八世纪的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出现了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一批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启蒙思想家。不论是早期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还是后来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本身都具有非常的革命思想。他们提出平等的主张，反对等级特权，用人民主权反对君主专制。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高举理性的旗帜，用理性法庭审判一切。他们反对“君权神授”的神权政治，进一步发挥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等观点，提出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大陆学派和英美学系“平等”观念的差异）孟德斯鸠认为国家制度的多样性，是由一定历史环境决定的。作为近代地理学派的创始人，他夸大气候、土壤等因素的作用，认为地理环境直接影响到国家制度。炎热的气候似乎促进建立专制政体。而寒冷的气候则促进建立共和政体。不大的国家应该是共和政体，中等国家应该是君主政体，幅员广大的国家应该是专制政体。又说：“单独一人的统治最常见于土地肥沃的国度，而若干人的统治则见于不肥沃的国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4页）。孟德斯鸠还发展了洛克的分权原则，提出“以权力约束权力”（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的思想。在他看来，为了保证政治自由，就要实行分权；不分权，在专制政体中会造成暴政，在民主政体中也会发生暴乱，从而提出建立三权分立的国家政体。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据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都完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6页）为了保证政治自由，就要让三权既相分立，又相制约。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在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立》、法国1791年宪法和美国1787年宪法中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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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 楼                                  美国政治思想的两大来源1、受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影响2、新教教义的引导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在《加拉太书》3:21-26「因信称义」是指神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加拉太书》3:22)“称义”的方法：一个人得以称义是借着信耶稣基督，而不是靠遵行律法。与天主教制度的区别：“罗马教会的体系是一种神—人的管理体系，是由教会的管理来代表和实现的”，新教则是：个人被认为毋须通过教会的中介自然就是与上帝的关系中的另一方。（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第312-313页。）新教具体的证道途径：几个人就可约定证道，信徒人人皆可以做祭司，人与神的沟通，不必再经过神职人员，借着读《圣经》和祷告，信徒直接就可以从上帝领受呼召、教导和安慰。宗教生活的约定进一步就发展为时俗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的约定。